义和团为何以闹剧收尾？官方赋予权利全面反洋，但还是太“迷信”

清廷招抚义和团的“宣战”上谕一出，各地的义和团首领便陆续率众聚集到了天津。他们来到天津之后，借着清廷想利用全民势力灭洋的时机，取得了“合法”的斗争权力。在天津城陷之前，他们把这种权力于天津城内施展了极致。

一、官方赋予的权力

6月17日紫竹林开战之后，直隶总督裕禄以“外患虽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团民”为由公开招抚义和团，不仅对义和团实行优待，而且还提供粮食、武器等各种物资。有的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衙署索求供给。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底层身份而发迹的愿望得以实现。

张德成还在静海独流镇时，就有迎合之人孙六、周五奉他为仙师。张德成曾遍布传言，“广招党羽，四方匪徒大集，谓之万国来朝，设关征税，妄以帝制自居。”义和团进入天津后，首领们“往拜制台，进出皆开中门。”甚至有冒充义和团首领的匪徒，趁机率众“向裕制军索铜银十万两”后被裕禄和宋庆用计杀死。

直隶总督裕禄对张德成、曹福田“接以客礼，捐助甚厚，并送肩舆令出入乘坐”，对打着“黄莲圣母”旗号的林黑儿也“如仪跪参”。这些主要的首领们出入督署，凡“司道以下，皆屏风伺颜色，抵候惟谨，州县官途遇，直长跪道左，候舆过始敢平立，绝不稍一盼顾，”彼时街巷都传言义和团首领“与裕制台平起平坐”，遂在民众当中无人敢论义和团的是非。

清廷的招抚谕令颁布后，在天津的义和团气势大增。团民出队时大都持一对龙旗，上书“奉旨神团”或“奉天承运”。清廷冀幸于团民或许有可恃之处，对张德成、黄莲圣母等招抚嘉奖，并“开军械所以任乱民取携”，并悬赏以购洋人的首级，“斩获洋人男五十两，女四十两，小孩三十两。”1900年6月15日早上，天津义和团捣毁了官电局，《天津一月记》中描述当日的情形：

“十九日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闻团过，皆执香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称师父。亦有执香者，图遇道府县，皆叱令下典免冠，司道、府县、街弃，皆不敢冠带。”

天津当时的文人也记载了直隶总督裕禄请张德成当军师的事情，并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这样的说法似乎过于夸大其实，但也由此可见裕禄在招抚义和团上所花的功夫。然而城内也有团民战时并不与西人交锋，“终日乘轿往督抚司道衙门拜会，此来彼往，络绎于道。”到了6月16日，天津义和团纷纷往南门外驻扎，午后3点钟，他们砸毁了海关道署团民称因其所司为洋务。

总团还向总督裕禄索取马匹军械，以致军械所所

存军械被“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团中开始有了枪炮。“制军及各署有马者，皆为团前去，并向各富户索马鞍等物。”团民并要求“开狱释囚，于衙署设坛”，“县署所有囚禁之犯人，尽被释放，琴堂阐寂图圈一空。”这给当时天津的平民百姓触动很大，令民众对义和团望而生畏，心惊胆颤。

天津衙署使用各种招抚手段，发给义和团民诸多粮食。天津城失守后，“有人至各署搜寻文件，在制台署寻出天津府代统带义和团之王德成领上白面粉六百包印领一纸，并死伤义和团家属领取抚恤纸收据多纸。至义和团往见制台之名片、衔片，经多至百数。又有一票，系开列各义和团名姓、年貌、住址，以及各人所领之军火。”

当地较有名望的“候补公馆”，看到义和团日益壮大的声势，也供给义和团粮食。有的团民“登门索取食物，无敢不应。”此外衙署还给予义和团诸多特权，官员出入时前导改用义和团民护卫，“不复见仪仗矣。甚至还让义和团担任县城防卫，有记载称“团感裕帅赠军械马匹，派团百余名在辕护卫，并在各城门严查出入，有携带物件皆截留，惟先以银米赠坛，派团护送，则出城无碍。”

官府与义和团民往来频繁，对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官员也大加推升。“何乃莹于五月初在顺天府府尹任，迎合端刚之意，上折力言拳民宜抚不宜剿，因是端刚深喜之，立攫副都御史。”王培佑以曾“奏请发给拳匪口粮，为端刚所喜，得授顺天府尹。”

有的地方官员与义和团首领之间互相利用，各取其利，天津府知府沈家本也曾为保官而多次相助团民。当时的文人记载称“静海县令王某，与张德成成交，王谓张为神仙，张亦称王为好汉，王与张率万余人赴前敌，后为李鸿章奏参革职逃无踪，谭文焕借匪以取财，静海王令是借匪以取官。”

二、从掌控舆论到全面反“洋”

在天津活动的义和团为壮大自己的声势和地位，取得天津民众的信任，首先做的就是对城内的舆论进行控制。义和团的活动还未公开时，就采取匿名揭帖反洋教的方式，制造大量似真似假的传言，对洋教进行言论攻击，表明义和团的反洋教立场，这样也可以调动起民众对传教士及教民积聚已久的仇恨情绪。在另一方面，揭帖也是坛口之间互相联系、协同作战的联络工具。1900年的3月，天津通城就贴有匿名揭帖，声称定于3月31日起事，攻打外国租界，驱赶传教士，典型的如：

“着那稣教各教堂知悉，今限而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各教堂，均有本会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需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

以上是义和团在焚烧教堂之前发布的揭帖，矛头直指教会，意欲“先礼后兵”，将传教士、教徒赶出教堂但彼时杀害洋人的行动还比较少见，基本还只是威胁恐吓手段。天津县城内彼时还出现了有名的揭帖《神助拳》。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生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在破坏大轮船。大法国，人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这篇揭帖颇具文采，极有可能是加入义和团文场的文人或支持义和团的绅士所写。揭帖说明了义和团的兴起原因、宗教意识、斗争对象和手段，内容大多都是攻击教堂、洋人和教民而对于清政府则是扶持的态度，尚未出现反封建的言辞。揭帖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出现了“神助拳”的说法，义和团反感于教士不敬神佛、祖先，把天灾人祸的根源都算在教士教民头上，借助至高无上的“神助”进行反洋教活动。

义和团发布揭帖的同时，还利用团民沿街秘密或半公开地广散传言，宣传白莲教长期秘密传播的闰年“劫变”观念，并将“劫变”的根源指向津地长期作恶的传教士、教民。而在此之前，就早已流传很多关于教会的讹传，比如教士“将人以毒药制成千里眼及照像机，扒心熬油，以照金矿”且有“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等等。

彼时这些劫变观念和讹传就更加大范围流行，加深了民众排外、仇教情绪。传言也引发了全城的谣言大流行，真真假假的恐怖言论弥漫全城，居民普遍陷入了恐惧、焦虑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各种偶然或反常的事情都被迅速传言成是劫变前的预兆。“有乘人不觉割取发辫之谣有居民门首，忽被团匪于夜间画一红圈之谣”，忽又有说此红圈是血迹，“系教民所抹之血”，并称“门有血迹，义和拳法不上身”、“不过百日，即互相残杀。又有说“不过七日，即起火”，“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甚至还有诸如“教民向井中撒毒药”、“咸鱼身上冒蓝火”等等之类的恐怖信息。这样的恐怖信息流行甚广，各地人心惶惶，住在天津的外国人“均已携带军械，预备一切，人数亦颇不少，想可无惧。然华人之有身家者，则无不危惧，惶惑异常。”

到了5月份，津城内大多还是匿名揭帖，活动也较为隐秘，“保定、天津等处文武各官，因未得切实剿办之明文，数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6月21日“宣战”上谕发布后，清廷认可义和团为合法团体，并重新编制原有的组织。从中央到各省都派官员来统率义和团。颁布所谓“团规”，规定在庄王府注册的，称“真团”，而其它未注册或不听约束滋事的，是“伪团”，要予以取缔和镇压。有的地方义和团出现很晚，在地方官控制下才成为官办的义和团。

而不同于北京地区义和团在官方挂号登记的情况，天津义和团大部分保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不肯听从地方官吏或统率他们的大臣指挥，有的还以自己意志和地方官相抗衡，在津义和团“虽有大小头目，而肯报名造册，藉便稽覆者，不过十之四五。”清廷的招抚上谕一出，义和团的身份就得到了官方认同，在城内的声势也日益增大组织、活动也变得合法化和公开化。一时之间，天津城内到处都有署名的反洋教揭帖义和团民整日在街市焚烧教堂，与洋人和教民相仇。

对待天津城内的洋人和教民，无论平日是否欺压坑害民众，义和团一概表现出了极其贬斥或痛恨情绪。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子”称呼教民或结识洋人、有洋务交涉或使用外国物品的中国人为“二毛子”“其他三毛四毛等，则以其人所业者为等差。”有的团民还对“二毛子”、“三毛子”这样的称呼以年龄和通洋程度来划分以发泄对洋人教民的蔑视情绪。

“德宗，谓之一龙，礼王、庆王谓之二虎，百官谓之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有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有关者，谓之三毛子”，把外国人和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都改成他们认为的变化称呼，“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统，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娱蚁，机关车谓之铁车，电线谓之千里杆。”团民最憎恨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了就毁。对待使用者“必杀无赦。若纸终，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至极刑。”

他们平日里“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东洋车，亦用刀乱剁，由是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用红纸书太平车三字，贴在车尾，始得免。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恶也。”月日五月廿三，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就因为机器是洋制品，而被义和团抢掠一空并将居屋纵火焚烧。

此后各街市售卖洋货的店铺，都用红纸将招牌上有的“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如“洋货铺”则改为“广货铺”之类，以防团民焚掠。各家日常使用的物品，如洋灯钟表等类，也大都掩藏起来不敢使用。义和团本因与教民为仇，在津城设坛后，又将仇恨情绪“推及于各洋行，如萨宝实洋行新泰兴洋行，皆被抢。”北大狮子胡同的仁记洋行也被张德成等人抢掠一空。洋行之后继又推及各商铺“凡售洋货者皆抢之又推及各钱店因其曾与洋行交易也。

有一药铺资本甚丰，指其为教民所开，合街铺户出为缓颊仅抢掠财物，留其屋未焚。”凡读洋书的学生因平时穿着瘦小衣服，往往被团民认为是奸细，“挥刀乱刺”。曾有仓皇避乱的六名学生因身边随带铅笔和洋纸“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有的甚至出现“一家有一根火柴，而八口同戮”的情况，这样的杀戮有的仅是基于团民辨认教民的标准，然而这样的标准往往荒诞不经，毫无根据。

天后宫北教堂相邻的药铺，因被团民怀疑藏匿教民而拆毁了房屋他们还常常采取“焚香拜表”的方式，“凡不承认二毛子者，即为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以此来拦路审问官员及出入京津的路人。当他们判定曲店街怀庆会馆馆主朱健卿是否为奸细时，就以“焚香”作为判定的方法称“香火亮者即系好人否则即为奸细”然在当时各个香店“销卖甚多，故不待暴干，即行出售。”

朱某焚香时“香尚潮湿，其火不燃”即被指为奸细不肯释放。后经馆主之友在炉中将香烤干，燃香即大亮，才保求朱某释放。天津的平民多次在曹福田的据点吕祖堂下坡发现被处决的“洋人”尸首，“惨不可言”。天津官府往日的法度纪纲，彼时统统扫地而尽。趁乱而起的土匪也备上红腰红带冒充团民“沿河两岸，处处皆匪，以查拿奸细为名，每登舟搜索，遇有财物，即不免留难，甚至目为直眼，杀而取其资”。

静海县某人是天津洋行执业者，回里省亲时遇匪徒匪徒以为洋行中的人必定信奉天主教“围而捕之，将置于死地，家属邻居出为剖白匪等不准后经匪首省，确非教民命众使释，始行放回。”还有前天津四门千总裕升，全家在静海县被团民杀害只留妇女二人未杀，裕升因之前忙于在聂军门下同办剿匪事宜而得免其害，家中所有资财物件都遭抢掠文昌宫南某地方的崔姓夫妇，原本信奉耶稣教，后又改信奉回教“为团民杀害。”

三、对义和团的社会权力控制与丧失

1.神化力的宜扬

义和团对社会权力的控制很重要的方式是通过降神附体以强化和神化自身力量的宣扬。

“初祖曰尤世先师，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其扑灭之法不置，窃诣江右张真人求助，真人谢不应固请之，真人告以咨某洞之地仙、诉其志，地仙感其尽心为国，且悯其志之切，使其弟子十人助之，且授以金丹之秘法，此金丹者，服之则入水不溺、入火不毁、刀枪不能伤，此拳法者，熟习之则身不带寸铁、帷挥手动指即能破坚、能仆人。师受二法归乡里，渐纠同志成此义和团。”

上述引文是时人杜撰的神化义和团起源的言论团民将其广泛宣扬，以彰显义和团的神化权威。团民来源广泛大多数是乡野贫民他们相信“天命”具有神秘的支配力量。他们把民间流传的小说、戏曲及传说中所知的各种“怪力乱神”作为崇拜对象，并借用之来表演“降神附体”于是包罗万象的，’申”便在义和团运动中得到宣扬和利用。

表演降神之前还要有一定的宗教性仪式来选择是否适合授拳“受教”。练拳法时义和团的“老师”在地上先画一个圈让想要受教的人进入圈内先作三个揖，闭目站立“老师”俯耳念咒语，咒语各不相同有的是：

“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某等其名不一定，有猪八戒、孙悟空等名，随意呼之见枪弄枪，见刀弄刀，听我号令，即便施行。”

“老师”在念完此咒后观察欲受教的人如若有人翻身仆在地上，就同意授教，不然则就是不可教的人。有时也让欲受教者直立“老师”“以己之手摩彼之首，自两眼至前额此时亦有应手仆地者，不仆者，亦以为不可教而斥之。”其已确定为受教者就传授以以种种“坐作击刺”之法。

义和团成员经常在街市利用自身学成的气功、民间武术来表演“降神附体”传授武艺借机宣扬自己神化的权威和力量，称“降神者为神附其体乃自会武艺，不畏枪炮也。”义和团庞杂的多神主义信仰可见于团中所设的神牌有姜太公、诸葛亮、秦琼、张天师、关圣、太上老君、孔丘、周仓、孙行者、黄天霸、马武、穆桂英等等大多可归纳为儒、·佛、道、仙、鬼怪等民间戏曲、小说中的神话人物和传说中的历史演义人物。只要是大众耳熟能详、能助阵鼓舞士气的神不管是名医还是柳树精都在奉请之列。文献中记载了义和团表演降神时的场景

“其降神之法，乾门中者每一人，入坛即俯伏坛前，由所谓大师兄者为之焚符诵咒，名为请神。复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从口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即扬言曰‘神降矣’乃使其人起执刀棒，随意舞弄，此人即谓之得法。坎门请神，与此略同，帷使人跳跃，待其气喘，以为神降之志为稍异耳。”

这样的“降神”基本上是“大师兄”等人事先的暗中安排。然而降神过程中的神态、语言、气氛等等因素综合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奇迹式”的影响“请神附体后，神会给予人力量，这对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义和团对自身力量的神化式宣传催化了当时民众的盲从，天津地区“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九，不信者十之二。”

多数平民也抱着避祸求福和“随大流”的“从众”心理，“信匪者甚众，称其种种神奇，不可禅述，日夜焚香敬拜。”另外，天灾导致的“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和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义和团借着引人入胜的“降神”在津地的城乡营造出了巨大的舆论气氛。义和团取得了民众崇拜权威式的信任，也唤起了他们的回应和共鸣，进而可以呼令民众。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义和团本身装备落后，他们利用降神仪式，也只是为了鼓舞作战的勇气，“采用落后的精神武器来弥补物质武器上的不足，使之成为自己心理的有力支柱。”

关于义和团首领奇异力量的传言也在街头巷尾流行。义和团首领称自身有符咒共19字而天津各少年仅知3个字，如能知、字就能抵御7、8万人，而能知16字或17字就能拖到洋房，这样的说法让不明事理的人深信不疑团民“炫人以其术曰能避枪炮从来火器不能伤身……又炫人以其术，以刀祈皮肉而不伤如运气者之技。”⑦在这样的说法影响下民众也在传言义和团“不畏刀斧，能御枪炮”且具有神力能轻易取得联兵首级。

后来到津的义和团自称法术更大“凡焚人房屋但向东南作三揖口中念曰烧烧烧其屋既燃，”又有人云“法力大者不必作揖，仅仅在掌中写一个井字，加一个焚字，其房既燃。”团中还依据法术的强弱分成等级，以练功的“己成、未成分为上下二等。上等胸系八卦肚兜，腰围黄布，腿扎黄带下等则腰围红布，腿扎红带。”此外还有人称法术最强的“黑义和团”，其它各团“皆恭维之，逢人辄曰此最厉害。”种种情形都在当时的天津盛极一时。

2.团众成分的日益驳杂化

义和团在津城设坛之初对于这样的异端教派，民众中没有人敢去学团首往往就派出坛中二三人“伪为神降之状持刀出巡于附近各街居人之家见有童稚径入牵之家人与争匪即口作神语以此子有缘为辞家人以为神所命不敢违背迫不得已乃使入坛。”于是日聚日多而附近之青少年大多加入了义和团自招抚谕旨颁布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强迫民众入团。“在各村镇按户抽丁敛钱有不愿者合家性命不保小民不知其伪且见焚杀任意官未尝不能不信而附从。”

不过天津附近的乡镇村民立坛的热情还是挺高，但也有的村庄立坛比较困难。周家庄的薛文兰老人说“绅董起先不认义和团的坛口”，也有的村民使用胁迫手段逼迫村正允许立坛也有少数的村庄封建势力强大，一直未能建坛口。

后来天津民众愿意加入义和团的还要“先期报告次日往见大师兄以为可用即需每日往习。如不往谓之父母必受恶报。”此外还需要提供切实保人并向坛跪香立誓。入坛者还要遵守团中的戒规不饮茶、不茹荤、“勿贪财、勿好色、勿违父母命、勿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这样的戒规一方面袭用了佛、道教中的教条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服从于清政府的意向他们只是将斗争矛头指向“洋人”和“赃官”。

随着天津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城乡各个阶层的人出于各自的动机非反洋教目的纷纷参与其中陈官屯大师兄出身武举因受不了教民的欺侮入了义和团，这是在绅士群中比较常见然而在后期更多的出现了“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于是不经过通常的程序成立的“假团”、“伪团”纷纷出现。

其次各商铺为避免义和团勒索其财产而自发竖旗立坛或是直接混入义和团中仲芳氏就记载了当时“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有的地主还自己成立了文坛，有的甚至于借地方名望打入义和团组织内篡夺团首权力。杨柳青最大的地主石元士因高家村刘十九经常向他索取粮食、枪支遂买通了“一个卖青棵糕的姓李的人认他当大师兄到独流张德成处挂了旗号于是成立了义和团。”

在天津城最先立坛的三义庙坛主有文献称是天津官府的一个巡捕头叫王三他借着义和团的名号到处抢劫欺压百姓。还有王家口的大地主刘仓山在义和团势力兴盛阶段入了义和团取得了团内的领导权，并在天津陷后和瓦子头镇地主绅士参与了谋杀张德成的行动。除此之外也有的是为了保护奉教的家人而入团，“大药王庙西徐家冰窖东有王某其父母素奉教”王某担心父母遭害“而与其弟一同参加义和团以图掩饰。”

到了1900年6、7月份，义和团在天津声势最盛之时，其团众更是鱼龙混杂。土棍恶少、混混儿也趁机混入义和团的组织“分党称雄藐视法纪多有十二三龄童子即能与人角。河东、河北往往白昼持刀而行以人命为草营以敢死为能事，械斗之际，途无行人保甲委员，不敢弹压工局巡兵望而远避”加上各团之间存在排斥性“亦多互相仇视攻击者则此称彼为‘假团’彼亦称此为‘强盗’”义和团的组织一时间在天津就变得复杂起来。

文献中记载到这些“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抢劫无度，给社会法纪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大乱。假团的胡作非为也使得义和团在天津民众中的口碑急转而下不仅造成了民众和团民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而且使义和团在天津渐渐失去民心后期组织日益分崩瓦解。这样的事例多见于文献中，如在津城最先立坛的三义庙王某不仅没有专心抗洋，反而见战斗中团民伤亡众多，竟勒捐富户四千余两后“弃众挟资潜遁”有的“恶少”入团，为了私仇而诬告督署亲兵吴大固一家为天主教徒，领团“遂将一家尽杀”。

天津义和团的成员中，还有一部分是由聂士成的军队哗变后加入的。统领武卫前军的聂士成起先在保定至天津的铁路及落堡一带坚决剿匪，与团民多次交战，故团民与其结仇“见聂军弃勇即擒杀甚至文武员弃，亦有房屋被焚全家被害之事。”有的官兵请求聂士成与义和团开战忿然称“朝廷养兵所以诛乱落堡之战为朝廷之乱也。

今团独与我军为仇，弃勇委员出营即被杀，制军任其所为绝不禁阻尚有王法乎与其束手待毙，宁学团焚杀，既得银物，又得义民之称，朝廷及制军犹有赏赛，何乐不为”于是哗变五营，有的官兵效仿乱民沿途抢夺财物，军心动摇，以致聂士成后来遭朝廷大员参勃而被撤职。

3.扩展迷信式的控制

义和团在天津城内控制民众的手法多样，而且同其他民间秘密教派一样，有很多禁忌，如认为妇女不洁，会破法术，在公开活动及作战时都会严禁妇女在旁观看。焚烧教堂时如大火延及民居，就借称因有妇人外出“效破其术”。平日有妇女坐轿出门，果轿子没有遮盖红布，即被团民将轿剁碎还有妇女在街行走被团民将头面剁破的事例，于是各家妇女“皆相戒不敢出。”

义和团准备作战时就发布各种针对妇女的荒唐指令，如凡铺户居民家有妇女的，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在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且广传歌谣“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

6月14日焚烧了仓门口等处的三座教堂之后，团民又传令各家“白斋三月”，每晚妇女不许出屋，也不可向院中泼秽水恐其冲犯神仙。妇女若要坐轿出门，必须在轿前蒙红布一方，从轿顶遮住轿帘，不然恐其冲破神拳法术，并传令各家用黄纸殊书‘快马神骑八卦来急’贴门旁。”

开仗之时，时津地天气多东南风，联军方位在东南，“我军逆风，不能开目”，义和团就沿街呼令铺户居民焚香求西北风，且要夜夜焚香，不许间断，“每上香叩首三百六十个，桌中供清水五碗，馒头五个，不许撤，不许妇女执香行礼，恐破其术。”各团的首领在津城内都是划地管辖，团与团之间“头目互相拜会，甚形忙碌”。

团民在城内“昼则巡街，遇教民即诛，夜则巡更，遇形迹可疑者，指为奸细即杀之，于是仇杀蜂起，居民无宁日矣。”团所管辖的地方，皆须听其号令，“团中重烧香，除坛中自烧者外，复勒逼附近居民家家烧之，城中香店之香，为之顿绝”又令各家门悬红旗，上书“义和团大德全胜，又令各家晚间皆悬红灯以迎红灯照，平民没有敢不遵守的。

立团之始，成分较为单纯，对民众少有扰掠，但不久就“令每家备面饼五张，又令有力者施送米面”，“逐日食物，皆责之铺民号为得胜饼”，且必须“诚心诚意，不敢稍裘，甚至有家无隔宿之粮，而亦虔诚备办者，为求福也。”

各个团坛中的大饼都堆积如山。团民又令富户捐献银米，“遵者不入其门，违则合家不保。”商民为保商铺安全“暗奉银米”。义和团在天津烧教堂之前，传令沿街居民做各种各样的迷信仪式准备，意欲束激民众的心理认同。如在6月11、12、13日团民令津城各家用红纸蒙严烟囱，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夜间三更时在庭院中向东南方向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之礼。据称“如起黑风时，即将馒首吃一口，将凉水饮一口，可免灾难。

”一时间各蒸食铺店的馒头销卖甚多，价也比寻常加倍此外，团民还传令各家在晚间用竹竿高挑一个红灯，并插一小红旗，称作“得胜旗”。从此每到夜晚，家家高挂红灯，香烟不断，“各处香店，为之一空，独称利市。”各家都处于畏惧、从众心理，都照例遵守。团民称焚教堂及教民住处绝不延及无辜，然而第一次火烧津城教堂时，就已殃及四邻，于是就对民众以邻家妇人污秽败法为托辞。至6月14日，天津城内所有天主教堂及其他教堂，大半尽遭义和团焚烧。

到了五月底义和团与联军频繁接战时，这样的迷信传令就更多了。团民首先令各家焚香，“家家香火为之一盛”，在6月27日，曹、张又忽传令把“六月初一”改为“八月初一”，称不出三日必破紫竹林租界，驱逐洋人出海口，于是各铺户居民，皆认为是八月，质库出票亦署八月，敢言六月者。”

7月6日联军从马家口入侵，团民就传令人人喊嚷红姑高起，并将大拇指与中指掐住，名为“掐诀”，又传令各家妇女磕头“或三十六数，或三百三十三数。”作战至晚上，就有人喊嚷令各家烧香磕头，在香炉底下画十字，不久又称“香炉下别画十字”，称之前是奸细所传。炮声停息，就嚷传是义和团的闭炮神功止住了炮火。

攻打紫竹林租界时，团民传令居民将烟囱上盖上红纸，次日又令居民不断烧香且向东南时时磕头，且不令妇女出门，也不准在窗权内向外窥看，甚至还有让“每家均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的荒唐命令。诸如此类的呼令整日充斥在当时炮火硝烟的战事之中，导致人心大乱。

义和团单纯以“神术”作为宣扬权威的工具，平日只教人“上法”、“卸法”，欲使团民仗胆而不畏枪炮然而他们不讲究作战策略，各坛之间“互相猜忌”作战时在联军的炮火面前稍败即溃，伤亡众多。

神术、预言一旦不灵，团首老师在团民中就会很快失去信任，组织也随之产生瓦解加以义和团后期成分庞杂不一，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义和团利用神术来鼓动民众甚至强迫民人入坛，而战时神术失灵，死伤众多，义和团的权威就极容易遭到民众的怀疑。义和团的社会控制权力，随着天津战争的结束，就立即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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