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吉林小伙宋学文捡到一枚“钥匙扣”，随后失去双腿和左臂

1994年的秋天，宋学文像其他所有年轻人一样，开始参与工作，他的单位是吉林某个建设公司。

才19岁的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每天上班都干劲满满，很快就得到了提拔；他在工作之余也热爱写作，写的散文还曾经获过奖；平时身体也很棒，每次运动会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1996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微微下了点雪，大家像往常一样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宋学文也起了个大早，收拾好，精神抖擞地走在了上班路上。

忽然，他看到地上稀碎的皑皑薄雪中，似乎闪着金属的光泽。

一向眼尖又热心的宋学文马上过去，不顾寒冷，拨开雪，把这枚不足手指长的小金属捡了起来。

“这是谁的钥匙扣？谁丢了钥匙扣啊？”宋学文见积雪还不厚，想失主或许还没走远，扯着嗓子喊道。

然而，路过的大家都行色匆匆，只是对他摇摇头摆摆手，示意不是自己。

宋学文拿着它仔细打量一番，用袖子擦了擦这枚银白色的“钥匙扣”，不算旧，还能用呢！

他为失主感到一阵惋惜，想着毕竟丢在自己工作的厂附近，或许是同事丢的，不如带到单位去再问问。

这么想着，宋学文就将钥匙扣揣进了自己的右边裤子口袋，继续走去上班了。

宋学文上班可能是太过认真，渐渐忘了自己裤子口袋里还有这枚“钥匙扣”，一个多小时倏忽而逝，他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觉。

七点半上班时捡到了金属链，九点时，宋学文站着忽然感到一阵头晕。

同事看他不舒服，忙问他要不要坐着休息会儿，他想着还能坚持，便继续站在了岗位上。

然而，十分钟之后，症状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更是来势汹汹了。

宋学文支持不住，去厕所呕吐了一阵，一边回想着是不是自己早饭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因为身体实在不适，他请了半天假，决定回家休息，想着症状更强就去医院看看。

没想到呕吐恶心的感觉一阵阵袭来，还伴着剧烈的头痛，宋学文身体不适的同时感到一阵害怕。

午饭也没吃到宋学文昏昏沉沉过了大半天，在下午时，他甚至有些神志不清了，赶紧拜托同事帮自己打电话给单位。

下午五点，宋学文本以为会是同事来探望，没想到来到他家的是单位领导。

领导神色凝重地问他：“你是不是捡到了一枚白色的金属链子？”

宋学文很讶异，马上回答是的，并说在自己的外裤口袋里，捡到之后已经放了半天。

“那是什么？难道是那个钥匙链让我这么难受？”

领导沉吟片刻，让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先出去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对宋学文解释道：“那不是一枚钥匙链，其实是带有核辐射的。白色链子上有一枚火柴头大小的物体，就是放射性物质铱-192。”

宋学文那时已经发起了高烧，四肢百骸都没有力气，也听得云里雾里，心里却燃起了希望：或许知道病因，就能很快好转了吧！

但领导却乐观不起来，他知道之所以这么危险的放射源会被宋学文这个连铱是什么东西都不太清楚的普通员工捡到，其实是因为在施工现场用到，然而操作人员却太过粗心、又违反了操作程序，导致其脱落并遗失。

当时在中国，放射性元素的应用不算广泛，而知道它究竟会给人体带来什么损伤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

当时连领导都没有完全确定，只说：“可能你的这些症状都是它导致的。”

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到他们将宋学文送到医院，并观察了一小段时间——当地的医生根本没有听说过此类病情，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只能做一些无关痛痒的治疗，比如像普通发烧一样挂水，防止脱水，补充电解质。

然而，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宋学文的病情继续恶化，很快陷入了昏迷。

一天多之后，医院紧急将他送往北京——那里有全国唯一一家知道如何处理放射病的医院：北京307医院。

此时，宋学文的右腿——就是当时紧贴着他放了金属链子的那条腿——已经长满了骇人的水泡，而且肿得看不出形状，有原来的两倍粗。

腿不能移动不能触碰，并且时时给宋学文钻心的疼痛。

他的左腿、双手其实也肿着，只是相比而言情况好些，还可以移动。

医生马上给他抽血检测，发现宋学文接受的辐射剂量打到了2.9Gy，是正常最高指标0.5Gy的六倍。而右腿的最大吸收量达到了3738Gy，从没有人达到过这个数字，一时医生们也都忧心忡忡，让他做好最坏的准备。

没几天，他的右腿已经病变到不能留下的程度，医生们在告知他之后，截去了他的右腿。

接下来的三年，宋学文都没有机会离开北京307医院，他处于暗无天日的混沌的头晕呕吐中，伴随着肢体的钝痛，和已经失去的幻痛。

三年里，他接受了七次大手术和无数次小手术，因为身体各种部位都在不断病变，在截断右腿后，左腿、左手前臂、右手的四根手指都被截去。

在事故之前，宋学文就不胖，是个109斤但是身体不错的小伙子。三年后，在病魔的摧残下，他只剩下了五十多斤，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他的心理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要是那天走快些，没有看到雪地里闪着的那金属光泽，要是自己看到却没那么热心，只是将它留在原地；要是自己在工作时想了起来，问了问知道的同事……

但这所有的“要是”都没有发生，他本来平凡却幸福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

他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班、结婚、生子，为柴米油盐操心，现在的他只能躺在病床和坐在轮椅上，连自己上厕所都无法顺利完成，自己吃饭都成为了奢望。

本应快乐度过最鲜活的三年青春，他却成为了残疾人，完全错过了。

这一切让他怎能不郁郁寡欢？

终于，宋学文的病情暂时稳定了下来，在1998年夏季结束的时候，他启程回到了故乡吉林。

阔别三年的故乡对他来说，却并不是精神上的安居之所。从火车上开始，他就感到别人对他残肢投来的目光怜悯中带着异样，让他如坐针毡。回家之后，别人的过度关注或歧视都都会让他再一次重温痛苦。

因为是受了工伤，所以单位给了他一间宿舍，大约十平米，每个月也给他八百多元钱供他生活起居所用。

在1998年，这个数字维持基本生活已经很不错，但他的心里却仍有难平之意——终日无所事事，这种无力感几乎让他发疯。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紧闭门窗，把窗帘死死拉上，不愿听到窗外的笑语，也不愿看到阳光下健步如飞的别人。

他自怨自艾，但是，事情还是有了转机。

宋学文的父母省吃俭用，给他装了一部电话。

在1998年的冬天，圣诞节的早晨飘着鹅毛似的雪花，宋学文本来已经准备好结束自己的生命，却百无聊赖地想：“不如，随便拨个号码，要是有人接听，就不去死了吧。”

没想到，他的电话拨通后，那边很快就接听了：“您好？您是？”

是个年轻女孩，声音甜美。

在宋学文的生活中，这就像一束明丽的阳光，一下子驱散了阴霾。

他愣了一瞬间，然后马上反应了过来，有些落寞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没有人祝我生日快乐。”

女孩很礼貌地说：“那我祝你生日快乐吧！”

宋学文与女孩聊了一会天，惊讶地得知女孩的名字就叫杨光。她就好像是作为阳光，在今天特意来拯救他一样。

感到二人非常投缘，纠结片刻后告诉她：“其实，我刚刚没有说，我还是一个残疾人。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杨光毫不犹豫地说：“残疾人就更要好好生活了。我当然不会看不起残疾人。你要是有坚定的意志力，我反而会更钦佩你。”

宋学文听了，暗下决心要好好生活。能从这场灾难中捡回一条命已经很不容易了，或许自己命不该绝，他不再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

1999年1月，二人第一次见面。

见面之前，宋学文害怕自己会吓跑杨光，反复强调说自己残疾是失去了双腿和左手手臂，甚至有些畏惧见面。

但杨光还是带着一束花来了，见到宋学文，她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心疼地几乎流下了眼泪。

宋学文见状，更加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善良的女孩。

杨光的家人知道了他们的感情，也没有多加阻拦。杨光的妈妈很开明，也相信女儿，对她说：“跟着你内心的声音，想清楚了就去吧。”

1999年春天，杨光陪着宋学文重新到北京进行复查。

这半年来，他的身体情况较为稳定，因为有了杨光的陪伴，他的心理状态也好了许多，这无疑有助于他身体的康复。

2000年1月，宋学文在杨光的鼓励下将原单位告上了法庭；10个月之后，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宋学文能拿到48万元的赔偿金。

杨光在其中奔走，迅速地帮宋学文还清了律师费用、欠下的医疗费用，又推着宋学文的轮椅来到了武汉的假肢厂，她做主给宋学文买了最好的假肢。

然而只有两假肢也没法站起来，宋学文又经历了艰苦的磨合，每次断肢处都要再经历一次次难耐的疼痛，但他安慰心疼着自己的杨光说并不疼。

在妻子的鼓励下不断努力，终于尝试着再一次站了起来。

距离他上一次站起来，已经过去了5年。

他从未想过这5年会如此度过，但他咬牙过来了，而且生活在慢慢变好。

他第一次能够站着平时爱人的眼睛，二人激动的泪水都夺眶而出，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知道，未来风雨同舟，也能走下去。

2001，已经能借助假肢努力行走的宋学文他得到了一台电脑，他开始用右手仅剩的手指打字。

他想起自己也曾有一个尘封多年的文学梦。

既然最不想谈起的就是自己的残疾，那就要直面它，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写下来，不吐不快。而且，他觉得能够邂逅杨光也像个美丽的幻梦，他有着无穷的思绪想写下来。

写作是艰苦的，他不像常人能够用两只手十根手指打字，只能用一根手指戳着键盘，但是一旦文思泉涌，他也会在电脑前呆整整一个下午。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时，宋学文就这样用一根手指敲出了一部超过三十六万字的小说，《生死链》。小说以他自己为原型，带着浓浓的纪实性质，书里他和杨光的故事更是感人肺腑。

2003年8月，书就写完了。但宋学文多方寻找出版社，却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出版这部读来字字泣血的书，直到他想起2001年，曾经被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张越采访过。

宋学文又拨通了张越的电话，张越对他只用一根手指写出这本书感到讶异不已，马上表示愿意鼎力相助，联系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方读了稿子表示了惊叹，只提了几个小意见删去部分段落，就表示可以出版了。

2004年，小说《生死链》出版发行。

小说付印，8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引起了很大反响。宋学文自己拿到了样书，反复抚摸着书页，他努力用手指勾着写下了自己和杨光的名字，说：“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

宋学文知道因为受过核辐射，自己可能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就安慰杨光说，这本书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是他们的孩子。

2006年秋高气爽之际，二人终于举行了期待已久的婚礼。

婚礼当天，宋学文勉力站起来对着杨光深情地说：“我爱你。”同时背后的气球腾空而起，写着“杨光，我爱你。”

这时候任何一句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两人虽是新婚，却已经相濡以沫多年，此间默契，无需多言。

2008年，宋学文发现自己故乡的孩子们根本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北京都举办奥运会了，在吉林的小村庄一些家长干农活时竟然还是把孩子拴在旁边，他感到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和杨光商量后，夫妻二人在老家的村子里开办了一家幼儿园。

因为二人手头也比较拮据，最开始是贷款开班的，杨光当园长，宋学文也颇为关心，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虽然可能自己没法有孩子，但二人看着幼儿园里的孩子们露出可爱的笑脸，也感觉生活平凡而美好。

三年很快过去了，2011年，一位华裔导演找到宋学文，说想要拍摄一部电影。

为了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导演直接在宋学文的老家住下了，对他进行了几个月的采访和观察，并最后决定由他自己担任男主角。

电影中，宋学文走出阴影，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勇敢地拥抱苦难。

因为，他的心中有爱，爱战胜了恨。

4年之后的2015年，杨光查出怀孕，二人惊喜万分，同时也很谨慎地在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生怕核辐射会给孩子带来不利的影响。

万幸的是，从怀孕到出生，都母子平安。

本以为生活就要步入正轨了，孩子出生二人满心欢喜，不到一年后，宋学文的病情却又恶化了。

2017年，他的病越来越重，核辐射带来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记忆消退、糖尿病……

宋学文说：“我不怕死，这么多年，早就和死亡做了老朋友。但不能有两只手拥抱妻子和孩子，越来越看不清我最爱的两个人，甚至以后会慢慢遗忘他们……这些才是我受不了的。”

他太害怕自己随时离去，让妻子独自承受生活的苦痛，让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

宋学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用力地活下去。

他也想办法多赚一些钱，为支撑这个家庭，他在2018年开了网店，赚钱的同时也想让全国人都知道故乡东北的大米。

销售客服、物流……他处处操心，很是辛苦。

2019年的春天，宋学文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回到北京治疗后，医生努力想留住他，却还是没能从死神手中夺回他的生命。

2019年4月23日，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爱他的妻儿。

宋学文是中国第一个受到核辐射伤害如此严重的普通人，这场飞来横祸，以不可逆转之势改变了他的人生。

如果不是杨光，不是他有着超人的毅力，他不可能坚持这24年，把人生扳回正轨。

而他在遭遇苦难后，接受采访、写作、拍摄电影、办幼儿园鼓励教育，都让更多人知道了核辐射，也了解了核辐射的危害。

当年工厂的错误，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再也不要被重复。

其实类似的事故也发生过好几次，在2014年的哈尔滨、南京……全国使用放射源的单位越来越多，核能作为一种高科技又高效的能源，在大众还没察觉时就已经占领了很大的市场，有时却因为监管不力、大众知识不足，给所有人带来了隐患。

在赞美宋学文毅力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对科技使用的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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