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毛主席审核接见干部的新闻稿,发现不对,说道:还有余秋里
1968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接见中央和地方干部,工作人员为此精心准备了一份新闻稿,预计在全国进行播报。在这份稿件中,余秋里的名字没有被写上。
稿件不久后被交给主席审核,主席看了片刻,发现不对,说道:“还有余秋里!”
这位余秋里是谁?他究竟有何本领?毛主席又为何对他印象如此深刻,能一眼发现少了他呢?
余秋里
余秋里出生于1914年11月15日,父母都只是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县的普通农民。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余秋里从小就有抗战救国的梦想,于是,他在15岁时,便加入了红军赤卫队。
在红军部队中,余秋里表现得格外勇猛,每次作战,他总是一马当先地冲在前列,正因为如此,他比常人更能博得上级的厚爱。此后岁月中,他历任分队长、中队长、随营军事队政治指导员等职位,颇得中央重视。
1934年8月,余秋里接受指令,跟随任弼(bì)时、王震、肖克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向着黔(qián)东苏区进行转移。一路上,他们跨越河流,冲出险地,终于挺进了贵州。不幸的是,在10月7日,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抵达石阡县境内的甘溪街后,却遭到敌人的袭击。桂军第十九师向着我军发动攻势,在那危机时刻,先头部队战士们团结一心,无畏艰险,奋力抵抗,这才得以幸免。
眼见进攻没能奏效,敌军将领立刻指挥部队兵分两路,朝着甘溪以西的龙骨屯以及泥东坳迂回作战,试图侧面袭击我军正在运动中的主力部队。紧要关头,军团指挥官命令余秋里所在的随营学校占领龙骨屯以及老车土高地,在此处反击敌人。
我军部队刚刚走入龙骨屯阵地,后方敌人就立刻沿着山坡追赶了过来,余秋里发现敌人身影,迅速对着战士们大喊:“同志们!注意隐蔽,听我口令行事。靠近开枪!”
就在敌人距我军阵地仅有30米时,余秋里发出指示“打!”,一瞬间,枪炮,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在这种勇猛攻势下,敌人很快便被打得晕头转向,连连后退。
没过多久,恢复过来的敌军再度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准备得更充足,人数也更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余秋里依旧保持着镇定,他沉声同大家说道:“只要人在,阵地就得在!我们一定要完成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同志们注意节约子弹,瞄准最前列的敌人开枪!”
敌人一步步逼近,25米,20米,15米……“开枪!”随着余秋里一声令下,冲在前列的敌军纷纷倒下,敌军后续部队不够勇猛,眼见先头战友落得这副惨状,吓得统统抱头鼠窜。
然而敌军将领却仍不死心,正当余秋里指示所属中队利用战斗间隙,赶紧救助伤员、修整工事、清算所剩不多的弹药时,敌将已经再次集结好进攻部队,预备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我军首长得知情况后,指示第五十团接替随营学校进行抗击任务,并命令余秋里等人继续随部队转移。
转移途中,我军再次受到敌人重兵围攻,部队一度被分割成三段,并遭受到了自离开湘赣根据地以来最大的损失!
为保存革命力量,军团指挥官决定建立政治保卫队,余秋里被任命为保卫队长,负责保护中央代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同志的安全。余秋里明白任弼时对我军的重要性,因此,即便是临危受命,他也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勤勤恳恳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任弼时当时劳累过度,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抬着往前走。余秋里看到后,十分心疼,途经颠簸路段时,他总会根据不同地形地貌,调整抬担架人员的身高,保证任弼时能一直保持平稳的位置。
因为他的用心,警卫工作完成得极其出色,任弼时也很感激他的照顾,任务结束时,首长将自己身上的手枪拿出来,亲自交给了他,并嘱咐他往后一定要勇猛作战。
任弼时
此后的行军途中,红六军团全体战士们爆发出极为惊人的毅力。仅用了10多天的时间,战士们便成功冲出重围,在这一年的10月24日顺利抵达黔东苏区,和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会和。一段时间的休整后,红三军改编为红二军团。紧接着,贺龙、任弼时带领红二军以及红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6年3月,红二以及红六兵团于广德关南下,途中,我军再次受到敌人“围剿”。
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人率领三个纵队在后面对我军穷追不舍,正当这时,前线工作人员传来消息,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将在川、滇(diān)大军的协助下,对我军实施拦截任务,我军形势不容乐观!
3月12日,红军部队挺进赫章的得章坝,大战一触即发。对于此事,余秋里在1984年接受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经表示:“当年我们没有抵达章坝之前,便从俘虏口中探知到,敌人万耀煌纵队将于赫章出发,向镇雄城行军,企图先行占据有利地形,阻止我军朝南方进发。经过讨论,我军决定在得章坝附近的山上设下埋伏,突袭敌军。”
“战斗打响后,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以及关向应副政委便向我当时所属的十八团下达了一条死命令,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定堵截敌人,与阵地共存亡!”
“早上八点,我便带领部队冲上去,缴获了一支德国制造的20响驳壳枪,到九点就负了伤。我让卫生员简单给包扎一下,继续指示作战。战斗越演越烈,到了十点,敌人用机关枪向我们射来,我的左臂因此受了重伤。我转头一看,好家伙,骨头都给他们打出来了,神经也被打断了。工作人员急忙给我包扎。当时所谓的包扎,也只是把胳膊包起来,和上身捆在一起。然后接着指挥作战,我们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完成转移。”
余秋里
在《红二方面军战史》这本书中,也有记载相关事迹的文章:
“这场战役中,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余秋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该团团长成本新(后改名为成钧),左臂负重伤(后来截肢)。”
然而,余秋里似乎不认为这是件值得宣传的事情,在多次谈话以及回忆中,从未告诉过别人自己受伤是为了掩护队友,只是说自己负过伤。直到1996年《余秋里回忆录》出现后,他才首次自己谈到此事。从这些事迹我们也能充分看出,余秋里将军的高尚品格。
由于余秋里受伤的时机实在太不凑巧,军队中没有能够为他医治的条件以及机会,再加上后续追兵一直在不断袭来,余秋里也只能忍着伤痛继续行军。
恶劣的条件让他的伤势不断恶化,等到部队可以暂时休整后,卫生员扒开他身上的纱布一看,发现他的伤口处长满了蛆虫,左手已经干枯并且发黑,神经全部坏死,左臂出现红肿现象。卫生院同志们多次研究后,认为依照目前状况来看,他的左手已经保不住了,同时,为了防止身体继续感染,建议他同意将左臂切除掉。
为此,卫生部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给贺龙以及任弼时写了一份报告。
两位将领看着手中报告,皱眉良久,那么一个良将,就这样失去一条手臂未免太过可惜。不久后,贺龙亲自来到卫生部,仔细了解余秋里的病情,并向他们询问,做这个手术有什么好处,不做又有什么坏处。
贺龙
卫生部的同志们告诉他:“手是保不住了,做了,痛苦会少一些;不做,以后身体感染了,会造成发烧现象,身体虚弱的人,根本抵抗不住,之后想做就来不及了。”
贺龙同志又问:“做这个手术有几成把握?”
卫生院同志回答:“这样的手术,我们之前也做过几次,也有做了之后牺牲的同志,但余秋里的手术,做了后不会产生危险。”
知道这些事情后,贺龙又专门找到余秋里,让他来做这个决定。余秋里不忍心看诸位将领如此为难,便坚定地同意将左臂锯掉。如此,等余秋里再次醒来后,他便成为了一位“独臂将军”,这一年,他才22岁。
年少便因故失去了自己的手臂,如果换做常人,或许会深陷自怨自艾的漩(xuán)涡,但余秋里却不会。革命正处于艰难时刻,他哪来的时间痛苦呢?为了人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就算满身是伤,他也会无怨无悔地再度投入工作中。
1938年1月,余秋里随部抵达河北中部地区,在这里,贺龙指示部下用三个连队组成一支新的支队——独立第三支队,余秋里被任命为支队的政委,指挥部队加入战斗。
次年5月,贺炳炎将军于抗大毕业,并被调到第三支队担任司令员,值得一提的是,贺炳炎在长征途中截断过右臂。
贺炳炎
两人相见时,贺炳炎将军对余秋里伸出左手,余秋里伸出右手来与他握手,一对空荡荡的袖管迎风飘动,见状,两位优秀的将领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就连旁观者见此场景都有些忍俊不禁。
或许是相同的遭遇让他们格外契合,相逢之后,贺炳炎和余秋里一同带领三支队前往前线,通过游击的作战方式,突袭来往日军。
在这期间,两人还收编了许多地方武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参军,整个部队不断壮大。据资料显示,三支队起初只有300号人左右,贺炳炎和余秋里任职之后,这支部队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扩充成了一支拥有5000多名将士的冀中地区有名的抗日队伍。就连贺龙都曾对人夸赞道:“贺炳炎和余秋里都只剩下一只胳膊,刚刚来冀中时,部队根本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东搞搞,西搞搞,硬是搞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
除了作战能力强大,在处理政治工作方面,余秋里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国共抗战打响之后,我军部队补充了大量国民党俘虏兵,有些连队俘虏兵的人数,甚至占了全连的9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这些俘虏兵,让他们真正成为我军的一份子,心甘情愿加入战斗,成为了各个部队将领需要解决的一个巨大难点。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三五八旅一四团二营开展了国共两军对比教育,团里也及时推行了这个方法,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时任三五八旅旅长的余秋里听闻后,立刻拍板,决定全旅冬季整训,使用诉苦以及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思想)的方式,凝聚全体官兵的心。为得到更好的效果,余秋里还会亲自带领巡回诉苦团,到各个团中进行诉苦。没过多久,全旅的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
看到明显效果后,西北野战军对三五八旅的做法以及余秋里那深入实际的办事作风,给予了充分的表扬和肯定,并号召全体将士向他们学习,让他给各个将领介绍、总结相关经验。
1948年1月,毛主席在米脂县杨家沟亲自接见了余秋里,询问“诉苦三查”的详细情况。余秋里在窑洞中向毛主席滔滔不解讲了三个小时,毛主席也没有厌倦。
听余秋里讲完后,毛主席鼓着掌说道:“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开始,就想找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办法,你们这个‘诉苦三查’,正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之后发表的《评西北大捷兼论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毛主席再次高度赞扬了“诉苦三查”活动。
同月,西北野战军召开了一场前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中,彭德怀也对余秋里的行为给予了表扬:“一纵三五八旅余秋里同志,能深入群众当中,反映人民意见,解决实际难题,在诉苦活动中起带头作用,工作生动,成绩卓越。”
值得一提的是,那场会议的与会者大多都是军级以上的干部,例如一纵廖汉生、二纵王恩茂,只有余秋里是师级干部。对此,杨秀山将军曾经说道:“彭总司令从不轻易表扬一位将领,要让他说一个人做得不错,部队搞得好,这很不容易。”
某次干部会议上,任弼时也表彰了余秋里:“余秋里,如今你已经是个大知识分子了。”余秋里忙辩解:“任政委,我就是个大老粗,不折不扣的大老粗!”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逗笑。
余秋里(中间)
成都解放后,进驻川西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有十几万人,向我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更是将近20万人,这么多人齐聚一堂,如何解决粮食供应,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
贺龙对余秋里的本事十分信任,于是决定把他派去解决这个难题。当时川西地区土匪猖獗,与当地地主串通一气,经常外出为非作歹。为保护将军安全,贺龙问道:“带一个连去够不够?”
令他没想到的是,余秋里竟自信地回复道:“我一个班都不带,给我辆吉普车,再给我派两个警卫员就行。”
贺龙对此有些忧心,但在余秋里的强烈要求下,他还是同意了这件事情。
不久后,余秋里轻装上阵,带着两个警卫员就出发了,与其他人避之不及不同的是,将军专门住大地主家,他甚至还会事先通知那些人:“我们如今就住在你家,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拿你是问!”
当地地主都对被这种行径折磨得苦不堪言,驻军地有那么多大军在,他们也不敢偷偷向土匪打报告,只能依照余秋里的话,既要捐粮,又要保护他。正因为如此,余秋里虽身处虎穴,却也一直毫发无伤。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就征得上百万斤粮食。
贺龙为之大喜,立刻命令余秋里在成都人民代表大会上,分享自己的征粮经验以及思路。据说,王愿坚的著作《粮食的故事》原型就是这件事。
经过这些案例,党中央对余秋里越来越重视,同时,毛主席也对他有印象,认为他是位有能力,且富有闯劲的年轻干部。
1958年,毛主席认为需要调整一下关键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而石油部便是其中之一。石油部对国防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建设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委任一位好的石油部部长便成了党中央需要攻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难点。
当年,在挑选新中国首位石油部部长时,毛主席经过千挑万选,决定任命李聚奎这个既有威望又有责任心的将领前去掌舵。自李聚奎1955年上任起,经过三年时间,石油产量提高了100多万吨,创下斐然成绩。
1958年,毛主席希望石油部能有更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频频立下汗马功劳的余秋里再次走入主席视野。越想越觉得可行,于是,毛主席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周总理。
周总理和毛主席一条心,听闻主席意见后,不久就找到了余秋里,对他说:“余秋里同志,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进行对调,让你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余秋里当时毫无准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整懵了,不由得说道:“总理,不行的,这个工作我可做不了!”
周总理说道:“你考虑考虑,毛主席之后要找你谈话呢!”
周总理
一月下旬很快到了。这天,工作人员告诉余秋里,当天下午到毛主席办公室去开会,并叮嘱道:“要早点到,毛主席想与你谈话。”
下午,余秋里按时到达毛主席办公室,主席亲切地招呼他坐下,同他说道:“总理他们提议,让你出任石油部部长,我们都赞同,总理找你聊过了吧?”
余秋里回复:“总理同我说过,让我考虑,我从未搞过工业,石油在地底,这个工作,我恐怕做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有不少,不如换个人?”
毛主席没有直接回复他,而是问道:“你今年多大?”
余秋里:“43岁。”
毛主席爽朗地笑了起来:“43岁,还在儿童团嘛!”在座诸位都哈哈大笑。
紧接着,毛主席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说道:“我此前说过,夺得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的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事物有些快要闲下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事物正在硬逼着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我们必须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我们必须向所有内行的人学习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去学,踏踏实实去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架子,钻进那行,几个月,三五年,总能学会的。”
毛主席
毛主席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我们部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实战中学习战斗,成为我们优秀的指挥官以及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作战、搞经济建设,这些都是。”
见余秋里依然沉默不语,主席又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脱下军装?”
余秋里赶忙回复:“不是的。”
毛主席提到:“部长以上的干部调动,是由党中央决定的,不是转业。”说到这里,毛主席又笑了起来:“你如今转业要发一笔财呢!”
最后,毛主席还说:“李聚奎是位好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中央希望你们两人换换。”
这时,参与会议的同志先后进入主席办公室。余秋里终于做好决定:“主席,我服从中央安排,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学习,努力将工作做好。”
毛主席露出欣慰笑容:“好!就这么决定了,你如果缺人,可以点名要,军以上干部随你挑。”
余秋里没有辜负中央对他的重视,1959年,他指示部下成功挖掘出位于松基3井中的石油。这口油井是松辽盆地第一口喷油井,它的喷油,也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
余秋里(第二排左五)同工人们合影
1960年,党中央投入将近3亿元人民币,派出超过5万名“战士”,让他们在余秋里的带领下,打一场大庆石油会战。
“战斗”结束后,我国基本探明了大庆长垣北部喇嘛甸子、萨尔图以及杏树岗三块油田的地质情况,并在萨尔图油田建立了一个60平方公里的生产试验区,挖掘出注水井、生产井共计219口,原油日产水平迅速提升,年底日产水平高达7千多吨,全年原油生产量达到97万多吨。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原油生产量飙升至648万吨,其中有470万吨来自大庆油田。得到消息,邓小平同志激动不已,他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余秋里这个人就是不信邪。”毛主席对此评价称:“余秋里就是个帅才。”
能够创下如此辉煌成就的同志,自然会被毛主席时时记在心里。于是,当工作人员在1968年6月拿出接见干部的新闻稿时,毛主席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并说出“还有余秋里”这句话。
工作人员也很快修改了这份新闻稿,在文章末尾,直接写上了毛主席的话“还有余秋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的每篇新闻稿中,余秋里将军总会出现在文章最末,并且冠以“还有”两字。这一奇特的署名方式,一直持续到中共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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