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朝抗倭英雄，一生清廉裹草席下葬，墓中为何挖出10亿珍宝？

公元1592年，刚刚完成了统一的日本决定整合国力，向他们垂涎已久的中国大陆伸出贪婪的触角。而这些侵略者的第一战就选在了中国的邻国朝鲜。明朝选择救援朝鲜，抗倭援朝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明军涌现出了不少抗倭名将，如李如松、邓子龙等，但上世纪90年代，韩国访问团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回顾那段历史时，却重点感谢了一个在明史中没有单独列传的人——王士琦。

无独有偶，早在1953年，朝鲜金日成访华时，也提到了王士琦的名字。这一下可就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了。这王士琦能让朝鲜百姓如此怀念，想来必有些盖世大功，可是为什么在明朝的史书上，却没有他的列传？这王士琦究竟有何生平呢？

1956年4月14日，浙江省临海市的一处小山沟上，一位农民正在整修猪圈。既然是整修，那必然少不了挖土翻新等工程。他们想要把猪圈修的更结实一点，所以挖土挖的很深。然而这一挖不要紧，农民们竟然从土下挖出了一些金灿灿的器物来。

大家看了不禁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非同小可，于是小心翼翼地挖掘了起来。而挖掘的结果也让他们瞠目结舌，光是金饰品竟然就有数十件之多。

很明显，这是一座古墓，而且里面的东西既贵重又繁多还招摇，实在是拿不得。于是他们赶紧叫来了同伴看住现场，然后派了个人跑到政府去报信。

县政府得到了消息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了考古队前往现场，对当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察。经过一番研究，考古队基本断定，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就是当初被金日成心心念念的明朝抗倭将领王士琦。

但是这个结论得出时，当地村民可是完全不相信的。毕竟王士琦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口碑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好。据说他为官公正，爱护百姓，光是赞颂其德政的万民伞就收到了十把，因此其居住的地方也被称为“十伞巷”。

而且王士琦非常清廉，只吃自己的那一点固定工资。明代时期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少，基本仅够维持日常生活。所以王士琦最后去世时甚至连棺材都拿不出来，只能裹上草席寒酸下葬。

这样一位青天大老爷，在墓里竟然出土了如此之多的金饰品，其总价值将近十亿，实在不可思议，也让很多人有点不能接受，莫非传说是假的，王士琦其实就是个大贪官？

王士琦于公元1551年出生在浙江台州临海。他的家族在当地属于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王士琦的父亲王宗沐有四子，其中有三个儿子考上了进士，而且王宗沐与次子王士琦、三子王士昌在后来都官拜巡抚，可谓封疆大吏。因此，王家也被人称为“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不过如果各位认为，王士琦是一个文弱书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王士琦可是出生在嘉靖三十年的浙江台州。那段时间，正是戚继光、俞大猷领导明军，在浙江等地抗击倭寇 的时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王士琦就和倭人打下了交道。他的成长也必然受到了这些战火的影响。

万历四年，王士琦登科进士，同年转入了南京工部任职，又在次年调入了兵部担任郎中。因为王士琦文武双全，无论是动嘴还是动手都没有怕的，所以经常被外派到边境，去处理各种民族矛盾，所以很多人都将其视为“边才”。

王士琦的第一次高光出现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那一年，西南土司杨应龙造反。当时的兵部侍郎邢玠领兵前去征讨，而王士琦随军出征。杨应龙自知打不过，于是希望讲和。

明军各个官员生怕这是鸿门宴，基本都不敢过去。而王士琦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轻车简从地找到了杨应龙。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杨应龙倒戈卸甲，以礼来降。

这一仗打完之后，邢玠被调回了京师，成为了下一任兵部尚书的接班人，而王士琦则留在了四川，负责监视当地军情。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搭档刘綎。这二人共同建立起了西南地区的苗兵兵团。刘綎担任总兵，王士琦担任监军。

公元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第一阶段，明军大获全胜，随后中日双方开始谈判，不久后谈判破裂，日军重新发起攻击。

而此时，邢玠已经担任了兵部尚书，他想起西南的苗兵战斗力十分强悍，而且老部下王士琦作为“边才”，必然能很好的处理军队在外与朝鲜的关系，同时，他本人也跟倭寇打过交道。因此，调王士琦和刘綎率领苗军入朝作战，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决定。

不过王士琦的军队在西南，而朝鲜则在东北。苗人的性格向来桀骜不驯，让他们出这么一趟远门实在不易。但是王士琦恩威并施，竟然真的把苗军从万里之外带到了朝鲜战场上。

万历二十六年，王士琦的部队抵达鸭绿江边，准备渡江，正式投入对日作战。而就是在这次渡河时，向来性格威严的王士琦，却突然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看着鸭绿江的浩浩江水，王士琦独自登上了船头，拍击船楫，纵情高歌。苗兵很少见到他们的主帅竟然做出这种事来，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想到王士琦出生时，浙江台州的家乡正饱受倭寇们的烧杀抢掠，而现在他即将要迎战的人，与这些强盗同根同源。如此种种，怎能不让这位见惯风云的将领心潮澎湃。

在抒发了自己壮怀激烈的心情后，王士琦许下了诺言：“誓为此战捐七尺之躯！”

当时的在朝日军一共有三个据点，东边是釜山，中间是泗州，西边是顺天。而明军也兵分三路出击，而王士琦和刘铤的苗军正是西路军。

公元1598年7月，他们从朝鲜的全州开拔，准备作战。

谁知，明军正准备开进自己的下一个据点南原城时，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中路明军在进攻泗州城时打了败仗。这对于明军来说，实在是有点开门黑。

而且对于王士琦来说，这个消息更致命的是，泗州城距离南原城很近。根据探报所说，日军已经准备攻占南原城，城内的百姓也已经逃走了。因此，此时的明军可谓是人心惶惶，不少人也被倭寇的凶悍吓破了胆子，他们纷纷劝王士琦和刘铤撤回全州，再作打算。

但是面对军队的质疑，王士琦却坚决不肯服软。他严厉地表示：撤回全州绝不可行。倭寇既然现在想要侵略南原，那他们一旦得手，必会得寸进尺，追到全州去，我们避战还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大军正在准备作战，我们身为监军却要逃走，一旦被解读成西路军失败，那么必然会兵败如山倒，谁付得起这个责任？现在这个局面，我们唯有与敌人决一死战，以死报国。

王士琦这一番强硬的讲话，的确稳定住了明军的军心。而周围的百姓看到明军的作战意志如此之强，也就渐渐地聚拢回了南原城。西路军的阵脚就此稳住。

面对顺天的守敌小西行长，西路军指挥官刘铤打算摆个鸿门宴，请小西行长出来谈判，然后将其歼灭。谁知，此时西路军发生了泄密事件，小西行长提前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将计就计，成功打败了西路军的中军。

面对败军，刘铤等人也没了办法。就在这时，王士琦再次出面，主持了大局。

他把战败的中军将领直接捆了起来，将这个将领军法处置。这一举动鲜明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一步都不许后退，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在杀气腾腾的王监军面前，苗军重新鼓起了勇气。经过一番殊死的战斗，西路军成功击破了小西行长。而在攻打粟林的战役中，王士琦奇计百出，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成功夺下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大城市。随后，王士琦联合了海军的陈璘，水陆配合，一举歼灭了逃跑的西线倭军主力。

对于朝鲜人来说，王士琦的军功和威望，远比他的两个老搭档刘铤和陈璘来得要高。毕竟西路军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都是王士琦站出来力挽狂澜，稳定了军心，而且后来，他指挥刘铤、陈璘这两路大军，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将才。

为了纪念王士琦的军功，朝鲜人在全州为他立了《去思碑》。但王士琦路过的时候，看见这座方碑，却惭愧不已：我抗击敌人，是为了保境安民，怎么能图留名呢？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王士琦班师回朝，一路得到了朝鲜人民的极大挽留，无数人箪食壶浆犒劳王士琦的军队，绵延数十里都是前来为他送别的人。

回到明朝之后，王士琦因为功勋卓著，被提拔了两级，担任了河南省的布政使。不过没过多久，王士琦就倒了霉。当初被他劝降的西南土司杨应龙再次反叛，而王士琦作为当年担保杨应龙投降的责任人，也被冻结了5年的职务。

杨应龙叛乱平息后，王士琦重新出山。但是错过了5年的仕途，想要再迎头赶上可就难了。最终，王士琦起起伏伏，于万历四十四年担任了大同巡抚，正三品，这也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万历四十七年，王士琦病逝，没有在史册上留下他本应更加光辉的历史。

王士琦病逝后，确实是从简下葬的。但是不久后，天启皇帝即位。他感念王士琦的功劳，觉得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如此草草下葬实在不合适，于是重新给王士琦举办了葬礼，并陪葬了不少金银品。这也就是一生清廉的王士琦的墓中挖出如此之多的金银的原因。

王士琦作为一代抗倭英雄，却不居功自傲，为人朴实低调，不愿留名。但是受他恩惠的朝鲜老百姓却永远不会忘了他。伟大的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被如何传颂，而是他的贡献将永远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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