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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明朝抗倭英雄,一生清廉裹草席下葬,墓中为何挖出10亿珍宝?

 

公元1592年,刚刚完成了统一的日本决定整合国力,向他们垂涎已久的中国大陆伸出贪婪的触角。而这些侵略者的第一战就选在了中国的邻国朝鲜。明朝选择救援朝鲜,抗倭援朝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明军涌现出了不少抗倭名将,如李如松、邓子龙等,但上世纪90年代,韩国访问团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回顾那段历史时,却重点感谢了一个在明史中没有单独列传的人——王士琦。

无独有偶,早在1953年,朝鲜金日成访华时,也提到了王士琦的名字。这一下可就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了。这王士琦能让朝鲜百姓如此怀念,想来必有些盖世大功,可是为什么在明朝的史书上,却没有他的列传?这王士琦究竟有何生平呢?

1956年4月14日,浙江省临海市的一处小山沟上,一位农民正在整修猪圈。既然是整修,那必然少不了挖土翻新等工程。他们想要把猪圈修的更结实一点,所以挖土挖的很深。然而这一挖不要紧,农民们竟然从土下挖出了一些金灿灿的器物来。

大家看了不禁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非同小可,于是小心翼翼地挖掘了起来。而挖掘的结果也让他们瞠目结舌,光是金饰品竟然就有数十件之多。

很明显,这是一座古墓,而且里面的东西既贵重又繁多还招摇,实在是拿不得。于是他们赶紧叫来了同伴看住现场,然后派了个人跑到政府去报信。

县政府得到了消息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了考古队前往现场,对当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察。经过一番研究,考古队基本断定,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就是当初被金日成心心念念的明朝抗倭将领王士琦。

但是这个结论得出时,当地村民可是完全不相信的。毕竟王士琦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口碑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好。据说他为官公正,爱护百姓,光是赞颂其德政的万民伞就收到了十把,因此其居住的地方也被称为“十伞巷”。

而且王士琦非常清廉,只吃自己的那一点固定工资。明代时期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少,基本仅够维持日常生活。所以王士琦最后去世时甚至连棺材都拿不出来,只能裹上草席寒酸下葬。

这样一位青天大老爷,在墓里竟然出土了如此之多的金饰品,其总价值将近十亿,实在不可思议,也让很多人有点不能接受,莫非传说是假的,王士琦其实就是个大贪官?

王士琦于公元1551年出生在浙江台州临海。他的家族在当地属于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王士琦的父亲王宗沐有四子,其中有三个儿子考上了进士,而且王宗沐与次子王士琦、三子王士昌在后来都官拜巡抚,可谓封疆大吏。因此,王家也被人称为“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不过如果各位认为,王士琦是一个文弱书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王士琦可是出生在嘉靖三十年的浙江台州。那段时间,正是戚继光、俞大猷领导明军,在浙江等地抗击倭寇 的时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王士琦就和倭人打下了交道。他的成长也必然受到了这些战火的影响。

万历四年,王士琦登科进士,同年转入了南京工部任职,又在次年调入了兵部担任郎中。因为王士琦文武双全,无论是动嘴还是动手都没有怕的,所以经常被外派到边境,去处理各种民族矛盾,所以很多人都将其视为“边才”。

王士琦的第一次高光出现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那一年,西南土司杨应龙造反。当时的兵部侍郎邢玠领兵前去征讨,而王士琦随军出征。杨应龙自知打不过,于是希望讲和。

明军各个官员生怕这是鸿门宴,基本都不敢过去。而王士琦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轻车简从地找到了杨应龙。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杨应龙倒戈卸甲,以礼来降。

这一仗打完之后,邢玠被调回了京师,成为了下一任兵部尚书的接班人,而王士琦则留在了四川,负责监视当地军情。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搭档刘綎。这二人共同建立起了西南地区的苗兵兵团。刘綎担任总兵,王士琦担任监军。

公元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第一阶段,明军大获全胜,随后中日双方开始谈判,不久后谈判破裂,日军重新发起攻击。

而此时,邢玠已经担任了兵部尚书,他想起西南的苗兵战斗力十分强悍,而且老部下王士琦作为“边才”,必然能很好的处理军队在外与朝鲜的关系,同时,他本人也跟倭寇打过交道。因此,调王士琦和刘綎率领苗军入朝作战,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决定。

不过王士琦的军队在西南,而朝鲜则在东北。苗人的性格向来桀骜不驯,让他们出这么一趟远门实在不易。但是王士琦恩威并施,竟然真的把苗军从万里之外带到了朝鲜战场上。

万历二十六年,王士琦的部队抵达鸭绿江边,准备渡江,正式投入对日作战。而就是在这次渡河时,向来性格威严的王士琦,却突然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看着鸭绿江的浩浩江水,王士琦独自登上了船头,拍击船楫,纵情高歌。苗兵很少见到他们的主帅竟然做出这种事来,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想到王士琦出生时,浙江台州的家乡正饱受倭寇们的烧杀抢掠,而现在他即将要迎战的人,与这些强盗同根同源。如此种种,怎能不让这位见惯风云的将领心潮澎湃。

在抒发了自己壮怀激烈的心情后,王士琦许下了诺言:“誓为此战捐七尺之躯!”

当时的在朝日军一共有三个据点,东边是釜山,中间是泗州,西边是顺天。而明军也兵分三路出击,而王士琦和刘铤的苗军正是西路军。

公元1598年7月,他们从朝鲜的全州开拔,准备作战。

谁知,明军正准备开进自己的下一个据点南原城时,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中路明军在进攻泗州城时打了败仗。这对于明军来说,实在是有点开门黑。

而且对于王士琦来说,这个消息更致命的是,泗州城距离南原城很近。根据探报所说,日军已经准备攻占南原城,城内的百姓也已经逃走了。因此,此时的明军可谓是人心惶惶,不少人也被倭寇的凶悍吓破了胆子,他们纷纷劝王士琦和刘铤撤回全州,再作打算。

但是面对军队的质疑,王士琦却坚决不肯服软。他严厉地表示:撤回全州绝不可行。倭寇既然现在想要侵略南原,那他们一旦得手,必会得寸进尺,追到全州去,我们避战还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大军正在准备作战,我们身为监军却要逃走,一旦被解读成西路军失败,那么必然会兵败如山倒,谁付得起这个责任?现在这个局面,我们唯有与敌人决一死战,以死报国。

王士琦这一番强硬的讲话,的确稳定住了明军的军心。而周围的百姓看到明军的作战意志如此之强,也就渐渐地聚拢回了南原城。西路军的阵脚就此稳住。

面对顺天的守敌小西行长,西路军指挥官刘铤打算摆个鸿门宴,请小西行长出来谈判,然后将其歼灭。谁知,此时西路军发生了泄密事件,小西行长提前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将计就计,成功打败了西路军的中军。

面对败军,刘铤等人也没了办法。就在这时,王士琦再次出面,主持了大局。

他把战败的中军将领直接捆了起来,将这个将领军法处置。这一举动鲜明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一步都不许后退,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在杀气腾腾的王监军面前,苗军重新鼓起了勇气。经过一番殊死的战斗,西路军成功击破了小西行长。而在攻打粟林的战役中,王士琦奇计百出,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成功夺下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大城市。随后,王士琦联合了海军的陈璘,水陆配合,一举歼灭了逃跑的西线倭军主力。

对于朝鲜人来说,王士琦的军功和威望,远比他的两个老搭档刘铤和陈璘来得要高。毕竟西路军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都是王士琦站出来力挽狂澜,稳定了军心,而且后来,他指挥刘铤、陈璘这两路大军,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将才。

为了纪念王士琦的军功,朝鲜人在全州为他立了《去思碑》。但王士琦路过的时候,看见这座方碑,却惭愧不已:我抗击敌人,是为了保境安民,怎么能图留名呢?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王士琦班师回朝,一路得到了朝鲜人民的极大挽留,无数人箪食壶浆犒劳王士琦的军队,绵延数十里都是前来为他送别的人。

回到明朝之后,王士琦因为功勋卓著,被提拔了两级,担任了河南省的布政使。不过没过多久,王士琦就倒了霉。当初被他劝降的西南土司杨应龙再次反叛,而王士琦作为当年担保杨应龙投降的责任人,也被冻结了5年的职务。

杨应龙叛乱平息后,王士琦重新出山。但是错过了5年的仕途,想要再迎头赶上可就难了。最终,王士琦起起伏伏,于万历四十四年担任了大同巡抚,正三品,这也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万历四十七年,王士琦病逝,没有在史册上留下他本应更加光辉的历史。

王士琦病逝后,确实是从简下葬的。但是不久后,天启皇帝即位。他感念王士琦的功劳,觉得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如此草草下葬实在不合适,于是重新给王士琦举办了葬礼,并陪葬了不少金银品。这也就是一生清廉的王士琦的墓中挖出如此之多的金银的原因。

王士琦作为一代抗倭英雄,却不居功自傲,为人朴实低调,不愿留名。但是受他恩惠的朝鲜老百姓却永远不会忘了他。伟大的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被如何传颂,而是他的贡献将永远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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