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莉·曼：我的灵魂曾被暴露在批评家的棍棒下

互推小编 2023-09-28

记者 | 蔡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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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Sally Mann）是谁？

一个标准的印象，莎莉·曼是一位拍摄了无数自己孩子裸体的摄影师。虽然她也拍摄南方风景、亲人与死亡，但这些事实似乎很难像前者一样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并使人们深深记住了她。

她的回忆录《留住这一刻：莎莉·曼自传》（Hold Still: A Memoir with Photographs），就像那徐徐打开、割开了绳索且掸掉了灰尘的木箱，用不作掩饰的文字与大量的照片和档案，将更多理性与感性的思考一并公之于众。也因此，除去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女儿、母亲、妻子，甚至作为白人、女性的她，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未被驯服的童年

有时，我们不可否认，童年对于一个人日后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莎莉·曼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她的描述里，这是一个有着绝美自然景观的地方，而她长大的列克星敦县城，曾吸引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和大量游客。摸索着儿时的记忆，莎莉·曼认为，“就如我在早年日记中所观察的那样，这块地方曾有的神秘之美，哺育了我作为艺术家的灵魂。”

与马的缘分似乎从某一方面体现了她的性格特征。自童年起就与马无拘无束的体验，在莎莉自己的分析之中，是“非理性的、混杂了渴望与纵恣的原始激情”。这似乎与她不羁的天性不谋而合，就像童年的莎莉总是喜欢不穿衣服跑来跑去一样（这一点多多少少也“遗传”给了她的孩子）。而那匹未受训练的小马“哈利法”，则教会了她“对于骑马甚至于生活所唯一必须知道的事, 那就是保持平衡。”

在知识分子父母的教导下，莎莉在正式上学时已经看起来和正常小孩无异了：她不再裹着脏兮兮的毛毯躲在山洞里，也不会再跟踪被阉割的猎犬一路跑下沥青小路，饿了就拔一块融化的带丝沥青当口香糖。但穿着连衣裙、加入童子军和圣公会教堂合唱团的那个女孩总归还是无法掩藏天性。那个早早就开始穿起紧身裤，挺着刻意隆起的胸部，拥有着众多男友、早熟的性行为以及无礼言辞的反叛少女，再一次揣着实习驾照，迫不及待地开车离去，就像童年时骑着没有马鞍的马驰骋一样。

于是，直到在马背上放肆的行为延伸到了另外一个方面时，莎莉那知识分子父母才终于出手，将她送往了多雪的北方——位于佛蒙特州南部的帕特尼学校。而在这所寄宿学校里，与诗意的故土相比，敏感的天性被视为一种性格缺陷。莎莉仍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她逃课、吸毒、偷窃。然而也是在那里，她练就了写作的本领，也进行了早期试验的传统艺术，以及，学会了摄影。与此同时，莎莉第一次因为拍摄了未成年同伴们的裸体照片而被指控，只是这一次，她幸运地“被允许绕开正义的大道，获得一张小路的通行证”。

南方的隐喻

莎莉童年与成年后生活的城市——弗吉尼亚州的列克星敦，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南方的土壤，在莎莉的形容中，是在这里“即使时间没有停止，也比其他地方要慢许多”，“就连艺术创作的节奏也和其他一切一样颇为闲散”。也许有人说南方人缺乏创造性，但譬如在莎莉的艺术家朋友赛·托姆布雷口中，这则是一种“少有的精神状态”。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这种独特的气质似乎与欧洲文化更为亲近，像游历过美国之后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说的那样，“痛苦是古老文明的要素之一，美国南方拥有这种要素，而美国的其他地方却没有”。南方文化观察者薛尔比·富特将这样的观点用略微夸张的言辞推进了一步——“是南方自己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和错位的甚是精神……我们深深爱上了过去，爱上了死亡”。

然而在被称为“艺术沙漠”的南方进行创作并非易事。收藏家的视线鲜有望向这里，同时，艺术奖学金的赞助也相对稀有。南方与农场的景色，却常出现于莎莉的摄影作品之中。

同样深藏于莎莉艺术创作中的，或者说是她本人基因之中的，是南方人的念旧和忧郁。这种“威尔士祖先的忧伤”，也伴随着莎莉的创作从家庭照片向风景照片的转换过程，进而私密且个人化的记忆转为更公开且情绪化的记忆，而那关于地方和个人史的隐秘线索，也就藏于南方的风景之中了。有关南方的特质，在乡愁中被反复确认，又在摄影作品之中被重述和品味。

家族，摇晃的陀螺

“这些照片本来源自我们一家人的日常的冗务，源自镌刻于我们身上的印记和由这片土地所带来的特质。出乎意料的是，它们像一夜成名的明星那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们成为公众聚焦点，让包括那些陈腐的艺术家在内的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然而，无数老套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名气就像火焰，燃烧太盛往往会引火烧身。”20世纪90年代中期，《亲密家庭》发行的时机（准确地说是1992年），正巧是社会上对描绘孩童身体的道德恐慌，以及对政府资助艺术的争议盛行之时。

莎莉有一个错过她分娩时刻的母亲。在母亲应当发挥作用的那些时刻，她并没有。然而也是这个与众不同、不呆在家里的母亲，担任了列克星敦种族委员会的主席，成立了当地女性投票者协会，对弗吉尼亚的人头税进行抗争。

如果试图从家庭的因素寻找莎莉作品中那些非凡特性的源头，相较于母亲，她的父亲似乎更为功不可没。直至今日，莎莉·曼回忆起这个在照片之中拥有着敏锐与智慧眼神的男人，仍不可否认他的两点不同于家族传统的特质：对艺术的热情和延续一生对死亡的热衷。而后者，是在父亲年轻时，从成绩单到1930年他在文学杂志上刊登的短篇故事中的相同主题。甚至对于死亡的痴迷，让他真的在自己的身体衰竭之前做到了自我了断，吞下了30粒安眠药。

在公民权利、种族融合和政教分离这些理念在社会上还未被广泛接受时，莎莉的父亲，带领着自己的孩子，在面对社会传统挂念的挑战时变得分外勇敢。虽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格”意味着面红耳赤，但随着年岁渐增，莎莉“也学会了用无动于衷的傲慢态度来掩饰自己的羞耻感”。就像莎莉父亲信封的那句话一样——“有性格的人并不需要社会名声”。

不可避免地，这个男人影响了莎莉初期的艺术审美。而家族给莎莉带来的，是“诚挚的、一往无前的感性基因”，同时，也包括了父亲“那马力全开的、执迷的、被死亡感染的、热情的艺术基因”。原本“肤浅、无趣、无热情的、无知的孩子”，在父母懈怠的养育风格之下拥有了独立的个性。甚至，在莎莉与父亲二人的摄影作品上，这样的联结也产生了视觉上的证明。

“艺术”还是“乱伦”？备受争议的家庭摄影

“回顾那个跌宕的年代，文化战争四起的硝烟也蔓延到了我的领地。我感激那些有关艺术的讨论。但偶尔，我也会感到自己的灵魂被暴露在了批评家的棍棒下，任由他们乐此不疲地戳弄着。人们纷纷发表他们的观点，虽然通常带有真诚善意，但也有满怀仇恨的恶毒语言。他们质疑我拍摄这些照片的权利，尤其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他们质疑我的心理健康状况，质疑这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也质疑这些照片对欣赏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争议让我措手不及。”

莎莉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在她与知己好友的往来中可以觅得蛛丝马迹。譬如，但莎莉的朋友赛评价莎莉女儿的画时，用了“强烈”这个词。而在莎莉严重，“我们这些异类，喜欢用这种怪异的方式描述我们作品的力度”。

在漫长的作为母亲的生涯之中，为了区分艺术家角色和母亲角色，莎莉“不得不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摄影家视角”。她重新开始睁开身为摄影家的眼睛，则是在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她拿着那台8×10英寸旁轴相机，记录下了自己分娩的过程，而这，也是她备受争议的家庭摄影的开端。

如果非要给莎莉的家庭摄影找一个由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拍摄这些照片可以使我从抚养孩子带来的无数恐惧与担心中逃脱出来”。然而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些照片并非那么简单。莎莉开始挑战自己子女们经历的每一种疾病和意外，脓包疹、淤青、皮肤皱痕都无一例外囊括其中，进而，她的镜头视线延伸到孩子们裸露的身体（虽然她于1992年出版的《亲密家庭》只有约四分之一孩子的照片是裸露的，但仍被定性为“给自己孩子拍裸照的女人”）。

那是将儿童裸体摄影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在对莎莉的采访登上《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之后，大量来信被寄到杂志社，人们对莎莉的作品表示出担忧，并毫不避讳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篇有关莎莉·曼的封面报道让我极度不安”。或者， “曼女士，那到底是真正的艺术，还是一种隐晦的乱伦？”

都不是。在莎莉看来，这些照片既不是乱伦，也不是艺术，甚至”所谓的裸体照片也并不真的存在”。可以说，作为母亲所要面临的琐碎事宜，莎莉并没有逃避过。而作为摄影师，从拍摄环节，到照片的展示，“保护拍摄对象的尊严”一直是她尤其注意的事情——譬如，当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莎莉发现拍摄他失去尊严的样子会给他带来痛苦时，她放下了相机。“如果当时我拍了照，就会越过某一条界线”。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比起相信一定要拍摄那些生活中重要的时刻，现实具有击垮人的决定性力量。当面对被车撞到而躺在血泊之中的儿子时，莎莉“真的怀疑起自己今后是否还能再拿起相机”但最终，在摄影之时，那条令人不安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尤其是，当拍摄对象乐意奉献的时候，卸下防备的摄影师该如何抉择？

而对于观者来说，现实中的孩子和影像中的孩子，有何区别？观者们是否又能意识到影像与创作者之间的差别呢？而后者的差别意味着，创作者的道德并不应当对作品本身产生影响。具体至莎莉的照片之中，孩子的裸体与性欲有关吗？而更进一步，孩子们一定是“纯洁”的符号吗？

但我们不应忘却这一切摄影作品的来源，那孕育了这一切的地方。不论这些照片多么具有争议性，那个促使它们诞生的如伊甸园一般的家庭农场，似乎一直安静地置于这场风暴之外。对于莎莉一家人来说，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私密，拥有着原始的生存条件。在这种环境之下，任何人都无法质疑光着屁股奔跑的孩子们，因为这才是最自然的事情：天黑了，三个孩子依旧像水獭一样，在尚带着余温的悬崖之下，寻找仍在河水里的荧光棒。

“黑色”的吉吉

水槽旁的黄色梯凳上，小莎莉正在把手泡在水槽中，玩弄着一只遗漏在这里的玻璃杯。杯子碎了，她的小指被深深割伤，大声哭泣。一个女人立马冲了过来，将她揽进怀中，摇晃、安慰着怀里的这个不安的小家伙，终于，在莎莉父亲的车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时，女人哭了出来。

这个女人就是抚养了莎莉长大成人，陪伴了这个家庭50年之久，名为吉吉的黑人女性。从未有人怀疑过是她真正操持着这个家庭，每日照顾着去只招收白人的公立学校上学的莎莉，而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之间的关系，就像莎莉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来的某些情绪一样——当吉吉去教室接她时，莎莉非常害怕同学会认为她是她的母亲；而当莎莉一家人在东海岸度假时，吉吉不能进入餐厅。

在已知的照片之中，吉吉总是在镜头的那端微笑着，将灰白色的头发梳在脑后，往往又套着一件宽大的白色制服，但无法遮住她作为劳动妇女的强壮身体。擅长洗涤和熨烫的吉吉，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系列黑人女性的形象——即使在黑奴被释放之后，黑人洗衣女工仍承担着非常沉重的压力，除了补贴只有微薄收入的丈夫，还有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教育而做出的牺牲。

近些年来，莎莉·曼开始将镜头对准与种族相关的问题。这并非无中生有。莎莉在反思自己的白人身份，就像回看她与家人总是忽略的吉吉在做菜时受伤的烫伤和布满汗渍的围裙。这从久远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顽疾，仍旧通过政治和心理对今日产生着作用。这让走进她脏兮兮的摄影棚的黑人拍摄对象充满疑惑和谨慎，同时，也让她自我怀疑——在一场拍摄中，她怎么就可以建立信任关系，和解400年的种族冲突历史呢？

即便在面临被询问时，莎莉会把她拍摄黑人的举动解释为“像梅普尔索普一样”，但实际上，她想做的是理解那些她小时候遇到的黑人。通过摄影这样一种侵入性的媒介，而似乎爱、肯定和希望的表达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侵犯。创作这些影像的过程或许不能超越美国南方种族的鸿沟，但那接纳了人性脆弱的工作室里所发生的，或许可以从不可逆转的过去通向一个莎莉和吉吉都未曾想象过的未来。

尾声：父亲的死亡

“亲爱的你们——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很平静，我很爱你们，请你们不要呼叫救护车。”

1988年5月22日，莎莉沉睡的父亲再也没有醒来。他吞下了30片可巴比妥，黏在瓶底的那片除外。而那颤抖字迹的纸条，也许是在他吞下最后一片亮橙色的药写下的。由于害怕失禁，他甚至没忘了在沙发上铺好塑料袋。因为维持着缓慢的呼吸，过了很多个小时以后，那重要的一刻才最终来临：吐出最后一口气时，他的脸几乎立即转变成一种苍白的蓝灰色。那些曾经令他格外着迷的死亡象征，无一例外降临在他的身上。

这是无数场死亡中的一场。当然记录下它的旁轴相机和三脚架也不会缺席。0.1秒的曝光后，那张一众家人和朋友参加葬礼的照片上，有一道无法被解释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