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竞争激烈的“脑力赛道”后

早上七点，窗外已经变成白昼，星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脚还泡在早已变凉的水里。

开始泡脚是凌晨两点，但星星浑然不觉。她刚从一所大学的动画专业毕业，独自居家办公。因为总是久坐，与电脑打交道，她逐渐失去了对时间流动的感知。

她在网上刷一个名为“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豆瓣小组，组里会交流一些工作心得。“轻体力”的职业包括咖啡师、园艺师、发型师、旅拍工作者、超市店员、保安、修理工、家政人员等，与生活贴近，看上去有弹性、可以让疲劳的大脑休憩、喘息。

小组里，有一个帖子说，在小超市里上班，能把临期的牛奶拿走。星星看得心动，于是迈出了求职第一步——问家门口的便利店店长要联系方式。

一些工作给人造成的“异化”，就像螺丝钉给拧进了螺孔。各个“螺丝钉”之间还要嘈嘈切切、激烈竞争。像星星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退出。

“长衫”既不好穿，也不好脱，较为实际的做法，可能是先把它卷到腰际。在这个小组里，一些年轻人正在思考自己究竟应该作何打扮，以及脱离了高度竞争的职场环境，他们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寻找轻体力活

这个豆瓣小组里也不完全是从“脑力”战线上逃离的人，有些经验帖里会表露更多体力活辛苦的细节。

莹莹就干过好多份体力活。她絮絮道，自己学历不太好，找不到脑力工作，身体也不好，特别累的活儿不能干。她加入小组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里找到真的“轻”体力活。

她在小组发帖称，当店员、在幼教机构打工没有休息日，也不给交社保；有的要风吹日晒，有的要被老板欺负。

她在便利店打工时，一直蹲在那儿写表格，“要给物品做表格，一样一样地记录它们的生产日期”；一家店里几个店员轮班，上一个同事填得不认真，她就要收拾烂摊子；到了夜里，有的人喝得烂醉跑来店里，找她搭话。

莹莹还在美容院里给人做过面部清洁。给一些顾客做着，就过了下班时间，这种服务耗时很长；而老板轻飘飘地说，“你回去也没什么事儿”，这让她窝火。

但她同时觉得，自己没有太多选择。

看上去有选择的脑力劳动者，会在窥探“轻体力劳动”时自我怀疑一下。余凡原先的工作需要她飞去全国各地出差，据她的讲述，后来领导希望她去总部工作，给租房子、涨工资。她选择辞职“家里蹲”。即便如此，余凡还时不时寻思：“是我能力不够呢，还是这工作真的超负荷？”

之前的生活，她每天睁开眼睛就在回复信息，吃着饭、锻炼着、开着车，都要回复信息，都是一些层层上报、沟通解释的活儿。她光是听到微信通知的声音就很烦恼。

李希刚毕业几个月，大学读的是信息管理。她说：“我很讨厌……那种人情维护啊，还有人际交往啊，还有团建。我是个I人（发源于MBTI人格测试，指较为内向的人）。对于E人（指较为外向的人）来说，社交是充电的，对I人社交是漏电的。”

她已经想得很远。如果她要当一个搞软件的程序员，就得追求晋升，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情工作。有人主动“指导”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才能走远——比如，汇报工作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思维”。她想，“有的人可能抗压能力很强，可以先忍着，一边忍，一边去传递自己的观念。”她放弃了，

她想当个坐值班室的保安。

徐云当过一段时间的文案：“每天都要出很多点子，要开早会，但我不是一个能一直噼里啪啦说话的人。”

于是她换了一个只需要管理档案的行政工作。徐云欢快地说，这个工作“沟通非常高效，就是上头交代你做什么事情（你就照做）”。

当我们谈论起工作对人的损耗，想象到的往往是人变成机器，庞大的生产秩序决定流水线上的个人按部就班地运转。

但是，如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指出的，现今是一个主体性与肯定性过剩的时代，在特定社会关系的作用之下，劳动者正在变得像抽象的资本一样，锱铢必较、分秒必争、“多多益善”，追求无限提高自己的工作表现。这种过度自我鞭策的主体性终会给人造成倦怠感。

逃离赛场，去见具体的人

如果剥离了业绩考核、激烈竞争，同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离开广告业的卡卡，去了一家大型连锁运动品商店做店员，现在见了保洁阿姨和电工会互相打招呼。卡卡记得，从前三四百人的互联网公司，在会议室里遇到不同部门的同事，都只有面面相觑。

跳槽之前，她在看似多元的大城市里，一直没找到能融入的社群。卡卡还很喜欢美剧《老友记》，为了买它的衍生小说，加入过一个《老友记》爱好者群，这群里一直有人聊天，卡卡偶然插入一些话，但“也没有跟谁特别建立什么联系”，这个群从来不组织线下聚会。到运动品店打工之后，她愉快地发现，部门会议会带上一些运动的环节，比如买球拍的部门，会相约下班后一起打球。

“你可能会觉得，进一家公司，打上了网球，至于这么开心吗？”她说，“前几年，我时不时想接触一下网球，发现出去租一个场地、买一个拍子、找一个搭子，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感到现在的工作里，店员会有一些自主权，“管理你的货架、你的生意，要考虑清楚把这东西放这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出货的时候，需要不断地弯腰。在此工作十几年的同事提醒她小心腰肌劳损。

卡卡发现，现在这份工作也要做数据分析、做PPT，薪水差不多隔年才能涨一次。

五六年前，卡卡还在一所二本大学读广告专业的时候，“整宿地熬”。她想证明自己。

那时候，班上大约一半人参加各种广告比赛，大家都熬夜，默认这是广告业的普遍现象。她也得过几个奖。不过她说，不是含金量很高的奖，不值一提。

临近毕业，卡卡一边怀疑又一边安慰自己，“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工作技能，反正自己好像还是能混一口饭吃”。

她没有什么怨言地接受了继续熬夜：“一家名声还行、口碑也还可以的公司给了你一个机会，你肯定不能遇到一点情况马上不干了。”

卡卡对我们描述了自己辗转几个大城市的工作经历：第一家入职的公司规模太小了，小到“不是特别需要品牌”，带她的领导也不专业，她选择了离职；第二家公司里，几个同事轮流在她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第三份工作，去了一家游戏公司，总是八九点下班。

真正击溃她的是这么一回事：领导没有给她升职，给她邻座的同事升职。卡卡也涨了薪水，她心里想的却是，涨薪“可能更多的是苦劳，我是不是在同组的人眼里挺蠢的，来了这么久还没有升职，感觉自己越干越不行……”

卡卡离开这一行去当店员，身边的朋友不全理解她，有的人觉得，店员是“年纪大或没有技能的人”做的，要不就是大学生兼职，打这份工“能收获什么？”卡卡听了，心里不好受，缓了一会儿。

她偶尔还想回广告公司工作。她想，要是不谋求升职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加班，但她又怕自己重新“想多”，以前争取头几名的念头再回来。尽管她其实很少料想升职加薪能带来的改变。卡卡说，自己是一个秉性悲观的人，觉得涨薪也无助于她在大城市置业安居。

你“摸鱼”，我也来

王瑞算是卡卡的同事，在这家运动品商店的另一家分店打工，不过他是兼职工。

王瑞活得像蝙蝠侠，晚上离开运动品商店，时常独自骑小电车，孤独地在生活的二线省会城市驰骋十几公里，去一个24小时健身房里“撸铁”，直到午夜。他喜欢深夜空无一人的健身房，因为“没人抢器械”。

他也大学毕业不久。当年的专业是父母填的，他虽不理解，但拧不过他们；他读了分数线不高、但听上去很稳定的专业，进了不忙的单位。“我睡五六个小时，就完全不困了，上班、去健身房，其他时间我闲得像快要退休一样。”他说自己的爸妈，在单位里一辈子，他怕自己和他们一样“待傻了”，于是去运动品商店打工。

要是回到从前、恢复到少年的心气，王瑞说，他可能倔强地填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但现在他又发自内心地觉得，父母的安排是正确的。他们替他打听过，计算机这东西“学出来很难”，可能到大城市去打拼一段，留不下，也就回来了。

王瑞不喜欢从小生长的省会城市，但目前也“出不去”。

他想起上班的头一年，还用业余时间自学编程，接过外包的活儿，但不是总能接到。在“程序员客栈”之类的接活平台上，其他人都是从业多年，有大厂里的前端后端经验，“跟他们比，我连毛头小子都不是。”

他去了运动品商店打工，一些同是兼职的同事，“好多是本科生毕业，在考研、考编”。王瑞想，自己的情况还是好一点吧，有份保底的稳定工作。

这样夜以继日地打两份工，小王一度每月能挣一万多元，在当地属于中上收入，但他不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他最近想再发展一个业余爱好，加入豆瓣上另一些兴趣小组，学当木匠。

有的事他并不喜欢，比如单位里的一些“潜规则”，但目前也只能接受。从事一个稳定、收入偏低的工作，也就不主动承揽什么责任，虽说要求24小时开机，负责机械的维护，但有时候一些报告故障的电话打进来，他不搭理，就拖延着。他想，比自己资深、工资高的技术员会去修，他们才是第一责任人。

徐云的这份工作非常安静，办公室里的人交集不多，不用说多少话。她一度很满意，总是头戴耳机，自顾自地听书。大家都戴着耳机读书、刷剧，互不干扰。

但她发现，这办公室并不算一个集体，而隐隐有一种互相监视的气氛：“他们会盯着你，你干活我也干活，你摸鱼我也不干。”遇到这种情况，她会心里默念：“他（指同事）不存在，他不存在……”

迂回的路

如果从事“轻体力劳动”并非一时兴起，势必折入不那么理想化的现实。

余凡辞职不干之后，本打算好好休息两三个月，但“人比较焦虑”，于是提前找了几家咖啡店面试，感到并不理想。她分析道：“他们那些兼职，也是要一天八小时。”又想，她原先在工作中找不着的价值感，换一份“轻体力”也不一定能获得。她刷到过一个帖子，是有人在超市做外卖分拣，因为跑得慢被老板骂。

不过，她还是指望着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不需要跟人沟通协调。”

徐云说，自己的个性就是不能长时间地工作：“我没有很持续的动力。很多公司给一点钱，就把我拉到一个非常内耗的状态。我想找一个，尽管钱比较少，但状态比较平衡（的工作）。”

她觉得现在的行政工作是“轻体力劳动”，但也还有一些遗憾之处，包括上下班路上要吸入汽车尾气；而且，总是重复做同一件事，不能出错，“工作久了，哪有不发疯的呢？”

关于未来，徐云比较现实的设想是，去山里做一个民宿，或者开农场。

她真正乐意幻想的是，独自去山里耕种，更具体些，等她老了：“什么豺狼虎豹完全不怕，我一个老太婆整天提着柴刀……”

一个曾经的设计师美嘉说，她回忆起从前的生活，还感到非常痛苦，“每个楼层我都哭过”。不管同事们懂不懂审美，每个人都能插一脚，提修改意见，好像她是“一个会photoshop的工具人”。另外，令她沮丧的是，地铁里的大幅广告上能嗅出人工智能的气味，那是真正的机器在抢她原先的饭碗。

她改行当了宠物美容师。“（宠物美容）起码是一门手艺，未来空间也很大，人力缺口也很大。”她说，“就算歪打正着。现在这个行业，比设计行业好，设计行业都在走下坡路了。”她很难想象宠物美容的手工活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一些人“抛弃”竞争之后，无缝衔接着新的追求，也可能怀有一种浪漫的热望。

山雨出生在偏僻的乡镇，在大学毕业、等待入职的间隙，她一边在晚托班带小孩，一边在快餐店打工，为的是存钱到她没到达过的大城市看一看。

山雨学的是日语专业，结束了这段兼职生活之后，回到故乡所在的省份，去一所高中当老师。她常在想着，等到攒一笔钱，要不再去大城市，要不去国外——也许去日本，“学了这么久（日语）”，读过这么多书；也许去一些北欧国家，据说那里“人跟人之间有距离感，没那么‘卷’”。

山雨有一个不断更新读过书目的豆瓣主页，勤奋地啃了一些难读的“大部头”——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读大学时在招聘软件上投过十来份简历，“包括当校对的”，有的已读不回，有的岗位后来显示“停止招聘”，还有稍微好一些的，回复说：人招满了，“你不合适”。

她有一种想法是，过些年有些积蓄，再到“出版公司比较多”的大城市，一边当实习生，一边打工养活自己，看看能不能进入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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