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师

互推小编 2023-11-26

9月27日，高源又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专门拍摄刚刚搭建好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初秋的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旁的树上，树影斑驳。北京告别了高温炎热，一阵风吹来，十分惬意。天安门广场上，人们三三五五地行走着。广场花坛、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挤满了摆着各种各样姿势拍照的人。

已经61岁的“退休老头”高源，仍然喜欢留着小辫，戴着鸭舌帽，穿着马甲，背着一个斜挎黑包，里面装着他的装备——一台相机，每个月来几次天安门广场拍摄。在过去的四十三年里，他的职业是一名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师。

一个女孩看到高源拿着单反相机，问，“能不能给我父母拍张合影？”女孩说，他们来自云南，父母是“50后”，对北京特别向往。小时候一家人在电视机前看大阅兵，爸爸说，“要是能去一趟北京，就此生无憾了。”当时，女孩就承诺了父母：“等我长大了带你们去北京。”现在，是她兑现承诺的日子。

一家三口站在国旗前，每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国旗，身后的国旗和他们手中的国旗都在随风飘扬。国旗后面，是天安门城楼。“咔嚓”，相机定格下了这个画面。

1979年，17岁的高源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摄影师的工作岗位，一直干到2022年退休。他用相机见证了天安门广场四十多年的变迁，人们与天安门的合影，也从身着“蓝白灰”的“严肃”到“五彩斑斓”的“活泼”，不变的是人们与天安门合影的热情。

如今，手机拍照的便捷以及天安门地区规划的需求，使得天安门广场摄影师这一角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没事的时候，高源还是喜欢骑一个多小时的电动车，到天安门广场去记录广场的变化，“如果游客需要，我还会为他们拍照。”

2022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工作的摄影师高源。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那些天安门的照片

高源的家里存放着大量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

其中较早的一张照片，是他自己在1962年和天安门的合影。黑白色的照片中，一个穿着厚棉衣的小男孩正对着镜头，背景是天安门城楼。

一直到高源成年后，父母还经常开玩笑地说，他小时候来北京路过天安门都不愿意走，嚷着要见毛主席。妈妈无奈地问工作人员，“毛主席在吗？”工作人员也会非常配合地说，“毛主席今天不在”。“小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里‘天安门太阳升’，以为太阳就是从天安门升起的，对天安门是非常向往的。”

高源小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王嘉宁翻拍

后来在天安门做摄影师时，高源经常能遇见“风尘仆仆的游客”，问对方是不是要照相。对方说要等一会儿，自己下了火车直接过来的，要先洗把脸，“脸洗干净，再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才能站到天安门前拍照。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庄严的、具有仪式感的事情。”

当时能在天安门前拍照也是一件“奢侈”的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张黑白照片的收费是七角五分钱。高源记得，当时“一级工”一天的工资也只有一块钱，他算了一下，“按照工资比例来说，这个价格并不便宜，老百姓照张相不容易。”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人们生活逐渐富裕，天安门照相的价格变成了4张照片收费10元。他遇见过包工头领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打工仔，“请客”跟天安门合影。

在高源保留的这些照片中，有一张照片的主角是三位布依族妇女。高源记得，亲戚带她们到天安门后，她们将鞋子、衣服一件件换好，“鞋子是新的，是自己绣的布鞋。”最后才在天安门前照相，整个过程很庄重，“她们非常向往，也非常重视这件事。”

高源所拍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王嘉宁翻拍

高源拍过穿着各个民族服装的人，也有人来北京领奖、拿着各种奖牌和天安门合影，还有穿着婚纱来拍照的人。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一群曾经的女兵，少女时代曾在广场留影，如今又重新聚在一起，站在当年的位置拍照，纪念青春岁月。

2017年，一次关于高源的视频采访捕捉到了一个场景。一个阴雨天，高源举着伞在招揽生意，“照相了，快的，一分钟快相。”一位穿着红衣服的黑瘦老人独自撑着伞走了过来，手里提着一个红色购物袋，袋子里是一件仔细叠放好的绿色军装。

高源询问后得知，老人年轻时曾经当过村里的民兵排长，这次从河南买了火车站票，历经12个小时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和共和国同一天生日——1949年10月1日，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亮了，嘴角上扬。

认真穿好那件绿色军装，老人又拿起刮胡刀，刮了刮胡子，然后才走到广场中间，在天安门城楼前敬了个军礼，相机定格了这一瞬间。

高源所拍的穿军装的老人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王嘉宁翻拍

高源还保存了很多老兵的照片。一名抗战老兵，曾参加过下花园战役，坐着轮椅到天安门前照相留念。多数老兵拍照时在衣服上挂满了纪念章、军功章，“一生的荣耀都在这里了”。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也浑浊不清了，可是面对镜头他们仍然会举起右手，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遇到老兵一定要拍，他们岁数大了，再不拍就没机会了。”

“手都哆嗦了”

时间回到1979年。

当年，高源从沈阳来到北京，在北京西城服务公司下属的“南长街天安门照相服务部”上班。

在当时的高源看来，天安门是中国人都向往的地方，自己能在这里工作，感觉特别自豪。他给亲戚朋友写信时，直书“以后来北京，到天安门找我！”

在天安门广场给群众拍照源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根据央视网报道，1958年，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求照相馆走进天安门广场，给群众照相。

高源入行的前半年，先从业务员做起，负责登记客户的基本信息。当时拍照使用的是国产海鸥牌机械相机，拍完照要把胶卷送到专门的地方洗照片，之后再邮寄给客户，“登记时要简单写下顾客的基本特征，比如性别、是否是军人、小孩等，防止寄错。”

2023年9月27日，高源为一家三口游客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半年后，高源才拿起相机，成为一名天安门广场的摄影师。当时使用的相机要手动对焦，排队的人多，就在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一对脚印，摄影师不动，固定好焦距，游客排好队挨个站在脚印上，摄影师“一抬头一张，流水线操作”。

拍照时，为了保持相机稳定，要将相机背带挂在脖子上，相机使劲往下按，把相机背带绷直，憋一口气不能呼吸，才能保证画面不晃，“需要基本功。”

照片成像也是有“规定”的，不能拍虚了、不能闭眼，毛主席画像一定要拍到。

老师傅教高源，拍照时要学会眼睛看、耳朵听，看顾客拍照时闭没闭眼，听相机的快门声对不对，“一出问题一卷胶卷都废了，人家辛辛苦苦来北京一趟不容易。”

20世纪70年代末，天安门照相点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和华表之间。80年代初，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当时国旗周围还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了。

20世纪80年代初，广场上出现了彩色照相机。80年代末期，可自动对焦的相机开始使用，摄影师可以移动给顾客拍照了，从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变成了拍四张照片。顾客站在天安门广场最中间，分别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院、国旗连着天安门城楼，四个方向四张照片，广场上的建筑就可以全部收入镜头里。

几年后，取照时间变成两小时，取消了邮寄，由顾客亲自取回。

到了2005年，数码相机广泛使用，半小时就能洗出来。再后来，随着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排队拍照的人变少了，但是每个客户拍的张数变多了，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四处寻顾客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更加个性化，顾客要求怎么样拍，就怎么拍。”从拍照到成片，只需要一分钟。

高源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及之后的十来年，来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非常多，最多时能有百十个人同时排队，风雪天也无阻。从早上国旗还没升起到华灯初上，“拍到最后，手都哆嗦了。”人多的时候，摄影师和顾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才能不让广场上众多的参观者入镜。

有一次高源下班骑车回家，总觉得眼睛不对劲，后来发现，自己居然一直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拍照姿势骑了一路。

成为记录者

高源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张让他印象深刻。

这张照片中，左边是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右边是一张发黄且有些折损的老照片。而在老照片中，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男子也站在天安门城楼前。

当初拍照时，男孩的妈妈告诉高源，照片中的人，是男孩的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高源听后，没有用“标准”的拍照方式，而是让男孩站在爷爷当年站的位置，摆出同样的姿势，“我故意把人拍得歪了一点”，于是有了这张跨越30年的合影。

从这张合影中，可以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变迁，天安门城楼如故，门前的马路上多了很多车流。

“有好多人拿着自己或者长辈多年前在这里拍摄的老照片，旧地重温。”高源曾经给一对天津的夫妇拍照，连续十来年，他们每年都会来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合影。

高源保留的老照片。新京报记者王嘉宁翻拍

四十多年来，高源的镜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20世纪70年代，人们穿着“蓝白灰”，再加个“绿”——绿军装。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着装的颜色渐渐地多了。高原有一张是他自己烫了头、穿着黄色的立领风衣，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当时模仿日本电影《追捕》中高仓健的穿搭。”

再后来，就流行“晒”BB机和大哥大了，BB机必须别在显眼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有钱了，有的人一高兴拍十几张。”

再往后，不但穿着五颜六色，表情越来越生动，拍照的姿势也是各式各样。过去拍照时，人们竖直站立，目视前方，“比较严肃”。而现在，蹦的、跳的，跳舞的、拉琴的，各种姿势都有。有不少退休后的老人，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包括旗袍，“就是人们说的中国大妈，她们拍照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好，是天安门广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