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们共同作用下,一场大难,教会大分裂就此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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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摄政者索菲亚上任伊始,就发生了一桩直接考验其治国才干的事件。将她送上权力宝座的射击军如今在莫斯科趾高气扬、横行无忌。
教会大分裂
他们认为,自己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都会立即得到满足。东正教会分裂者,旧礼仪派教徒将射击军对政府的胜利视为旧教即将回归、俄国传统典礼及圣餐仪式即将复兴的信号,而这些传统典礼和圣餐仪式在20年前即被教会谴责,并遭到国家机构的镇压。
索菲亚与父亲阿列克谢和弟弟费奥多尔一样,视旧礼仪派为异端和叛逆。然而,由于射击军的许多成员,包括新任司令伊凡·霍万斯基公爵,是狂热的旧礼仪派教徒,这两股力量似乎可能联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位羽翼未丰的执政者。面对这一情况,索菲亚的处理方式大胆而巧妙。
她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接见了几位旧礼仪派领袖,端坐在宝座上同他们大声争辩,唬得他们大气不敢出,而后把他们打发走了。随后,她将射击军分为几支100人的队伍,逐一召入宫内,用金钱、承诺,以及一杯杯由她亲手从银盘上端起的红酒和啤酒收买他们。靠着这些讨好手段,她诱使射击军士兵放弃了对那些分裂派神职人员强烈的支持。一等到安抚了射击军的军心,索菲亚就立刻下令逮捕旧礼仪派领袖。
一人被处死,其余则被分别流放。不到9个星期,霍万斯基公爵即被拘捕,他被控抗命罪,遭到斩首。这一回合是索菲亚赢了,但旧礼仪派同教会当权派及国家机构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双方的较量不仅贯穿索菲亚的摄政期和彼得的统治生涯,还一直持续到罗曼诺夫皇朝行将就木之时。
这场斗争根植于俄罗斯人最深切的宗教情感,在教会及俄罗斯历史上被称为“教会大分裂”。如果以理想的方式得到实践,基督教似乎格外适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俄罗斯人是个极为虔诚、慈悲和谦恭的民族,他们认为信仰比逻辑更具力量,相信生活是由超人类的力量控制的,它们是精神的、专断的,甚至神秘的。与那些最为务实的西方人不同,俄罗斯人对查问事件的起因、如何再度触发或不再触发这类事件的需求远没有那么强烈。
灾难发生,他们被动承受;指令下达,他们被动服从。但这种情感与牲口式的顺从存在某些区别。它并非源自生活的自然节奏感。俄罗斯人喜欢沉思,喜欢神秘主义,喜欢幻想。通过观察和冥想,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对苦难与死亡的理解。这给了他们的人生一层意义,一层与基督所坚持的说法相近的意义。
在彼得时代,俄罗斯信徒的虔行复杂而严苛,虔信则同样朴素而意味深长。他们的历法中充斥着需要留心的圣徒纪念日,以及不可胜数的仪式和斋戒。做礼拜时,他们在教堂的祭坛和悬挂在自家角落的圣像前方不停地画十字、跪拜。在与女子同床共枕前,男子会将她颈间的十字架拿掉,并将房间内的圣像全部盖上。
即便是在冬天,一对已婚夫妇在行房后,也要先洗个澡再前往教堂。梁上君子在行窃之际会向圣像鞠躬,并乞求宽恕与保护。这类注意事项在执行时绝不能有任何遗漏,或是出半点差池,因为它们攸关生死,比世界上任何可能发生之事都重要得多。如果谨慎对待教规,你一定可以获得永生。
在遭受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内,教会成了俄罗斯人生活和文化的核心。朝气蓬勃的宗教生活在城镇和村庄极为盛行,修道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特别是在遥远的北部森林地区。对这些活动,蒙古可汗从未加以干涉,按照惯例,在规定的税收和贡赋源源不断地流向金帐汗国的情况下,可汗对藩属国的宗教活动漠不关心。
1589年,首任莫斯科牧首横空出世,这标志着其教会最终自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莫斯科和俄国获得了独立,同时也被孤立了。它的北面同信奉路德宗的瑞典接壤,西边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南面则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俄国教会采取防御姿态,奉行排外的保守主义方针。
一切变化都令人厌恶,大量精力被投入消除外国影响、驱逐异端思想。当西欧历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迈入启蒙运动阶段时,俄国及其教会依旧是那么纯洁,停滞在已经过去的中世纪,不思进取。
到了17世纪中期,彼得诞生前20年,这种文化落后带来的负担与压力开始对俄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教会反对,外国人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俄国,带来了军事、商业、工程及科学领域的新技术和新观念。
全然不同的行为准则与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随着他们的到来而悄悄传入。这招致了俄国教会的疑惧和极度敌视,机警的外国人被迫向沙皇寻求保护。即便如此,理性的酵母却仍翻腾着泡沫。
没过多久,俄国人自己,包括一些教会内部人士,就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的正统信仰。问题出现了:教会不仅陷入内斗,还向沙皇叫板。这些冲突分别给教会带来了不同的灾难;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一场大难,教会大分裂就此酿成。自此以后,俄国东正教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参考文献
ADLERFELD, M. GUSTAVUS,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Charles XII,
3 vols.London, J. and P. Knapton, 1740.ALLEN, W. E. D.,
The Ukraine: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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