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雨打风吹过》，1857年到1950年的一部成都人文史（22）

互推小编 2023-12-05

礼仪开支与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出生、结婚、死亡,有着密切联系。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开支是一家不可缺少的负担。彩礼和嫁妆是新家庭必要的准备。丧葬安排是死者所必须的措施。个人生活及其相关的社会群体所发生的这些红白大事里产生出来的感情,使得这些礼仪得到更加精心的安排而且花费相当的钱财。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连载的一部记录从1857年到1950年的成都人文史的作品《记忆雨打风吹过》，阅读前面的章节，请点击我的头像查看历史发文。作者历时5年，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从现存亲友中发掘才写成此书，书中有家史，野史，正史，以及无边的彼岸花。

本文作者：宣草

第十二章

十四

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副业，农民不会放过任何将农村的出产变成现钱的可能。

川西坝子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虽然用来储水的池塘很少，但是市面上的鱼类却很丰富。农户们在农闲时，或是在河中撒网，或是在河边“搬罾”，还有人世代祖传，喂养鱼鹰在河流中捕鱼。即使没有这个手艺，一般农户也可以将一段毛渠上下用泥坝闸断，用龙骨水车将水抽干，河底倾倒的古桥、堤坝散落的石条底下，有许多鲢鱼、泥鳅、黄辣丁等鱼类可以捕捉买到市内。至于田中的黄鳝，只要愿意，更是轻易可以捕捉，成为饭馆桌上的美味。

夏天雨后初霁，农民会沿干渠、斗渠、毛渠搜寻遍植在两岸的桤木树下萌发的桤木菌，在林盘中萌发的“山大菇”，青杠林中的“青杠菌”，送到市内出售，被市民珍视为难得的美味。

每到要过年和青羊宫花会之时，农民还会用泥土捏制可吹响的“叫叫儿”；摇起来人偶不断敲击油纸鼓面的“娃娃打鼓儿”；高粱秸秆和彩色纸条制作的“风车车儿”；竹子节节做的可扭动的“蛇”，竹子和纸糊的“兔儿灯”在市内出售给儿童；夏天，可以用麦草编制样式繁多的笼子，装上田里捕捉的蝈蝈，再摘上一些供蝈蝈食用的南瓜花、丝瓜花，用长竹竿挑着到市内出售给儿童；甚至川西坝子竹林中常见的“笋子虫”，用一根竹签插在虫子折断的一条腿中，虫子翅膀不断扇动，儿童们将虫子凑近脸庞就会有一缕凉风扑面，也是成都街头的商品。

夏天盛开的“漏芦花”据说可以治疗恶疮，田边地角的“漏芦花”也可以一路吆喝，“买漏芦花，漏芦根！”沿街兜售；随处可见的野草“鱼腥草”，马齿苋嫩芽，香椿嫩芽等一样也是成都市民喜欢食用的野菜；一些传说中可以治病强身的草药，桐子寄生、桑寄生、拐枣等东西，在成都市面也有不错的销路。到了端午节前，端阳艾草、菖蒲、粽子叶这些在乡下一钱不值之物，也可以在城内出售。

接近市区的农民，可以将田间地角出产的蔬菜挑往市内出售。秋冬之际，还可以将十字花科的蔬菜嫩茎叶晾去水汽，切成碎末，在大铁锅里猛火炒半熟，然后压紧捂住。半熟的菜会激发出芥子甙，产生类似放了芥末的效果。成品用背篼背了，在市内小巷穿梭，呼喊：“辣菜！辣菜！”，几个小钱可以卖一碗，用酱油、醋、熟油一拌，成为成都人餐桌上常见的小菜，称为“冲菜”。听到叫卖声，街上的小孩会成群结队跟在后面，戏谑的唱：“拿菜！拿菜！你不拿钱，我不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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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草编川西坝子的林盘中，竹子是主要的植物。竹子在川西坝子中是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生产工具中有大量使用竹子的地方，犁田的纤索、担东西的箩筐、担肥料的箢蔸、打油菜籽的连枷等等，都离不开竹子；竹子也是农家草房的重要建筑材料，城市传统民居的墙壁部分用竹子编成；修建水利的卵石竹笼护堤也是竹子编成；川西竹麻造纸的原料是竹子。除了用于生产，川西无论城乡的居民，生活用品中的大量器物都离不开竹子，煮饭的蒸笼、插筷子的筷笼、捞东西的捞沥子、刷锅的刷把、盛食物的筲箕；生活中的凉席、遮阳的竹帘、遮雨的斗笠、捕捉跳蚤的“虼蚤笼笼”、竹扇、各式竹椅竹凳，都是乡下的能工巧匠制做，担到市内出售。

农村常见的麦草，也用来编制草帽。相似的还有棕丝编制的鞋子，棕叶编制的帽子等等，都是川西坝子农村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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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之外，农民还可以出卖劳动力。川西坝子的农户，家家都有木制“鸡公车”，样式按日常从事的工作分为大小两种：小车只有木制的两根车辕和一个拱顶，可以供人乘坐，农民的女眷和小孩要回娘家和出远门时可以乘坐，也可以装载200-300斤的货物短途运输；大车的轮子要大许多，车辕粗壮，两侧还有延伸的货台，专事在狭窄的道路上人力运输。成都的几个城门外，“鸡公车”队和蚂蚁搬家一样络绎不绝，源源向成都运输必须的物资。车夫也就得到一里路几文钱的力资。

北门，有运送产于新繁一带的“净缸菜油”的车队；西门有运送温江、郫县一带大米的车队；东门和南门则有运送东山、龙泉驿、仁寿丘陵地带“青杠柴”捆、内江红糖的车队。车轴摩擦的“吱吱扭扭”声，终日不绝。

除了推车，还可抬轿、抬滑杆。两根楠竹杆绑上一个竹椅，一张布幅张于上面遮阳，就是川内农村代步的主要工具。一般一个驿站的距离换一乘，站站相连，除了成都各县之外，远可达川中和川东。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间，这是成都平原主要的交通工具。

至于川西坝子的农民，活动范围很小。平原上基本不到十里就有乡镇集市，出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都在这里，农民活动范围半径不会超出五公里。所以这些交通工具基本都是城市的居民、行商等使用。这些营生，不需要多少技术，仅需要体力，所以从业的农民很多。

有点手艺的农民，或从事木匠，在农村串乡，为农家砍犁辕、做农具；或从事石匠，打造猪槽、水缸、修桥涵，或从事泥瓦匠，修房子、翻盖麦草房顶等等，总之川西坝子的农村，青壮年农民都会一两样额外的手艺，以此补贴家用。

川西坝子的农民，大多数家庭都有除农产品之外的收入。按照1928年布朗对《四川平原五十个田家调查》，大约占总收入的15%-10%，其中佃农经济情况差，从事副业的多一些，自耕农经济情况稍好，所以从事副业少一些。这是川西坝子农民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能够生存的重要原因。（附1）成都一直到1949年解放，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像样工业的城市，在成都市场流通的几百种日常生活不可缺的东西，大部分依然是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农副家庭手工业产品。城市离不开周围的乡村，城市本身也和一个大型的村庄类似。

十五

成都平原的农民如此劳作，大致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不能说丰衣足食，但也不是终日饥寒交迫。

虽然川西坝子盛产稻谷，但是农民的饮食依然非常节俭。农闲时只吃两餐，其中肯定有一餐稀饭。不管稀或干，饭中总是掺杂许多红苕。至于白米“甑子饭”只有农忙或逢年过节时才会有。只有到了每年栽秧打谷的时候，田亩稍微多一点的农民要请雇工和左邻右舍帮忙抢收抢种时，伙食才大有改观。

天刚微量，雇工下田前，主家要准备白米“甑子饭”和小菜；上午10点左右，要准备“红糖荷包蛋”，用桶挑到田间让雇工“打尖”；中午时，要准备“甑子饭”加翘荤；下午再“打尖”一次；晚上收工之后，除了“甑子饭”之外，回锅肉、烧酒要管够。这是川西坝子的习俗，即使再吝啬的主家这时都会“出血”。

一旦被认为吝啬，请不到雇工，而且名声在外，第二年请人都成问题。最怕是雇工心头不爽，插秧时不把秧子根须理顺朝下，整成“曰头鸡儿”，秧子一返青就原型毕露，这一季谷子就不会高产，悔都悔不转来；打谷子时，每把稻子有意在拌桶边少拌两下，谷草上残留谷子，产量就大受影响。故而农家平时要节约，在这几天有充足的东西食用。

除此之外，农民春节过年、婚丧、过生、暖屋时的饮食也是很讲究的。正常年景不用说，就是到了1947年，此时的国共纷争日炽，川内农村开始民不聊生。农村中大办“田席”的习俗依然未改，四川新繁县“吾县……至于婚丧庆吊、祝寿、暖屋，中下之家则雇厨役，造筵席，以猪肉为主要物品，多制样式，谓之‘腬八碗’，又谓之‘九斗碗’。（附2）”

此风俗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逐渐消失，没有足够的粮食，不能私自宰杀生猪，没有了存在的基本条件。随着“包产到户”，农民生活逐渐好转，才又形成习俗。现在成都平原的农村，婚丧嫁娶、祝寿迁屋时雇请“厨管师”,在田间地头垒砖做灶，支上大锅热气腾腾的烹饪，几十、几百人围坐，猜拳行令、大快朵颐的情境依然随处可见，说明此风俗是改变不了的。

成都平原盛产生猪，但是这是农民副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育肥的猪只要在市场上出售。除了过年和过节、婚丧嫁娶、祭祀祖先、农忙外，平时农民很少有肉食，故而吃肉被称为“打牙祭”。没有肉食，脂肪缺乏，肯定“痨”得慌，川西农家平时最奢华的就是“推豆花儿”“推凉粉儿”，缓解长期吃缺油寡盐素菜的不适。

农闲时，农民也在沟渠里捕鱼捞虾，但是数量稍多就舍不得吃，要送到乡镇和城里换现金。至于蔬菜，川西坝子一点不缺，在离林盘不远处都有菜地，各种蔬菜都生长旺盛，自家根本吃不完。当然，一两个月甚至数月才能吃一点肉，尤其是经历国难时的过度征收，许多农民营养不良，“十之八九，鸠形鹄面，衣衫褴褛，房屋破败，触目皆是。”　（附3）

至于粮食，40年代初学者郭汉鸣、孟光宇曾经对成都平原的939户佃农进行过调查:939户佃农中,每年缺粮一个月的为33户,仅占总户数的0.35%,每年缺粮两个月的只有灌县的10家,仅占总户数的1.06%,没有缺粮三个月以上的,不缺粮的占95%以上（附4）。当然，这是指仅能填饱肚子，食物的构成中包括许多杂粮和薯类。

十六

川西坝子的普通农民衣服非常简单，除了殷实之家有几件绸缎衣服，用来在“走人户”和公共活动时“打台面”穿着之外，一般农民只有用蓝靛染的藏青色或海昌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

从事劳作的男子，平时头缠长约一丈多布帕；身穿斜襟或对襟汗衫，冬春外着长衫，冬天的长衫絮有厚重的棉花，最冷的时候还加上一件短袄；腰间都缠布腰带，劳作时撩起长衫，将前幅一角扎于带上；夏季脚穿麻耳凉鞋或布耳草鞋，冬天穿圆口布鞋或双梁棉鞋，在婚丧娶嫁，祭祀祖先，逢年过节时布鞋必不可少；夏天在水田劳作时大多赤脚；下身着大裆裤，穿土布缝制的袜子，纱袜则是在“走人户”时穿着。

妇女的打扮基本类似男人，身着的长衫比男人的稍短，长仅过膝，阴丹蓝洋布是她们的最爱；脚穿彩色布料制作的布鞋；未婚女子脑后编发辫一根，发梢系彩色绒绳。已婚妇女，脑后挽发髻，插银簪。老年妇女，头缠和男人一样的布帕。

川西坝子的冬夜，寒冷且潮湿，为了抵御寒风，农家的被子都又厚又重。土布为套，其中絮有十多斤棉花，非如此不能抵御严寒。可是为了节约，床上除了铺上厚厚的稻草外，终年就是一领竹子凉席。厚重的铺盖一半垫在身下，一半裹在身上。

其他的用度大略就是要在市场上购买一些糖盐酱醋、针头线脑的生活必须品，以及生病时的看病吃药的费用。比这些日常费用大的开支是定期礼仪费用，这部分费用在成都平原平均占到农民收入的6.23%，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乡村社会人际交往的成本。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写到：“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附5）”，“礼仪开支与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出生、结婚、死亡,有着密切联系。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开支是一家不可缺少的负担。彩礼和嫁妆是新家庭必要的准备。丧葬安排是死者所必须的措施。个人生活及其相关的社会群体所发生的这些红白大事里产生出来的感情,使得这些礼仪得到更加精心的安排而且花费相当的钱财。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附6）

成都平原上农民的社会活动也是如此，除了婚丧嫁娶的事情，每家农民按亲戚朋友的关系都要参加之外，亲戚朋友之间也要不时走动，称为“走人户”。而且，这是平时不能在集市等公共场所露面的农家女性几乎唯一的社交方式。参加礼仪和“走人户”当然不会空着手去，总得准备一份礼信。

今天送了别人，人家会记下所送的礼品，当自己家里遇到事情时，收礼的人会“还礼”，如此循环下去。对于这部分支出，爱面子的成都平原农民，一般都会提前预计和准备。哪怕家里再穷，也会尽力将礼物准备得丰盛一些，免得被亲戚朋友看不起。这是一种农民家庭之间的经济互动，可以使相互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有一些经济互助的意义在里面。约定俗成，延续千年。

至于成都平原上农民的文化生活，那就十分贫乏了。遇到逢年过节赶场时，也许有当地乡绅和社团出钱在县城或乡场演出川戏，那就人山人海观者如堵。这种时候不多，各个乡镇必然有的茶馆，就是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

无论是佃农、自耕农、地主,都会在乡镇上的茶馆喝茶，尤其是农闲或者逢场，农民都会到茶馆坐一坐。这是男性农民最必须的消费，他们在这里白“摆龙门阵”，将外部世界的种种传闻在这里交流，尤其是那些近期到过城里的农民，自然就成了谈话的中心。种种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经过他们的理解和加工，传到农民耳中，哪怕是再走样，也几乎是农民了解外部的唯一信息来源。

此外，彼此之间的生意交往、婚姻大事也大多在这里商议。而且四川“十男九袍”，农民绝大多数都是袍哥成员，因此作为一方袍哥码头的联络事物也在此进行，如果彼此间发生了纠纷，当地的袍哥界也在此“吃讲茶”，断是非。所以每个乡场的茶馆是当地农民必然经常光顾的场所。

十七

川西坝子的农户都居住在一种特有的聚落之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川西林盘。农民按姓氏为单位聚居在一起，小的林盘只有几户人，大的林盘有几十户人，面积从几亩到几十亩不等。林盘中有农民的宅院，有高大的乔木，丛生的竹林组成的林园环绕，中间掩映着农家的房屋，林盘周围都有水渠流过，林盘外则是农民的田亩。沃野环抱、竹林簇拥、小桥流水的田园景象，为川西坝子所特有。鼎盛之时，川西坝子有几十万个林盘。

林园、水系、宅院以及田园，是川西林盘的要素。

农家世代在此居住，田也许不是自己的，但是农舍、林园等是自家安身立命之所，祖先的坟茔也在附近。农民不到举家另谋生路时，不会轻易离开此地。田主轻易也不敢逼租夺田，断了人家生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会被宗族和民众认为是“伤天害理”，很难干成，即使告到官家，为稳定起见，多半也会搞不成。

林园中，有高大的乔木，树种有香樟、楠木、皂角、油患子等，大多是材质坚硬名贵的树种。世代在此居住的农民，祖上落户时栽下树苗，几代时间，这些树子都成了参天大树，需要两三人环抱。这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售的，日常需要用坚硬木材制作车轴、车辕、水碾油榨时，至多砍伐一些枝干。

树子上的皂角、患子，是日常的洗涤用品；树子的枯叶和枯枝是日常的燃料；树子上通常有白鹭、乌鸦等成群栖息，白天鸟群飞到田间觅食，稻田里的小鱼小虾、害虫是鸟群的食物，黄昏时纷纷归巢，鸹鸹的喧闹声一直要到天黑尽才停息。

林盘中还有的树木是果树，常见的有气柑、广柑，这些果树植在农家的房前屋后，每年都可以采摘。农户对果树的品质很在意，凡是果子外观口味不佳的树子，会马上砍伐另植，所以留存的树木收获的果子大多口味甚佳。这些东西农家的馋嘴小孩都不能食用，要留着到市场出售。

除了树木就是茂密的竹林，竹子随时可以砍伐，制作农具和手工艺品，竹子的枯叶是燃料，就连竹子的笋壳都被收集起来制作生活用品，如甑子盖，水缸盖等。

树木、竹林为居住者夏日遮荫，冬季挡风，让林盘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每个林盘的旁边一定有水渠环绕，污染很少的渠水终年流淌。渠上通常架有石条修筑的小桥，也有深入到渠中的水埠，农妇在此洗涤衣物食材，农夫在此清洗农具，孩子在此戏水。稍微宽阔的地方，就是耕牛在此泡澡打滚的休息之处，称为“牛滚凼”。清凉的渠水，也是农民生活用水的水源。

在树丛和竹林掩映下就是农民的宅院。川西坝子的农家住宅通常为“一字形“或“L形”的布局，墙体为夯土或用收割后稻田泥土碾实后切割的土砖筑成，上面有木制屋架，大部分屋顶用梳理后的麦秆覆盖。房屋的正面部分为木结构，用竹子编壁，抹上泥土，稍微讲究的再抹上白灰。

中间一间是堂屋，是聚会、吃饭、会客、祭祀的场所，两边是卧室。房屋的正面开有几扇窗子，没有可开启的窗扇，用几根木条制成栅栏式的窗户，俗称“牛肋巴窗”，可以极其有限地采光和通风。房屋的端头是厨房，筑有一个大的灶台，安放一大一小两口锅，都有砖砌的烟囱。一口小锅燃烧柴禾，为人炊事；一口有木制风箱的大锅，燃烧在集市上购得的盆周山区出产的煤炭，为猪煮饲料。

川西坝子缺乏燃料，除了平时作物的秸秆要收集起来，例如油菜籽杆、玉米杆、水稻的禾蔸之外，还有收割的芭茅、各种树木竹子的枯枝败叶。农妇和儿童日常收集这些东西，然后挽成无数柴把，整齐地码放在屋檐之下慢慢使用。两个锅之间还要嵌入一个鼎锅，或者在灶门上悬挂一个陶制的炊壶，利用燃料的余焰加热水，用来洗涤。

最大量的秸秆是谷草，那是牛的饲料，收割后晾晒干，在屋前林盘的空地里堆码成草垛，慢慢用来喂牛；麦秆用绑在板凳上的钉耙梳去叶子，再用铡刀切整齐，储存起来修补或翻新屋顶。房屋两端向外延申的部分，就是谷仓、牛棚、猪圈等的所在。猪圈后是巨大的粪坑，用来储存肥料。院子外有较大的院坝，是铺上晒席晾晒谷物的地方。院子都有低矮的围墙和简易的龙门，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川西坝子农家住宅，大多修筑于清光绪初年，那段时间算得上风调雨顺，赋税也相对宽松，所以农家有余力修建新房。进入民国，不是军阀连年混战就是外敌入侵，农民负担的税赋巨大，能够修建房屋的人很少。

只有在乡的地主和少数富裕的农民有钱修筑瓦房，这些瓦房和茅屋比起来自然天壤之别。房屋的净高、开间都气派得多，院落宽敞，不少用石板铺地，尤其引人注目是有高大的围墙和龙门。

十八

成都平原佃农的生活，每一个县、镇、村按自然条件有一点差异，就是同一个地方，因为家庭劳动力的强弱、耕作技术的优劣、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和身体状况等条件，其状况也有差异。但是总体情况基本上是,只要能辛勤耕种,几亩田地,解决五口之家的生活,应无问题。1937年，四川省合作金库编印的《二十六年度四川省合作金融年鉴》“各县社会状况”,对成都县佃农的生活状态有一段评价，可以作为参考:

“农家除土地生产外,副业亦多,如饲养猪羊,鸡,鸭,虫,蜂等,又如纺棉,绩麻,刺绣等,为农家妇女普遍副业.每一土地农产,每年可收获大小春两季,故农村生产尚富庶,农民生活亦称宽裕。

成都全县土地约十九万二千亩,农民成分大多为佃耕,故其土地几全属于安坐而食之地主,即以千亩以上之粮户合计之,约占全部土地十分之一,如昭觉寺有二千余亩,文殊院,天主堂各约千余亩,至于私人所有者,如胡太和有四千余亩,吴佐,邓和各有二千余亩,吴晋寄及某军长等各一千余亩是也.

成都土地租佃,分为田地与早地二种,租佃田地十亩,须缴纳押金五十两甚至一百余两,而每十两押金约扣利谷四斗至六斗,每亩纳租谷自一石四斗至二石,以一石九斗为普通,于秋收后晒干风净交付;旱地多为钱租,每亩自二元至五元,年纳一次。

成都佃农负担尚轻,若能勤俭耕种,数亩田地,五口之家生活解决,自无问题,所有完粮,纳税,修堰及其他建设等费,皆出于地主,佃农仅认缴纳租谷之义务.查成都上田最多,下田极少,上田每亩可出谷二石三四斗(旧斗)价值一百七十元至二百元;中田每亩出二石一斗价值一百四十元至一百七十元;下田每亩出谷二石,价值一百二十元至一百四十元.除缴纳地主租谷外,每亩可得谷二升至四升,其他收获农产全归佃农.兹以佃耕田地十亩计,除缴纳押金七十元可扣回相当利谷,及购置农具设备之费用不计外,生产缴用费约五十元,内计谷种二元半肥料十元,工资十六元,人工伙食二十元,收获谷二十二、三石,除缴纳地主十八石可余五石,即可补偿其大春种田生产之费用,而小春之所得,实可以供给全年五口之家生活费矣”。（附7）

说川西坝子的农民生活平安富足似乎言过其实，但是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夸大其辞。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这三类农民，佃农的经济情况最差，可以勉强糊口，极少积蓄，无法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半自耕农如果环境安定，没有兵燹之灾和自然灾害，精心耕作，可以逐渐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自耕农如果不发生天灾人祸，每年可以有结余，可以买田置地。

理论上如此，可是民国以来，川内军阀长期混战，个个以刮地皮著称于世，横征暴敛，对川西坝子的农民盘剥登峰造极，农民的生存情况不断恶化。如果在这种乱世之中，再发生牲畜死亡，家庭成员得重病之类事件，就会给他们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基础以无法承受的打击。所以民国时就有：“上粮户坐拥阡陌，食租衣税有余饶；中粮户为小康；下粮户纳税之外，用度或苦不堪言；佃户则终岁血汗供田主租石外，不足养其父母妻子者常多”（附8）。

十九

刘子清做生意逐渐入了佳境，手里的钱财不断增加。成都是一个内陆的消费型城市，要把钱财投入到兴办工业上去机会很少，加上自己除了洋行的生意和翡翠生意之外，其他行业并不在行。俗话说：隔行休贪利。所以最好最稳当的投资就是和成都新兴发财的人一样，在乡下购买土地。

按照清末的田赋水平，成都平原每亩田的赋税大约银元几角，虽然到辛亥年间有所增加，也增加得不多，依然是一个有利可图得投资项目。清朝末年，原来在乡下有大量土地的旧官僚不断衰落，要出售田产；清朝政府的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出售政府手中的公地来得到现钱。

此时成都平原的土地价格比较便宜，1912年时，成都平原一亩上好水田的价格约70-80元左右。所以刘子清不断收购土地，从市郊的红牌楼马家碾开始，到郫县、崇宁等地，一共收购了几千亩土地（按照解放时的清理的属于刘星垣名下的土地是2430亩，这是刘子清死后，分家时分在刘星垣名下的部分。--注）。这个数量和成都市著名的太和号胡家在成都县有土地四千余亩不分伯仲，为除去军阀、教会之外新兴的商人和资本家在乡下拥有的土地数量最多者。

刘子清的土地主要集中在郫县和崇宁两县区域内，这里是成都平原最核心的区域，整个区域毫无丘陵山岭所在,“膏腴平壤,沟塍绮错,竹树葱笼,田庐相望”（附9），都江堰灌区的主要引水渠道柏条河从中间穿过，灌溉条件最好，从来就没有水旱灾害。

田地是在清末民初逐渐收购的，刘子清自己有生意，并不依靠田地收租吃饭，收来的田租集中起来又再收购土地，如滚雪球一般逐渐增加。这些田土只是相对集中，彼此并不相连，而且四界关系复杂，所关联的屋舍、树木的变更、修理等等都不是刘子清能够搞清楚的事。每年收租依照成都平原的成例是“谷租”，刘子清收那么多谷子没有用，所以要按当时谷价折合成现金，称为“折租”。

谷子要碾成米，米要在当地“小市”出售，换成钱；或者把谷子出售给米商，这些都有一个和佃农协商议价的过程。更不用说田地存在转租，其中关系复杂；当地水利工程的维修要由土地所有者协商分摊等等琐碎事务都要处理。刘子清不可能有这个精力来细细过问，只能和成都的其他人一样，降低收租的数量，希望由此保证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聘请成都专门的经纪人来管理一切事物，每年付给经纪人费用，自己乐得清净，只保留田契，每年由经纪人报账即可。

刘子清死后，刘氏家族分家。刘星垣有收入丰厚的职业，家庭开支基本上不依靠地租，加上留学归国，接受新派教育，视此类财产为旧时“土老肥”的做派。兴趣不大。所以就沿用父亲在世时管理的成例，不再新增购土地，把父亲留下的土地当成一笔固定的财产放在哪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免得对先人不敬。至于这笔财产的区域和面貌，他完全没有概念，直到这笔财产由于土改将不再属于自己所有时，才第一次踏上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

家有良田，不如有良佃。这个道理是绝大多数地主所信奉的，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城市，基本上和佃户平素没有接触的地主。妥善处理和佃户的关系，是保证自己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前提。刘家和佃户平时没有接触，唯一见面的机会就是每年正月过年的时候。

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每年正月，各家佃户都会到主家给主家拜年。一方面，这样走动可以密切租佃关系，另一方面，这也是佃户一年间难得的到省城看看稀奇、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每年这个时候，佃户都会准备一些农村的土特产，诸如笋子、老腊肉、萝卜干、红苕片、家禽之类的东西为伴手礼，由家庭的男性家长，带着家中未成年的孙辈到城里给主家拜年。带上孙辈，主要是借此机会让孙辈在省城来开开眼，长点见识。

春节前，刘太太就安排家中工人，将专门为此准备的厚重被褥从专门的大柜子里拿出来，洗净晒干。然后安排人在市场中买回若干大捆的稻草，在公馆北侧的几间空屋里铺成若干地铺。

初一一过，佃户就开始上门。只要刘先生和刘太太在家，必须亲自迎接。主佃双方彼此拱手作揖道贺，然后刘家夫妇马上招呼工人在街对面的面馆叫回几碗面条，给远道而来的“佃客”打尖，再招呼工人将佃客带到客房安顿。这几天，厨房天天为客人准备回锅肉、腊肉等油大的菜肴，在餐厅另摆两张大圆桌供佃客用餐。每顿饭的酒少不了，客房里还有准备的叶子烟供客人随意取用。

白天，佃客们带着孙辈上街闲逛，看成都过节时街头的各种热闹，也采购一些乡下难得一见的物件，如彩色绒线，印花布料等。晚上，刘家就安排喜欢川戏的工人，持戏园的股东证，把佃客们带到华新街看戏。盘桓数日，佃客们酒足饭饱，戏瘾也过足了，心满意足的告辞回家。

刘家按惯例要准备一份回礼，其中主要是成药“十滴水”，以及按成都名医张祥龢(成都名医张澄菴之父，成都名医，1929年去世,为刘子清的好友--注）处方，刘家在鼓楼北二街公馆隔壁的庚鼎药房加工的“救急济世丹”，交给佃客带回乡下，以备佃户急用。除了来的佃户有一份，没有来拜年的佃户，也按照租约清册上名字准备一份，交给来人一并带回乡下。

所谓地主和佃户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当时的成都平原并不是你死我活般激烈。这是因为北伐战争没有进入四川境内，由此带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疾风暴雨规模较小。1926年冬, 四川有15个县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次年春, 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3万多人，并组建了一定规模的农民武装，运动区域限于涪陵、巴县、宜宾，屏山、眉山、浦江、丹棱、彭山、名山、邛崃等地。

这些局部的运动，没有如同湖南农民运动一般的社会大背景，也得不到政府的认可肯定，连在全县疆域都无法推行，短暂一番闹腾后就烟消云散；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之后，也在川军中组织过几次兵变，如1928年6月6日的潼南兵变、1929年6月29日遂蓬边界起义、1930年10月的江津兵变、1930年10月的广汉起义、1932年10月的孝泉兵变、1934年10月的怀远兵变等，这些武装起义和兵变规模都很小，持续时间也很短，在四川民众中间的影响也如同屡见不鲜的四川军头们之间的火拼一样，转瞬即逝。所以四川农村的绝大多数地方，除了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根据地、邛崃、名山等占据过的地方，地方乡绅都没有受到“土地革命”的冲击，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950年的土改。

附1：布朗，《四川平原五十个田家调查》，《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北平农民运动研究所，1928.P335

附2：曾智中，尤德彦，《张恨水说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P273

附3：中国农民银行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四川食米调查报告》，1940，P-62，转引自《成都通史》卷七，P-417

附4：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版,第133一134页

附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121页

附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120-121页

附7：四川省合作金库编印，《二十六年度四川省合作金融年鉴》“各县社会状况”.1938年，第153-154页

附8：《温江县志》卷三《民政》，1921年

附9：张骥等修,曾学传等纂:民国《温江县志》,1921年刻本

（5月28日同一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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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宣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