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佛龛式药箱背后的故事

互推小编 2023-12-08

今年四月，香港苏富比成交的“明末至清初黄花梨雕人物鎏金铜件官皮箱”，以华丽的雕刻和饰件，堪称木器界的《文心雕龙》，“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

2017中国嘉德春拍的“明晚期黄花梨双开门佛龛式药箱”，倒是可以用哲学界的阳明心学作一比喻，“吾性自足，心即理，心外无物”，自成一体，内含光华，韬养自守。

黄花梨佛龛式药箱：道器相生，立木为论

器篇

一曰释名流变万殊

其性自足心外无名

明晚期黄花梨双开门佛龛式药箱

估价：2,800,000-3,800,000 RMB

这件家具外观中正光素，应明代文人简素为美，“门庭雅洁，室庐清靓”。

现就这件家具名称作探讨，分四种：

佛橱

明人习惯把有门的佛龛称为佛橱。文震亨《长物志》记载：“小橱有方二尺余者，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 明代嘉靖牙尺32cm，二尺见方即64*64cm，这件家具57.5*59cm，颇为相似。

壸门小龛

三级台阶

再说“佛”字。《长物志》言<佛堂>，“筑基高五尺余，列级而上，前为小轩及左右俱设欢门，后通三楹供佛。”打开一道一木对剖的大门，橱内中正处佛龛前亦有另一道供佛欢门，佛龛内以木作壸门的方式代表佛像的宝盖。佛前也设三级台阶，足可见造器严谨，具有特殊宗教仪轨。

药橱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著录的药橱与嘉德春拍药箱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以下简称《图考》）著录药橱一只，唯底座与这件家具一素一饰，乍看之下，是否为同一件不能贸然定论。

经过谨慎测量，药箱箱体本身的宽度是35cm，加了底座的宽度则为38cm；箱体本身的高度是55cm，加了底座的高度则为58cm。这与《图考》著录的药橱尺寸一致。因门板心、佛龛门、抽屉脸等都不是很厚，那么是否当年定制者使用对剖的木料，异常考究地制作了如同双胞胎一般的一对药箱？

唯底座一素一饰

然而，药箱每一处的纹理（箱门、抽屉脸、侧板）、鬼脸、小结疤，甚至微小的裂痕、污点，都与《图考》著录的药橱一模一样。即使皆为对剖木料，亦不可能如此一致。

从1944年《图考》出版，不同的递藏者因审美倾向和所爱风格不一，某位藏家在药箱底座上又起浮雕，这种可能性更大。综上，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件器物。

最上层左右两侧各设暗屉一具

故宫博物院藏

艾克将这件家具直译为药橱（yao-ch'u），细审其最上层左右两边的抽屉，其实还各藏暗屉一具，一般药橱用此法来装盛珍贵药丸。药箱是用来装药品的箱子，形制多样，有的在药箱两侧安装铜拉手，像方角柜，有的在箱体上安提手，像提盒。不管形制怎样，都是在前面开活门，箱内设有十几个大小不同的小抽屉，可存放不同的药品。箱子最底层一般为一承盘，可放戥子（装称量药品重量的天秤）。硬木制双门密闭性结构保证药品干燥隔湿。

李渔《闲情偶记》中载有“此橱不但宜于医者，凡大家富室，皆当则而效之，至学士文人，更宜取法，能以一层分作数层，一格画为数格，是省取物之劳，以备作文著书之用”，可见，在药箱向文房箱匣的流变过程中，香药、丹丸外亦可放置文房诸器。

此“药橱”论。

扛箱式柜

《西园雅集》（局部）中的扛箱

《闲情偶寄》将橱、柜并论，不加区分，本篇采此不区分之法（还有一说为前开门都称为橱，顶开门则为柜）。除药橱外，《图考》还著录了一只组合型橱柜（见图版134），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探讨橱柜与箱型器的衍生关系。

按这件家具体量尺寸（57.5*38*59cm），归为“扛箱式柜”也许更为科学。大方扛箱是《鲁班经匠家镜》内的家具式样之一，指分层有提梁的大长方形箱盒。明式黄花梨传世实例中，此类型家具均设底座，多安提梁，没有提梁的，就在两侧安铜手环。

两侧安环包铜

两侧安环包铜，正应李渔的“制体宜坚”论，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自有其功用：“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若使骨董生根，终年匏系一处，则因物多腐象，遂使人少生机，非善用古玩者也。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移动，此外皆当活变。何也？眼界关乎心境，人欲活泼其心，先宜活泼其眼。”

如此体量的柜是书斋或家居规矩精严之作，在份量上也堪称“重器”，用以存放贵重物品，可作变换室陈之用，若无双环，恐难室内挪动。当然，直接抬到轿中作远游用，成为携行家具，亦可。

函匣

清晚期杂木小药柜。42*15*48.5cm。艾克、曾佑和夫妇旧藏。2017中国嘉德春拍拍品。除放置药品外，也可存放文玩、信札等，是用途灵活的家具。上三下四，可名“七星箱”。

李渔还说道，“予游东粤，见市廛所列之器，半属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谓穷工极巧，止怪其镶铜裹锡，清浊不伦。无论四面包镶，锋棱埋没……有人赠我一器，名‘七星箱’，以中分七格，每格一替，有如星列故也。”

“四面包镶，锋棱埋没”

用花梨木四面包铜的做法和这件家具吻合，取其多格多层来收纳文房等贵重物品，有函匣的功能。清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四市》言及东粤有四市，药市、香市、花市、珠市，包铜箱装的可能就是此诸物。

一木对剖双开门，纹理如同流水瀑布冲落山涧

函匣是指直接盛放器物的箱、盒、筪等收纳器具。出于对器物的珍视和敬重，函匣有条理地安置和存放器物，其内部分割出许多小空间，不同器物各居其位，箱前有锁，满足了人们收藏贵重物品的需求。“七星箱”，把匣中大小不等的若干只抽屉比作交映的群星。

内设六层、十四个抽屉，适宜储存多种物品

清乾隆紫檀木旅行文具箱

故宫博物院藏

放入文房用品便称文房箱、文具盒，不过相比现代的文具盒，古代文具盒的制式与容量要大得多，不仅放毛笔，还要放砚台、印章等。乾隆皇帝下江南，且游且批公文题诗作文，曾以紫檀木制箱，边角镶以镀金铜活，存65件文具和一副棋子。

收纳梳妆用品，珠宝的函匣则为妆奁器，如盛装玳瑁梳、玉剔帚（用以剔去梳子上积垢）、玉缸（贮发油之器）等。

《唐五学士图》局部

高濂《遵生八笺》介绍的“游具”中，有一种是其自制的函匣箱，专供出游时携带。此游具高七寸，宽八寸，长一尺四寸，里面放的东西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笔墨砚、裁刀等文具外，还有茶盏，茶盒、香炉、香盒、匙箸瓶、骨牌匣、酒牌、诗韵牌等，游具还内藏挖耳、消息肉叉、修甲刀、锉等件。可见函匣的功能多样，不宜以所装盛器物来命名。

函匣或有座有环，或光素或雕镂镶嵌，置于案头彰显主人品位。

2017中国嘉德巡展广州站

简素空灵，天然去雕饰，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上善若水，道在器中，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

想那好古敏求的学者达人案上陈此家具，求内无所不容如海纳，于外随方制象，铜钉固铜框，坚则久，顺乎黄花梨天然纹理。外观这件家具如对美人，不可毫涉粗浮之气。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来形容它十分贴切，宁简素，不事奢华，古而洁，简而裁，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

匣，古通以藏器之大者为柜，次为匣，小为椟。这件家具引领了那个时代由柜到箱，由日常药品柜到文房妆奁家具的华丽转身。审其物，查其源流，乐而反复，观之可喜。

另篇

格物游艺

研学雅怀

棋

最下抽屉所盛棋盘

审美产生于游戏。在游戏中，人会超脱于功利之上，以审美的眼光欣赏一切。这件家具下盛棋盘一具，与双陆棋盘极似，唯少贴近横墙中部用兽骨嵌镶的一对月牙。

唐螺钿双陆木棋盘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

双陆起源于三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只是才子型游戏。明代《金瓶梅》曾大量提及双陆，几乎老少男女，闺阁千金，玩得一手好双陆都惹人注目，如媒婆介绍孟玉楼便说她“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清代《红楼梦》也有写到“打双陆”，第八十八回《博庭欢宝玉赞孤儿正家法贾珍鞭悍仆》中就写道“鸳鸯遂辞了出来，同小丫头来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鸳鸯旁边瞧着。李纨的骰子好，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下了好几个去。鸳鸯抿着嘴儿笑”。

黄花梨白铜饰游戏柜

39.3*35.8*25cm

《洪氏所藏木器百图》著录了一只“黄花梨白铜饰游戏柜”，造型、包铜制法，甚至柜门正中所饰的铜面叶和吊牌、柜帮两侧所饰的铜拉手，都与这件家具十分相像。唯该柜柜内空间置有三个抽屉和两个承盘，其中的一个承盘以螺钿嵌成双陆棋盘式样，另一个则间隔成不规则的多格空间，以放骰子和棋子等。

“游戏柜”的叫法令人耳目一新，它提供了阐释这件家具的新角度：那些星罗棋布般的抽屉，是不是也有可能用作盛放骰子、棋子乃至“赌资”（妆奁所盛之物）呢？

再者，既然此棋盘与双陆棋盘并非完全一致，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双陆玩法今已失传，但笔者相信，棋盘上任何一个元素的缺失都是耐人寻味的，尤其出现在制器严谨的黄花梨家具上，没有缘由的缺失几乎不可想象。可能性之一，是它本就不是双陆棋盘。

弹棋局（明器）安阳隋张盛墓出土

1959年，在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出土的一批随葬品中，出现了一件瓷具，大小若棋盘，底座的式样也与之相近，惟中央高高坟起，四面成光滑的陡坡，《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称其为“不知名的器物”。在《弹棋局》一文中，扬之水老师则认为这“实即一件仿真的弹棋局”。

山东济宁弹棋传承人白宪福制作的弹棋展示

与六博、双陆棋局不同，弹棋局方二尺，中心乃高如覆盂。做成这样的形状，与它行棋时的“弹”法密切相关，《太平御览》引《艺经》云，“弹棋二人对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即在中心高隆的弹棋局上，令棋子沿着极难控制的弧曲路线，“风飘波动”，“展转盘萦”，最后击中对方。

弹棋可谓以静制动的指尖蹴鞠。《西京杂记》中有《弹棋代蹴鞠》一文，记述了弹棋的形成，“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勤。”可见，弹棋是大臣刘向为汉成帝的“龙体”着想而做的权宜之计（设计）。

清康熙黄花梨带折叠棋盘小柜

59.7*35.6*60.3cm

2017中国嘉德香港春拍拍品

弹棋始于西汉，“自后汉冲、质以后，此艺中绝”，魏晋时代颇为流行，唐末犹盛行宫禁及贵家，且不乏高手，宋代随着象棋的定型、围棋的谱及、打马、双陆等博弈游戏的流行，弹棋逐渐退出主流，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及民间尚有流传至今。

虽然历史悠久，张盛墓发掘出土的弹棋局却是今日所能知道的唯一一件（还是明器），杨之水老师由此感叹，“古戏幽霾近千年，有这样一点线索，使之拨云见日，亦可贵也。”同时她还写道，”弹棋局多为石制，偶亦用木做，但传世之具迄不见一。”

究其原因，笔者猜测有二：1、弹棋退出了历史舞台，棋具消失；2、随着时代更迭，棋具演化，毕竟以木制出中心高隆状的棋局绝非易事，而演化的可能性之一，便是棋盘和中心高隆状物分离，从而成为组合型弹棋局。若以第二种观点视之，此棋盘为弹棋局棋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弹棋又有“妆奁戏”之称，《太平御览》引《弹棋经·后序》，“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禁阑幽密，至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妄置宫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即取类于弹棋也。”结合前文述及的妆奁器之推想与流行之人群，历史也许并非纯属巧合。

清早期黄花梨大双陆棋盘

50.5*34.8*5cm

2017中国嘉德春拍拍品

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双陆棋盘演化的结果呢？不能完全排除，但仅从明式黄花梨传世实例来看，未嵌镶月牙者，尚未得见。

《内人双陆图》局部

《重屏会棋图》局部

岁月流转。择一处雅室，琴声缭绕，一方书桌，一纸一墨世界，留白设黑，取匣铺陈玩物，观对弈，棋如人生。辟世棋算子，心清亦流年，唯雅与趣，不负深情。

佛

壸门小龛外另安木轴小门，使人有别有洞天之感

“艾克《图考》中有一件极精美的药箱。它两开门，抽屉架露明部分一律打洼。抽屉六层，几乎每层排列都有变化。尤以中辟壸门小龛，另安木轴小门，使人有别有洞天之感。如按明代文人的好尚，这里是陈置乌斯藏（即西藏密宗）鎏金佛像的绝好地方。”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言及的，正是这件家具。

中心定，则外物清，佛像于中正之位，烟云供养，顾往元明清崇佛之盛，密宗入中原，受皇家礼供。

明朝建立后延续了元朝宗教政策，继续推崇藏传佛教，同时对西藏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均进行封赏，明朝宫廷鎏金铜造像始于永乐，盛极于宣德，除受皇家礼供外，亦是赏赐之物中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也是人们的心灵寄托，《遵生八笺》就对书斋陈设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中置几，上奉乌斯藏佛一，或倭漆龛，或花梨木龛居之。”《长物志》则言<佛室>，“内供乌丝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为上，或宋、元脱纱大士像（不披纱的观音菩萨像）俱可，用古漆佛橱。”

北京“晓有明堂”主人尹晓明先生收藏的“明末清初朱漆描金佛龛式药箱”，55*26*51.5m，箱门遗失，唯面页和底座残存朱漆描金痕迹。这件家具无论是造型、结构、尺寸乃至纹饰细节，都与本文所述药箱十分相似。据尹先生称，这件家具购自北京本地，但依风格判断，更可能来自山西地区。

这件家具若以药箱论，似以供奉药师佛为最理想之选择，但文震亨又说，“若香像唐像及三尊并列、接引诸天等像，号曰‘一堂’，并朱红小木等橱（见上图），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

清康熙铜鎏金药师佛

2014中国嘉德春拍拍品

佛家语，“三尊”亦称“三圣”，有“释迦三尊”、“药师三尊”、“西方三尊”等，“药师三尊”即“药师”、“日光”、“月光”，文震亨认为这些佛像应该都在僧侣居住的地方供着，而不适宜那些非出家为僧的奉佛之士。虽仅为一家之言，却也能看出彼时风尚之端倪。

势

这件家具周身光素，审其容，悦己心，灏清穹苍，纹质葱茏。外观为阳，内处则阴，负阴而抱阳，谓之中和。中国书法、制器、建筑皆循此理。

巨笔映北斗星列庙堂

扛承天地智周万物

图片来源：三水仓

箱内格局同寿字纹、梁思成手绘故宫三大殿线图神似

汉高祖刘邦还在打仗，萧何已为他修建了未央宫。刘邦发脾气说，战争还未完，那样铺张浪费干什么？萧何却不这么看，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说明萧何知道建筑艺术有思想性、政治涵义。吴王夫差“高其台榭以鸣得志”而掩饰战败，也是以器致外交之用。

外观这件家具“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稳如案上一山之峙，于内开中门又洞天连连，功能皆备。木制线条的内在艺术，充沛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建筑美感。

道篇

良工造物

大匠诲人

自《马可波罗游记》出版，西方社会便探究和崇拜起东方文明，并直接导致了载入人类文明史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人展开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

万历一朝来京的欧洲人利玛窦，第一次把世界地图与西方科技文化介绍给中国，他认为明代中国就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文明高度发达，富庶世所无二。

经济贸易的往来促进了人才的交流，文明的交汇。以福建一港为例，福建港凭借濒海而居的独特区域优势发展海上经济贸易。汉元封元年设东冶县（县治福州）置东冶港，将福州开辟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并在福州与中南半岛、夷洲(今台湾)、日本、澶洲（今菲律宾）间开辟定期航线。

宋元时期是整个福建海外交通最发达时期，福州亦是重要贸易港口，成为当时第一大港泉州港的重要支线港和重要支撑，同时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造船工艺先进、装备精良，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明朝，福州太平港为郑和七下西洋候风扬帆之出发地，并在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后成为与琉球经贸文往来的窗口。福建漳州市有一个叫做海澄的小镇，这里曾经是明朝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始发港，隆庆朝海澄月港开关后，海澄镇城区更是迅速发展成为“闽南一大都会”。

近代以来“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严复，就出生成长于福州，在福建的海军学堂学成后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向国人系统地介绍西学，并写就《天演论》。

Gustav Ecke（1896—1971）

五十年后，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先生登上了福州港口，来到厦门大学任教，在福建泉州研究当地历经唐宋元明清而保存下来的双塔，写成专著《刺桐双塔》（建筑与家具的关系，实应深入研究），后赴任北平恭王府的辅仁大学，创办营造学社，在一批同道学者的努力下，写出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

翻《图考》就大致可以了解艾克先生的朋友圈：

106的橱柜主人Jean Pierre Dubosc先生，大古董商卢芹斋先生的女婿，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迷恋东亚艺术；

108的药橱主人杨宗翰先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留学哈佛，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授；

110的香几主人曾幼荷女士，著名书法研究专家，于西方传播中国书法艺术，当时她还是艾克先生的研究助手及女友，故还在使用本名“曾幼荷”；

107，即本文所述药箱，主人R.J.C.Hoeppli先生，著名生物学家，对中国的寄生虫病研究和师资培养，贡献卓著，“何博礼现象”远近闻名。

在厦门大学期间（1923-1928），艾克先生任哲学系教授，1928年又应邀去北平任教。瑞士籍德国人R.J.C.Hoeppli（中文名何博礼）先生，在德国接受医学训练，却对中文有着浓厚兴趣，1925年前后来到厦门大学教授生物学，并开始自学中文，1930年放弃在德国汉堡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教职，到位于北平的中国协和医学院任教。从各自履历来看，二人在厦门就应结识并成为同乡挚友了。

“小素心斋”主人傅永强先生藏楠木箱

摄影：程世达

本文所述R.J.C.Hoeppli先生旧藏的“药箱”，与笔者在福建“小素心斋”主人傅永强先生手中见到的楠木箱（福州本地收购）颇为相似。中国嘉德2014年秋拍《案上云烟——文房雅玩》专场，呈献艾克、曾佑和夫妇旧藏35件（套），在记述一些小件文房器物时，曾女士曾具体指出是当年艾克先生于福建厦门任教时所购，再结合上面述及的李渔“东粤说”，基本可以断定这件家具系产自福建的函匣类器物，或为艾克先生去北平前对好友的馈赠（以“药橱”赠予致力于生物学研究的友人，再合适不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艾克、曾佑和夫妇

高罗佩、水世芳夫妇

傅汉思、张充和夫妇

东西方交流不局限于一本书，一个人。清末民国，学术的交流更加频繁，中西文明激荡，既有梁思成、林徽因伉俪由哈佛带回西方建筑学研究方法，以研究中国建筑史，又有艾克、曾佑和，高罗佩、水世芳，傅汉思、张充和等学者，把古老东方的物质精神文明介绍到西方去，通过文字的力量、书籍的智慧，系统地阐述古代中国儒释道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通过对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考量，深入探究中华文化精髓。

明晚期黄花梨六柱架子床

艾克、曾佑和夫妇旧藏

2017中国嘉德春拍拍品

清末民国红木梳妆台

艾克、曾佑和夫妇旧藏

2017中国嘉德春拍拍品

自甲午海战以来，中华民族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西文化深度交融，从哲学观、方法论、科技史、考物工具、研究对象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许多学科的建立、学说的提出都有了首次飞跃。在此，谨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们致敬。

R.J.C.Hoeppli先生1952年给时任校长李宗恩写的离职信

正如R.J.C.Hoeppli先生既在生物学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又热衷于收藏中国古董艺术，艺术实乃全人类的共通语言。今天我们也必须“文艺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与艺术生活的关联。在这方面，中国艺术考古史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进而成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分析立论的中华文化史。

中国艺术史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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