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第一号鼓手吴光锐:我这辈子就两件事最光荣
吴光锐今年89岁,他的头发还未全白,往两边分开,穿着整洁,指甲都修得一丝不苟。
1948年1月,吴光锐在河北老家参军,加入晋察冀军区军乐队。1949年,他在开国大典任第一号鼓手。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鼓手、创作员,并于1971年创作了家喻户晓的《运动员进行曲》。
采访时,吴光锐提前备了纸笔,要记者把问题写下来,且字要大,他一个个读完,再回答。戴着的老花镜总往下滑,他就干脆让它留在鼻尖上,只在看人、看字时往上推。
吴光锐的家位于北京海淀区军乐团小区。他在此住了四五十年,屋里的装潢和多年前一样:木质绿门、红地漆、白花花的旧式长灯管,地板上铺的是黑缝白砖。客厅的一角堆着他创作大半生的书籍、乐谱。
离休后,吴光锐教过学生、谱过曲。近十年来,因为身体原因,他彻底歇在家里。他订了四五份报纸,天天看。有时候参与院里的活动,上台打个鼓,也和老同志们一起玩套圈儿,家里的洗洁精、洗手液都是他套圈儿赢来的奖品。
“内衣内裤全要自己洗,洗脸、洗脚、洗衣服就用一个盆儿。”吴启成说,父亲还保留着在部队生活的习惯,要强、不讲究。
除了耳聋、高血压外,吴光锐的身体还算硬朗,胃口、睡眠都好,“一觉十个小时,睡到早上八九点都没问题。”每天,家里保姆去军乐团小区食堂给他打来饭——他爱吃食堂这一口,顿顿香。
采访中,吴光锐讲话极慢,几乎是一字一字向外吐。吴启成在旁,时不时得替他补充、解释。吴光锐的乐感仍然极好,时不时哼上一段“哒哒嘀哒”的鼓点音。他说他这辈子就两件事最光荣,一是参加开国大典,二是写下《运动员进行曲》。
聊到激动处,他举起个量杯咕嘟咕嘟喝水。然后翘起两个大拇指,突然高亢地说一句:“光荣!”
参加开国大典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候
新京报:什么机缘让你加入晋察冀军区军乐队?
吴光锐:1947年下半年,我17岁,我家那一带解放后,有首长来问,小朋友你想参军吗?队伍里有扛枪的,也有搞文艺的,你要来我们文工团吗?我说我考虑考虑。过了一两天,我就说参加你们文工团吧,因为我想只要能穿军人的衣服,能当兵就可以。到1948年1月1号元旦那天,我就光荣地参军了——这么关键的一天,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新京报:怎么想到做鼓手?
吴光锐:我上小学时,每年的正月十五左右,村里边有节庆活动,有那种吹拉弹唱的乐队。我从七八岁开始跟着模仿他们,多模仿几次就都会了,那些个民间乐器,管啊、笙啊、吹拉打击乐器比如鼓、镲等等,都学会了。
后来进了军乐队,因为我打击乐技术好,就开始做军乐鼓手。参军后,学会的打击乐就更多了,木琴、低音鼓、手鼓、铃鼓,还有西洋乐器小军鼓。
新京报:军乐队的工作生活如何?
吴光锐:晋察冀军乐队当时在石家庄。开始都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每天的伙食挺简单,吃点咸菜、窝窝头、米饭。我们文工团的人,一个是服务战士,一个是服务老百姓,在战斗间隙慰问演出。
新京报:怎样得到参加开国大典的机会?
吴光锐:当时参加开国大典,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上面交代的任务,当时北京、东北、南京、新疆军区等的乐队都到北京来,铁道兵、工程兵等等都有,组成了联合军乐团。一共有200多人,住在天坛公园,搭了好多顶帐篷,在那里吃住、训练。
新京报:平时怎么训练?
吴光锐:我们那会儿提前两三个月就开始练队列、乐器,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参加开国大典,就是练。
当时的军乐团有总指挥罗浪,然后各个乐队内又有分指挥,纪律非常严明。临近开国大典的最后几次训练,训练完了,要用封条把乐器封起来,没命令不能拆。有个战士自己去把封条拆下来了,领导看到了就问,这谁启封的?那战士说是他启封的。领导说,你叫什么名字?拿着乐器出列!——那战士训练了好长时间,特别辛苦。但就因为他私拆了乐器封条,最后没让他参加开国大典的演奏,多遗憾啊。但是没有办法,你说这纪律,多严明!
开国大典上,吴光锐站于队伍的一排一号(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开国大典当天演奏的感受如何?
吴锐光: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上站着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升国旗时,我们乐队200人奏国歌。后来开始阅兵,骑兵来了,我们就奏骑兵的曲子,坦克兵来了就奏坦克兵的曲子。各个兵种的曲子都要奏。那真是一生中最光荣、最光荣的时候。
《运动员进行曲》,是我们军乐队的集体光荣
新京报:解放后,你做什么工作?
吴光锐:解放后成立了军乐学校,我在里面做教员,边教学边继续做打击乐。我也经常作为乐团成员去给外宾演奏,得提前了解这外宾国家的乐曲,或者是对方领导人喜欢的乐曲, 任务几天前就会布置下来,然后拼命演练乐曲。
新京报:后来怎么开始作曲的?
吴光锐:那会儿我在舞台上打鼓,有时候灵机一动,临场发挥就开始编了。比如《骑兵进行曲》,我用鼓点加出了马蹄的声音。底下观众席觉得新鲜,响起掌声。
有几次指导员问我,小吴你刚刚打的什么曲子?我说我刚发挥出来的。但其实搞作曲的专家、能人有的是,我得靠边站,我是小兵一个。
吴光锐着制服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创作《运动员进行曲》是因为怎样的机缘?
吴光锐: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作曲,当时全国第一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要写四个曲子,《欢迎进行曲》、《欢送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还有一个什么我给忘了。
《运动员进行曲》正好分配到我们军乐队一队,喊了五六个人,每人都写一个。大家听过后投票,最后就是我那首,它得的票最多,一看是谁写的,一队的吴光锐。然后不是我一个人站起来,李明秀、贾双也都站起来。
新京报:不是由你单独创作的吗?
吴光锐:《运动员进行曲》是集体创作,不是我吴光锐一个人,还有贾双、李明秀。当时讲究集体创作,我写完了,又找来他们两个人,然后在一起磨合,最终定下曲子。所以放了几十年的《运动员进行曲》,是我们军乐队的集体光荣。
新京报:曲子的灵感来源于何处?
吴光锐:其实我本来就喜欢各个运动项目,然后创作音乐的时候,脑子里边要有形象,要想想你写的运动员。我们军乐队,每年都会参加体育活动,所以我脑子里有各种运动员的形象。
我想象的就是运动员打乒乓球、拍球、踢球,然后想到年轻人的生动、灵活,还有那种健美的体质。我会去运动场找节奏,看运动员的步伐,怎么走步子,把精气神写出来。
吴光锐在讲述往事。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新京报:离休后的生活如何?
吴光锐:我55岁离休,到现在都30多年了。离休以后,闲不住,有时出去教学生,给人家写谱子。这些年岁数大了,脑子不太好用,就都放下了。离休后写过的几首曲子,也有音乐出版社给我出版过。
但这辈子有点影响的就是《运动员进行曲》,全国各级学校、电台、体育节目用了几十年。我听说小学、中学的运动会现在还在用这首曲子。我真得说谢谢全国人民,谢谢。
新京报:近几年还会参与文娱活动吗?国庆节有什么安排?
吴光锐:之前每年干休所的春节晚会,我都会去表演。国庆时有阅兵,就一定要看,每次看到都特别感慨。我就说,我这辈子就两件事,一件是参加开国大典,一件是写《运动员进行曲》,是我一生的幸福和光荣。
(吴启成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实习生 李雨凝 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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