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消失的“报刊亭”，杂志无人买 读者大多是老人

很多人的记忆中，买报纸、看杂志离不开这样一个小屋，小小的报刊亭成为很多人最喜爱的读物集合地。这两年自媒体的发展良莠不齐，满屏充斥着标题党、花边娱乐甚至假新闻，一时间很多人开始怀念消失不见的报刊亭，至少那时的信息还是经过筛选的、可信的；

钢铁怪兽张开巨口，铲出的泥土被不断推走。“报亭没了呀，整个儿就给吊车吊走了。”张大妈举起双手比划着。她习惯在午睡后出门买份报纸，但北京协和医院门口，那个有着近20年历史的报刊亭已经彻底消失，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大坑。

轰隆隆的拆除声同样让永定门外买早点的邓大爷吃了一惊。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北京广播》时，邓大爷问老板：“真干不下去了吗？”那时报刊亭已经贴出租兑信息。如今，蓝色铁皮围栏里只有一台沾着黑色泥土的推土机，报刊亭不见了。

碰到沿路寻找报刊亭的人，家住灵境胡同附近的吴大爷用一口老北京腔宽慰着对方：“可能是因为占道，省得咱见天儿跑了不是！”他家附近，5座报刊亭在同一天被全部拆除。

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开始将城六区报刊亭等有人设施逐步退街进社区或者商铺，并考虑引入自动售报系统。与人们朝夕相处的报刊亭，正在难以察觉般地加速消失，反倒是那些行动迟缓的老人最先发现了这个变化。

在这座城市里，经营报刊亭的大多是中老年，买报的多是暮年。报刊亭做的是印刷时代遗老们的生意。如今，这生意也进入了它的晚年。

（协和医院附近围起了蓝色的铁皮围栏，据附近街坊邻居说，未拆除之前的老报亭还能买到黄牛号。）

“今儿买馒头买多了，吃么您，拿两个”

北京的秋雨在十月初骤然而至。和往常一样，早上7点，宋国辉拉开报刊亭铁门。这是长假后的第一天，他提前抄好预留报纸的顾客名单，贴在墙上。

一个背着花兜子的大妈走过来，红格伞遮住了半张脸，宋国辉弹簧般站起，抽出预留报纸堆里的一份《北京晚报》和《参考消息》递过去。“这大妈的花兜子都背了十多年了，我不用看脸。”宋国辉说。

一位老人手里拎着一袋馒头，将三份报纸揣进怀里，笑呵呵地说：“今儿买馒头买多了，吃么您，拿两个。”宋国辉摆摆手：“吃过啦，雨天您慢着点儿。”宋国辉说，老人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曾经站在报刊亭前和别人聊退休津贴。

拉着小推车的张大爷一路寻来，他家小区附近的报刊亭拆了，没处买报，碰上手里拿着《北京晚报》的大妈，得知了宋国辉报刊亭的地址。“就是离我们家远点儿，当锻炼了。总不能不买报纸呀。”张大爷将报纸塞进小推车，车轮笨重地绕过地上的水坑。

宋国辉的报刊亭位于朝阳门南小街与金宝街路口，老城区还保留着旧时的邻里关系，街坊们都认识他，隔壁邻居甚至将家里WiFi密码告诉他，让他在报刊亭里也能上网。

附近的报刊亭宋国辉也熟悉，“前面那个报亭，一开始是小刘，后来是小李、老马到小吴。”只是这些报刊亭已经很少开门营业。

（宋国辉的报刊亭里东西一应俱全，有电饭锅、热水壶、白酒与调料等，这些支撑着他在报刊亭最后的日子。）

宋国辉的11029号报刊亭还在艰难维持，今年已是第13年。宋国辉是河北衡水人，十几年前来北京时，只有邮政家属、北京下岗再就业人员等拥有北京户口的才能申请经营报刊亭。宋国辉与妻子各自从北京人那里转租了一个报刊亭，每月租金2000元。

“一开始，《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来买的最多，后来又有了《新京报》，杂志的种类更是数不过来，比现在要多三倍……那时候晚报真是排着队买，买不到的着急，杂志都是几箱地送。”宋国辉回忆。10年前，全国两会期间还出现报纸不够卖增印的情景。那时，《北京晚报》每天进100份都不够卖，手机充值卡等最多每天可以卖一万多元。

现在，宋国辉每天的营业额只有几十元。他拿起报摊上一本新来的杂志《江南》，文学刊物，只进了一本，半个月仍没有卖出去。

据媒体报道，1999年以前，北京市有1000多个散报摊。到了1999年，北京市政府开展“为老百姓办实事”项目，报刊亭建设也列入其中。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北京奥运会期间报刊亭数量达到2500个。

除了不菲的利润，宋国辉也与许多街坊日渐熟络。一位样貌平常、衣着朴素的老人经常推着黑色自行车，穿着花衬衫，来报刊亭看报。每次他来，身边总会围起一群人叫“先生”，问长问短。

宋国辉很好奇，终于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和老人很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梅兰芳的儿子、京剧大师梅葆玖。

“这上面报的是您吗？”宋国辉恭恭敬敬地问。他之前一直以为这就是个爱看报的老头儿。”

“是的。给我看看晚报。”梅葆玖如常答道。

附近饭店常住的外国人偶尔也来买报，宋国辉准备了《环球时报》英文版，乐呵呵地听着外国人说“三克油”，虽然无法沟通，但他觉得买报人的“气儿”都差不多——直盯着报纸，身上带着种骄傲劲儿。

不远处的平房区租住着初到北京的打工者，宋国辉给他们留着有招聘广告的报纸，“在北京打拼没时间看闲报，看就看招聘广告这些。”宋国辉也在那里租过房，十多年前，单间房租每月只需350元，如今已涨到数千元。

宋国辉折了一份儿晚报，给一位82岁的老顾客留下。老人腿脚不方便，走几步就要歇歇。“雨越来越大，估计她今天不来了。”宋国辉惦记着。

傍晚六点半，老人步履蹒跚地出现了，宋国辉眼睛一亮，连忙递过报纸。

“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嗨！是想不来来着，这天儿出门费劲呐！可在家里转圈儿老觉着忘点儿什么事儿，这不，了了！”

岁数大的老顾客如果长时间不来，宋国辉便托街坊打听。一位每天来买晚报的老人突然消失了，数月未见，宋国辉从邻居口中得知，老人去世了。如同失去一个老友，宋国辉心中空落落的。

“后来有一些老人不来了，我就知道多半是走了，一打听也八九不离十。”

报刊亭里的日子不好过，宋国辉摆上了白酒，有二锅头也有“闷倒驴”，每天喝上二两。收到老街坊去世的消息时，他要再多喝两杯。报刊亭墙上，他手抄了一份《劝世歌》歌词，最后一句龙飞凤舞写着：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从前的生活慢

儿子总劝宋国辉关掉报刊亭，找个稳定的营生。宋国辉心里不是滋味儿。光靠报刊亭每月不到2000元的收入难以生存下去，但他割舍不下这些老邻居。

两个月前，宋国辉将转让信息贴在报刊亭门口，旁边写着“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充值，中国联通代售点”。这些曾让宋国辉收入颇丰的附加业务如今少有人问。偶尔有人打听转租价格，都是想开早点摊、食物便利亭。

（一位报刊亭老板展示成沓的退货单。每个报亭根据地界不同，退货的情况也不同。以《北京晚报》为例，有的报刊亭可以退一两份，有的不允许退回。剩下的报刊都按废纸卖掉。）

按照媒体的说法，报刊亭的兴废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纸质媒体的发展。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邮政报刊亭数量为30506座，比2008年减少2万座。

在北京，最大的变化从三年前开始。2014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72座合法报刊亭被拆除。人民网发起的相关话题一天之内阅读量超过7000万，讨论超过5000次。

在此之前，郑州已经成为第一个没有报刊亭的省会城市。2012年4月郑州市政府实施“退路进店”政策后，遍布于郑州街头的报刊亭被陆续拆除，421个报刊亭无一幸存；呼和浩特原有100多座报刊亭，近几年不断萎缩，今年3月，当地媒体称政府将全部拆除城区内现有的报刊亭，未来如何规划暂时没有确定。

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报刊亭消失了，但它承载的记忆和情感无法被拆除。得知宋国辉要租兑报刊亭，一位常来买报纸的老人说：“隔壁街都给拆喽，要不您还是留下吧。”

刘伟的报刊亭位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南20米处，很多学生和老师都是他的老顾客。一个北大物理学院的学生4年来不间断地在此购买《舰船知识》杂志，毕业后他留校成为这方面的研究学者。

退休教授老陈没事时喜欢跑来报刊亭跟刘伟聊天。临走前，刘伟抽了本最新的《兵器》杂志送给他。时间长了，刘伟和教授成了朋友。2014年老陈退休时，学院组织了告别晚宴，老陈特地跑到报刊亭邀请刘伟参加，但报刊亭不到时间不能关门。老陈告诉他：“在北京缺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

刘伟原本在内蒙古当厨师，来北京16年，在街角找到了继续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很多老人生活离不开这个。”中秋节时，高中生小王拿了两盒自己家包的饺子送到报刊亭，从幼儿园开始，爷爷就带他来这里买杂志。

对于一些人来说，每天在报刊亭的油墨味里意犹未尽地砸吧两句晚报的头条，是十足要紧的事。

“天坛大爷”吴保印曾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扮演过“老子”形象，他穿着印有“中国梦”的红夹克，在天坛公园锻炼完，一路快走到蒲黄榆的老报刊亭。

“哟呵！不错，这环保早该这么抓了！”站在报刊亭前，吴保印用响亮的大嗓门开始“新闻播报”。他一条条读着报纸上的新闻，语速极快，全白的稀疏头发与垂到锁骨的胡子在冷风里颤抖。

熟悉的声音让老板从报刊亭里走出来，他不识字，认真听着。给报刊亭老板读报，是吴宝印近二十年的习惯。

（吴保印大爷在网上搜索更详细的新闻念给不识字的报刊亭老板听，每天等着这些熟客，是报刊亭老板的牵绊和慰藉。）

吴保印订了全年的《北京晚报》，但他上午来报刊亭买一份《参考消息》，晚上再先来看一眼晚报的标题。“我很珍惜买报纸和来报亭看报这个过程，这是属于我们这些老头儿的一种仪式，能自己出门溜达看报，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吴宝印说。

报纸发行人岳子砚有着十多年的发行经验，他从事的《北京青年报》发行工作这些年也发生了变化：从前是早报早投，早上8点前三环内完成报纸投递；而现在改为“享受慢生活”。“现在的生活太‘快’了，我们应该停下来，‘慢’一些。报刊文化与纸质书不会过时，只是载体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岳子砚说。

活路与出路

报刊亭的生意在金融危机后开始骤降，微博时代开启后，报刊反而成为了报刊亭的“副业”。宋国辉妻子的报刊亭租金一路降到560元，最后还是倒闭了。以前需要排队买的《北京晚报》，因为不接受退报，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只能当废纸出售。

蒲黄榆物美超市门前的报刊亭老板拿出四期文学杂志《萌芽》，“四个月了，一本都没卖出去。”《知音》与《读者》本来都是不愁销量的热门杂志，但近三年都遭了冷落。报刊亭里堆满了过期刊物，靠里墙的小柜上一堆，脚后的架子下好几堆，角落里还有一堆，全部8毛钱一斤按废纸处理。

（东单北大街上店铺的门被旧报纸糊满。）

一位母亲拉着儿子到报刊亭前：“妈妈给你买本《读者》吧，你看这里面都是好文章。”儿子嘴一撅，拉着母亲的胳膊喊：“妈妈咱们回家吧，我要玩iPad！”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宋国辉回忆，以前《法制晚报》的大案头条出来后，街头巷尾都拿着报纸议论，如今儿子更喜欢拿着手机念叨App推送的新闻。

很多报刊亭只能靠卖食品维持。但一个月前，东城区与西城区开始报刊亭整顿。据西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消息称：9月8日至10日，对辖区171家报刊亭进行了地毯式的集中整治，查处并取缔3户无证经营食品的报刊亭，扣押违法经营矿泉水、饮料444瓶。

国庆假期前，陈林收到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知，报刊亭必须在10月8日停止并撤掉食品买卖。这等于断了陈林的生路，“指望卖报纸赚钱，能吃上饭吗？”

陈林的报刊亭位于海淀区北三环西路辅路边，附近是中国人民大学，周围原本有三个报刊亭，今年关了两个。“卖一份报纸赚2毛钱，一天也就能卖个20来份，还不如几瓶可乐。”25岁的陈林穿着格子衬衫，坐在报刊亭里拿着手机看网络小说。“今年做完明年再不做了。”他从手机屏幕前抬起头，叹着气。

“以前学生还看漫画呢，《漫友》我都不够卖。”永定门西革新里的报刊亭老板回忆，早年附近学生来买漫画杂志与漫画单行本，叽叽喳喳围着报摊，漫画书翻了个遍还舍不得回家吃饭。“现在孩子都打王者荣耀了，漫画书没人看喽。”

生意惨淡，一些报刊亭除了烤肠和饮料，还卖起福利彩票，有的老板业余做起“共享单车管理员”。

（革新里能买到彩票的报刊亭被弃在原地址马路对面，上面写着“双球”、“3D”，橱窗里摆着旧报刊和未卖完的零食。）

曾几何时，报纸是众多人的精神食粮之一。

时代的变化，带来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地铁看报似乎成了过去时。如今，泛滥的资讯与匮乏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的城市文化需要部分报刊亭的坚守，全民阅读风尚的形成也需要报刊亭这样的文化载体！

在今年的新零售概念中，“无人”概念店被大肆宣传。据媒体报道，阿里巴巴在今年推出“无人超市”、“无人汽车店”后，最近又宣布将在杭州建立第一座 “无人加油站”。

岳子砚说，一份报纸的印刷成本在三块钱左右，而报纸只卖一块钱。单一的靠广告盈利的模式让传统的报刊零售模式难以为继，报刊亭也应该谋求新的出路。

宋国辉的老顾客里，有位北大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于老师，他眼睛花了，但每天都来买4份报纸。“报刊亭的意义是要留给后人评判的，早晚有一天，人们会知道，报刊不只是传播信息的载体，更是一种历史的心声。”于老师说。

雨天的黄昏来的更早一些。宋国辉目送附近放学的学生，偶尔有接孩子的老人顺路过来买份报纸。夜幕降临，一盏微弱的灯光在报刊亭前摇曳，老人们睡得早，晚上没有人来买报。

报刊亭散落于城市中心，能为市民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外，不知大家有无观察到，报刊亭的数量在近几年有减少的趋向，有的报刊亭的“亭”在人却已空，而人们也大都无所察觉。这样的“不知所觉”是否会引发大家思考，是报刊亭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影响不大的缘故还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重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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