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离病毒最近的地方取样
疾控战士全副武装正在取样
长江日报记者陈卓 摄
点燃酒精灯,让病人张口发“啊”音,完全暴露咽喉,用培养管内的消毒长棉签以灵敏而轻柔的动作擦拭分泌物。取毕,将试管口在酒精灯火焰上消毒,然后将棉签插入试管,塞紧。搜集完全部样本后,统一送检。
这就是确诊新冠肺炎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步骤——取咽拭子样本。但一个张嘴的动作,将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这是采集咽拭样本工作人员必须面对的风险。
在医疗战线的最前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与病人的接触距离很近,在病毒的面前承担着很大的感染风险,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帮助病人确诊的关键一步。
棉签探进咽喉
病人咳嗽飞沫喷到面罩上
工作服、隔离衣、鞋套、手套、工作帽、护目镜,医用外科口罩和N95口罩双层佩戴,加戴头盔式全护屏……2月8日,在全部三级防护措施穿戴完整后,东西湖区疾控中心检验科副主任余树坤拎着沉甸甸的采样箱走进径河街隔离点。
敲开发热病人的房门,余树坤说:“你好,我是东西湖区疾控的余医生。接到消息说你出现了发热症状,我现在来为你采集咽拭子。”由于面部口罩过于厚重,他的声音有些模糊。
余树坤按照标准动作取下病人的口罩,病人露出惊慌、害怕的表情。“别怕,来,张嘴。”余树坤从培养管里拿出一根消毒长棉签,小心翼翼地伸进病人的咽喉处。病人感到喉咙有点痒,没忍住咳嗽了几下,一团飞沫喷到了余树坤的全护屏上,房间里其他人都愣住了。
余树坤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拍拍病人的肩膀,安抚道:“没事,我们再来一次。”
咽拭子的取样必须要“到位”,这个“到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余树坤告诉记者,棉签伸入患者咽喉深处,当患者出现干呕的症状时,基本就采到准确部位了,样本也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精准度,但是患者呼吸道出现敏感症状时,他所释放出来的病毒量是翻倍的。
“当张嘴哈气的时候,病人的口腔、鼻腔都是直接面对我的,呼吸道的传播,主要就是气道的呼吸和飞沫,所以这是一个最大风险的操作。”
三级防护服里的短袖和隔汗纸巾
全部湿透
离开病人房间后,余树坤拿出75度的医用酒精对着自己的全护屏和全身进行反复喷洒消毒,然后换上新的手套,在进入下一个发热病人的房间前,他必须做好全身消毒。
完成全部的采集工作后,余树坤离开隔离点,一层一层地将自己的三级防护脱下来。
记者注意到,余树坤的防护服里只穿了一件短袖,而且在他的背后、胳膊、腰间都垫着几层厚厚的纸巾,纸巾已经全部湿透。脱衣服时,余树坤把防护服的袖子反过来,混杂着汗液和水蒸气的衣袖往外一翻,水珠直掉。
“防护服是完全不透气的,穿上身半个小时就能闷出一身汗,加上酒店里开着暖气,越发觉得热,里面就只能穿个短袖,不然怕要中暑。可是脱了防护服,室外温度低,又冷。”余树坤把身上的汗渍擦干,打了个寒噤,赶紧套上一件厚外套。
一天采集咽拭子
100次以上
天色渐暗,已经是晚上6点了。重复“采集咽拭子”这样枯燥、危险的动作,余树坤一天至少进行了100次。
“为了防止假阴性情况的出现,一个病人至少要重复采集两到三次,以保证样本准确性。”包括余树坤在内的检测科咽拭子采集工作人员共有6位,两人一组,分成三组,分别前往隔离点和医院进行样本采集,每组要负责100人左右的采集任务。采集结束后回到实验室,他们还要将不同的样本进行整理,对器材、设备进行消毒、清理。
目前,东西湖区共有10个隔离点和5家医院,余树坤的工作就是在每天早上9点接到隔离点报上来的发热患者名单后,前往隔离点,挨个采集咽拭子。他粗略算了一下,每天都是100至150人左右的样本采集。各医院和隔离点的样本集中后,交至第三方检测机构,在24小时内完成全部检测。
“这些天的采样工作量比较大,大家都没时间吃饭、喝水,只能去隔离点的路上扒两口,打个盹。晚上11点下班都是早的,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想到病人等待确认病情的焦急心情,我们只希望能更快点!”
(长江日报记者肖梓熠 通讯员陶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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