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华西医科大学人体标本制作师：每年处理50具遗体，全靠捐献
目前，中国有220万人志愿登记捐献人体器官。过去十二年，在王耀的工作间里，近千具遗体被解剖、制作成人体标本，供医学院教学或科研。在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中，他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人体标本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嘉德堂，在林立的教学楼中极不起眼。古旧的瓦砾和残破的围墙经修缮后，仍显得冷清。北边的铁门紧锁，门边房间里紫外灯整夜闪烁，知情的学生经过时，都会下意识捂住口鼻绕道而行，避免闻到刺鼻的福尔马林酸臭味。
这里是人体解剖楼，我工作的地方。
我是一名人体标本制作师，要将捐赠的遗体制作成人体标本，供医学院教学或科研使用。从接收、运送遗体，到制作、保存标本，都由我一人操作。解剖楼里的老师，偶尔来帮帮忙。
这个职业没有明确的就业体系，往往是院系内指派。可每天要和尸体待在一起，没人愿意干这个活儿。
2008年，我收到了在解剖楼做人体标本的工作邀请。40岁之前，我一直在华西血管科做楼层管理员。当时，儿子还在念书，老家的父母需要赡养。做楼管的收入低，我决定试试这份待遇更好的工作。做人体标本是技术活儿，人到中年，我也想掌握一门手艺。
虽不是学医出身，但我在华西这个圈子待久了，自学了医学知识，对人体血管构造和解剖结构有一定了解。在教研室正式学习了两个月后，我就上岗了。
第一次处理标本时，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为了不让外人看见，标本制作间的卷帘门通常是关着的，那天我特意将门开了半人高。
图|标本制作间的门常关着
穿上白大褂、橡胶靴子，戴好手套和口罩，我站在两个金属解剖台之间深呼吸，准备着手处理面前这具从医院运来的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面容损毁、生蛆，发肿发胀，血管也不完整，只能取骨做成人体骨标本。
取骨的过程冗长而繁杂。尸体摆在左边解剖台上，切开皮肤、肌肉组织，细细剔除附着在骨头上的肌肉，才能取出骨组织。头颅上的软组织尤为紧密，清理完毕，还要用骨锯切开头颅，取出颅骨内的大脑和延伸至脊柱的脊髓。右边解剖台上，软组织堆成小山，等着被送去殡仪馆火化。
往常只能在小说里看到的分尸场景，赫然摆在眼前，我强忍着心理与生理上的不适，汗水早已浸透了衣服。
接下来是煮骨头。将取出来的骨头放进一个大砂锅里，根据骨质的状态，小火煮三到五天。要是控制不好火候，很容易煮烂。我只敢煮一具尸体，等后来熟练了，一锅能煮7到8人的骨头。等煮好了，刮去残余的肌肉和结缔组织，再用丙酮浸泡，一具光亮的人体骨标本就完成了。
图|人体器官标本展示架
自那天起，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间屋子里度过。接收新鲜的遗体（在医学角度，一般未冷藏的遗体在6-8小时内要做成标本，冷藏最多保存一天），制作成完好的大体标本。灌注组织保存液时，不小心将福尔马林溅到身上，洗上五遍澡也除不净身上的味道，连吃饭、喝水都没了胃口。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习惯这味道，一面积累技术经验，一面克服内心的恐惧。
那年夏天，一天晚上，我接回一位老人的遗体，准备和助手一起搬到后院的吊唁间，等待家属进行告别仪式。吊唁间是一个二十平的房间，正中间摆着一台冰棺，右侧墙上的画幅上写着“向无私的遗体捐赠者致敬”。
图|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吊唁间
我俩准备将老人的裹尸袋放入冰棺，我抬着背部和腰部，助手抬着腿。突然，从裹尸袋里传出低沉而清晰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助手吓得一哆嗦，松开手跳到一边，我的手臂被压在遗体下方，脑子一片空白。
我赶紧抽出手臂，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打开裹尸袋，从老人寿衣胸前口袋里摸出一个老式收音机。收音机正循环播放着大悲咒。原来是刚刚搬尸体时不小心碰到了开关，那时候经验不足，被吓得丢魂落魄。
还有一次，我在操作间处理两具尸体。在操作台灌注好一具完整遗体后，转身处理另一具开胸术后需要取骨的遗体。刚转身拿起解剖刀，有人在后边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顿时头皮发麻，手里的刀掉在解剖台上，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我撒腿就跑，从留着缝的卷帘门钻出去，坐在门口台阶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等我心跳平复下来，弯腰从门缝偷看里面，才发现是那具遗体灌多了组织保存液，手臂自然伸出了工作台。说到底还是业务不熟，后来我常跟自己说，不做亏心事，尊重逝者，就不怕什么稀奇事儿。
逝者家属
过去12年，近千具遗体在我手中制作成标本，他们的背后是上千个家庭。接收遗体多在傍晚或凌晨，只要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便要立马开上一辆全顺厢式货车，前往成都或周边县市的捐献者家中。
图|接送遗体的车
有一次，我和红会的同事赶往绵阳接收刚逝世的遗体。到了之后，我们敲了半天门，才得到回应，来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你好，逝者呢？”
“阳台上，你们去抬吧。”小姑娘淡淡地回了一句，转身坐回桌子跟前，继续玩手机游戏。她衣着简陋，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很没精神。我扫了一眼这间有些破旧的屋子，生活用品胡乱摆放着，书桌上放着一堆充电线，角落的课本上落了一层灰。
我走到阳台，拉开门，一具男性尸体被斜着搁在地上，毛巾盖着他的头，脚下压着被单。应该是小姑娘从床上拖到阳台上去的。
“告别仪式你要做一下么？”我问道。一般，家人都要帮逝者整理衣服，梳妆一番。
“不用了，你们赶紧抬走吧。”她说话的时候，视线都没有离开手机屏幕。
我一时分辨不出，她这样的态度是出于怨恨还是悲伤。将遗体抬上车后，红会的同事告诉，那个丫头19岁，小时候母亲跑了，父亲患病，没有经济能力供她生活，反而卧病在床，需要女儿照顾。捐赠遗体是她父亲的主意，说这样不用女儿操心丧葬费。
我也遇到过态度很恶劣的家属。2015年，我冒雨前往遂宁一户遗体捐赠家庭。门一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地上散落着沾满污秽的纸尿布，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来到逝者的床边，几个年轻人嚷嚷着“赶紧抬走”，我照例询问告别仪式，他们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和同伴抬起老人时，发现他的腿腹已经长满了压疮，渗出的组织液浸湿了床单，稍一用力，一块皮肤粘留在床单上。
“家属来帮帮忙，用床单帮忙兜着一下。”我抬头看着那几个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厌恶和拒绝。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老人的儿子，他直说：“脏死了。”
我们没办法，只好动作更慢一些，将遗体抬出这个家。身后的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无奈地和同伴说：“只有我们来陪这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段路了。”
我见过的大多数家庭，还是很温馨的，会和逝者好好告别。四年前，同样是在遂宁，红会通知我去接一个中年女性逝者，她多年高位截瘫，去世时多器官功能衰竭。我来到她家已是傍晚，家属对我很热情，短暂的寒暄后，我了解到逝者刚刚在家过完50岁生日。
她21岁那年出了车祸，在家躺了整整29年，由父母和弟弟照顾。弟弟有了家庭后，依然会带上妻子一起照料姐姐。洗澡、擦拭、翻身，每天出门晒太阳。弟弟专门租了一间一楼的两居室，便于父母推姐姐出门。
检查遗体时，我发现整个背部、腿腹没有一点压疮的痕迹，腘窝、肘窝也没有污垢，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盘在脑后。家属帮着我将遗体抬上车，面容带着微笑，送了逝者最后一程。
离开后，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一家人在挥手告别，再看了看车厢里的女人，感叹道：“你比许多活着的人都要幸福。”
捐献者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遗体捐赠，与传统思想背道而驰，对捐赠者和家人而言，是一件大事。十多年前，遗体捐赠者大多来自医学院或有医学背景，如今，随着社会开放，城市中有遗体捐赠想法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最近两年，常有老头儿老太太通过红十字会或医学院找到我，咨询遗体捐赠的问题，这些老人并不忌讳谈论“死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来自农村的老人，她稍微有些驼背，满头白发，双手布满老茧。这个婆婆认不得字，在乡镇卫生院听说，“遗体捐赠可以为国家医学事业做贡献，获得一张捐献证书”，就背着包坐大巴进了城。
我这儿不好找，她在华西坝走了三圈才找到，累得一句话都说不清楚。我让她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她开口便说道：“我死了之后，能不能把遗体捐给国家做点贡献，给你讲一下就可以是吧？”
我递给她一张遗体捐赠表：“老人家，这张表你要拿回家，和家里商量之后，直系亲属和你签了字才算同意遗体捐赠。”
婆婆抓紧了手中的表，满意地点头：“好，有这个表，我死了我儿子就不得把我搞忘咯。”
很多老人，都想给家里人留个念想，我继续嘱咐道：“老人家，这个表填好了要拿给我们，证书要等遗体捐赠后才会发给你的家人。”
“喔，那到时候你们要记得把证书拿给我儿子，我儿子长这样……”说着，婆婆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给我看。她说，儿子在城里打工定居，等她去世了，过年才能到坟前悼念，有了一张证书在儿子身边，随时都能看看。
不过，在解剖楼的储藏室里，有两张无人认领的捐赠证明。去年，我遇上一对老夫妻，他们无儿无女，挽着手一起拿走了遗体捐赠登记表。两位老人走到了金婚之年，无儿无女，互相给对方签了名。不到三个月，他们相继去世。
图|解剖楼大厅
遗体捐赠者不愿意被社会遗忘，试图在世间留下存在过的痕迹。我打心底尊重他们，每次处理遗体前，我习惯鞠上一躬，细心为他们剃去头发，再开始解剖。
这些大体标本，在每年的新学期被送往教室，有时候搬运结束，我不会马上离开。在一旁看着学生们拿起解剖刀，划开人体标本。他们用镊子分离肌肉，用骨剪剪开肋骨，辨认心脏、肝脏、胃和重要的解剖结构，打开颅骨，取出大脑，讨论大脑和神经对机体的支配和控制。
这些场面，常常让我想到，走上手术台的医生们脑海中的解剖结构，与我的工作有关，这让我很有成就感。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我会签署自己的遗体捐赠表，为这份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根据当事人王耀口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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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黄全仙
编辑 | 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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