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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枕流之声|傅全香之女刘丹:我的越剧艺术家母亲

 

口述/刘丹 访谈、文字/赵令宾、罗元文、倪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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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之女、原上海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中层领导刘丹谈关于枕流公寓的回忆。视频由候车式文化工作室提供,瑾帅拍摄。(12:16)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刘丹,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之女,1960年出生于华山路699号,后搬至731号,原上海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中层领导

最快乐的地方,最寂寞的时候

访问员:刘老师,您是几几年出生的?

刘丹:我是1960年。

访问员:是在枕流公寓出生的吗?

刘丹:对,是在枕流公寓出生的,也是在这里成长的。

访问员:您母亲是几几年搬过来的,您知道吗?

刘丹:他们大概是1955年吧。1955年结婚的,就搬过来了。

访问员:您母亲当初应该先是一个人搬到枕流公寓,然后才认识了您的父亲吧?

刘丹:她之前是在枕流公寓731号的三楼住的。我父亲第一次上门也是在枕流公寓。跟我父亲认识了以后,在结婚之前呢,他们就在整个大楼里面找房子。考虑到结婚以后,房子要换得大一点。而且因为她是搞艺术的,有时候日夜颠倒,晚上演出到很晚,白天要睡觉。那么她就选了一个顶楼,699号的七楼,这样就不会受到楼上(居民)走路声音的影响了。

母亲傅全香和父亲刘健结婚照,摄于1956年,左下角为刘健字迹

访问员:他们当初是跟人家换房的吗?

刘丹:以前都是房管所的,要去置换的。听我妈妈说,刚进来的时候这里住的人很少。他们要置换的时候,房管所的人就带着一个个单位看房型,看下来最喜欢那边七楼的单位。我们这个大楼有一个特点,两头的单位稍微大一点,当中几套偏小一点。我妈妈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客厅的面积,希望尽量大一点,这样她可以在家里练功、踢腿、舞剑、走圆场。

访问员:您对699号家里的房间有什么印象?

刘丹:印象就是很好玩啊。门多,而且套间一间一间,都是相通的。小朋友或者亲戚来家里,我们就捉迷藏。一会儿躲这个房间,一会儿躲那个房间,觉得很奇妙的。

访问员:那您对公共的地方还有什么印象吗?比如说电梯、小花园这些地方。

刘丹:这些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我们小时候的玩伴既是邻居又是同学。这里的电梯走廊比较长,我们会在走廊上跳橡皮筋、踢毽子。而且走廊的地砖是一块一块方的,我们就弄个石头在上面“造房子”,以前的娱乐就是这么简单。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躺在花园的草地上看天上的云,这朵云像一匹马,那朵云像一朵花。

枕流公寓外走廊

访问员:这也太浪漫了。您对楼上的天台有印象吗?有没有上去过?

刘丹:天台也上去啊。天台很别致,很漂亮的,它是比较欧式的,跟别人家的天台不一样。上面还有一个水箱,我们会顺着旁边的楼梯爬到上面去看水箱。小孩子觉得这个楼很神秘,还有地下室。地下室里面住着专门看管这栋大楼的工作人员。下面黑漆漆的,他们会在下面种蘑菇的。我们总归是几个人讲好,躲躲闪闪地跑到地下室去看看。

访问员:以前有什么节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会过什么特别的节日吗?

刘丹:说句实话,逢年过节是我最寂寞的时候。因为每次节日,我的妈妈就要出去演出了,晚上一两点钟才回来。以前的戏时间长,经常下午还要演。她一到家,几乎就是睡觉了。所以好像不太能见到她的。唯一是大年初一,既是节日又是我爸爸生日,妈妈休息在家,我姑妈一家和我姨妈一家也会到家里来一起庆贺,那天是最热闹的。大家的娱乐节目是什么呢?就是唱我妈妈的戏啊。家里有各种道具,绸带啊、翎子啊、长矛啊,大家就在客厅里面扮演各种角色。他们像大孩子一样,非常活跃,唱唱跳跳、捉捉迷藏什么的。

访问员:那个时候爸爸的工作忙吗?

刘丹:他也非常忙。他们两个人不是这个不在家就是那个不在家。因为我妈妈还经常要到外地去演出的,我爸爸也时常要到外地去,所以很少有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呢,基本上就是阿姨带。后来稍微大一点了,(他们)就索性送我去全托幼儿园了。

访问员:所以您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可能相对模糊一些?

刘丹:对,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她时常不在家。有时候半夜回来,她会把我从床上抱起来亲亲。

刘丹和母亲傅全香

访问员:您母亲在越剧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怎么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刘丹:苦啊穷啊。我母亲出生在浙江嵊县的一个农村,村里的女孩子通常有三种选择。一是去做童养媳,二是到外乡做童工,最后是唱戏。我的外公以前是在……他们叫“滴兜班”,就是小歌班、小剧团里面打鼓的。那个小剧团叫四季春科班。我妈妈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外公)就把她带到那个剧团里,这样至少不会饿肚子。我妈妈呢,她有一个先天条件,就是嗓子特别好。她像男孩子,小时候捉泥鳅、挑蛇洞、爬树,样样精通。爬在树上“哇哇哇”地叫,声音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当时进四季春科班要考试的,她跑上去一唱,嗓子非常响亮。评审的师傅就说:“诶呦,这个孩子不错,有前途的。”就把她招到剧团里去了。就这样,她9岁就进了四季春科班,专攻花旦,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访问员:好像说她第一次上台是被师父一脚踢上去的?

刘丹:对啊,(她)那个时候(年纪)小嘛。那出戏她最后出场,前面要等好长时间,等着等着睡着了,睡在那个装服装的箱子里面。快轮到她了,大家找啊找,在箱子里终于找到她了,把她一把拎出来。她迷迷糊糊的,师傅叫她到台上去唱。她跑到台旁边一看,黑压压的一片(观众),吓死了,不敢出去。不出去不是要冷场了吗?师傅着急了,一脚把她踢了出去。她一惊,到了台上马上反应过来了,一段戏就唱下去了。她小时候长得很聪明伶俐,一唱出口,嗓子又好。没想到下面的观众一个满堂彩。那么小的孩子第一次上台就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师傅就培养她了。后来没多久,我外公外婆先后去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妈妈只有唱戏养家一条路。14岁的时候,她跟着科班来了上海,一路在剧场演戏,又在电台里唱戏,一有时间就想尽办法去看戏,去吸收不同的唱腔。

父母第一次见面在枕流公寓

访问员:您母亲是什么时候跟您父亲有联系的呀?

刘丹:跟我父亲联系是19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初正好是我妈妈很红的时候,好多观众给她写信。她看到当中有一封信的字写得特别好看,就被吸引了。拆开一看,字里行间都不是说你怎么漂亮,唱得怎么好。他说你这个角色,真声太真,假声太尖。哪些地方表现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最好再怎么样(改进)。她觉得这封信很有启发,就开始注意这个人了。我爸爸五年间写了好多信,被调去波兰工作的时候也写,每次写完都还放一个回信的信封,上面用英文把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好。但我妈妈没有给他回信,都是一封一封认真地看,在不断地了解这个人。巧的是,我的姑妈和(越剧十姐妹中的)吴小楼是战友,就想撮合他们认识。结果(我的爸爸妈妈)1955年第一次见面就在枕流公寓731号三楼,我母亲最早的家中。我父亲上门的时候,带了一个花瓶作为定情物。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穿西装、风衣,打个领带,在1950年代这种打扮是很新奇的。我听妈妈的同事和家里的亲戚讲,我爸爸特别绅士,凡是要出门的时候呢,先帮女士拿大衣,给她们穿好,然后往后退一步,Lady First(女士优先),都是很西化的那一套。那我妈妈呢,可以说对他是一见钟情的。

刘丹父亲刘健初次与母亲傅全香见面时赠予的定情信物

访问员:你妈妈心里对你父亲是怎么想的,有跟你说过吗?

刘丹:她觉得他们两个人在文化上相差比较悬殊,我爸爸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后来考取了公费名额留学英国的,我妈妈当时说起来是一个唱戏的。另外,我妈妈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因为那时候演出很多、很辛苦,她得了肺结核,每天吃药,身体很虚弱。第三个是她觉得自己家里的生活负担比较重,所以她是很有顾虑的。而且他们两个当时都三十好几了,在那个年代说起来年纪都很大了,也不要去耽误人家,所以就迟迟不肯答应。但是我父亲在知道母亲的这些顾虑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这些问题一一化解掉了。大概就是说他可以在生活上照顾她,也可以在文化艺术上帮助她,从那时候起我妈妈的心才开始慢慢化冻。

访问员:后来结婚是不是也在枕流?

刘丹:是的,结婚前不是搬到枕流公寓699号的七楼嘛,在那里搞了一个party,听说很简单,只花了50块钱。因为他们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上,所以就稍微请了几个朋友过来,弄点茶点吃吃,非常简单。伴娘是戚雅仙,也是唱越剧的。

访问员:那天好像正好是你妈妈的生日哦?

刘丹:对,8月份嘛,她是夏天生的,正好是她34岁的生日。

傅全香和刘健结婚照,摄于1956年

访问员:您父母结婚之后,他们的婚姻道路因为历史的原因可谓一波三折。先是碰上“反右运动”,您父亲受到了冲击。没多久又碰到“文革”,您父母或者说这个家庭都遭遇到了很多不幸。这些应该都发生在您出生前后不久的时间里吧?

刘丹:1950年代末,他们结婚没多少时间,“反右”就开始了。我父亲是浙大雷达电讯专业毕业的,后来被国民政府公费派到英国皇家海军大学念书。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夜,我父亲在“伏波号”上航海实习,每个人都做出要牺牲的准备,写好遗书。好在后来没事,他也学成回国了。英国人送给国民党两艘船,其中一艘就是“伏波号”。但是到了国民党手上以后,外行领导内行,“伏波号”在福建外海被招商局的一艘商用轮船撞沉了。我父亲当时回来在青岛的一个海军学院做教官,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感觉很失望。而且国民党里面非常混乱,勾心斗角得厉害。他的一些同学被抓、被诬陷,他就越来越看不惯。我的姑妈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后来被国民党发现了,她就赶快逃到自己老家。这样一来,有些信息就没办法通知出去了,于是我爸爸就帮我姑妈联络送信,秘密转移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再后来,他也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还被派去波兰大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1948年,刘健投奔解放区——华中军区三分区所在地,刊载于2015年1月25日的《新民晚报》

这段历史,在1958年“反右”的时候是很难讲清楚的,他就被当成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一直要接受审查,被开除党籍,还免去了外轮公司的职位。我妈妈那个时候事业当红,入党申请递上去了,但是单位把她的党员观察期延长了一年。同时,也有人跟她讲,你老公有那么多的历史问题,你要想好好发展,就得跟他离婚。那我妈妈就说:我相信他,他是个党员,我相信他是爱党爱国的。所以,她的意思是非常坚定的,就一直陪伴我爸爸走过来了。

他们的感情,不是你爱我、我照顾你这么简单的。他们是患难之间的一种真情。到了“文革”,倒是我妈妈被冲击得比较厉害,当然我爸爸也被隔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几次批斗下来,我妈妈就受不了了,想自杀了。我爸爸就拼命鼓励她,他说:我们都是从小吃过许多苦的人,所有的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忍下去。小孩还小,如果失去母亲的话,这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了。我妈妈不舍得撇下家庭,可能也是我爸爸一直这样劝她,给了她许多动力,她就坚持下来了。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这样互相鼓励,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走过来的。

访问员:“文革”的时候,他们无奈之下还把你送到北京去了对吗?

刘丹:对。因为当时红卫兵来抄家,他们特别不忍心看到我去看这种情景,要他们跪在地上戴个高帽子什么的。我们一楼有一个何老师,是卢湾区小学的特级教师。她对我们家庭特别了解,相信我爸爸妈妈是很善良的人,知道红卫兵要来抄家了,就赶快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不要让小孩受到刺激。因为红卫兵敲锣打鼓,从楼下开始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地抄过来)。我们家住在楼上,排在比较后面。何老师一听到声音,就赶快搭电梯上来,把我带到他们家。有时候不知道红卫兵抄家、批斗要搞到几点钟,那就让我睡在他们家。后来,我父母觉得也不能老这样,自己毕竟是黑线人物,这样是要牵连邻居的。对人家真的也很心存不安,那就把我送到北京姨妈家去了。

访问员:您对当时的一些画面有印象吗?或者听到楼下开始敲锣打鼓了,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刘丹:到现在,我听到敲锣打鼓,都还是很不舒服。敲锣打鼓一来,好,就是红卫兵要来了,开始在你家里拆啊弄啊扔啊,所有东西都被抖出来。但是我父母呢,永远给我一个非常坚强、乐观、充满信心的印象。他们一直跟我说:你的爸爸妈妈是热爱共产党、热爱国家的,是好人。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结论的。因为我当时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一直这样教育我。记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我爸爸就把我放在阿姨的小房间里。因为阿姨是劳动人民,红卫兵是不会去抄她房间的。然后隔一段时间,稍微抽个空,我爸爸就跑过来把门开开,对着我笑笑:“马上好了哦。”过一会儿,又来塞一块巧克力给我。等到结束了以后,红卫兵不知道怎么前呼后拥地要把我爸爸带走。走的那一刻,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还回过头来对我笑了一下,就好像没事一样。后来我看一部电影叫《美丽人生》对吧,那个父亲被带走的时候,还跟儿子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当然我爸爸那个时候没说是游戏,他只是回过头对着我笑笑,但也给了我无限的安慰。

送君千里终须别

访问员:在您小的时候,妈妈会教唱戏吗?

刘丹:没有,她觉得我们家有一个唱戏的就够了。不过她会帮我做小戏服,灯笼裤,腰里面弄个红绸带。她天天会在大厅里面练碎步,我就跟在她后面转转转,挺好玩的。

1960年代,刘丹穿着小戏服,和母亲傅全香摄于枕流公寓699号家中客厅

访问员:有去看妈妈唱戏吗?

刘丹:看的啊。很小的时候,当时还在幼儿园,我爸爸带我去看《江姐》。戏刚开始还没什么,到后面不对头了,江姐不是被抓进渣滓洞要上刑罚了嘛?手铐拷好,身上一摊一摊的血,又坐老虎凳。我一看不对了,就在台下喊起来了:“妈妈要死啦!”哇一下哭开了。哎呦,我爸爸一想不对,抱着我就逃出去了。后来,他就觉得小孩太小,不能到剧场里面去。但是我妈妈演戏又很晚回家,有时候好几天都见不到。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带我坐着三轮车在剧场外面兜圈子。他说:妈妈就在里面演出,现在几点钟刚好是演到哪一场。这样呢,我感觉妈妈就在身边啊。

访问员:这样听下来,好像童年时期,父亲给你的陪伴反而更多一点。

刘丹:对,到“文革”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在身边了,在这之前是父亲陪伴得多一点。后来1975年落实政策,我们搬到了731号现在的这套房子里。没多久,我父亲就走了,他是1978年走的。因为那时候他在写许多平反的材料,每次写,情绪都非常激动。那天叫他吃饭,门一开,看到他趴在写字桌上,脸都是青的,赶快跑去叫医生。我们六楼有一个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医生,三楼是中山医院心内科蔡主任。我爸爸发心脏病走的那天,他们刚好下班,冲上来就开始抢救。一个压胸,一个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抢救了一段时间,已经回不过来了。这个也真的是邻居第一时间照顾到我们,帮助到我们,邻居之间的感情一直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面的。

访问员:你们当时在家吗?

刘丹:我妈妈没回来,我在家里。那个时候我爸爸就在隔壁这个房间里。每次写平反材料,他就会想到过去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特别是我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受难。他想到女儿那么小,五六岁的时候看到了这些东西,还要离开父母远走他乡,就很伤心。写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作了,药盒子到手边了,但没来得及把药吃下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过去了。

访问员:爸爸走得这么突然,你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个打击肯定是很大的。

刘丹:对呀。爸爸一下子走掉了,我妈妈是非常痛苦的,她真的就说好像天塌下来的感觉。因为为了配合妈妈的工作,家里很多事情都是爸爸负责的,包括水电煤,包括饮食方面,都是爸爸来的。除了生活上的打击,还有精神上的打击,这个更厉害,更痛苦。因为他们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事业中的伙伴。后面的路很长,平反以后,我妈妈还有好多戏要演呢。

访问员:爸爸为了妈妈的事业发展,应该也放下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吧。

刘丹:是的。

访问员:他当时从外国回到上海,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妈妈。他觉得你妈妈在国内有那么多的演出,是不可能跟他一起出国去的。

刘丹:是的。就是为了我妈妈,他放弃了在国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他是1953年到波兰大使馆工作的,1956年初先调回天津,在中波轮船公司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于1951年合资创办的一家远洋运输企业,也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56年底再调到上海外轮代理公司,任副总经理。

1950年代,刘健(左一)在波兰

访问员:每次妈妈演出结束回来,你爸爸都会去车站接的是吧?

刘丹:嗯,怕她一个人嘛。我爸爸先是在家准备好点心,因为我妈妈他们演出完通常都要吃点宵夜的。准备好了以后,他就会到48路车站去接我妈妈。我那个时候也心疼我爸爸,我说你心脏病,睡眠是很重要的,你就睡吧。他不肯,还是要陪陪我妈。那么我妈妈演好戏回来特别兴奋,会跟他讲今天演出的情况,观众的反应,两个人会聊一会儿的。

访问员: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太不容易了。

刘丹:所以爸爸一下子走掉了,妈妈是非常痛苦的。后来一个是(因为)女儿还小,18岁,所以她一定要咬紧牙关把这个孩子好好培养成人。另一个是她的事业给了她许多安慰和动力。我爸爸走了以后没多久,她马上就上台演出了。她把所有的痛苦都化在了剧中的人物,你分不清楚那个眼泪到底是杜十娘的还是她的。

傅全香《情探》剧照

我的越剧艺术家母亲

访问员:那后来您是怎么从父亲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的?

刘丹:慢慢随着时间吧,一点一点地。我觉得人的修复力是非常强的,都会一点一点修复的。然后,妈妈的许多精神,她的人格魅力,也在不断地影响我。后来,我也走上工作岗位了。

访问员: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你们每天的日常还有印象吗?妈妈还是不常在这个家里出现吗?

刘丹:这个时候她在家里比较多,舞台剧少了,拍影视作品变多了,《杜十娘》、《梁祝》、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等等。她还写了好几本书,总结她的唱腔,梳理她的人生经历。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她许多的身影。

访问员:您和您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刘丹:在这里认识的。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晚报的一个记者介绍的。说是副总编的儿子,在海关工作。我先生是上海海关监管处一级关务督察,他们家五个兄弟全部都考上大学的。我妈妈第一次见面,觉得挺满意的。后来又见了第二次。她先见了两次面,第三次才让我跟他见面的。妈妈很早前就跟我约法三章:你首先要认真工作,业务要提高,不要想着怎么追求漂亮。谈朋友一定要妈妈来帮你选,一定要我看中了你才可以考虑的。刚进公司的时候,里面有不少老师想帮我介绍,因为我们是涉外单位,有船长啊什么的。我说:哎哟不行的,我妈妈讲一定要她看中的人。那后来人家也就不介绍了。

访问员:你们的婚礼是在哪里举行的?

刘丹:婚礼是在外面,我们就摆了两桌,很简单的。因为谈朋友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了,你们思想上要提高,学习业务上要提高,要追求知识,讲吃讲穿的我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谈朋友就去美术馆啊、电影院啊,看好了就回来,不能跟人家去吃饭的,不能让别人花钱,也不能要人家东西。所以我先生谈了我这样的朋友,他很开心的。我妈妈不单这样教我,我儿子要出国读大学的时候,她交代了两件差不多的事。第一,有困难的时候要找大使馆。第二,要多学习,不要随便交女朋友。

1993年,母亲傅全香七十大寿,全家在枕流公寓731号家中合影(新民晚报记者俞亮鑫摄)

访问员:哈哈,祖传家训。在你眼中,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刘丹:她的性格非常活跃,会被各种新生事物吸引,喜欢与时俱进。在生活上大大咧咧,但是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她这一辈子,就是为越剧而生的,为了越剧呕心沥血。哪怕是病痛的时候,再艰难窘迫的时候,给她的精神支柱就是她的越剧艺术。包括她中风,躺在床上什么都记不住,家里的门牌号也记不住,电话号码也记不住,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她的唱词,她都能很清楚地背出来。所以说她的生命是为艺术而燃烧的。崇拜别人比较远,崇拜我的妈妈呢,她就在我的身边。

访问员:您妈妈中风的时候是哪一年啊?当时多少岁?

刘丹:84岁, 2007年。

访问员:她七十几岁演《人比黄花瘦》中的李清照,当时好像也是带病拍摄的?

刘丹:那时候她就觉得气不够,老是冒虚汗,人容易累。后来小便的时候大出血。到医院一查,是很严重的子宫肌瘤,马上要开刀。她说不行啊,这个戏刚拍了一半,整个剧组在那里等着,还有费用的问题,就坚持要把这个戏拍完。她又当导演,又当场记,又当策划,又当主演。她在整个剧组里面算是一个中心人物,所以非常辛苦。

1990年代初,傅全香拍《人比黄花瘦》时,刘丹去苏州探班

访问员:前后拍了多少时间?

刘丹:拍是拍了几个月,但是她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个人拖了一个拉杆箱,去李清照的家乡,又沿着李清照在战乱时候走过的地方一路走过来,都是一个人去的。我劝不住她,我真的是不舍得,很心疼她。我说:你年纪这么大,跑到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她说:没关系的,我一去,当地都会接待我的。你让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开展那么多的工作,了解那么多的历史,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

访问员:尤其是七十多岁高龄。

刘丹:七十多岁啊,还要去写剧本、筹集资金、找演员、找编剧,还有谱曲呀,都是她在统筹的,大部分的创作工作她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访问员:傅老师在一次采访中说,她这一生最爱三个女性角色:祝英台、刘兰芝和李清照。其中,李清照这个角色是她在晚年阶段投入大量心血塑造出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她会对这个角色这么情有独钟?您了解其中的原因吗?

刘丹:一个是因为我父亲比较喜欢李清照这个中国女词人。他跟我妈妈说过,根据她的年龄,可以尝试演这么一个古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把她搬上舞台。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妈妈出于对我父亲的感情,而且她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不屈不挠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就一定要把李清照的这个戏给演出来。

1992年上映的《人比黄花瘦》,傅全香饰李清照。该剧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荣誉奖

访问员:好像说1983年一次去香港演出,是刚刚开完乳腺癌的手术对吧?

刘丹:嗯,开了两周就去了。以前开刀不像现在,有微创或者做大手术能够保留许多(组织)。她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中期,整个全部开掉。一个刀疤,有这么长(30公分左右)。因为怕扩散,拿掉了几根肋骨和整个淋巴,非常大的一个手术。她就带着个引流管,管子还在抽里面的血水,就去演出了。当时我很担心,坚决拖住她,不让她去。她说:你妈妈是“文革”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去演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香港的公交车上都贴出了大幅的广告。轮到我就换演员了,那观众会很失望的,还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时信息还比较闭塞。她说: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国家是非常爱护和重视我们这些老艺术家的。所以她就一定要去,坐飞机怕伤口崩线,最后是坐船到深圳罗湖那边再转去香港的。

访问员:做傅老师的女儿也挺不容易的,天天担惊受怕。

刘丹:真的。她在外面演戏,我这个心就悬着,不知道她会出什么事情。因为她几点钟该演哪一段了,我都是知道的。以前是爸爸跟我讲,后来我自己也就熟了。这个时间段她要动手甩水袖了,我就很担心。演好以后,她打了个电话回来报平安,这下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了。所以艺术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是非常神圣的,这个神圣的殿堂在她脑子里是不可替代的。

1980年代,由上海电视台拍摄越剧电视剧《孔雀东南飞》,傅全香饰刘兰芝,刘丹因剧组需要临时客串一角

访问员:您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吗?

刘丹:最后十年都是在医院里面,中风了十年,基本上连话都不太能说。我结婚之后就不住在这里了,几乎下了班就到医院去看她。后来看到我妈妈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所以退休之后,就干脆又回到这里来了,这样到医院比较方便。

访问员:说明您和枕流的缘分还没结束,还要继续下去。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到现在大约90年的历史了。您妈妈作为解放后较早一批搬进来的老文化人,她人生的大半历程是在这里度过的。您父亲在这里和她初次见面,共同孕育了你,又从这里离开。你们家庭跟这栋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么枕流公寓对于您个人或者对于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刘丹:我是在枕流公寓出生长大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了许多风风雨雨。在父母都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过搬家,不想再住在枕流公寓了。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还有父母的影子。母亲在客厅里踢腿、走圆场、写剧本,父亲又是在家里走掉的。想到这些就很伤心,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在这个环境里呆下去了呢?但是想想还是不舍得,不舍得这个地方,因为好像我们父母的生命还存在。我妈妈的房间,我还一直保留着原样,他们结婚时候的家具都留着。有时候,我跟先生外出旅游,我就会把父母的照片放在桌子上,点三根香,跟他们说:“我马上就回来的啊,你们别着急。”所以还是不舍得,那就住下来吧。我想把这个家庭的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传给我的后代。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枕流公寓这个文化遗产,也有义务传承好这段历史。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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