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深度理解元宇宙：从Cyborg、OBE、MEME说起

2021年度的最热网络词汇元宇宙，还会在2022年热一阵子。

短短半年时间，元宇宙搅动商圈、资本圈、媒体圈，一大波新公司诞生，一大批元宇宙图书出版，我收到的就有赵国栋、易欢欢等《元宇宙》、《元宇宙通证》，于佳宁、何超的《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等。

朱嘉明老师在去年6月份发表的长文“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很好地梳理了“宇宙学”这一西方文脉中重要的思想渊源，讲述了基于VR技术的元宇宙来龙去脉，解析了元宇宙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未来面临的6大挑战，是难得的精彩文章。

这些睿智之作，令人受益良多。不过我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也还没完全想好，姑且以三个关键词（赛博格Cyborg、脱体体验OBE、迷因MEME）为引，谈几点我自己的粗浅感受，向各位大家请教。

Cyborg，赛博格

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认为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Jeanne Haraway，1944- ）之手，也就是她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其实这个词语真正的提出者，是当时在美国纽约的罗克兰医院医学中心的两位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克莱恩斯（Manfred Edward Clynes，1925－2020）和研究中心主任克莱恩（Nathan Schellenberg Kline，1916- 1983 ）。

1960年9月，他们在美国《航空杂志》上发表了“赛博格与空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认为与其在太空中为宇航员提供“仿照地球的生存环境”，不如用生物机电技术改造人的机能。这在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不过2年，美国开展太空探索的初期，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构想。

两位作者提出的Cyborg构想，将生命有机体与“外源性生物机电装置”连接起来，改善和调节生命体所需要的生存条件（温度、压力等），以及血液、生物酶、循环系统、平衡系统、感知环境，甚至精神性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克莱恩斯本人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钢琴演奏家（曾为爱因斯坦演奏），是最早一批（1954年）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研究和构造人的感知循环的学者，1960年就发明了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造价高达一万美元，用于提取生理电信号，研究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克莱恩则是“精神药理学“的开创者，曾与团队开发出治疗高血压的利血平，以及治疗抑郁症的异丙烟肼类精神药物，两次获得拉斯克奖（被誉为美版诺贝尔奖）。

克莱恩斯和克莱恩，两位学者在60年代研究“生物-机电复合体”并非孤例。上世纪40-60年代，美国电子、控制、信息和神经生理学术界和工程界，举行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领域原创性思想的深入和扩散。

比如，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季，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为了深入探索“通信”这一术语在不同学科的理解和应用，把通讯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界的人组织在一起，在波士顿地区举行“星期二晚餐会”，参加这一聚会的，有当时的MIT电气工程系教授威斯纳（后来是MIT校长）、有利克立德（后来的互联网奠基人之一），有数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工程师、声学和神经生理学家等。正是这样的讨论会，形成了控制论的三个核心思想：系统、反馈、人机关系。

维纳当时的思想，倾向于将机器拟人化，比如传感器对应人的感官，控制执行机构对应人的神经系统、运动器官；人机交互，对应通信的基本过程，输入和输出。

对控制论的理解，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微妙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机械主义；另一个是认知主义。前者将人理解为机器，致力于用还原论的数学物理工程方法，试图发现有机体的结构和运动机理，转而用机械方法重构有机体。后一种则将有机体视为黑箱，致力于从信息通信、行为交互的角度，建构有机体的行为范式，转而用控制论的方法建构有机体-机器的可控的模型。

再比如，纽约梅西基金会在1952年3月举行的梅西会议。与会者包括人类学家贝特森，他的妻子、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布鲁斯、与维纳共事研究防空预测项目的毕格罗、以及英格兰巴恩伍德疗养院的阿什比等。其中阿什比和贝特森是值得关注的两位，也是“被遗忘”的两位先驱。

阿什比早年开发的“同态调节器”，充分展示了他对“人机交互”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同态调节器既是系统，又是环境”；贝特森赞同这一点，认为“大自然并不会把有机体和环境区别开来”。

阿什比认为，“大众所神往的控制论想法是错误的，它不是关于思维的机械化设备。判断一台机器是否有资格成为大脑的关键指标，并不是这台机器是否具备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作出某些行为。”贝特森在他的著作《朝向思维生态学》中写道，“思维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颅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系统中：思维内在于这个更大的系统——人类与环境共同组成的系统。”

不知为何，维纳并未参加梅西会议。但从梅西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是与“控制论”字面含义完全不同、更具有深度的思想，即“人-机共同体”的思想。这一思想，我认为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具身性智能概念崛起的先驱，甚至是这一波人工智能再度兴盛的思想源泉。

进入80年代后，微型计算机（个人电脑PC）进入了“图形用户界面（UGI）”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始创者是美国施乐公司的帕罗阿托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孕育了众多计算机关键技术），以及乔布斯设计的苹果麦金托什机器。

1985年，哈拉维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她将赛博格描述为“对严格界限的摒弃”，即那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机器”分开的界限。她认为，“一个赛博格就是一个生控体系统，是机器和有机体的一种组合，是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小说里虚构的生物。”她用C3I这个著名的符号（指挥、控制、通信+情报），说现代战争是赛博格的狂欢，“我们都是赛博格”。

哈拉维是一位哲学家，尤其是后现代和女性主义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她的著作还包括《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等，目的是解构人们对于身体、性别、族裔的认知。在《赛博格宣言》中，她批判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观念，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身份认同政治，宣言主张以亲近性（affinity）取代结盟（coalition）。她用赛柏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义者超越传统的性别、女性主义和政治的局限。

众所周知，在二战之后的20年里，对“弹道导弹+原子弹”的恐慌，转化成疯狂的自动装置、智能装置的研发，进而与波涛汹涌的60年代反叛思潮、反主流文化纠缠在一起，极大地释放了人们对机器、对未来、乃至于对上帝的想像力。

可以学习、自我复制、自我创设的自动机器，不但意味着更强大的武器系统、防御体系，也意味着机器日益紧密地渗透、嵌入到有机体的行为之中，进而重新塑造人的认知。

在这20年里，涌现了大量的新闻解读、科学著作、科幻作品，如《新闻周刊》1945年的封面文章《按钮战争》、1950年MIT戏剧社上演的科幻剧里出现的“机器人”、阿什比1952年的《大脑设计》、1960年利克立德的《人机共生》、同年Maxwell Maltz的《心理控制论》、Alice Mary Hilton1963年的《逻辑、计算机器和自动化》，以及她提出的赛博文化、冯内卡特1966年的《2001:太空漫游》、1968麦克卢汉的“地球村”、Herman Kahn1967年的《公元2000年》等等。

赛博格这个术语，可以看作维纳的控制论“失控”的一个标志，也可以看作控制论思想超越工程技术，进入有机体生命世界，进入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一概念的催化之下，60年代涌现了大量新奇装备，包括即时感知设备、外骨骼系统、人机合体、增强触觉、头盔显示器、行走机器人等等。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语境下，被认为是尼采“超人”理念的觉醒，是机器的觉醒，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进步不再被动由生物进化所驱动，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1965年，英国数学家Irving Jack Good认为，“人类的存亡取决于超级智能机的早期建设”，1970年，科幻小说家Vernor Vinge将“智能大爆炸”命名为“奇点”。

2005年，预言家Ray Kurzweil出版了《奇点临近》一书。他更在2009年成立了奇点大学，认为2045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不复存在。”

可以说，赛博格这一概念，是超越传统机械还原论的两分法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方面，对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在有机体，整个自然环境都是活的，是充满生机的。1968年英国独立科学家、环保主义者James Lovelock和美国生物学家Lynn Margulis提出的盖娅理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可以说，从控制论到共生论的转变，是赛博格引发的深度思考。这一思考到今天看依然充满活力。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老一辈控制论创立者维纳的担忧。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教授，生于1975年的托马斯·瑞德撰写的《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非常好的回顾了这段历史。今天看来，其实真正遭受遗忘的是控制论的创始人、数学家维纳。他看上去像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其实是二战以来为数不多的饱含人文精神的科学家。在1961年新版《控制论》中，维纳问道：机器可以生育另一个机器吗？他指出，“如果机器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并且在一个越来越高的心理层面上运作，那么，机器占统治地位这一灾难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OBE，脱体体验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在大学课堂和各类论坛峰会上，分别以“互联网前沿思想”、“互联网：千年大事”、“认知重启”、“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等为题，探讨互联网的思想渊源。其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做“OBE（out-of-body experience ，脱体体验）”。这个词代表过去20年来，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甚至哲学家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在虚拟环境下，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将会发生何种重要的变化。

OBE（Out-of-Body Experience）这一术语，是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无线电工程师和超心理学家泰瑞尔（George Nugent Merle Tyrrell ，1879 - 1952)提出的，他参与了早期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但最感兴趣的还是“人的幻觉”这个主题。1943年，在他出版的《幻影（ Apparitions）》一书中，创造了OBE这个术语，这个词也被通俗地翻译为“灵魂出窍”。不同于一般的“通灵术研究者”，泰瑞尔关注的幻觉行为，是某种人通过“超出肉体”的超感知幻觉，从体外“看到自己”的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实验心理学、生理学家发现，OBE 可由创伤性脑损伤、感觉剥夺、濒死体验、解离性和迷幻药物、脱水、睡眠障碍引起，也可以通过做梦和对大脑的电刺激等原因引发。也就是说，OBE可以被某些外源性因素来诱导和引发。

比如说，睡眠麻痹（sleep paralyzes）是这样一种状态，在醒来或入睡期间，一个人有意识但无法移动或说话。民间俗称“鬼压床”。在睡眠麻痹期间，人们可能会产生幻觉（比如听到、感觉到或看到“神灵鬼怪”或者吓人的事物。这种感觉往往让人觉得窒息或感到恐惧，并伴有胸部压力感和呼吸困难。

2007 年 8 月，当时在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的Henrik Ehrsso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了一种透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验方法，该方法诱导参与者出现OBE的体验。据称实验过程如下：

研究参与者坐在椅子上，戴着一个VR头盔。头盔上所连接的左右两个摄像头，放置在参与者身后两米处。

研究人员站在参与者旁边（在他们的视野中），并使用两根塑料棒同时触碰参与者的胸部和背后虚幻身体的胸部。

经过多次触碰之后，对虚拟身体采取的任何击打动作，将引发参与者自身的生理反应，比如尖叫和躲避。

这一实验有多个团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实验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的“感官-认知”系统，经历上百万年进化的塑造，已经固化成为某种认知闭环。经由“六根”（眼、耳、鼻、身、舌、意）带来的感觉刺激，是形成大脑对外界反应、印象、观感、体验和认知的核心。这个固化成型的认知闭环，会带来两方面的认知“准则”：

第一，各个感官各司其职，功能是固定的；比如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是用来听的；

第二，各个感官通道被我们使用的比例是固定的，比如视觉输入和声音输入，所传递的信息有固定的分配比例。

事实上，认知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从大脑神经元的底层结构看，存在所谓“联觉”的现象，也就是说，大脑神经元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分工，只不过是千百万年物种演化的结果。

这跟OBE什么关系？事实上，OBE实验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从认知底层“重新塑造感官闭环”的可能。上述实验的迷人之处在于，当技术手段可以用来把人的视觉、触觉等错位连接，人就可能进入某种迷失的状态，人会恍恍惚惚。

人这个物种长期演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感觉-认知闭环已经塑造成型；换句话说，人类与环境的长期交互，已经使这样的感官-认知闭环成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接触、交互的重要基础。甚至是神经-生理基础。今天的智能科技（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已经出现这样的可能：重新编码、塑造这一感官-认知闭环。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因为人类迄今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都源于旧的感官-认知闭环。我把这个过程称作“六根重塑”。

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或者脱体实验，还仅仅是个实验，你假如想象未来裸眼3D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沉浸式虚拟现实，未来的客厅、卧室、教室、医院、办公室，今天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空间，都被虚拟现实技术装备之后——真正的“元宇宙”降临，人将会被再度“塑造”成何种物种？

这半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关于元宇宙的研讨会，但感觉不是太好。这些异常兴奋的谈论者，除了把元宇宙当作“下一个风口”、“万亿级商机”之外，其实思想上需要深究：元宇宙的焦点是人的重塑。。

我在1月19号，写了一段话，给苇草智酷的合伙人们，觉得对元宇宙的讨论，亟待从思想上做更加扎实、细致的梳理。主要有这5点：

为何“元宇宙”对未来如此重要？

元宇宙是非常重要的“聚合框架”，把此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加密货币、物联网等数字科技很好地综合在一个有机的框架中，并聚焦符号表征、计算、交互、具身性等数字世界建构的基础技术，致力于构建与实体世界相互连通、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数字世界。

元宇宙的生成与建构过程，将深刻改变以往人们透过感官界面认知世界的过程，大大拓展（延展）人的感知能力和感知界面，进而深刻影响传统知识建构中诸诸如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核心观念，深刻影响人类对过往知识积累中沉淀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自由意志、生命智慧等。

这个议题亟待从开放、跨语际、跨代际的角度深度研讨。

元宇宙到底蕴含何种思想和观念的重大变革与挑战？

表面上看，元宇宙是人类认知界面的拓展和人类感知能力的增强。但元宇宙带来的重要挑战和蕴含的风险，更值得深入思考：虚实世界中，多重自我下的人格分化，乃至于人格分裂问题；虚拟生命的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问题；善恶问题与伦理挑战；世界秩序的来源与基本支撑；意义问题等。

元宇宙蕴含的催生全新观念的可能性？

数学宇宙的合理性（基于惠勒的万物源于比特思想），平行世界与多重宇宙；世界的连续性、离散性与随机性；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边界与融合；实时、并发、连通性与场域；存在万物统摄的大框架吗？天人合一的观念如何更新，以及元宇宙下的新神话是什么？

人的认知重启与行为重塑是什么？

是否存在新的觉醒时刻？智能技术框架下的人-物关系与人-机关系是什么？技术介入生命与可编撰世界的元规则与技术本体论；人的自我驯化将如何重新定义生命？

可以预见和预期的元宇宙演进路径是什么？

元宇宙可能以集聚的方式，催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追溯”时代，人们将在虚实交互的环境下，重新理解此前被定居文明塑形的历史。传统的知识构造方式被全面重新审视，这种重新审视的方式将以主要以参与式、沉浸式、交互式游戏的方式展开。游戏不再是纯粹的娱乐、消遣，甚至消耗，游戏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德勒兹、巴塔耶；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创造“玩”的世界）

重新审视“世界共识”的产生方式与维系方式，超越基于善恶二元、黑白两分的世界建构，超越基于理性计算、政治意识形态和族裔认同的世界建构，从同理心转向同情心；重新理解崇高与神圣的力量源泉。

今天的知识谱系、以及人类的认知方式，已经蕴含极大的底层Bug，但是操作系统已经板结得如此坚硬了，重新替换这个操作系统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但挑战恰恰在于，这一旧的知识谱系，难以支撑未来。

MEME，迷因/模因/迷母

前不久以92高龄去世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2021），在40年前有一部著作《基因、心灵与文化：协同进化的过程》，这是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医学教授查尔斯· J. 拉姆斯登（Charles J. Lumsden, 1949- ）共同撰写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深入诠释了1976年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MEME（被译作迷母、迷因）概念，从而让底层的基因与上层的社会文化基因之间，形成某种错综复杂的交互与勾连——试图探究、跨越这种层级间的束缚，事实上一直是西方思想，以及科学艺术文化永不衰竭的“母题”。

从世俗角度说的。今天人们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实际上超出了理智可以掌控的范围。比如智能科技就是如此，OpenAI公司推出的GPT-3深度学习算法，就是一例。如果强大的算力已经能够吞下整个人类生产的所有文本、符号，并飞快地“消化”之后，这个世界就被越来越多的“机器生产内容”所包裹。这是无法挣脱的未来。没有刹车。技术伦理已经无能为力。因为思考总是“离线”的、沉静的。但速度革命不会再给你从容不迫思考的太多余地了。一个被迫卷入、裹挟的人造世界，更加真实的展现在面前。

MEME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处境：人的塑造不再单一仰仗生物意义的“自然进化”（这一进程自打人类开口说话、使用石器的50万年前就开始了，只是最近的50年在极速狂奔），而是需要同步接收“人造世界”的洗礼和驯化。一种既是天生的，又是自建的生命历程，同步展开，且难以彼此剥离。

基因Gene和MEME（被翻译成迷母，谜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理解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共生演化的关键。这一观点来自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后发现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脑科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一问题：复杂思想的重要学者Holland所说的“膜”、“层级”、“适应”。这一解释路径，极有可能受到“计算、编撰”理论的影响，从而把生命-社会的演进机制，转化为“积极有为”的目标导引。这既给人启发，又令人忧虑。

为解释意识的起源和机理，对大脑深处的神秘机能的探讨，在100年前就开始了。1928 年的某一天，加拿大脑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 彭菲尔德（Wilder Graves Penfield）正在给一位患者做手术。手术探针接触到病人右侧颞叶的某个部位时，彭菲尔德小心翼翼地施加电流，刺激这个部位。奇迹发生了——病人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熟悉画面，甚至“闻到了熟悉的味道”。电流刺激大脑皮层，竟然“唤醒”了病人沉封已久的记忆。25 年的持续研究后，彭菲尔德提出了“中央脑系统”学说，并因此被誉为脑神经科学的鼻祖。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 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在其1981 年出版的著作《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将这一情景所引发的“思想实验”描绘为“缸中之脑”。普特南的思想实验是：假想某个浸泡在营养液中的大脑通过细细的导线与躯干相连。这个大脑对躯体动作的意识发出的指令，通过导线双向传递——此刻，你会认为这还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脑”吗？ 
“缸中之脑”的画面多少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这一概念和彭菲尔德的实验，激发了大量研究者、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力。“赛博朋克”（Cyberpunk）也成为20 世纪50 年代人工智能萌发以来，科幻写作领域的新品种。大家所熟知的大片《黑客帝国》《盗梦空间》《源代码》等，无疑是这一领域震撼心灵的大作。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加拿大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创作《深渊》系列三部曲的著名科幻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Steffen Vinge），都是这一领域的大家。

科学家之所以要从神经底层探究意识的起源，除了骨子里西方思想“还原论”的脉络之外，还有一个在启蒙运动之后被不断放大的思想，就是“人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独立行走了”（康德+黑格尔）。上世纪60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勃发时期，碰巧出现了电子计算机这样一件神奇的机器。它的“可编程“特性，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在数码世界中肆意冲浪、编撰操弄这个美妙的比特，让人不但爽，而且有某种“造物主”的快感。

理解今天甚嚣尘上的元宇宙概念，需要从“人的认知塑造”的角度，深入理解这样三个基本问题：

计算问题：“代码即法律，一切皆计算”是当今数码科技不假思索的思想基础。这背后的思想意味是什么？计算与表征，这一现代数码技术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何种西方思想基础上的？

意义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是以“次级研究课题”的面目，出现在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等学科中的，比如“意向性问题”，“欲望问题”等等。“意义问题”似乎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层级。

知识问题：知识是认知的基础，也是认知的对象。知识建构与知识表达的边界，一直以来是“软科学”的形式存在。在融合东西文脉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提出“新知识论”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当然是巨大无比的。但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中，至少可以较好地包容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题目，比如说：

声音与符号：声音的表意性与符号的表意性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表意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什么？流传到今天的符号文本，是历史残存知识的载体，但其实已经永久消失了太多的符号，更不用说永久消失了“声音”。这些对人的认知有决定性作用的声音和符号，其实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意向，建立在如此碎片、残缺的基础之上，却依然能呈现出斑斓色彩，这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神灵的起源：神灵和神圣意识，是如何在千百万年人的活动中萌生的？这种神灵意识，又是如何分化为苏美尔神话、波斯神话、希伯来神话和东方神话的？

计算的起源：计算到底是何种基础结构？计算与命名是如何发生的？

4）认知结构的演化过程是怎样的？不同 的文化MEME作用下的认知结构，是如何转化为文化习俗、语言风格、饮食习惯、宗教仪式的？什么在变，什么不变？

在与邵青老师这两年的交流中，邵青老师将人的智能划分为三个层级：AI（算法智能）、LI（语言智能）和II（想象智能）。他认为，算法智能无法超越语言智能，语言智能又无法超越想象智能。如果上述成立，人类认知的架构就不那么简单。

我的理解是：

1）、算法智能AI：这个应该是三个层次中逻辑性最强的一层，但同时也是表达能力最弱的一层。算法智能基于两个基本原理，一个符号学原理（索绪尔/皮尔斯/罗兰. 巴特等）；另一个是图林-丘奇命题（可计算理论），前者解决“表征”问题，后者解决“计算”问题。算法智能也叫做“符号表征与计算”。当代计算理论，是基于布尔代数（二进制）和逻辑演算的，我认为是所有计算模式中最简单的一种。

所谓“简单”，即这种计算模式，完全排除了符号学试图讨论的语义、指涉、意义问题。中国学者赵毅衡教授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这个说法我比较认同。遗憾的是，现在主流的算法理论，均将语义、意义问题排除在外，以至于人工智能的两位图林奖获得者Jeffrey Hinton（深度学习提出者）、Judea Pearl（贝叶斯网络提出者），近几年都认为当今的人工智能“走错了路”（原因是太过依赖大数据蛮力计算）。

2）、语言智能LI：这个层次其实是符号学的“硬骨头”，也就是说“语言中蕴含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表征与呈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那里，就已经被提炼出来了。索绪尔语言学中，区分了Language和Speech，进而提出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一对概念，前者是“声音Voice”，后者是“指涉的对象”。

能指的表征，往往被简单粗暴地符号化和图像化，但索绪尔的本意，我认为他更强调“声音”的原初性（这个需要研究）。换句话说，声音的“意指”性存在，要远长于符号、图像的出现（意符）。从人类开始学会说话到出现代意符号（包括图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今天的符号理论，更多地致力于提出各式各样的符号解释学，但对这种“意指”如何脱胎、涌现于“声音”，进而凝结、附着、固化在符号和图像上，并沉淀为文化沉积物，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算法智能AI的底座，其实是邵青老师所说的LI，也就是符号学的底座其实是语言学。

3）、想象智能II：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比LI更加基础。换句话说，原初蛮荒时代的人类，特别在声音孕育的漫长岁月中，人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的个体/群体经验，会不停地塑造人的认知的底层结构，这个结构是您所说的“想象智能II”的结构地图。我认为今天的认知科学对此毫无所知。

70年代Paul McLean提出了Triune Brain的脑模型，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我理解Triune Brain的洞见在于，人类脑结构其实继承了生命演化过程中的众多“进化遗迹”，这些“生命本能”的存在，伴随着人的进化史、人与自然的交互史；前者塑造Gene，后者构建MEME。

神奇的是，Gene和MEME会交叉缠绕，纽结成人与环境、与生物界共生演化的壮美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从算法智能AI就试图Hold住整个世界的欲望，的确是既浅薄又短视了。

当然：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算法智能也并非一无是处，或者算法智能也并不是如此“不堪一击”。这背后可能仍然蕴藏着尚未觉察的“玄机”。

1）算法智能的“符号表征”思想，很好地继承了毕达哥拉斯“数学”思想，并以“信仰”的形式，普遍存在于西方知识分子心中（如自然是用数学写成的；数学宇宙）；

2）在语言智能层级，加拿大多伦多学派（Innis和Mcluhan创立）的第二代传人Robert Rogen，在《字母表效应》一书中清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与写意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是西方一神教、逻辑思维、典章化法律的基础支撑。这一观点的“文明优越论”绝非少数人的观点。

在这一主流观点的支撑下，Logos传统与拼音文字之间的纽带被神圣化了。这一神圣化的后果，即是对未来的“话语权”的当然肯定。

3）在“想象智能”这个层级，就很好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向：预言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这句话一直被视为硅谷的精神内核，这句话其实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被称为“流动性哲学”，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相对立的一面。在古典学那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几乎被历史所掩埋，只有残篇传世。但今天重读古希腊的学者发现，西方文脉的精神需要到苏格拉底之前去探寻。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思想，提供了略显僵化的柏拉图思想的“解毒剂”。

也就是说，如果要批判“算法智能AI”，就绝不能停留在对其“遗漏语义”、“割裂意义”，干巴巴的符号演算不可能获得意义涌现等等层面。不幸的是，我看到的批判大致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我猜测可能是两个问题：

其一，按照邵青老师所提的AI、LI、II这三个层级的解释框架，面对意义问题，算法智能AI并非“单打独斗”，虽然LI、II这两个层级我理解得还很肤浅，但我隐约觉得，随着LI、II这两个层级逐渐“渗透到AI”，三个层级共同面对“意义问题”，局面可能就大为改观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层级之间，而不是层级之内。

其二，数学与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也在发生思想层面的变化（这个我不敢说有研究，只是关注），比如我注意到最近20年数学界在重新讨论“代数与几何的关系问题”；比如物理学的“超弦理论”等。

其三，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极有可能带来“重构个体”的局面，我称之为“六根重塑”。如果“新物种”是未来的话，我觉得AI+LI+II，或许是理解和解释未来思想的一个有用的框架。

一点哲学思考：

从传播角度说，元宇宙的确是一个“好概念筐子”。但对这个概念的深度思考，需要超越现实的拖累，转向更深的思想和哲学。

主体性：虚拟现实的起点

如果从上世纪中叶训练飞行员的模拟器算起，虚拟现实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1965年，美国施乐公司的科学家萨瑟兰就开发了交互式显示技术，奠定了后来个人电脑图形显示器的基础。1977年，萨丁（Dan Sandin）研制出数据手套，可以用手指与电脑交互；1984年VPL公司的兰尼尔（Jaron Lanier）首次提出“虚拟现实”的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虚拟现实已经在动漫游戏、模拟仿真、训练演练、沉浸体验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近几年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三维显示、神经网络、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使得虚拟现实向数字环境建构、沉浸式深度体验、立体显示与交互等方向发展，日益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

然而，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的数字技术，在引起人们兴奋的尖叫声后，越来越带来令人不安的遐想：在人类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作为肉身存在的人，是否会迷失自己，从而丧失对自我的把握和认知？长期沉浸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是否会导致人的精神迷乱？虚拟实景与物理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再认识。所以说，虚拟现实的技术发展将带来人的主体性的重塑，已经是一个紧迫的哲学问题。

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是西方两千年哲学的主脉。从柏拉图开始一路到康德，西方古典哲学始终在追问“我是谁？”的问题。答案自然五花八门、流派众多。350年前的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曾经为这个问题烦恼万分：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存在？借助“梦境分析”，笛卡尔最终整出一个金句：“我思故我在”。当然，影响后世的还不是这个金句（这个金句太多人都能脱口而出），而是笛卡尔创立的“思维方法”，人称“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法”。简单说，就是在笛卡尔看来，横亘在主体、客体之间的边界是清晰的。

两分法可谓塑造了此后数百年人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稍微想一想，可不是这么回事嘛！一个人，比如您，站在这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感知着周遭世界，盘算着、思忖着，与这个世界打着交道。这个世界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那可是“客观存在”啊，不管您看或者不看，闭上眼睛您都知道，“世界”就在那里。

当然哲学家眼里的世界，要比各位看官您眼里的世界复杂得多得多。“主体性”的问题在正根儿的哲学家眼里，挑战就没断过。古希腊的“忒修斯之船”就是一桩典型的公案。这一公案说的其实是“万物流变”——用中国话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或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或者“每一秒钟的您都与众不同”。

说这些闲话，其实是想说，不管读者诸君对哲学有多深的造诣，多浓的兴趣，“主体性”这一问题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笛卡尔的两分法简单又奏效，且顽固地植入到人们的思想底层。不过，这一画面在过去的100年里，正被渐渐破拆。

凭着中学课本里讲过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常识，很多同学都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观察者视角”，这比笛卡尔那个单纯的“主客两分”又复杂了一个数量级。因为，当您意识到有“观察者视角”这回事的时候，其实心中已经悄然植入了比“观察者视角”更高的视角，暂且称之为“上帝视角”。

用卞之琳的诗，就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后，一些哲学家对主体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因为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哲学家开始回到现象本身。这时候，哲学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笛卡尔“旁观式”的姿态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家在思考“主体进入客体”的可能性（或者反过来，客体进入主体的可能性）。比如海德格尔，就试图用精妙的语言，描述、辨认着被抛来抛去的、千变万化的“主体”，在上下翻腾、纠缠不休的存在、这一刻的存在、稍纵即逝面目全非的无数个此在之间，那些说也说不清的关系。

没办法，西方哲学就是这个味儿。东方哲学的表述不是这样的。东方哲学要面临这种令人辗转反侧的话题，不是把酒临风、吟诗作赋，就是结跏趺坐、面壁不语了。

话说回来。

不管西方哲学如何流派繁多，不得不承认笛卡尔“两分法”的思想底座，还是太强悍了。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以便能“把持住”这个世界，依然是各位瓜众挥之不去的朴素情怀。

这个坚硬的“主体性”与虚拟现实是何种关联呢？按照哲学家的解释，人的主体性其实是对人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确认。这种确认的关键是理性支撑下的人的抽象的规定性。当这种主体性受到怀疑、立足不稳的时候，人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脆弱了。相应地，建构于这种主体性确认基础上的人的经验和知识，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了。虚拟现实所面对的，恰是“主体性”这一历经岁月所建构的“人的安乐窝”，这种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自主经验，一旦遭遇数字世界的冲击，将对“主体性”这一人的认知底座，产生巨大的冲击。

2）、无缝穿越：真正的危险边缘

头盔是虚拟现实的标志性装备。如果按萨瑟兰发明的第一款可跟踪头盔算起，虚拟现实的起源，比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还要早一年，即1968年。数十年里，虚拟现实主要还是用在游戏、仿真等场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但今天的发展已经天壤之别。

虚拟现实已经使人们可以穿越虚实边界，进入有无之境。今天的虚拟现实研究者们，致力于从技术上探索这种“虚实边界的无缝穿越”，这种穿越可能对人的情绪、心智、认知带来哪些令人震撼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巨大的“冲击”在探查技术边界的话，那么对深远“影响”的思考，就属于哲学范畴了。

这是真正的危险边缘。

科幻大片总是给人们展现各种超越当下物理定律的景观，典型的就是时空隧道。人们对黑洞、星际旅行、时空隧道总是充满好奇和激情。在技术手段还十分匮乏的年代，科幻作者们就曾设想过时空穿梭机。不过，那毕竟是科幻大片的艺术展现。

人们对当今黑科技最大的恐惧和担忧，就在于可能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从技术角度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两点：一点是虚拟现实提供的。虚拟现实可以深度侵入人的感官系统，重塑人的感知界面，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另一点，是代码化。所有的数字装置，都依赖开放编码来运转。这些代码可能是事先写好的，也可能是动态生成的，还可能根本就像“被污染”的纸巾一样，“粘”到干净的代码片段上的。这两点让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吃瓜群众，对技术驱使下的未来世界，既充满好奇，也充满恐惧。

思考这些问题，是哲学家的领地。

技术变革影响世界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理性的范畴。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哲学、对思想的渴望就更加急迫。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学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今天的哲学则致力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从古希腊到康德、黑格尔的古典体系，总是试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完满认识的哲学姿态，已经远远不够了。

虚拟现实的危险是什么？就是“界限消失”。用我这些年讲述“认知重启”课程的话说，我称之为“六根重塑”。技术深度介入世界的后果，就是人的感官被大大重构。我们所见、所感的世界，早已不是纯粹的“第一自然”，而是“第二自然”甚至“第三自然”。

如果还是沿用笛卡尔的“两分法”看世界，就会感到莫名的困惑和焦虑：过去硬邦邦、明晃晃的“主客分界线”，是这个世界平稳运转的保证，也是主客之间不可逾越之门。但是今天，至少这个门被打开了，甚至被拆掉了。

今天谈论前沿科技，往往会弹出一长串技术名词：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如果再加上神经网络、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那就更不得了。这些名词背后的技术联手起来，这个世界的面貌必然大变。中山大学虚拟现实实验室的翟振明教授将这一画面，描述为三个层级：最底层的是物联网为核心的冷冰冰的网络；中间是“主从机器人的遥距操作”，也就是交互层；上面还有一层，就是虚拟现实环境下的人际网络。

这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会告别今天这个熟悉的世界：和煦的风，狂暴的雨，嘈杂的闹市，宁静的泊船～～画面还是那个画面，但你知道这一画面中，有多少添加剂，多少合成物，掺入了多少剂量的代码调制？

翟振明的思考，就站在这一画面的边缘处。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邪恶”的。或者换一个委婉的说法是，这个世界具备相当的“邪恶的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将摧毁自由意志，摧毁人。与诸多具有人文情怀的工程师、科学家一样，翟教授坚定地认为，他之所以做这些实验，触碰虚拟现实的“危险边缘”，甚至申报技术专利，是希望“捍卫人的尊严”，希望像古罗马的门神雅努斯那样，守望过去，祈祷未来。万丈深渊的边界，善恶的分水岭在哪里？他没有画地为牢的假设（即一元论或者二元论，这恰恰是西方文化数千年争执不休的一个元问题），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为万丈深渊的边缘，插上警示牌。

六根与三观：亟待探索的造世伦理学

虚拟现实的意义，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两个：一个是它提出并深化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虚实边界的消弭，这个世界“堕落”的可能性有多大？另一重意义，我觉得是暗含的，即东西方文化的对话。

对未来世界的预测，这些年来悲观的论调其实已经不少了。比如受到广泛批评的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其实马斯克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异常分裂。他一边义无反顾地试验着各种大脑植入芯片的可能性，另一边对未来世界极度担忧，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内接管人类”。另一位当红历史学家，以色列的70后教授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宣称，99%的人在高科技面前都会蜕化为“无用之人”。这个说法其实并非赫拉利首创。

1995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聚集了500位世界级的政治家、商界领袖和科学家，他们所描绘的人类“正在转入的新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下个世纪（即21世纪），启用占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那么剩下的80%的人干嘛呢？布热津斯基还专门用一个词表达这层意思，就叫“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今天人们更熟悉的说法叫“奶头乐”。（参见《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当越来越多的头盔被卖出去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裸眼3D成为日常生活无法摆脱的常态的时候，某种潜藏很深的认知重塑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

比如“注意力”这个话题。注意力的问题，长久以来游离于严肃的科学之外。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个哲学问题，而哲学家又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感知测量”的实验问题。过去4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证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指出，人们以为的“注意力”，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如说是对“意识”挤压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人们以为“看世界”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过程，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看视权”。但殊不知，经过千百万年与周遭世界的视听感知交互，“本能与天性”中已经慢慢渗透、沉淀、挤压成型了大量看世界的“取景框”，这些个取景框，构成了人们“看世界的意识构造”。

电学和光学效应，被用于广播、电话、电视，直到今天的电脑、互联网、手机的150年里，一系列声光电的生活装置和生产装置，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人的“六根”。现代人的“六根”与秦汉时期、唐宋时期人们的“六根”已经大大不同。如此说的话，“三观”怎么可能毫无变化地沿袭至今呢？

六根重塑，其实在哲学、伦理学的意义上，就是重塑三观的过程。

技术对生活世界的重构，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种重构时而缓慢，时而急速。讲一点近代艺术相关的话题。近代艺术家为何在19世纪中叶之后，陷入某种烦躁不安的境地？为何在数百年宫廷画、写实主义的土壤中，忽悠长出了“印象派”的色彩斑斓？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化学颜料的出现。

对达芬奇、鲁本斯、拉斐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手工调制颜料，是一个画家的本分。现代画家已经没有了这一“福分”。化学颜料的出现，仿佛给画家装上了“义肢”——换一种说法，就是画家其实被截肢了。这就是“六根重塑”的真实过程。

当这件事情一旦发生，或者一旦被意识到已经发生，剩下的事情就变成“遥远的追忆”了。生命列车，已经驶入了扳好的另一股道岔。

虚拟现实的深入研究，需要关注其哲学层面“长期演化路径”，核心思想是提醒人们“要开始应对无节制的技术颠覆”了。

虚拟现实绝不仅是技术，而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存续。对中国人来说，基于传统东方文化领悟“天人关系”是理解虚拟现实的一个重要视角。100年来的哲学思潮，最伟大的发现，其实是发现不可能。“空无”，并不是“空白”。中国古代贤哲的智慧，对超越有无之辩、有无之境，天然有自己的独到视角和言说。无论孔孟或者老庄，驾驭有无的至妙法门是除却黑白的第三极：中道。

用中道的思想“统摄”有无。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耐心、极强的意志和精妙的自我把持能力。

这个世界并非用钻探、挖掘、还原法就可以穷尽。但今日之中国人，已经走出了明清时学者的那种局限性。那种船坚炮利的威慑之下出现的两极分化，要么投身于富国强兵，要么退居祖地、再度闭关锁国——这两条路都已经不能用当年的意蕴来衡量。中国人的祖训在兵略上，讲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在复杂多变、纵横交错的当下世界，要进退有度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特别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虚拟现实、数字货币等等高科技，正在铸造未来数字世界的新型基础设施的时代，一方面要有扎扎实实的硬核实力，另一边，还要保持巨大的虔诚和敬畏。能很好驾驭“为”与“不为”两者的，恰恰是中道。

但是，中道并非坐而论道。需要改造世界，也不能忘记解释世界。这个世界不但需要重新解释，更需要在改造中解释。

没有现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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