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研究金融教育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的方法及意义

文|大观

编辑|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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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金融教育对非理性投资行为时，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意义

本文在考虑了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积累实践经验的学习机制下，系统地讨论了金融教育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背后蕴含的机制。

1.理论意义

（1）从个人的金融人力资本（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视角探索了非理性投资行为的产生原因，拓展了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下对个体投资行为的研究广度。

现有文献对投资者行为偏差的影响因素分析，多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和认知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忽略了人的素养对行为的重要作用。

随着对居民经济决策研究的不断丰富，我们关注到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下。

个人的金融人力资本如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对于非理性投资行为如过度交易、处置效应等影响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本文的机制分析部分在考虑了投资者决策心理的前提下。

讨论了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知识和专业金融知识、不同类别的金融能力如基本投资技能、金融信息获取能力、金融风险感知能力等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

为行为金融学中的个体投资行为研究作出了边际贡献。

（2）从金融教育的投入度和接受度，以指数形式定量刻画中国个人投资者的金融教育程度，是对金融教育与素养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金融教育是一个多维概念，站在施教者的角度，金融教育是旨在传播金融知识、培养投资技能、倡导理性投资理念等有计划、有组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

站在投资者（受教育者）的角度，金融教育是增进个人对金融产品的了解，提高金融风险意识，进而做出明智决策以改善自身财务状况的过程。

因此，度量金融教育涉及不同维度的多个指标，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体系。

但现有研究对于金融教育的测度还不够全面，各有侧重的从金融教育的供给程度、经济个体对金融教育活动的参与程度、对金融教育的时间与资金投入等方面来衡量。

且受限于个人金融教育数据的可获得性，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国内外居民家庭调查。

如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等，其调查指标和数据往往并未涵盖详细的金融教育信息。

由此，本文基于原创的数据集，参考多种指数编制方法，将金融教育投入度和接受度纳入指标体系中。

构建了中国个人投资者金融教育指数，在金融教育与素养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本文分析了金融教育在纠正行为偏差、提升金融福祉方面的作用效应，为金融教育的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现有研究或评估了金融教育作为政策干预的效果，或采用元分析综述了金融教育对个人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

并未对金融教育有效性的基础元素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也没有形成具有共识的衡量标准。

我国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和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教育模式为本文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情境。

我们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与投资行为的第一手数据为基础，以纠正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和提高个人金融福祉为切入点研究金融教育的有效性。

通过系统的微观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对于投资者的非理性买入与卖出决策、过度交易行为和投资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金融教育在提高投资者理性水平与金融福利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2.现实意义

（1）对中国个人投资者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与成因分析，有助于监管层针对性地引导投资者理性决策，提高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获得感。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从新兴市场转向成熟市场的重要阶段，理性的投资者群体是市场纵深发展的核心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充满了浓郁的投机氛围，散户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风险意识缺失，盲目博傻、频繁交易等特征突出。

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能由点及面演化为群体的非理性，从而导致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因此，本文立足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的实际，分析了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及其成因。

体现了微观研究的宏观意义，可促进监管者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引导投资者理性决策的相关配套政策。

（2）对金融教育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分析，为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教育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由于我国的金融教育起步较晚，金融教育体系存在着主体分工不合理、教育内容同质化、教育对象单一等缺陷，本文的研究深化了有关金融教育体系构建的政策内涵。

一方面，作用机制分析有助于理解从金融教育到金融行为的中介因素。

从而以针对性地提高金融教育的作用效应为前提，在金融教育主体和金融教育内容方面更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异质性分析加深了对不同特征投资者的金融教育需求的认识，有利于根据不同投资者的特点提供更为精准的、差异化的金融教育服务。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演绎法回顾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

通过社会调查法系统收集现实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受金融教育状况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相关材料，以此提炼研究问题并确立研究突破点，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

再者，通过实证研究法分析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渠道，验证文章的研究假设并归纳研究结论。

最后，立足中国金融教育的实际问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以文献演绎法为研究根基，以社会调查法为研究脉络，以实证研究为研究主题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相互支撑。

（1）文献演绎法。

本文围绕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主题全面而详细地梳理了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主要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整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相关的研究文献。

包括：理性、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辨析；认知偏差、心理偏差与偏好；投资者典型的非理性行为表现以及成因。

笔者对大量文献进行筛选与分析，追踪前沿的研究动态，不断补充和完善研究资料，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从而确立了本文的研究突破点。

（2）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是利用统计推断的理论与技术，有目的地建立计量模型来验证理论假说，通过分析模型参数揭示变量间存在的关系。

本文遵循微观实证的原则，科学地进行模型设计与检验分析。

具体的，以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国个人投资者金融教育指数。

以二值选择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非理性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基于工具变量进行了内生性处理，从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的渠道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

在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处置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在基准回归中构建了二值选择模型，内生性处理同样采用工具变量法，从交易动机和持股期限的角度展开了异质性分析。

在第五章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过度交易影响的实证研究中，以超额换手率构建过度交易程度指标，以交互项分析群体间的差异性，并进行了遗漏变量检验。

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检验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是否显著影响投资收益，运用条件混合过程处理内生性。

从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视角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检验了长期接受金融教育意识的调节效应。

可见，本文就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基本影响、作用机制、异质性和稳健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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