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前妻肖华写《往事悠悠》（3）：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互推小编 2024-04-13

电影《红高梁》塑造了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一颗曾经真诚过的心。
来源：肖华《往事悠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肖华）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

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

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

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

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

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女儿出世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三十二岁，这在医生眼里已列入高危产妇，医生几次试图给我做剖腹手术，可妈妈总是认为自然生产顺乎自然规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剖腹。

就这样，我在一切听其自然的心情下，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后来张艺谋告诉我，他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当别人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代表青年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

会后，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起名字。起了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军钊说：“今天是四月一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三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

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说也奇怪，从打末末出生以后，张艺谋在事业上就开始步步上升，连连获得成功。

末末四十天时，张艺谋回来了。他是趁《一个和八个》从河北外景地转往宁厦外景地的途中下车来看我们的。

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多日来的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会抱，想模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傻样子，我心里真是惬意极了。

没想到第二天末末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急忙将她抱到医院去看，大夫怀疑小孩有心脏病，还问我们双方家里有无心脏病史，建议住院观察。我和张艺谋一听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办了住院手续。

张艺谋在西安只能呆五天时间，遇上了这事，他非常着急。每到下午探视时间，他早早就来了，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过了两天，末末的烧退了。医生也确诊她不是心脏病，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末末这次住院给张艺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之后，他再次回家之前，都要在来信中嘱咐我：“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他越来越自信

张艺谋要去陕北拍《黄土地》了。定时告诉我，西影要放《一个和八个》，他已和张子良（《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编剧）说好，到时通知我。我心里高兴极了，为自己终于能看到丈夫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自豪。

这两年他在外面风风雨雨，艰难奔波，不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吗？我早一天看到他的作品，就能早一天体会到他的苦乐。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张子良来告诉我说，晚上西影放映《一个和八个》并说好他在厂门口等我，带我进去看。我随张子良顺着楼梯往三楼放映室走，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一个和八个》，因为那天下午厂里已放映过了一场。

张子良把我领到放映室的座位上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我坐在椅子上，虽然竭力作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耳朵去听别人的议论。

“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有人问。

“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应当刮目相看了。”

另一个人“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那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我后面的一个人激动地说着。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不知不觉就放映完了。放映室的灯刚一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大家对影片的肯定，因为营业影院里没有这种习惯，还以为西影的人都文明，对每部片子都采取这样礼貌的态度。

那天晚上，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脑子里老出现那一幅幅油画似的电影画面，似乎感觉到了张艺谋拍这个电影时憋的那股劲，下的那些工夫。我虽然说不出这个电影好在哪里，但我喜欢它，由衷地喜欢它。

张艺谋拍完《一个和八个》回家来时，带了一个剧本，我看到了就随手翻了翻。

“你看了这个剧本后，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问。

我一时答不上来。

“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说完他自己笑了。

“噢，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的分镜头剧本是四个人共同讨论的，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何群、肖风他们困得去睡了，他和张军钊还在谈。一会儿张军钊也支持不住了，就说：“艺谋你把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些记一记。”往往是他们三个都熬不住，去睡了，他却还在苦思冥想，写着分镜头剧本，这个剧本他付出的最多。“有好多后来大家评论有新意的场次转换等等，都是他提议的。通过这次验证，他对自己在电影方面的能力建立了信心。

我也感到，张艺谋在任何事上都越来越自信。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默默地有了要当出色导演的想法。

三色气球

一九八四年春节，张艺谋因拍《黄土地》要去北京。当时末末只有几个月，我不能远送，就陪他到汽车站。一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保养好身体，把末末带好，孩子有病要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去医院看，等等。我心中不免有些凄凉，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知道他也是为了事业去拼搏。在这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谁不愿意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

走出胡同口，远远看见一辆汽车就要到站，他赶快跑去是能赶上的。

我心里更是一紧，他立刻就要离我而去了，真不愿意让他走，但又怕他误了时间，犹豫了一刹那，还是强忍着说：“你赶这趟车还能来得及。”他没有动，还是和我并肩缓步往前走，说：“不急，等下一辆吧”。我欣慰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的心情也和我一样。

走到车站，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嘱咐我。每次他走都是这样，出门时一定要把嘱咐过的话再反复叮嘱一番，似乎不这样他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喜欢他这样，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太少了，能多听听他说话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突然，他把肩上的背包交给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干什么，他已跑到马路上了。我极力在猜想他去干什么，是看到了熟人？还是想买什么东西？车到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提着他的包往后退了几步。等车开走，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三个色彩鲜艳的氢气球，已走到马路中间了。

他跑过来对我说：“给末末买的。”

“你真是的，末末还不到一岁，哪会玩气球呢！”

我一边笑着，一边接过气球说。

“当然不能给她抱在手里，那样我还怕崩着她呢。把这三个气球拴在一起，松开手它们就会飞到天花板上，让末末躺在床上看色彩和形状”。

他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气球往家走，一路上我不停地抬头看这三个气球：红、黄、蓝，如果这个红色的是我，这黄色的是末末，把这蓝色的就是他，这三色气球正好象征着我们三口之家，他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想的。

想到这些，因分离而凄凉的心情也就好多了。

末末果然很喜欢这三色气球。没过几天，氢气渐渐跑光了，气球再也飞不到房顶上去了，我就把它们拴在末末的小童车上，让她随时都能看到它们。

以后，每到过年，看到路边卖氢气球的，我就会想起那属于我也属于我们的三色气球。

然而，那只不过是记忆罢了。

我上班后，仍然代三个班的英语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只好把末末托管在别人家里。每天早上由那位阿姨来接，末末一见她就嚎啕大哭。我坐在屋里听着末末的哭声从三楼到二楼，又从二楼到一楼，响彻整个教师楼，随后横穿校园，渐渐微弱下去……我的心整个儿都碎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让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过了四十天，我和未末都支持不住，病了。我形如枯槁，末末严重的营养不良，小脸蜡黄，牙床因充血而肿胀起来，嘴都张不开。正巧张艺谋的母亲来看我们，一见我们俩这样大吃一惊，连连叫着：“这样还行，孩子都失了形，人都成这样还上什么班，快跟我回去。”不由分说，去校长那里请了假，我带着末末又回到了西安，去医院一检查，末末的血色素只有7克。

我们回西安没多久，张艺谋他们也到西安来给《黄土地》录音乐。尽管大多数的时间他还是忙他的事，不回家，但我总觉得有了主心骨，心里踏实多了。

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份，我带着末末同作曲家赵季平一起去了北京，在这之前，张艺谋来信说，《黄土地》已在北京放映了几场，反映强烈，震动很大，他们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做，所以还需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带着末末去北京与他相聚。

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北京。

这时，张艺谋、陈凯歌、何群正忙着拍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强行起飞》。这是给空军拍的一部片子，反映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上，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为了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空军的实力、接受党中央的检阅，在天气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危险强行起飞的经过。

在这次工作中，张艺谋认识了空军高政季的女儿高力力，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

力力是个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带点男孩子味道的女子，她与人谈话、交往表现出来的豪爽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和可爱。她从陈凯歌和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没地方住，就把甘家口她家原来住的两间房子借给了我们。我们就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那天要从姐姐家里搬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到甘家口，陈凯歌带着《黄土地》组的几个人来帮忙。他们从五楼上一件件往下搬东西，上上下下许多趟。当时我姐姐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很清苦，没有闲署的被褥，就从床上抽出两条被子、褥子给我们。

这些干净而破旧的被褥和用具，对我们过日子是再适用不过了，可在外人面前我又怕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凯歌似乎理解这一点，说：“俗话讲，‘破家值万贯’，置个家不容易呀。”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

《强》剧完成后，张艺谋没什么事了。而这时《黄土地》的反响很大，他和陈凯歌合计着想趁这个热乎劲儿，再拍一个情节片。为了工作方便，张艺谋让陈凯歌天天来我们临时的家里商讨剧本。

我当时最发愁的就是给客人做什么吃？我和张艺谋每天都随便煮点面条下肚，对客人这样怎么能行？可陈凯歌并不在乎，碰上什么吃什么，吃得也很高兴。张艺谋爱吃面，为了不单调，我只好在面条上下工夫。今天是麻辣面，明天是炸酱面。

那天我做卤面，陈凯歌看我把生切面放在炒好的菜上焖，很新鲜说：“面还可以这样做”。

面熟后，他吃着连说：“好吃，好吃。”有一次包饺子，只准备了两个人的，没想到陈凯歌要来。他进门看见案板上摆着的饺子，说：“哎呀，肖华这饺子包得好。”我不好意思笑笑，知道这是客气话，没想到他还对他妈妈说了，后来我去他家，他妈妈还说：“听说你饺子包得不错，过年来我家过吧，帮我包饺子。”

在甘家口住的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个新朋友罗雪莹经常来。张艺谋告诉我说，罗雪莹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他们通过陈凯歌相识。罗雪莹给我的印象很好，她对人亲切，既没有电影圈里的那股高傲味，又不失文雅大度。

她每次来总是评论电影，谈电影界中的事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一些电影圈内的事。

有一大晚上，罗雪莹来访，说某作家有一个写好的本子，是写对越反击战的，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热情地把该剧的大致内容讲述了一遍，并说她向这位作家推荐了张艺谋，希望张艺谋接下这个本子。

张艺谋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戏我拍不一定能拍好，这个本子不太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苍劲，浑厚的东西。我建议让吴子牛来拍，他一定会喜欢这个本子，我了解他，他喜欢人情味的东西。”

我觉得张艺谋还有另外两点想法没有说出来。一、那时他认为自己改导演时机还不成熟；二、对越反击战这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题材，张艺谋由于家庭问题，对沾政治边的事情一向很谨慎。

我们在甘家口住时，正赶上北京举办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他对我说：“我本来买了两套票，后来一想，如果咱俩个都去看，末末谁管呢？就退掉一套，这一套咱们换着去看。”于是，第一天吃过午饭，张艺谋很自然、很轻松地说：“我去看电影了。”

第二天他似乎想起说过两人换着看的诺言，他试探地说：“今天你看怎么办，谁去呢？”见我没有吭声又说：“你一去三四个小时，末末肯定要哭，她一哭我真没办法！”他真鬼，很会钻我的空子。我心里的确是放心不下末末，也看出他非常想去，就说：“算了，还是你去吧！”他高兴了，说：“这也对，你是看故事，我去是工作，我需要多看电影。”

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孩子，自私的孩子。如今，对我和张艺谋都有所了解的一些人，说是我惯坏了张艺谋，惯得他总以自己为中心，不知道去关心对方，体谅对方，我觉得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在这段日子里我与张艺谋的感情是相当融洽的。每次他晚上回来，不管多晚，我都要给他等门。他经常是进门来不及脱掉外衣就奔到床前，吻吻我，亲亲睡着了的女儿。然后就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事，看的是什么电影，内容是什么，影片好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我记得他特别欣赏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说这部影片在色彩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作者敢大胆地把自然色根据内容需要而“戏剧”化，把本来是黄色的沙漠拍成红色的，让人们认可。这些将来都可以借鉴。

一天，张艺谋回来说，他的同学吕越要来，已讲好让他晚上来家里吃饭。早就听张艺谋说过吕越，说这孩子很有出息，在学校时特别好学、特别用功。无论什么时候，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书，有空就掏出书来看，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上街玩，另的同学逛商店，他竟能坐在马路边上看书等同学们。这使我没见面就对这位同学颇有好感了。听说要来吃饭，我有点着急，家里什么也没有，请人家吃什么呢？人家是第一次来，太简单过意不去。我和张艺谋商量，他出去买了只烧鸡回来。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这样奢侈。

吕越来了，平头、布鞋，一身朴实的学生打扮。他和张艺谋寒喧过后，极自然、极热情地把手向我伸了过来，我稍稍一怔，因为以往张艺谋的朋友来访，不管男女都是对我亲切地问候一声，我也只报以微笑、点头和相应的问候。今天吕越以对张艺谋同样的礼貌待我。使我感激至深，立刻被他那热情和真诚的表情感染，果断地伸出我的手与他那大而有力的手握了握。

饭间，他谈笑随和自然，没有拘谨之感，使人很愉快，他和张艺谋谈起毕业两年来的感慨；谈到当前赚钱、经商的风气；谈到他恋爱的波折。张艺谋问道：“在金钱和女人面前你能超脱吗？”吕越十分诚挚地摇摇头，说：“不能。”张艺谋自我标榜地说：“那你不如我。”我在一旁只觉得张艺谋的话虽使我心安，而吕越的话更诚实坦率，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

吕越现在在法国留学，曾来信给张艺谋，说“……当年实习时你、我、侯咏（张艺谋的同班同学）咱们三个在一起谈理想，你想当导演，侯咏想当摄影师，我想出国，现在都实现了，只是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罢了……”的确，也许人就是如此。追求的时候，向往的情感是那样强烈，可当达到目标时，却又觉得不过如此，那时的感受远不如没达到目标时那样强烈。

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元且前后，张艺谋去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青年导演、摄影研讨会。甘家口的家中只剩下我和末末，实在冷清寂寞，我就带着孩子去到姐姐家住两天。谁知张艺谋一天晚上特别想末末，赶回甘家口来，结果扑了个空。我们只有一把钥匙，由我带在身上，他那天晚上连门也没能进，还差点没赶上末班车。

研讨会一完，他就急忙赶了回来。那天下着雪，他进门带进一股寒气和雪花，浑身的雪也顾不上打扫，直奔到我们跟前，连连亲吻着未末和我。

他身上的雪花沾到了我的脸上，化成点点水珠我却感到特别温暖，张艺谋也动情她说：“真想你们啊，以后我有了资历，有了条件，一定要把你们常带在身边。”他的话使我心热脸烧，就像喝醉了酒，还能埋怨他什么呢？

那时，我们的生活挺紧，张艺谋拍片没有任何酬金，只有少许的外景地补贴费。他的工资又在广西厂里，不回厂就拿不到。我由于带孩子请了长假、只能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每月不到三十元。

有一天，张艺谋拿回来一个手工捣食物的捣罐说，别人告诉他，黄豆的营养成份很高，每天给孩子吃些黄豆，不亚于牛奶和鸡蛋。他借这个罐子是准备每天给末末捣豆浆喝。

我们从自由市场买了两斤黄豆，每天晚上抓一小把泡上，放在暖气上温着，第二天用捣罐捣碎，加糖煮开给末未当牛奶喝，末末很爱喝，我们都很欣慰。

剩下的小半碗豆浆渣，我俩你推我让地都想让对方补点营养。我们每人为末末的营养忙碌着。精心地给她做饭，尽量变换花样，让她吃好。末末眼看着就胖起来，身体也好了，整个冬天没有得过病。

有一天张艺谋回来，声不吭地在房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来到厨房，看我做饭，一直不说话。我觉得有点反常，抬头看了看他，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兴奋，极立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神秘地看了我一眼，坐在凳子上，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真的？！”我惊喜得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他看我那高兴劲儿，就说：“不过还没有正式宣布，只是评委会评委们通过了。你先不要对别人讲，这是别人悄悄告诉我的。”

“嗯。”我点点头.这么大的喜事突然降临，我真料想不到。但这毕竟没有正式宣布，心里很不踏实，于是，我便问：“会不会变呢？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张艺谋会心地笑笑，他很知道我当时的心情，说：“我认为是不会变的.等正式宣布了，你就会相信是真的了.”

第二天，罗雪莹来了，张艺谋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她，她笑着对我说：“不会变，评委会上决定的事一般不会随便更改，除非再召开一次评委会，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你就放心吧！”我心里这才踏实了。我为张艺谋高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从此他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底，张艺谋和陈凯歇去香港参加第九届香港男际电影节（3月29日—4月13日）。他回来情绪很亢奋，讲了一些电影节的情况。

他说，当最后一场《黄土地》放映完，他和凯歌随片登台，电影散场竟然没有人肯走，他们整整在台上站了一个钟头，接受观众和记者的提问，在国内还没有过如此热烈的场面。

张艺谋从香港回来，末末两岁生日刚过不久，他拿出在香港为末未买的玩具、画板、小头饰、胸花等给末末补生日礼物，把头饰和胸花给末末别在头上、身上，末末高兴的什么似的。她举着画板让我教她画画儿。

我边和张艺谋、陈凯歌说着话，一边随手两三笔画了个猫。

陈凯歌见了说：“肖华的画儿，画得很不错嘛。”

张艺谋接茬说：“在中学里她就比我画得好。”

后来陈凯歌在他写的《森国人》中还提过这事。

张艺谋还告诉我说，他这次理了个平头，到香港后好多人把他当成日本人。有一个记者干脆说地像三岛由纪夫。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有趣的，从此张艺谋总是理平头。尤其是出国前五六天定要去理发店理成平头。我家的书架上也渐渐有了三岛由纪夫的书了。

紧接着，五月份他又去了法国，参加在戛纳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他到戛纳就寄来张明信片。

小蓉：你好1
明信片上是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地方，这是戛的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由于历届的国际电影节。使这个只有六万人的法国南部小城举世闻名！我们曾在巴黎通留三天，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在戛纳我们将住七余天，二十三日经瑞士苏黎世回国。回北京后即要去抽《大阅兵》，只有待影片完成后再回家看你们了。举好末末，祝她健康愉快，快快长大！
问候爸、妈好！
谋谋85、5、9、

看着明信片上的那些异国风格的建筑，我的心也好像随他一起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他。一星期后。他只寄来一张明信片。

蓉子，你好！
上次的明信片不如收到否？这张是戛纳的夜景。我们看电影常常到深夜，为不量多看片，一天到晚乱跑，很累。这个小城很美丽，风景宜人，在地中海边。你和末末都好吗？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希望尽量照顺好孩子，使她吃她睡好。要慢慢对她建行教育了。我大的在八月底才能拍定《大阅兵》而后田家。忙乱之余很想念你们。问使爸、妈好！
谋谋85、5、16

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

这两张明信片散发着爱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同年十二月他又与陈凯歌一起夫了美国夏威夷。他们的《黄土地》在这次夏威夷电影节上获得了摄影最佳奖。

张艺谋又要去忙他的第三部片子《大阅兵》了。临走前，他告诉我说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有意把他调到两影来。他虽然同意，但知通广西厂不会轻易放人，一时半会儿也调不来。建议把我先调到西影，吴天明答应了。

《大阅兵》拍完，张艺谋回家来，带回许多鱼、肉罐头。在湖北外景地拍摄的时候，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大，在作现场不时有人中暑、昏倒，摄制组每顿饭给大家发一个罐头，补充营养。他没舍得吃，都给末末带回来了。

我听了后，心疼得鼻子直发酸，说：“你自已应该吃，孩子需要，可你更需要，那么消耗体力的工作，营养跟不上，身体会垮的。你身体坏了，可就什么都完了。”

就在这时，我得到通知，我调西影的事办妥了。厂里破例分给我们一套一间半的房子，我们搬到西影。

后来我才知道，是张艺谋对厂里说，他在岳父岳母家住得不顺心，经常发生口角，不能再继续住下去，要求立刻能分一间房子。

自从末末出生以后，我们一直在我父母家中住。父母帮助我照料末末，对张艺谋也极好，很赞赏他的事业心，而张艺谋却这样胡诌，也太不应该了。

搬家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这张床还是我姐姐一九七七年在北京给我买的。厂里借给我们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我把那间小屋作为卧室；放上那张床和装被褥衣物的大纸箱，大房子作为起居室，摆上写字台和书梁，还有一把椅子。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空空荡荡，显得特别大。

末末可高兴了，在房子里骑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朋友或同事来家里，我都很尴尬，因为只有一把骑子，让来让去，最后总是大家站着说话。所有我家里人都说：“你们这个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临时的。”

但这些在我的眼中却是那么完美。我和张艺谋经历了十几年的磨难和分离以后，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多么值得庆贺啊！这个家虽然清贫、简陋，却是一个温暖的家。

我精神十分愉快，夜里常常睡不着觉，看着身边熟睡的丈夫和女儿，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拥有一个有事业心的丈夫，还有一个漂亮、听话、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清贫而温馨的家，我已心满意足了。当然，我决不会心满意足得忘掉了过去。

从张艺谋给我写第一封信起，到一九八二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止，整整十四年，其中三年的农村生活，七年的工厂生活，四年的学校生活，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书信大捆。搬家到西影厂的时候张艺谋见儿还保存着这么多的信，就让我把信全部都烧掉，还索回了他在一九七二年写给我的一封血书。记得当年我收到他的血书后，约他回西安，见面时，我发现他的右手中指上裹着胶布，立刻明白了血的出处。我查看他的伤势，他告诉我：他下决心后，先拿针扎了两次，出血不多，写一两个字就凝了。后来他用木刻刀使劲捅了一下，这才血出如注，写这封三张纸的血书，他在手指上共捅了三次……。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发誓，再不使他流血，不管是心录上的还是躯体上的。

说实话，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情，我一直认为血书这种形式不一定必要，尤其是一个真正的的男子汉，本身的自信和能力就足够了！所以当他向我索要血书时，我很理解地还给了他。但他要我烧掉十四年间全部的信件时，我却痛苦了。

“为什么不能再保留这些信件呢？”我问。

“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听到“离婚“两字，我感到屈辱和陌生，我决心把信烧掉。可最后烧信时。我还是没有舍得把信全部毁掉。只烧了在农村和工厂时的信，他上北京电影学院那四年的信我仍保留至今。

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回亿的、无论是苦难的回忆还是美好的回忆。

一九八五年底，张艺谋来西影厂报到，他和广西厂签了一年合同，给西影厂干一年，与吴天明合作拍《老井》。

调进西影后，厂里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既安静又可以看书读报。

看的东西越多，越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又勾起想上学的念头。我满怀希望地和张艺谋商量，想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没想到，他听完我的打算，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去上学，那末末怎么办？”

“放在你家里，让你妈妈帮忙带。”我建议道。

“那不行，我妈还要上班，再说弟弟他们的孩子已经在我妈那里，哪能再看末末。”

“那就雇个保姆”我说。

“说的好听，哪来的钱，再说我长期不在家，你去上学，把这个家和末末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你能放心？”他连连摇头摆手地说。

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争了起来，我很生气。他说的那些话，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对他的态度生气。他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你是女人，你不能去上学，只能在家里管家看孩子。

这一次我没听他的，还是坚持报了名，自己开始复习。可惜的是，临到考试那几天，末末突然生病，张艺谋又不在家，我只好又一次地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这段时间我突然感觉身觉强烈的不适，仔细一想，不禁叫苦连天，我怀孕了。没办法，只得决定做人流手术。

那天下午，张艺谋去托儿所接末末，回来后忍着笑告诉我，他一去托儿所，末末和他们班的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老师叫：“张末，你爸爸接你来了。”

末末抬头看了看张艺谋没有动。老师又说了一句：“你爸接你来了，还不跟着回去？”

末末说了声：“我让妈妈接，每天都是妈妈接我。”就仍然玩她的。

张艺谋走过去拉她，她扭身就跑和张艺谋在托儿所的院子里转起圈子来，不肯跟张艺谋回家。托儿所的阿姨们都捂着嘴笑。我听完张艺谋的叙述也不由地笑了。

晚上我吃了一顿张艺谋做的饭，这是我在病床上唯一的一次吃他做的饭。吃完晚饭，楼下有人叫。说厂长找他，他慌慌忙忙地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告诉我：“厂长让我明天去山西选演员，我想说你的情况，没好意想说出来，就这样定下来了。明天中午两点的飞机，一点钟到厂门口等车。”

我听后心里很感凄然，组里的工作固然不应该因个人的私事受到影响，但我在他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一个女人在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可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

生末末时，他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没有办法；这次他在身边，却又要走，我心里委屈极了，怨恨他不把我放在心上，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女人一生中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时候能有几次！我不禁伤心地想，假如有一天我病得快死了，而这时又正好有一个显示他才能、让他成功的机会，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机会，把我这个快断气的人扔到边的。我越想越伤心，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能说什么呢？他已决定了，再说有什么用，只是默默地流泪。

他见我情绪不好，就说：“要不，我去告诉我妈，让她来照顾你两天。”我一摇头，说：“算了，你妈妈家里也有一大堆事情。”他也没有勉强。第二天早上出去买了一堆吃的东西塞进冰箱，中午就抽身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既要照顾自已，还要照顾末末，那种凄凉现在想起来还难受。

发现《红高粱》

半个月后，我上班了。在一大堆新杂志中发现了《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红高梁》，我喜出望外。年初张艺谋曾嘱咐过，要我注意一下莫言的小说，说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很感兴趣。

这回发现这一篇，怎能不高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连忙拿回去给张艺谋看，并谈了自己的感受。

张艺谋看完后很兴奋，连声叫道：“好东西，好东西。”打这起，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搞这个戏。从此，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

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去北京找莫言。上公共汽车时把大脚趾夹伤了。当时挤车人很多，他是最后一个挤上去的，关车门时只觉脚上一阵发麻，但由于人多没顾上想那么多。中途一位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阶梯往外流。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脚板底下有一层粘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拇脚趾头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就拖着伤脚去见莫言了。

张艺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惊人的。他从山西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了一包农民衣服，说是从农民身上买下来的，带回西安穿，以便找找感觉。那是一条发白的蓝卡叽裤子，一件白布衬衣。还有一条红腰带。

我担心衣服上有虱子，就放在脸盆里煮。煮了一会儿，过去一看，两人都傻了眼，由于红腰带掉颜色，脸盆里的水都成了红色。我赶紧用凉水冲，结果蓝裤子还可以，那件白衬衣一块红，一块白的成了花衬衣，衣服干了以后，张艺谋真大摇大摆地穿了出去，晚上他买了两个西瓜回来，对我讲：“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谁都要问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吃的都不穿。你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下这苦？”

“你怎么对农民说的？”

“我对他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他们根本不信，说我骗他们。”

第二天他干脆不穿上衣了，光着脊梁，只穿着那条旧蓝布裤在外面转。女儿末末逢人便说：“爸爸像个济公”边说还边学着张艺谋的样子，逗得大家直乐。

这年夏天，张艺谋几乎是光着脊梁过来的，简直成了习惯，有一次我们带末末去公园玩，出来天已近中午，张艺谋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们母女俩，中途他突然停下车来，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急忙跳下来。谁知他把上身仅穿的一件汗衫又脱了，光着脊梁骑车。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简直有碍观瞻。”

“这怕什么，在东大街（西安最繁华的街道）我也敢。”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光着身子在街上走，警察举着警棍威胁他，他竟然捡了一块煤，在身上画了一件汗衫，气得警察干瞪眼。

当我们骑到大雁塔十字路口时，我跳下车领着末末走便道，一直拿眼睛盯着马路当中的警察，担心他会干涉光身子的张艺谋。还好这位警察并没有说什么，张艺谋居然光着身子在他眼皮底下转过来了。

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张艺谋表现得特别恋家，他让我与他一起上街挑选窗帘布，买地板革等，还对我说，家里该做几件家具了。

我们家里一无所有。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要做一套家具要花许多钱，还要费不少神，我不敢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他主动提出，我自然很高兴，一连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灯下画家具图，一画就画到夜里两三点。常常我和女儿已经睡了，他画到兴头上，就把我拉起来和他一起丈量房子，研究尺寸，讨论式样。

为了准确无误，我们用报纸裁剪贴成家具的模型，在房子里摆布，他声称对绘制家具图样有极大的乐趣。经过几次修改，他画的图纸就相当像样了，在他妈妈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我们的图纸也很快被别人要光了。

看过《老井》样片之后

这年深秋，《老井》摄制组出发了。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很快就拍回来一批样片。

样片洗出来后，我带末末去看，也许是由于我太熟悉张艺谋了，总觉得他不像孙旺泉，而只是张艺谋自己，连看了几次，才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

我看《老井》时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愿意在银幕上看到他演的那些镜头，另一方面又为他能演好角色而高兴。

张艺谋一当演员，厂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一天，一个朋友问我：“你带末末去看《老井》的样片了？”

“是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答说。

“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末末喊叫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

“胡说，这完全是造谣。”我生气了。末末才三岁，这些话是一个孩子的话吗？再说，末末是个很内向的孩子，在公共场合从来不乱出声的，而且几次看样片末末都在我身边，说没说话我心里清清楚楚。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我对张艺谋还是理解和支持的，看过两次样片后，我给他去过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送回来的样片我看了，也带末末看了。你演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只是还有些拘谨、不自然，应该再放松一些，既然承担了这个角色，就要演好。我希望你演好，我也觉得你能演好，让别人看看，我的丈夫不但摄影是一流的，其它方面也是一流的……”

张艺谋托人捎来了回信，称赞说：“你的信，关于“床上戏”写得很好，真是我的好女人，明事理、通大义。吴天明打算将其中几段话在摄制组大会上宣讲呢！关于这方面的传闻，你大可不去管它，中国人都太无聊。我们是在认真搞创作。”

他的信使我心里最后一点点因各种流言蜚语造成的不快也消失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一心在搞创作、干事业。听说他们那里很艰苦，又从样片里看到他背石板、挑水、打石槽，瘦了许多，我非常心疼。默默地想，等他回来一定好好昭顾他。

这时，陈凯歌为《孩子王》来西影厂，带来了美国朋友送给我们的四把塑料折叠椅。他笑着对我说：“我可是用张艺谋背石板的精神把这四把椅子从北京给你们带过来，又从招待所给你们带到家的”。

我感激地连声向陈凯歌道谢。

陈凯歌和我攀谈起来，他说：“末末现在一天天大了，你也应该放开手脚，把生活的圈子扩大一些，否则总是家里——孩子——图书室，生活太枯燥了。”

我非常感谢陈凯歌，他看到了我内心的寂寞。

张艺谋终于从山西回来了。一天晚上末末睡了，我和张艺谋聊了起来。

“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

“这是剧情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张艺谋挥了挥手说。

“你们演床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我的问话里充满了醋味。

“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他笑着说，他的话虽然无可挑剔，可我还是觉得，连身上的味都能闻到，离得太近了，叫人心里不舒服，他接着问我：“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看？”

“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你说的很对，真是知夫莫如妻，我的目标无止境，我永远也不会停下来把精力用到别处，所以你就放心吧！”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的确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觉得踏实、愉快。其实生活往往就是从人们最放心的地方开始发生变化的。希望我理解他的一切心理

一九八七年八月份，张艺谋他们的《红高梁》组在山东高密县外景地进入了拍摄后期，恰好我有半个月的假期，就给张艺谋写信，告诉他我想带着末末去山东。

信中写了三点理由，一、想看看他们摄制组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我到电影厂工作两年了没有下过组，二是自七月初他们摄制组大队人马走后，直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一个多月了，这炎炎的夏日他们怎样过的，生病了没有，我很放心不下；三、我也想带末末去见识见识，顺便还可到离他们外景地高密不远的青岛去看看海。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大海！哪怕只呆两三天也好。

没过多久就接到张艺谋的回信：

小蓉妻：你好！吻你！
接到了你托小周捎来的信及衣服。衣服很好，正用得上，我前几天刚给你发了信收到否？
….…工作很紧张，当导演，事无巨细都要去干。我现在还年轻，没有那份权威，动口不动手不行，所以事事要带头。总之，无非是多费点力，
好在我吃苦惯了，身体顶得住。你同末末去北京，我很同意，只是要提前托人买票，钱如不够先借着。说来也是，我干的这份差事挣不了许多钱，让你跟末末享不上什么福。如果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在北京的话，我届时要从山东转宁夏，可以到去看你们。你们还是不要来了，天气热，这里条件不好，工作也紧张，法照顾你们，而且我也不愿意别人有什么看法，想看我怎样工作，以有机会，待我具有一定权威时，这都不成问题。你看好吗？
想你，想末末，想你们。在家虽然时间少，但那毕竟还是我的家啊！一天到晚东跑西颠的，在家中毕竟还是很幸福的，那是我唯一的避风港，是我的窝，你跟孩子是我的精神寄托。希望理解我的一切心理，我没有什么其它意思。…
吻你，吻你们！
谋谋7月19日

我知道张艺谋是个很注意影响、很好面子的人，一丝一毫有沾光之嫌的事他都不去做，也不让我去做，我这次提出来也实在是想了解他在外面的生活。既然他说得这样动情，我只有理解和体谅的份了。可我的心里很委屈，也有一些不平，只要求我理解他，他却不理解和体谅我！

八月十七日我带末末去北京看姐姐，这难得的半个月假，不该白白浪费掉。姐姐很喜欢末末，她第一次见末末时，还是一九八四年底我们来北京住在甘家口的时候，那时末末还是一个男女不辨的小毛头，而这次却长成一个一走一甩辫子的小姑娘了。

一天，我带着她去雍和宫玩。车到了宽街，她说有点难受，我知道是晕车，就赶紧带她下来，那天是阴天，还时不时地下点毛毛雨，街上行人不多。我与末末正漫步走着，只听末末喊了声“爸爸”。我一愣，怎么回事，前后左右都看了看，没有人，刚想问她，只见路边竖着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画的是《老井》里孙旺泉和巧英在井下的镜头广告，画得有几分像张艺谋。

我心里顿时觉得不是滋味，本来演《老井》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什么总把这些抱在一起的镜头当广告，难道别的镜头就代表不了《老井》吗？再说这次假期完全有条件一家人在一起呆几天，可他偏不，让孩子对着广告牌叫爸爸，想着这些，我逛景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

九月二日，张艺谋结束了山东外景地的拍摄，转点宁夏，中途来到姐姐家，一同来的还有顾长卫、杨凤良、张大维。他们声高个大，又活泼好逗，末末一下子被这四条大汉给震住了，无论他们怎么逗也不说一句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叔叔。坐了一会儿，他们三人走了，末末才活跃起来。

张艺谋给我、姐姐和姐夫大致讲了一下山东外景地的情况，说这次来北京是为女主角的合同问题。这个女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要开学了，学校叫回去，可戏没拍完，摄制组不能等，要下本钱把人借出来，当时张艺谋神情疲惫，嗓子沙哑，我问他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喊的，一天到晚的在现场喊，很累。”“那你就早点睡吧。”我给他铺好床，他就自顾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说今天事很多就匆匆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打来电话说：“今天奔波了一天，现在才完事，你说我还回不回月坛了（我姐姐家在月坛）？我现在宾馆。”

“你太累就算了，现在都十点多了，跑回来恐怕已快半夜了，今晚你早些休息，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陪我和末末玩两天。”

第三天下午，张艺谋提了一兜儿吃的东西，来到我姐姐家，他情绪很好，说事情都办妥了。还对我说：“凯歌邀请咱们去他女朋友家作客，女朋友的母亲是章含之。”我一听吓了一跳，对于这些名人我一向很敬畏，况且，还要去别人家里做客，我真有点怯阵，不由地脱口道：“免了吧，我就不去了。这两天有点感冒，在人面前鼻涕眼泪的怪丢人的。”张艺谋说：“凯歌特别强调要让你带着末末一起去。”我听他这样一说心里热乎乎的，就答应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陈凯歌总是尽量使我和末末多接触外界事物，我很感激他，心想如果张艺谋是这样时时刻刻都想着我和末末该多好啊！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久，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比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

10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开柜子找出张艺谋的干净衣服，随手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在开动洗衣机之前，我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不少东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做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地做着什么，直到两点的闹钟铃响过。张艺谋起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看到我的信没有？”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

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

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夜没有合眼

录完台词大约一周光景。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

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

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

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火气也很大。“那个男的什么都知道了。她说肯定是你老婆说的，我也觉得别人不可能。”

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说：“她说是我说的，你就认为是我说的？她算什么，我看说不定，还是她自己说的，玩弄把戏，给你施加压力。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听你这些臭事。”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说：“我现在回家去问，是不是家里说出去的，以后我就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

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在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

晚上张艺谋回来了，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凶，很忧郁，和白天不大一样。

“你回家了？是家里说的吗？”我问他。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们都沉默着，他点上烟，慢慢地抽着，好一会儿才说：“如果是你或家里人说的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感到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借这事给我好看，整垮我。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像我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一样惊奇，因为我给外人的印象是个很正派的人。在中国，这种事就能使个人身败名裂……。我不认为有这种事的人都是坏人。她说她男朋友扬言要来西安找我算帐，我告诉她，叫他不用来西安，我会去北京会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家里让我把事情都推净，躲起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坏人。作为我，现在有的荣誉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干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好久，他的情绪颓丧到了极点。

看看他那削瘦、灰黄，几乎失形的脸，我心中不由地怜悯起他来，就劝他说：“别再说了，别再同自己较劲了，你先睡吧，这样熬下去，你身体会垮的。”

他扬起头深深叹口气，掐掉烟头，说：“我也感到自己早晚会大病一场。”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嘟嘟嚷嚷，“……她说她不想再上学了，她想给我生个孩子，…”

我很气愤，但又怕伤了他，没再说什么，熄了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他叹着气睡着了，而我却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

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末末睡熟，

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

他不作声。

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

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

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

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 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

十一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

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

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嘱女儿见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里一样亲热，不要怕周围那么多的人，想对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亲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应该。因为爸爸拍的电影得奖了，得了个很大很大的奖，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着眼睛听着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看得出孩子心里很自豪。

肖华的笑容

时间会证实一切

3.月6日是个星期天，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张艺谋带着末末，一块回他妈妈家。走到汽车站，张艺谋说：“我们不坐车，走着回家吧，路上说说话。”我欣然同意了。

‘我们顺着城外的马路走着，末末在一旁蹦着、走着，时而离我们近，时而离我们远。

看来他早已做了准备，打好了腹稿，他转着弯子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地说着。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干什么了，就一声不吭地等他这个过门曲奏完。足足五分钟了他还没有完的意思。我就说：“行了，你的铺垫也太长了，就直说吧！”

“我的感情已经是回不来了，我想和她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他说，“别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陈世美也罢，王八蛋也罢，我不是为别人活着。再说，别人说什么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关键是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后一条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请便，你爱去哪就去哪，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我既不愤怒，也不轻松地对他说。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张艺谋深深地叹着气说。

他不提这句话倒好，听他这样说，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满胸、满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难忍。我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

见我半天不说话，他又说道：“你怎么不明白，现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没感情就分手。”我心里在说，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谈论感情！

“再过五年、十年，那时社会潮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定会变的。”他继续说着。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会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二十岁，可能就会明白，可能比你还明白。我已三十七岁。你也三十八岁了，我们都不年轻，都不是小青年了，我们相爱了十几年才结婚，所以离婚也不能这样轻率。”

“你就非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张艺谋有些恼怒。

“哼，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到了自己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暴跳如雷？”我愤愤地说。

张艺谋沉默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只好背井离乡了。有人也劝过我说，这样做不值得，我现在感觉不到，如果我以后真落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活该。只是请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就成了仇人。”

“你用不着威胁我，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我对着他说。到了他家，我们俩都尽量装着没有发生任何事的样子，谁也没提路上的谈话内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这事。这次是换了个方式，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我们把事情办了，以后我会爱末末的，我要让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算了吧，你别开空头支票了，你爱不爱孩子我太知道了。这五年来，你尽过多少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你竟能不顾对一个幼小心灵的伤害，还提什么以后！”他仍是那样低声下气：“人会变的，我一定会爱孩子，我要用我的影响为末末创造一切条件。”我什么都能忍受，但我永不能原谅他对女儿末末的伤害，对孩子，心灵和感情的伤害，因为这将会影响她的一生啊！

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牺牲女儿的感情；用我们母女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满足，还认为能用自己的影响来弥补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吗？我相信末末长大成人后，她一定会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颗做爸爸的心。”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虽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皆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个从年少时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和自恣。《红高梁》塑造了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一颗曾经真诚过的心。在我与张艺谋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个悲剧人物，但我相信张艺谋也不会例外，时间会证实一切！

《红高梁》主题歌再鼓励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但愿这不是一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叫喊。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应该无所畏惧。我不会更多地表达自己，但我将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将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献着真诚、善良和纯洁，我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属于真诚与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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