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中神品—《琵琶记》鉴赏

引言

《琵琶记》作为中国南戏之祖，在戏剧史上拥有崇高的文化艺术地位，不仅处处影响着当时的剧目变化，更是在中国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琵琶记》剧情丰富，冲突鲜明，衍生出众多版本，并由后人改编成越剧、昆曲、淮剧、湘剧等多种曲目，深受世人喜爱，是后人研究鉴赏的佳作。

一、《琵琶记》剧目简述及版本流传

《琵琶记》是高则诚根据《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来。依据现有资料考证，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关于蔡伯喈的相关曲艺和戏文广为流传。

其中元杂剧《刘弘嫁婢》《金钱记》等剧目内容中，都提到了赵贞女罗裙包土、自筑坟台的经典情节。

原来版本的《赵贞女蔡二郎》故事内容与《琵琶记》并不相同，高则诚一改先前《赵贞女与蔡二郎》的单线叙事结构，将《琵琶记》改成了双线并行的故事线。

蔡伯喈于高堂之上新婚燕尔紫袍加身，赵贞女于家乡之下饥寒交迫自咽糟糠，对比冲击更加有力。

同时将原文中的部分情节稍加修改，将蔡邕改动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性情之人，顺应情节发展，实现了理想完美的团圆结局。

当然，在众多演变的结局版本中，尽管看似都是圆满结局，但是蔡公祭拜完父母之后，回首望去，蔡邕、赵贞女、牛小姐三个年轻人处于命运的齿轮之下转圜叹息，茫茫然余生，于完满之中更见悲悯。

其余剧目也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原本的结局。湘剧《琵琶记》保留的许多剧目内容，与《琵琶记》原本四十二折内容基本一致，原词也保留较多。

湘剧历代演绎者在高则诚原著上对赵五娘、张广才、蔡伯喈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使得人物更鲜活，并且增加了部分故事情节。

借用张广才之口提出对蔡邕的谴责：“做什官来求什么名，食什么爵禄奉什么君”，迎合了百姓的戏剧审美体验。

相关剧种有关《琵琶记》的情节处理大致相同，但是在选择侧重点上与微小细节处稍显不同。

《琵琶记》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艺术手法，情节安排得非常紧凑，宰相奢华的人生与乡村人民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的反差，反映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冷暖反差的艺术效果。

作者的语言运用得恰如其分，既能反映社会各界人士的地位，又能反映出牛府的人的文雅，蔡家人的土话，都是有特色的，既有文字，又有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达。

二、《琵琶记》情感冲突及悲剧内核展现

（一）事君与事亲冲突矛盾立显

作者在创作《琵琶记》之时，正值元末，是元朝最为黑暗的时期。戏剧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诉说剧中人物的曲折故事，更是时代历史的微观缩影。

受当时政治影响，以高则诚为代表的元朝士子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他们在事君与事亲之间反复徘徊。

正如《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在忠孝之间左右为难，寄托了作者既渴求官位报效国家，又希望在家侍奉孝顺双亲之意。

“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成空。”剧中蔡伯喈初始不愿去往庙堂，希望在家奉养双亲。

蔡伯喈从小博览群书，饱识圣贤之道，孝的思想早就已深入骨髓，但被蔡父逼迫，希望他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其后蔡伯喈官场之路顺风顺水，一路高歌中榜状元，但是遭到权势压迫，此时的蔡伯喈在短暂喜悦过后，很快就在日渐产生的思乡之情与后悔离乡的情感交织中愈演愈烈。

在知晓灾情、双亲与妻子遭受的困境苦难之时，蔡伯喈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都是孩儿不得归乡故，怎便归到黄土？蔡伯喈跪于双亲坟墓前声泪俱下，后悔不已。自古忠孝难两全。

士子寒窗苦读十八载，心中报复与理想不欲放弃，但是一朝入朝为官，就要离开家乡故土，难以侍奉双亲颐养天年。

也有人如蔡伯喈一般身在事君心在事亲，亦有人远离朝堂，选择在家尽孝。

高则诚《琵琶记》用结尾给出一种矛盾状态，蔡伯喈因为入朝为官而没能好好尽孝，致使双亲饿死而不自知。

又因为自撞金阶誓死归乡表现了极大的孝心而官加一级，实在是可悲亦可叹。

（二）夫妻间情理的对撞与分析

《琵琶记》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元代社会。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赵五娘的悲惨人生经历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凸显了她在“灾荒”时期孤儿寡母的艰难处境，以此反映了在极度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格。

正是由于这一点，赵五娘的形象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一直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深切同情，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南戏《琵琶记》的整条故事脉络，从不同方位展现了蔡、赵夫妻二人在事件之中的情理选择、较量。

其故事走向与背景让这一对原本幸福美满、举案齐眉的夫妻被迫分离，再见之时已经物是人非，落得另一种圆满。

蔡伯喈是典型的读书士子、孝子贤夫形象，勤恳念书但不欲入朝为官，希望在家侍奉双亲，与妻子相携到老，守护小家；赵贞女出嫁从夫，孝顺公婆，与丈夫感情和睦。

他们是芸芸众生中一对平淡而幸福的小夫妻，这样稳定的、平淡的家庭氛围按照常理会持续下去。

此时蔡伯喈“三不从”之一带来第一个冲突点到来：蔡伯喈意欲在家中奉养双亲，父不从，无奈应考。

此时想要照顾家庭的理想破灭，蔡伯喈已然高中状元，而赵贞女依旧留在家乡，替丈夫赡养双亲，对蔡伯喈应试一事上并无不满。

正是由于蔡伯喈高中状元，顺势引出第二个不从：蔡伯喈被权势滔天的牛丞相看重想为小女招婚，推辞再三，牛丞相不从，并借用圣旨来压迫蔡伯喈。

此时的蔡伯喈再三推阻，如实向牛丞相说明了家中已有妻子并且感情和顺不愿再娶，这边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蔡伯喈被迫娶到一无所知的美娇娘牛小姐，紫袍加身。

奈何蔡伯喈家乡染上饥荒，蔡伯喈双亲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之下最终双双离世，赵贞女剪发卖发，罗裙兜土，在埋葬双亲之后路，去寻找下落不明的丈夫。

赵贞女一路辛苦漂泊，最终夫妻二人见面，岂料再见之时，两人已经从恩爱异常的小夫妻变成了两种世界的人，赵贞女心中如怨如诉，所有的期盼与坚持在抵达牛府那一刻轰然倒塌。

此时的蔡伯喈已经是朝廷官员之一，上书归家，百般陈情，但是朝廷不从。

最终朝廷被蔡伯喈不惜自碰金阶的决心感动，放蔡伯喈回乡守墓，官位又升一级。实质上，蔡伯喈在选择每一项“理”的时刻，他只能将心中对妻子的“情”存于心中。

在这段故事中，蔡伯喈一直盘桓在“情”“理”之间，但是真正在做决定时，他往往选择了“理”的那一方。

赵贞女则不然，她是当时背景之下的模范妇女形象，对她而言，遵守伦理纲常、出嫁从夫在家从父、孝顺公婆的行为是“理”。

她的“情”是“私情”，她思念丈夫，面对婆婆的误会感到委屈，面对饥荒感到恐惧而又性格坚韧。

在她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情”“理”的统一，也能够看到她在面对不公之时哀而不怨的一面。

这里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蔡伯喈的“常情”正好对应赵贞女的“常理”。

相反的，蔡伯喈的“理”指代更高层次的、当时社会中读书人入仕的崇高理想，赵贞女的“情”是她作为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对公婆照顾的本分。

依照全剧来看，蔡伯喈一去京城不复返，其“情”是由蔡伯喈和赵贞女共同实现的，他自身的情理冲突只是在思想之中左右为难，外在的痛苦却不明显。

赵贞女却是身心俱疲，承担着丈夫的“孝”、也承担自己的“情理”，观之生活环境与精神，均痛苦到达顶峰。

圆满结局中，蔡伯喈与赵贞女的“情理”都得到了安定，不得不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样的结局走向更加符合常理。

三、《琵琶记》作者思想情感的展现

戏剧创作是创作者情感价值的重要体现，《琵琶记》一方面是为受众需求所创作的“教化戏”。

另一方面则是借用《琵琶记》内容来抒发内心事亲思想。高则诚出生于书香世家，少时就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深谙孔孟之道，这一特点在《琵琶记》伦常中得到具体展现。

元顺帝至元六年，科举制度恢复，高则诚通过了科举考试，得以进入官场。但此时高则诚仕途不顺，“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方氏强留置幕下，力辞不从”。

可见高则诚本人的仕途并不如蔡伯喈一帆风顺。创作《琵琶记》之时，高则诚正是不惑之年，遭遇与蔡伯喈相似的人生选择，即忠孝两全的艰难思想摇摆。

同时，《琵琶记》中展现了一种完美的“避仕—入仕—出仕”的理想态度，反映出作者渴望在官场上的心理变化与理想。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高则诚并没有交代蔡伯喈的入仕动机，高则诚塑造了一个从开始就认清官场和政治现实的人物。

同时，现实朝廷的黑暗与剧中朝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尽管牛丞相与朝廷逼迫蔡伯喈，但是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他归家，甚至旌表一番。

四、《琵琶记》的艺术价值

《琵琶记》的戏剧结构严谨、双线发展、相互映衬。一条写蔡伯喈赴京后的遭遇，另一条写赵五娘在家苦守剪发买葬时的苦难。

人物性格的发展交替描写，两地的场景交错铺排，使得剧情的发展跌宕起伏，脉络清晰且多变。

前面了写蔡伯喈中秋宴饮，后面又写赵五娘祝发买葬，将场面安排得有热有冷。

在悲喜交错中，蔡伯喈与赵五娘二人的遭遇、人间奢华与凄惨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

强烈的贫富对比，使观众为她感叹落泪。尽管前代南戏也有使用双线结构的作品，但运用如此纯熟妥帖的只有《琵琶记》。

自《琵琶记》后，双线结构成为明清传奇的固定范式。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能配合人物的身份和处境，而运用不同风格的语言。

表现赵五娘的曲白自然澄澈，具有民间语言的本色之风。同时，《琵琶记》的曲词也非常出色，作者体贴人情，委曲必尽。

所描写的物态，就如同在眼前一样，可以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身份与处境，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唱词。

例如牛小姐的唱词文雅且华丽，赵五娘的唱词不尽的凄婉而质朴，纯是本色之语。

《琵琶记》的文字，文采与本色并存，文字优美，口语自然，最关键的是，还具有人性化的戏剧语言。

蔡伯喈是京城中的一位人物，他所使用的是一种文语言，他的台词华丽，语言生动，注重措辞和典故的使用，这是因为他的教育程度，以及所处的环境。

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学识渊博之辈，说话也是文质彬彬，与他们的地位相称。他们居住在相府，锦衣玉食，用华美的文字书写着奢华的人生。

赵五娘这个角色自然、简单、容易理解，充满了生活气息。不求辞藻，不求典故，不求言辞，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这些人，都不是读书人，自然不会把话说得太漂亮，这就是《琵琶记》在语言上的独特性。

结语

到了元朝，社会形势剧变，文人的地位由天降到地。元代科举曾有七十多年的停顿，至元之末，科举制度时起时止。

这使得很多文人丧失了仕途的机会，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甚至有了“九儒十丐”的传说。

作者将自己平生追求化为《琵琶记》，《琵琶记》不只是南戏发展的转折点，拥有极高的文学及戏剧成就。

通过这个作品的多重折射，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前背景下南曲戏文创作者的心理变化及社会层面上受众对故事创作的探讨，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琵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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