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隐形增高鞋垫”参军，湘女姐妹花牵手上天山

互推小编 2023-05-16

72年前，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疆的湖南女兵奔赴天山南北。她们迎着肆虐的风雪、冲破残匪的袭扰漫漫西行，也开始了自己不一样的工作和人生……
正是她们的付出，结束了“屯垦戍边，一代而终”的历史，让新疆，让祖国的千里边防长治久安。
时光荏苒，岁月早已经将出发时风华正茂的少女，变成了回来时饱经风霜的奶奶，她们的芳华，在新疆绽放。不变的是她们坚守的为祖国奉献终身、改变边疆面貌的初心；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永放光芒。
湘水边的那块“湘女石”与天山遥遥相望。天山下，湘水边，亲情从此绵延牵挂。

湘女档案

汤碧芳，1935年出生，1952年入疆，先在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场政治处工作，后在生产建设兵团门市部工作，先后负责收银、会计等工作，1956年转业，1990年退休。现居长沙。

汤静芳，1937年出生，1952年入疆，在新疆军区解放军12军医院担任手术室护士，后为医院特检科内科医生。1986年，转业回到湖南，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工作，直至退休。现居长沙。

一个当医生，一个做会计，

湘女姐妹花牵手上天山

口述/汤碧芳汤静芳

文/欧阳婷

为报名参军，自制“隐形增高鞋垫”

我叫汤静芳，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我的姐姐汤碧芳出生于1935年，是家里的老五。

1951年，我在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了新疆在招女兵的消息，高兴极了，跟姐姐一起报名参军。但解放军的一位军代表却拒绝了我：“年纪小，个子矮，过两年再来。”我软磨硬泡，军代表没办法，说只要我父母同意，就让我报名。妈妈得知这件事后说：“两个一起去，可以互相照顾。”

到了体检报名的环节，因为我当时只有140厘米左右，为了“增加”身高，我特意穿上套鞋，往里面塞了厚厚的几层棉布，一双“隐形增高垫”就做好了。

我把脚尖踮得高高的，一个劲喊着“我要参军，给我报名表”。其中一位同志问：身高过了没？另一位同志看了我一眼：“够了，够了。”我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解放军人。

离家那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一家人送我们上船渡过湘江去坐火车。当时我因为年纪小，不懂事，还开心地告诉家人：“我看世界去了，过一会就回来。”

戈壁连天，进疆路上翻车险受伤

为了方便管理，我们被分成了好几支队伍，我和姐姐在一起。

我们是坐火车到新疆去的。白天，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晚上就裹着部队发的毛毯和衣而睡。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兰州，大家伙下了火车，换乘部队的老式敞篷大卡车，汽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一路尘土飞扬，每个人都是风尘仆仆的，真成为了“灰姑娘”。路上艰苦不说，还有土匪不断出现。军车前一直架着两挺机关枪，在停下来休整的时候，我们亲眼见到了被土匪烧坏的汽车和牺牲战士的遗物。

不仅如此，因为当时我们进疆坐的大多是抗战时美国援华的老牌汽车，经常抛锚，加上路况太差，沿路经常出现翻车事故。车子快到兰州的一天，姐姐正在前面一辆饮食车上工作，我乘坐的那辆卡车翻车了，我被压在箱子底下，无法动弹，吓得直哭。很快，我就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听见她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名字。我也哭着大喊：“我在这，我在这！”救援人员很快就找到了我，把我救了出来，好在，我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经过几十天的跋涉，1952年5月的一天，我们终于到了新疆，到了迪化(现乌鲁木齐)。

第一次穿上军装，妹妹汤静芳（左）和战友开心合影

妹妹汤静芳：病人把我们当“神仙”，我们把病人当家人

部队给我们发了统一的衣服、鞋子等一系列生活用品。我因为年纪小，个子矮，最小码的衣服鞋子对我来说都大了。

休整过后，姐姐要到喀什去，而我被分配到了毛巾厂。

姐姐走了后，我开始了工作，负责漂白毛巾。过了几天，要上机器了，可等到我走到机器旁边，才发现我还没有机器高。于是，组织就又把我分派到军区后勤部的会计训练队。这里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又能学习文化知识，是不少女兵梦寐以求的地方。

可等我到了营区才知道，训练队还没有营房，我们一去到那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

新疆的房子是用泥土打的土块，一块块垒起来的。在盖房子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听从兵团的命令进行生产，还要帮助附近的乡亲们解决困难。在这期间，我第一次来了月经，我察觉后，又哭又笑又害羞。队长是一名老兵，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喊了他的家属来告诉我一些必备的知识。

那时候在新疆，最不方便的是用水。这里的水又苦又涩，干活再渴也不想喝。用这水洗完了头发后，头发都是硬的，必须要用梳子梳开。

盖完房子，我们开始学习会计业务知识，一年以后进行了结业考试，我们年纪小一点的被分配到了军区的护士学校。到了护士学校以后，我们继续学习护理知识。195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南疆军区解放军12军医院。

在医院，我成为了手术室里的一名护士。我们不仅给军区的战士和边防士兵看病，负责集中的医疗保健，还要给附近的新疆乡亲们看病，抢救重症病人，为他们进行医疗护理。

我们的工作地点并不只是在军医院的手术室，有时候，边境受伤的战士无法送到医院，我们就要在医生的带领下，到受伤士兵所在的地方去。

那时候，粮食还不太丰富，有时我们要把自己的口粮给危重症病人，在不少当地乡亲们眼中，我们就是“天使、上天派来的神仙”。当病人急需用血的时候，医护人员也是冲在第一线，一次，我给病人捐了400毫升血。那个时候，病人把我们当“神仙”，我们把病人当家人，医患关系十分和谐。

我的丈夫聂振中是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我们是自由恋爱。1983年，医院进了一台B超仪器，我被医院派到北京学习了两年。等从北京回来后，我成为了一名内科医生，进入了医院的特检科。

1986年，因为孩子想要回到湖南上学，当时已经是正团级军医的我回到了湖南，成为了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名医生。1992年，我的丈夫在前往西藏支援的路上病逝了，一年后，我也退休了。

妹妹汤静芳和爱人

姐姐汤碧芳：开拖拉机、做会计，体验多种职业

到达新疆后，我就和妹妹分开了，我被分配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在戈壁滩上建团场。

戈壁滩上风沙大，房子没有建好的时候，我和其他战友们只能住在“地窝子”。地窝子里面昏暗、不透气，不管外面怎样，地窝子里面总是尘土飞扬，晚上睡觉时，明明已经把头蒙在了被子里，但第二天起来时，大家都成了“土猴子”。

农场里都是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我们上午工作，到地里种植小麦玉米，下午则开始学习各种知识和政策。不久，我被分配到农三场的政治处，日常工作不仅要负责印发文件和宣传单，还要跟着领导下连队。

工作上的事情慢慢上手，但我对饮食的问题却总不能适应。我们的伙食算好的，虽然没有肉，但食堂会提供馒头和粥，菜最多的就是茄子干。但从南方过去的女兵，大多都想吃一口大米饭，可食堂只会偶尔吃一次，大家把馒头拿在手中，硬逼着自己吃下去。

后来，我得知部队开展了拖拉机学习，想着会开拖拉机也是一门技术，我就和领导说了一下，领导很爽快地批准了。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学员就开始正式上手了。我被分配到了副驾驶，副驾驶什么都要管，不仅要学会开，还需要学会保养、维修拖拉机。我在石河子开了两年拖拉机，老师们很喜欢我。在忙完我们这一组的工作后，我还不能休息，还要统计当天全组使用的油料，备好第二天使用的。

两年里，因为总是忙于工作，顾不上吃饭，我的胃出现了疾病，并越来越严重，见此情况，我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

出院后，我向领导申请，换到了门市部，成为了商店里的一名收银员。1956年，我又成为了门市部门的一名会计；同年，部队集体转业，我也在其中。

1959年，我还和妹妹回了一趟湖南老家，当时，家里的条件已经变好。因为路途遥远，我们只住了几天，就返回了新疆。

在门市部工作的时候，我遇见了我的丈夫，比我大6岁的四川人，我们自由恋爱，婚后生育了一儿一女。

在会计工作岗位上，我一直干到1990年退休，直到现在，我还有记账的习惯。退休4年后，丈夫因病去世，我独自一人生活，直到得知在长沙建立了一间安华山庄湘女养老院，我受妹妹的邀请，回到了湖南，现在我们姐妹两个住在隔壁，依旧彼此照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