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生意也不好做了：每天都亏，十年老店关门，有人赔了10万元

撰文/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倪毓平

编辑/ 陈芳

生意也不好做了

早晨9点，老钱位于北京十里堡的手机维修店准时开门。

一推门，门口的迎宾提示器就“叮咚叮咚”地响了两声。这家店面积不大，正对面是蓝白相间的“中国移动”招牌；左手边的墙面上，挤挤挨挨地挂了一整面的耳机、充电线等配件；墙对面的窄小柜台里，陈列了各式各样的二手苹果手机。从柜台处往下看，是陡然低下去的沙发。

每当有人来，老钱就从柜台下面慢慢抬起身，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上的黑框眼镜，漫不经心地问，“要点什么？”

除了一张随意立在门边的“手机维修”霓虹灯牌，这家店几乎看不到手机维修的痕迹。当《财经天下》周刊询问生意，他双手交叉枕在后脑勺，身体又塌进沙发里，“这行不好干了，现在的人一问价格，就觉得维修太贵，不如买一个得了。”

“不管你的机子值不值钱，配件价就那么贵。”老钱抓了把有些凌乱的头发：有的手机换屏要几百元，还不如加钱换一个新手机，劝退了一波人。除非是手机里有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新手机，会拿来修一修。

50岁上下的老钱已经在手机维修的行当里做了二十多年，如今租的这家店已有十多年。他的家庭也围绕手机展开：大儿子“坐不住”，不愿意搞维修，通常在外面跑来跑去，回收二手手机；老婆也开的是一家维修店，遇到搞不定的活儿，就拿过来给他修。

但现在，修手机的活儿越来越少了。最近两个月，老钱靠维修只赚了几十元，“本儿都没保住”。房租、水电、人工等各项费用，是线下维修不得不考虑的成本支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钱的店面租金从每月三千多元涨到了一万元左右，但收入反而跌了——“付了房租，钱就没了”。而早几年，老钱每个月还能净赚两万元。

（图/视觉中国）

没有人流量是最大的问题。“大家现在很少出门了，下了班也不会乱逛”，老钱的手机维修店，从早开到晚，也没几单生意。“要不是有熟客，我早就干不下去了。”

方源的手机维修店虽然开在北京永安里附近的写字楼里，但也面临没有新客户的困境。

他的店面要大一些，约有20平方米，明亮，整洁，两侧很克制地摆了些二手手机和手机配件。正对着门口的，是一方小小的黑色维修工作台。方源一边检测着手机，一边说：“基本上都是熟人来，新客太少了。”

“现在直接找过来的几乎没有。”方源说，一天下来也没几单生意。

从传呼机一路修到智能机的林东，明显感觉到，手机维修的生意是一年不如一年，行业不赚钱，很多人都转行不干了。

“以前手机质量不过关，山寨机、低端机盛行，很容易就坏了，因此维修总量大。”林东分析，随着手机质量的提升，现在的手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很少会出问题，因此，维修量就没那么多了。

确实如此，李木的苹果手机和vivo手机用了五六年，一直没坏过。她原本计划着，等手机坏了，就顺势换个新手机，却一直没有机会。“前段时间手机没信号，我以为是手机坏了，还高兴了一番，觉得终于可以用新手机了，没想到是手机卡坏了，免费换张卡就好了。”

像李木这样的消费者很多。手机维修从业者阿峰说，现在的消费者手机坏了，第一想法还是直接换新的，或者拿闲置的旧手机将就用用，很少有人选择维修。

前段时间，李木朋友的苹果手机屏幕摔裂了，她去维修门店咨询，换一个原装屏幕要七八百元，最后想了想，还是继续拿备用机凑合用用。

与手机相关的生意都不好干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1.08亿部，同比下降27.1%。人们的换机周期变得越来越长，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分析称，中国用户的平均换机周期接近30个月。

在此背景下，一些人以为手机维修生意会爆棚，迎来“第二春”，没想到维修和手机生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中国市场主要的增长瓶颈在于需求侧。”分析机构Canalys移动业务副总裁Nicole Peng认为。如今看来，手机市场的维修欲望也适用于这一分析。

修屏幕反而赔了钱

和老钱相比，阿峰的生意还算稳定。一天中，好的时候能有10单维修生意，不好的时候也有三四单。

2018年，他在湖北宜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五年的经营中，阿峰的门店收入成浅口“U”字形：2020年和2021年，阿峰的收入降了25%。去年下半年，收入情况慢慢好转了，但还没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水平。目前，他每个月“勉勉强强”能有1万元的收入。

根据阿峰的观察，接到的维修订单中，大部分维修业务集中在换屏上。尽管屏幕是手机中最贵的零件，但换屏的风险较大，“搞不好就赔钱”，因而利润一般。

今年5月，他为一台三星S20更换外屏，“本来已经顺利换好了，但装机的时候，发现屏幕里有一个小气泡，于是决定返工重来”。结果，不小心拆坏了内屏，只能自己出钱赔一个原装屏。“算下来，这单赔了700元。”

在维修中，内屏的维修要比外屏贵三倍左右。“比如华为MATE30Pro，修外屏要300元，内屏坏了，就得1500元往上了”，阿峰因此调侃，“这个世界上，每个维修师傅都会在屏幕上赔钱。”尽管他把心态放平稳了，但6月里，他在维修两台曲面屏手机时同样因为弄坏了内屏，加起来又赔了1000多元。

（图/视觉中国）

太心疼了。他苦笑着，“这段时间已经劝退好几个高难度机子了，赔怕了，我得缓缓。”

手机维修另一个比较大的业务就是修主板。相比换屏，这个基本就没什么风险。修好了就收钱，修不好也就恢复原样退回去。通常，阿峰喜欢在晚上22点到零点修主板。这个时间段，外界的干扰很少，能够比较专注地工作。

总体而言，“这行算不上暴利了，赚的是风险钱、手工钱和辛苦钱。”但误解仍会存在。

有一次，他被怀疑在维修中偷换了电池。阿峰拉着这名顾客去售后做检测，“还了我清白”。这之后，他就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安装了监控，对着手部的工作全程录像。“万一有零件安全方面的顾虑，我就给他看回放。”

阿峰觉得，互联网已经让手机零部件和整个维修业变得透明了。“进店前，顾客大都会在网上查到价格”，这就很难有“不合理的利润”存在。而在阿峰入行前，只有少数人懂维修时，赚取巨大财富是轻而易举的事。

“造富”时代消散

从南方的工厂来到北京中关村闯荡的勇哥就是手机维修“造富”时代的见证者。

“以前不懂维修，不懂技术，也不知道多少钱来的货，人工费有多少，对这些都没有概念，只是拿提成，你给我带多少人来维修，我给你多少钱。”穿着一件大T恤，肚子由于久坐而微微凸起的勇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勇哥在中关村待了十多年。看着手机维修的人在回龙观“买了房”“买了车”，自己慢慢“回过味儿”，“提成可能只是他们利润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于是他摸索着，也闯进了这个行业。

这正是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四面八方的人不断涌进来。林东回忆，那时带学徒，学徒期为一年或两年，自己要收5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费用。“现在收学徒，免费的都不好找了。”同样带过学徒的勇哥补充称，“这两年招学徒，每个月要付给他们三四千元的工资。”通常，学徒们没学多久，就会要求自立门户，他们四散开来，去顺义、昌平等房租更加便宜的地方开店。

老钱并不是学徒出身，他从江苏北上，跟着老乡入了行。“那时候，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不懂就跟着他们学，就这样一个个带到了北京。一个镇上至少有100户人家出来做手机维修。”入局的人源源不断时，老钱的隔壁也开了家手机维修店，两家相安无事了很长时间。“老话说，同行是冤家，我们虽然没怎么说过话，但也从来没吵过架。”

这些被从业者频频提及的荣光，发生在2016年左右。

这一年，刨去房租、水电等各项成本，老钱每个月能赚1万到2万元，一年净利润在20万元上下。

勇哥也创下了日均超过6万元的收入纪录。为了给“一个海外回来的大姐”恢复数据，从接到订单的下午，他忙到第四天的凌晨1点多，最后，仅仅这一单，他就拿到了5万多元的酬劳。加上其他维修业务带来的1万多元的收入，勇哥单日进账为6万多元，是维修以来“赚得最多的一天”。

他在中关村的海龙电子城开了自己的店。店铺和大厦的营业时间保持一致：10点开门迎客，晚上七八点钟准时下班。下班后，勇哥总要去“喝喝酒”“打打牌”。闲暇时，买张公交车票去逛天安门，或者是和朋友们爬香山。有客人打电话来，他只回一句，“收工了，有事明天再说”。

好景没能持续多久。同一时间，中关村的电子广场也在转型之中。2016年，海龙电子城停业；2019年，鼎好大厦关停。各大电子卖场的手机维修店铺相继搬迁，集中开进了科贸电子城。房租也涨到了1万元。但往日的繁荣却没有延续下去。6月下旬，《财经天下》周刊来到这里，科贸电子城地下一层的维修店几乎都开着，但大多空荡荡的。一个店铺的老板抱怨，“三点了，到这个点儿都还没开张”。

勇哥的生活也不复往昔了。每天下班后，他骑着电动车直接回家，自己做饭，睡觉，很少再出去玩，“一是年纪到了，二是生活条件也不允许。”

“早上一睁眼，就会想房租怎么解决、会不会有疫情、有的话要不要关门……”如今，晚上10点多，接到客人的电话，勇哥也要把这单聊清楚才会挂电话。“前几年从来没想过，明天还有没有生意这件事。”

他的店铺早已搬离了海龙电子城，由于临街，每个月的房租就超过了2万元。去年下半年，连续的关门停业使他赔了近10万元。今年过完年到现在，仍然处于“不挣钱”的状态。不过，靠着熟客，和其他业务，维修店暂时“还能撑一段时间”。

转行也迷茫

手机维修也成了夕阳产业了，方源这么想着。和他相距8公里之外的老钱也看到，只有特别少的新人入行，在这个圈子里，能碰到的老乡也越来越少了。“很多房租到期后，就退出不干了。”

从传呼机时就在做维修的林东见证了整个手机行业的变迁，也经历了手机维修的荣光与祛魅。他决心转身，从维修干起了经销，新机和二手机都在卖。林东承认，相比之下，还是维修利润会高一些。但还是那个问题，“现在的门店没有多少维修的量了”。

勇哥正在考虑把业务搬到线上，但前期的巨大投入让他犹豫不决。如果在百度、京东、淘宝等全线铺开，一个礼拜就要花两三万元做网络推广。这个费用投下去，网店的位置要下拉好几页才能看到，“钱几乎打水漂了”，“有人点进来看一下，可能没成交，推广费也得给。”

总之，“不好把太多精力放在上面，你在这儿还能维持现状，转到别的（行业）”，他停顿了下，咂着嘴想找一个合适的词，“就很难说了”。

这个谨慎的态度也可能来自于同行转型的前车之鉴。在他的圈子里，一些人转行投身餐饮、旅游、住宿、娱乐等行业。“但疫情一来，这些也都不行了”。

（图/视觉中国）

眼下，勇哥将店铺盈利的希望押在了下半年。“每年5月到10月，都是手机销售和维修的旺季，生意肯定会好一些。”至于更长远的打算，他没有确定的想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毕竟，没有哪个行业能保证永远存活下去。

不过，成功者的传说也依然在悄悄流转，供勇哥和同伴们反复观摩。他提起，朋友的朋友已经把上门维修服务做得风生水起。一个月的推广费就要10万元，但大笔资金的投入，也换来了丰厚回报：传闻中的成功者，每个月赚到的钱已经超过10万元了。“尽管如此，成功的人始终是极少数，得在这个行业中做了很久才行”。

方源刷着抖音，也羡慕这些在网络中拥有高关注度、高曝光度的“维修高手”，“只要技术到位，还是会有不错的收入”。

目前，他也承接同行们的维修订单。那些棘手的、有难度的会送到方源手中。“手机设计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发展”，方源渴望不断精进自己的维修技术。最终，像网络中备受瞩目的“维修高手”一样，“从不失手、啥都能修”，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可是，矛盾的念头也很快冒出来。“技术再好，没人找你也没用”。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如何才能找到更多的新客户？如何激发更多的维修需求？

正如老钱，依然在为这个问题而烦恼。他摘下了眼镜，从柜台中绕出来，一屁股坐进了角落里的小沙发上。“手机又不是吃的，中午吃完晚上吃，一年能修几回？好多人一年也没能修过一次。”

就在一两年前，老钱如常去开门营业。但这一天早晨，他发现那个做了十余年的同行邻居已经“熬不下去”，撤离了这个行业。隔壁的门店也变成了早餐店。但老钱的开心并没有多少，“他走了我生意也没好到哪儿去，还是没多少人。”

（文中阿峰、老钱、勇哥、林东、方源、李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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