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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谈妙人:相机医生

 

我们在墨尔本挑选的外景地,是一个老工业区,从前的一些纺织工厂,现在改为高楼顶住宅和餐厅。其中一间,挂着“相机诊所”的招牌。

哈,大城市都应该有这么一间,提供服务于那些相机发狂人。

好不好走进去看看?想了想。总之想做的,不做就后悔,便去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老先生,圆脸,一副老实相,像年纪大了的查理•布朗。他穿着白色的医生制服,圆领,左边的肩上有三颗钮扣。

我不客气地跟着他到处看,有许多新的仪器,用来测量照相机的光圈、速度和焦点。

整家诊所分两层,各三千尺,有十来个人埋头工作,气氛安详得很。

我问医生:“你们为不为专业摄影师设计他们的影楼?这倒是一笔大生意。”

他的答案令我汗颜:“我们这里像一个大家庭,都是些志同道合的相机发烧友集中在一起,一有新相机就拆开来共同研究,乐得不得了。我也做过为人设计摄影棚,收入的确不错,但是太花我们的时间了,设计影室的工作又不固定,我们在这里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为客人修相机,始终是一种较为长远性的职业。我和我儿子也谈过,大家都认为收入少一点不要紧,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也就够了。”

这时候他的儿子走过来,是一位中年的查理•布朗,穿着男护士的制服,拿了一个相机去修。

“我们东方人相信子继父业,想不到你们也一样。”我望着中年查理•布朗说。

“谁不想把儿子当朋友呢。”他感叹:“要是他和我有同一个嗜好,我们不是每天可以聊个不停。但是他是他,我是我,兴趣一样,见解还是不同的。年轻人总有一份固执,我认为他在走错路,正要纠正他的时候,忽然,我一想,也许他是对的呢?所以我又不出声了。我没有教他什么,我也不敢说我有资格教他,我只是把我的失败,当成笑话地讲给他听,入不入耳是他的事,至少他笑了出来。能有一个儿子在身边是好的,我猜,这是运气问题,不是每一个都像我那么幸运。

换个话题,我问他说:“修理相机就修理相机,为什么要穿着这医生袍?”他又笑了:“给初来的顾客有一个好的印象罢了。做我这一行,最大的乐趣还是交朋友。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的相机发烧友拿他们心爱的东西来给我修,他们满意了,请我吃餐饭,我又回请他们,关系是坚固和长久的。

“他们的相机是什么状态下拿来的?”

“有的都是子弹洞。”他说。

“子弹洞?当战地记者的?”

“不,这个人和一班朋友去打猎,买了一顶新帽子。他要去小便,怕太阳晒着相机,便把帽子盖着它。他的朋友走过来,看见那顶新帽子,大家说新的不好看,决定将它弄旧一点,大家便对着帽子开了几枪。”

“那有没有得修?”我问。

“当然没救啦。”他说:“不过我曾经把一个砸得稀烂的相机修好。等这位顾客来拿相机时,我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才把相机弄成这个样子。他解释:‘我在郊外,看见一条大蟒蛇向我爬过来,我手无寸铁,就这么拿起相机来打它。’他说完拿起相机对着桌子示范,我正要阻止他,但已来不及,碰的一声,他把我修得好好的相机又砸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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