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穿睡衣是怎么上大街的

夏日上海，有一种现象一直遭人诟病，那就是“睡衣上大街”。

前两年，堂堂央视还专门报道过呢，它的女主播还嘲叽叽地说：不穿睡衣上大街岂不是显不出“海派范儿”来了么。

先把“睡衣上大街”偷偷地与“海派范儿”划等号，然后暗示“海派范儿”的统统一无是处，用心何其良苦！

“睡衣上大街”确系当代申城一大特色，无需讳言。

但它的历史并不长，只始于文革结束的1970年代末，今虽余“韵”犹存，毕竟已经式微，前后不足40年。

而沪渎开埠凡170余年，向以穿着入时著称于世，“睡衣”是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海派范儿”的。

有人指出，一些描写老底子上海的电影里也有“睡衣上大街”。

我查了一下相关书籍，发现老底子上海“睡衣上大街”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像前些年那样“蔚然成风”。

当年只有两种人“睡衣上大街”。

一种是土财主。从乡下到上海来赚了一点小钱，就迫不及待要显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有点档次了，于是，在家门口以睡袍示人。

其意为：“老子已经是进了家门要换衣服的人了，你们呢？”

另一种是舞女。社会地位低，处处被人瞧不起，当然要在某个方面硬挣面子“扎台型”啦。

她们往往白天穿睡衣，其意为：“此刻姑娘并没有在做生意，非营业时间恕不接待。”

这种个别现象到了1949年后，就与娼妓和鸦片一样，迅速销声匿迹，而且一匿就是将近30年。

据我看，始于1970年代末的“睡衣上大街”风潮，与老底子上海的零星现象基本上没有关联，形不成传承关系的。

最主要的理由是，1970年代末，意识形态还控制得非常严，邓丽君的歌也只能在晚上偷偷地哼唱。

至于老上海的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更是完全没有解禁，普通市民根本无从得知并效仿之。

另一个理由是，“睡衣上大街”的始作俑者基本上是当年的产业工人，文化程度有限，家庭经济条件也有限，到哪里去了解关于老上海的信息呢，也未必有兴趣关心吧。

说得极端些，即便是老上海拉过黄包车做过黄包车夫的，家里曾经买过一张两张老上海的“年份牌”，也逃不过文革初期的“扫四旧”。

更何况，产业工人总是觉悟更高，跟得更紧些的一群。

还必须指出，最早上大街的是睡裤而非睡衣。

而且这些睡裤都是自己扯条纹布自己在家里用缝纫机做得的。

一方面，当年市面上根本还没有睡衣裤卖，买布还凭票呢。另一方面，即便有卖，价格也一定不合适。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自制的睡裤平均每条只合两块人民币左右吧。

如果“全家一起上”，一做五六条，还可以套裁，那就更便宜了，平均合下来每条只须一块六七角洋钿。

ANYWAY，当年睡裤流行的初衷还是好的，真的是为了弄堂文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睡裤上大街”最早流行于南市老城厢，然后慢慢向其他城区的老式石库门里弄、老式工人新村渗透。

那些地方当时俗称“下只角”，弄堂窄，住户多。

一到夏天，各家门窗打开，竟没有私密可言。

而当时的女人们大多不知胸罩为何物，晓得了也不一定买得起或舍得买。大姑娘也只穿一件“方领衫”，即一字领无袖短衫，里面完全真空上阵。

为了节省布料，当家人还往往把自家女儿的花短裤做到短得不能再短。

为此，很多大姑娘以及新媳妇是不愿意出门的，再热也捂在屋里摇扇子。

后来不知阿谁想出了这一招，用条纹细布做睡裤，最早穿的就是那些原来羞于出门的大姑娘和新媳妇。

还是为了省钱省布料，一开始的睡裤很短，类似现在的“七分裤”，俗称“吊百筋”。

其实，这“上大街”也有一个过程。

最早是“上弄堂”。

住老式里弄，有一半事情要在弄堂里做的，这就叫“门口头做市面”或“弄堂里做市面”。

比如刷牙洗脸，淘米洗菜，晾衣晒被。

弄堂里从来不比街上更冷清，更何况还有许多“开门见街”的街面住家呢。

所以，一开始，大姑娘和新媳妇们只是穿着睡裤去倒倒痰盂马桶，收收晾在屋外的衣裳，不敢走得更远的。

后来看看也没什么议论，就又穿着睡裤去烟纸店买草纸肥皂香烟自来火了，再后来又穿着睡裤去买盐打酱油了，再后来买菜也穿了，甚至邻居串门也穿着睡裤登堂入室了——可以说，我是眼看着它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就这样，本来想文明些，结果弄得越来越不文明了。

但是直到1980年代末，这样的风景始终只在那些“下只角”，从来没有风靡过全上海。

新式里弄、公寓大楼里的人们，好像始终不屑于跟这样的风，或者不敢。

而且，一开始只是二三十岁的妇女穿，男人不穿，上了年纪的，男女都不穿。

都人老色衰成那样了，还遮遮掩掩个屁。

后来渐渐发展到中年夫妇、老年夫妇都穿，兴许就是从年轻时穿过来的同一拨人吧。

再后来，老城区纷纷拆迁，很多人都搬入新公房，此风便真的蔓延开来。

现在，晚上不管在哪里的超市，你总能见到一个两个穿睡衣的主。

而且夏有夏装，冬有冬装，还有情侣装呢。

不但睡衣睡裤的面料变得高级了，有织锦缎的了，人也烫发纹眉，脚蹬高跟鞋，手拿名牌包，还抱着宠物呢。

我早就说过，这叫做“乍富难改旧家风”。

有钱买不来档次。

“睡衣上超市”算什么，我还亲眼见过有人在某个清晨冷不丁地把奔驰560停在路旁，推开车门，穿着睡衣拖鞋下来就直奔路边的小摊，拿出钱来买两只“油墩子”呢。

不可以么？这是个人自由啊。

虽然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自由，但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却是最高级的：

“老子想干啥干啥。”

殊不知，世界各国对自由的定义都是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

但事关教养，毕竟只能靠自觉，嘲笑并不会令它消失。

真要解决问题，大家的心态都先要好些才是。

“睡衣上大街”，尤其发生在1930年代就被世人目为“东方夜巴黎”的上海，究属不雅。

但细究起来，它的出现又有它的必然性。那就是，当代吾朝早已没有了上流社会，没有了贵族。

“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后，就打响了摧毁上流社会的第一枪。

1949年无疑是更彻底的。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文革，“彻底砸烂”真的很彻底。

文革中流行过三句要命的话。一曰，阿拉大老粗，不懂的。二曰，阿拉穷人，该不起；三曰，阿拉自家人，随便点。

呜呼！

终于，满大街只剩下黑、蓝、绿三种颜色，从背后看过去，男人女人都分不出。

漫山遍野的香花毒草都被烧得一干二净，但春天还要来。

总得长点什么吧，于是就长出了“睡衣上街”来。

作为吾朝当代时尚最后的前沿，上海滩上还有为数不多的“老克勒”在艰难地坚守着原来的生活方式，试图传播火种。

而放眼其他大城市，虽然没有大面积复制“睡衣上大街”，但因为都没有了上流社会，都没有了贵族，那里的风景依然惨淡，如果不是更惨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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