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符号学》：解释意义不在，才需要符号

互推小编 2023-08-20

《趣味符号学》

作者：赵毅衡

重庆大学出版社

简介：

著名的符号学家和叙述学家赵毅衡，一辈子从事形式论研究，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积累，写了这本小书《趣味符号学》。用符号学的理论视角，评论了100组小故事。算是中国第一本面向没有符号学知识的读者的符号学普及读物。

为何缺什么，就偏偏要显摆什么？因为解释意义不在，才需要符号。

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的第一必要条件；意义一旦在场，符号就退场。

甲骨经历了一个从符号载体（商代占卜、记录器物），到纯“物”使用（中药：骨粉收敛止血功效），又再次变为符号载体（古代文化研究资料）的符号价值升降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喜欢作秀，一如当代。不过魏晋敢于作秀的人远不如当代之多，所以陶渊明能一再作。当代艺术家，每次表演必须另打主意，另找走偏锋的新点子，日子难过得多。

符号的社会威力在于，它很快把自己的形式作为意义所在，让符号本身成为意义之重点，符号表达的意义反而退居第二位。各民族的习俗（衣服食物装饰等），是排外的，起了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

政治符号（例如“右派分子”、“走资派”），先有概念范畴，再按图索骥“戴帽子”。

自从有了政治，仪式就非常重要。大部分国家的仪式为显示强大、统一，而英国的议会开幕式，女王和国会却一丝不苟反复演戏，表示遵守规则。仪式本是封在琥珀中的符号化石，越是年代久远，越是不对应实际，越是价值连城。重复仪式，就是回溯历史留下的意义。煞有介事、有模有样地一次次重复，表示今天的游戏依然倚重旧规则。传统成为仪式符号后，抽象而不具体，可以在一个安全距离上发挥意义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多的是真真假假的谶语，所有的谶语都是读法歧出的结果。《推背图》、邵雍《梅花诗》、刘伯温《烧饼歌》、诸葛亮《马前课》，都是借此做正式运作。

小说中的叙述者，用“我”自称时，也可能没有提性别。但是一旦需要视觉化，或是在讨论中需要提性别，就不得不按作者的性别。凡是女作家创立的叙述者，我就是“她”，男作家的叙述者，我就是“他”。

在原始社会，部族的生存和延续，必须用全部精力、全部符号，为之奋斗。因此生殖必然受崇拜：几乎全部发掘出来的史前文物，女性形象都有怀孕的大肚子，与多子多产的蛙和鱼一道，被顶礼膜拜。人类社会多少万年，扁平肚子总是被看不起，女人们自己也羞愧难当。

在人类历史上，古今都有所谓“神话式思维”，出现“似生似、像生像”的比喻性治疗：吃蛇胆明目，吃牛鞭壮阳，吃红枣补血，吃鱼泡收子宫，吃未孵化的蛋补阴，吃藕粉美白，吃桂圆滋阴，吃白果补阳，食龟长寿。

烟花可以是像似符号，痣位可以是指示符号，究竟意义是什么，却要问专家。算命作为符号解读，需要他讲出一番道理。

我们无法否认，某些词携带意义是有理由的，尤其象声词、感叹词，只是这两种词在语言的词汇总量中很少。实际上，凡是全世界差不多说法的词，就可证明是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母亲”几乎都用[m]唇音，显然与婴儿食乳用嘴唇吮吸有关；全世界各民族的“父亲”，几乎都用响亮的爆破音[p][d]，或唇齿音[f]。而且这二者用的是最简单的元音[a]，呼为[ma]与[pa]。显然这与婴儿的生理需求呼唤有关，是婴儿最先使用的语音符号，这就是各民族的共同根据。

一旦进入真正的拟声，各民族只能说有同有异。就拿最简单的狗叫来说，中国人叫做“汪汪”，英国人说是“bow-bow”，法国人认为是“oua-oua”，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拟声词像极了，实际上都不太像，自己觉得像就是像。

符号是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而感知必须通过人的五官，五种感觉就形成了五个感知渠道。但是感知会在五种渠道之间互相跨越，形成所谓通感，即跨越渠道的感觉。

佛理认为，人的五官之上，更有第六感，“六根”是五种感官加上“意”。“意”的对象是“法”（世界）。将某些没有感官作用的事物，与感官相比，就出现了“概念通感”。

所谓“出位之思”，就是某个文本，想突破自己所属体裁的限制，达到另一种体裁的效果。

艺术的本性就是摆脱束缚。因此，追求其他体裁的效果是艺术符号表意的一种自然趋势。出位之思较少出现于非艺术（科技的 / 实用的）体裁中：实用的符号表意要求效率与准确性，就必须在体裁范围内，充分利用程式的优势。

食指与欲望联系在一起，可能因为人从小吮吸手指。中国不愧是一个美味民族，“指示指”专门指向食物，变成“食指”，岂不美哉。

者行孙是不是可以用来指孙行者呢？要靠能不能得到承认。任何人换一个名字，只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承认，那么这个名字指的依然是他。这种承认有两种可能，一是社会上有关的人都承认了，那么本人没有选择只能承认，例如我们很不情愿接受的绰号，由不得我们了。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最初的起义首领几乎都用的是假名：点灯子、不沾泥、射塌天、革里眼，五花八门。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连累家人。

洪秀全本来小字火秀，开始传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这是因为上帝叫“爷火华”，自己名字当然不能有火。

父母都认为自己为孩子取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但是一代人中同名人之多，说明大多数中国人自愿紧跟潮流。名字很难改，孩子长大成人后，发现自己的名字无法指示自己。

重名不方便，而更严重的是：名字的主人被烙上了“属于某个时代”、“属于某种思想方式”的印记。

名字作为指示符号，对象是拥有此名字的人，解释项却是家庭背景、父母的思想方式。

名牌的标牌，只是符号的载体，此时与它代表的货品质量或货品的美学价值脱钩。符号本身，而不是符号指向的对象，显示了“尊贵”、“豪富”、“奢侈”。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在当代是货品+品牌的结合体，完全没有品牌价值的“裸物”，不是当代的商品。

品牌是符号，却是当今经济的重要生长点。建设并“保卫”品牌的符号价值，现在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生死攸关的问题。

地区分热带温带寒带，教师分成助教讲师教授，机关职员分成科级处级局级部级。中国人把cousin分成堂哥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爱斯基摩语把雪分为49种，阿拉伯语把骆驼分成30多种，都是精确把握对象的需要。没有歌曲排行榜，没有各种PK晋级，各种节目就无法“选秀”。只有这样才能给一个一个貌似混乱的世界一个秩序。

古人的“号”有不少自贬词，“游人”、“野人”、“散人”、“钓徒”、“放翁”、“稼轩”、“隐客”，表示自己不求功名闻达，但是经常被人看做矫情。

不要品牌，却使人们看到某商品就反过来疑问：这是“无印良品”吗？这时人们就检查货品质量。觉得设计清雅、质量优秀的，人们就会想：这的确是无印良品，于是发现“无印良品”的特殊风格，达到了“无牌胜有牌”的境界。

词句反讽有幽默味道，情景反讽几乎是苦涩的幽默，因为受到自己犯的错误的捉弄，而历史反讽就没有幽默意味，相反具有悲剧色彩，超出浅层次的符号表意，进入了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

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曾经是全世界的楷模。但是要维持选择的幅度，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杜绝靠社会关系的组合。泄漏考题，权力寻租之考官的下场可能是满门抄斩。

火锅底分麻辣/三鲜、单锅/鸳鸯锅，全国都差不多。到了成都才发现，用油也要讲究地分清油、牛油、猪油；蘸碟又分麻油碟、原味碟、干碟。还没开吃，感觉已经很不一样。

老百姓对品牌的地位，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标准：品牌代言人的名声等级。因为每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名人排行榜，整个社会合起来的名人排行榜，就可以与商品排行榜互相参照。很多时候，消费者只看代言名人，心里就会对被代言品牌的价值作出衡量。因此，每个名牌为自重身份维持形象，就会找与品牌的影响力匹配的代言人。如果一个顶级品牌请了一个二三流明星做广告，会给人这一品牌正在走下坡路的感觉。如此看来：名牌以名人而贵。

到底是牌以人出名，还是人以牌出名？这是人与牌子配合作战，要的是符号价值“门当户对”。鲁迅曾经疑惑：“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

节奏是一种时间分节：有规律地隔一段时间重复符号文本的某种特征，例如有规律地重复轻重音，就造成音乐的分节；有规律地重复平仄安排，就造成律诗的格律；有规律地重复同一元音，就形成押韵；有规律地从事休息，生活就有节奏。节奏似乎是一种形式，是符号的安排方式，不是符号本身。

我们可以问：佛教的“贝叶经”，究竟是经文更有意义，还是写经的贝叶更有意义？米粒上刻《兰亭序》，究竟是《兰亭序》有意义，还是被刻的米粒有意义？我们也可以问：摇滚乐演出，究竟是唱的歌，还是满台的灯光、烟火，满场的喧闹、手舞足蹈更有“摇滚”意义？

一个文本展示为某种体裁，我们就不得不按文化的体裁约定来解释这种文本。作者的意图我们不容易知道，而展示者却是有明确意图的。

狂欢节最重要的庆典，是小丑加冕成“王”，一切神圣物，一切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这一天要颠倒过来，被嘲弄、戏耍、贬低、歪曲、戏仿。想进入这个第二生活中的人，只有放弃在第一生活中的权力、身份、地位。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的乌托邦世界。

社会被压制的欲望，可以通过艺术“曲线认同”，流浪的女光棍，改称“侠女”，呆在银幕上、书页中，就让我们艳羡。艺术乐此不疲地表现的，都是我们不能认同的人：充满性诱惑的女子，杀人如麻的武士，魔法无边的巫师，流浪终生的高人。这些意义方式，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我们对被排斥的欲望，是社会大多数的我们，对把他们标为“不正常”的歉疚。

生活中，我们对符号信息的处理，往往不是根据信息的种类，而是根据发出者的身份。父亲命令的，与母亲叮嘱的，哪怕话一样，你的处理方式就不同，看你怕哪个；城管说的与警官说的，老师说的与校长说的，你的理解都会不一样，所以说人的本性“害怕权威”。

观看演出，已经成为，观众的眼光，持续在演出与被演出之间滑动。对于名演员过去演出的记忆，的确会影响演出的“真实感”，但是人们更容易适应的，是文化常规：没有人会认为人物有一张名演员脸，故事就失真，观众知道银幕上的苦命女子，是身价百万的富婆演员，一样会感动到涕泗滂沱。

粉丝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与明星灵魂合二而一：自己一生平庸，有明星代为出名，心里也就平衡了。所以明星一生必须丰富多彩，多少人的空虚要靠他们来填满。明星还应当有点政治或宗教领袖的自信和魄力，坚信自己值得被百万人钟爱，关键时刻绝不犹豫绝不谦虚，敢为迷途的灵魂指路。

身份经常是社会性的，需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都需要“与人同乐”，孤独的身份缺乏社会意义，不起身份的作用。

“纪实”是体裁的品格，接收者要求此文本与事实关联，因此“纪实”体裁才能撒谎。虚构文本与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也就不可能被指责为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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