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讷中学毕业的我怎么样建立科学的游乐园？

互推小编 2023-09-08

第2章科学的游乐场

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纳博讷中学的毕业生都不会进入大学深造，这一点也体现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尽管渴求更多知识，我仍不得不在七、八年级的时候参加各种实习，学习木工、金工、电工、制图、打字和印刷等工作技能。

当时我对无线电很有兴趣，想要继续探索下去。几年前，我得到了第一台矿石收音机，它的主体是硫化铅（一种闪闪发亮的黑色晶体）充当的整流器、被称为“晶须”的金属丝（用来调整整流器）和一卷线圈，另外它还配有耳机、接收天线和用以调节不同频道的可变电容。把这些元件按照一定的结构组装起来，就可以等着奇迹发生了：耳机里凭空出现了声音！

在轮子、钟摆、滑轮和齿轮的机械世界里，一切都很亲切，我可以亲眼看到或者摸到它们。但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这种看不见的电波可以穿过空间，你需要通过实验来捕捉这些隐形但切实存在的东西，然后用逻辑知识去理解其原理。

出于对无线电的好奇，电工方面的课程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在电工课上，我们学习如何制造电动机，深受喜爱的授课老师卡弗先生是一位胖胖的男士，其他老师都叫他“兔子先生”。我估计杰克·沙松先生可能跟他聊过两句，因为他不知怎么就了解到了我对无线电的喜好，和我谈论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世界。那时已经出现了一群由民间无线电爱好者组成的通信网络，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无线电用语音或莫尔斯电码昼夜不息地相互交流。这实际上是最早的“互联网”了。我问卡弗先生如何才能成为这个通信网络的一员，他告诉我只要通过（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测验就可以。

在那个年代，通信测验由两大块组成，分别是无线电理论的笔试部分和莫尔斯电码的操作部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操作测试更难通过。卡弗先生提醒我说，需要进行大量冗长乏味的操作练习，才能熟练地收发莫尔斯电码。在测试中，我们需要抄录一份电报，然后以每分钟13个字的速度一字不差地把这份电码用电键发送出去。一个“字”意味着任意5个字母，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每分钟65个字母，比每秒1个字母稍快些。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买一台价值15美元的二手纸带机，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巨款，相当于三周送报纸的总收入。纸带机的外观像个粗糙的黑色鞋盒，打开可以看到两根主轴，除了机器外，还附带两卷淡黄色的纸带，上面有代表“点”的短孔和代表“杠”的长孔。你可以通过纸带上的孔把莫尔斯电码翻译成字母从而“阅读”上面的内容。机器运行的时候，纸带从一侧主轴传送到另一主轴上，就像是古老的高质量盘式音乐磁带或者稍晚些的盒式磁带。这台纸带机很简易、技术含量低，但是非常好用，只要一个手摇式曲柄就能给它供电。当纸条上的小孔经过弹簧触点的时候，纸带机的电路会闭合一小段时间，长孔会发出“杠”的信号，而小洞会发出“点”的信号。整个盒子都被钩在名为“音频振荡器”的简单装置上，振荡器会发出固定频率的声波，例如钢琴的中央C，这样，纸带在传送的过程中，振荡器会相应地开、关，从而送出“点”“杠”的信号。

这台纸带机作为辅助教学工具，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速度可以从每分钟1个字的低速模式，调整到每分钟25个字的高速模式。我计划先从低速模式入手，等我能在相应时间内完全理解纸条上的电码后，再稍稍加快速度，这样反复练习直到能完全掌握纸条上的信息。卡弗先生为了鼓励班上的同学，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期间军方培训发报员的进程速度表，并以此为参考标准。这些军方发报员都至少比我们年长好几岁，还迫于战时压力，不得不加快学习进度。上一个班级就发现很难达到这些军方发报员的学习速度，我们班也是如此。但我的计划在这里发挥了功效，我把自己的发报速度和在该速度下所花的时间画成一张曲线图，发现通过我的方法，我每小时的学习速度是军方发报员的4倍。

为了确保通过测试，我最终将自己的发报速度定在每分钟21个字。与此同时，一群由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成的美国无线电传递联盟（The American Radio Relay League），为我的理论部分提供了指导。在觉得万事俱备之后，我报名参加了测试。那是一个夏天的星期六清晨，我乘巴士来到了21英里外的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处联邦政府机构参加无线电测试。在场的大约有50多名成人，而我，一个12岁的小男孩，穿着旧绒布衬衫和破损的牛仔裤，和他们一同坐在简陋的屋子里，感觉相当紧张。监考官严密地监视着考场，盯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测试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整个房子像图书馆一样寂静，偶尔会发出操作部分中发送莫尔斯电码的声音。返程时，我一边吃着午餐，一边心想自己大概是可以通过测试的，只是不清楚他们改分的速度有多快。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满怀期望地不停地检查邮件。直到战争结束的几天后，我才收到一封官方来信，里面装着测试结果——我正式成为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代号W6VVM。在当时，我是最年少的无线电操作员之一，被称作“鲜肉”，最小的年龄记录是11岁零几个月。那时，全美大约有20万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全球其他地区的无线电操作员总数差不多也是这么多，而此时我能够和全球任何一个在这个通信网络里的人交谈，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高兴。

与此同时，美军已经把我母亲一家从日本在菲律宾的战俘营中解救出来。我的外祖母、舅舅、两个姨妈以及他们的一家都将从菲律宾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说，我的阿姨诺娜和她的丈夫在孩子们面前被日本人杀害，而我的外祖父在战俘营中痛苦地死于前列腺癌，他逝世时距离解放只有一个星期。我的舅舅山姆在战前曾经是医学院的预备学生，他说当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可能安慰我那拒绝接受药物和手术治疗的外祖父^[1]。

家里一下子多了10个人，父亲利用墓地工作中的换班时间造了一间阁楼并增加了两间卧室和一条走廊。我和弟弟詹姆斯（我们也叫他吉米）共住一间卧室，而另一间则是山姆的房间。家庭成员的陡增不仅带来了住宿上的困难，也带来了不少经济负担。姨妈、姨父和他们3岁的儿子在日本战俘营里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为了防止余下的家庭成员被传染，他们在单独的桌子上吃饭。当然，细菌依然可能通过打喷嚏和咳嗽时的飞沫传播，所以我们仍然有一定的被传染的风险。几十年后，我的第一张X光片显示，我的肺部有一小处病变，不过状态很稳定，医生觉得这处病变可能跟我早年暴露在结核病菌的环境中有关。

我的另一个姨妈带来了她的丈夫和3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像法西斯一样生活作风强硬的人，要求妻子和孩子服从自己的每句话，因此姨妈经常忍受丈夫的谩骂。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还有在日本战俘营中经历的一切，他们家的长子弗兰克变成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儿反社会的人。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何故触怒了他，不过他告诉我弟弟詹姆斯他想要杀了我。弗兰克比我年长不少，身材也要魁梧许多，但我并没打算就此退缩。出于谨慎，我随身带着一瓶装满家用氨水的喷雾器，这也是我当时最顺手的“化学武器”之一。他们搬走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但亲戚告诉我，弗兰克之后参加了朝鲜战争。由于相当享受充满厮杀的军旅生活，战后他延长了服役期限。另一个表姐几年后再次见到弗兰克的时候，他正带着7岁的儿子。表姐十分震惊地发现，弗兰克完全在用军队的行为标准使唤这个小家伙。他最后逝世于2012年，讣告提到他生前是一位知名的武术指导。

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家族的影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是如何限制了我父亲一生的发展机会的，我暗下决心要为了自己和将来的孩子们做到更好。

尽管我们家在“二战”中饱受痛苦，我此生也从未想过要把这一切归罪于美籍日裔居民。后来我才发现，美国政府当时的真正态度是：把他们拘留在特殊隔离的集中营里；强行征用、售卖他们的房屋和地产；而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班上离开。杰克·沙松先生对于政府的这种作为愤愤不平，他经常告诉我和我的挚友迪克·克莱尔、吉姆·哈特，以及其他学生和教师，这样的待遇非常不公正。战后，一些被囚禁的日裔学生重返校园。杰克跟我提到其中有位学生在IQ（智商）测试中只有71分（在所有人中排后3%）。作为拥有心理学学位的老师，他看得出来这位学生天资聪颖，成绩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懂英语。杰克接着问我是否愿意在午饭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当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一个学期后，这名学生重新参加测试，拿了140分（在所有人中排前1%），远远超过门萨协会的IQ标准，可谓天赋异禀。

我对科学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开始拿出部分送报纸的收入来购买实验器材和用品，比如：购置电子元件架设火腿电台；从当地药店购买或者邮购化学药品；买透镜，和硬纸筒一起做简易望远镜；等等。

在1946年11月，也就是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埃德蒙科学公司的广告，降价出售战时剩下的气象气球。从学会做飞机模型开始，我就思考着如何能拥有一台自己的飞行器。我的一个想法是，造一台尽可能小的飞机，越小越简单越好，只要能载得动我；我也考虑过做小型飞艇、单人直升机或者两者的混合体——飞行平台。总的计划依然是从最简单、最便宜的小型等比例模型开始，先着手证明设计的可行性并解决技术问题。然而即使是这样，预计的花销也远远超过我的经济承受力，不过我大致设想了一下如何成功地乘着气球飞行，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搞定。

我一边想象着自己怎样乘着气球飘上天，一边订购了10只8英尺高的气象气球，总共花了29.95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60美元。通过自学的化学知识，我知道每只8英尺的气球充满氢气后能产生大概14磅^[2]的浮力，我本人重约95磅，8只气球（载重112磅）足以承载我、全套气球设备以及压舱物了。由于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那么多能买得起的氢气，我最后选择家用天然气来充当氢气，它的主要成分是甲烷，载重能力略低于氢气的一半。不过，如果实验成功，可以通过购买更多气球来克服载重不足的问题。我在脑海中大致描绘了一下未来的情景：把自己绑在16个8英尺的气球上，缓缓攀升到屋顶左右的高度，俯瞰整个社区，享受着南加州绵延数英里的天际线。我还在气球上设计了一个可控阀门，并打算带一些沙袋当压舱物，当我想上升的时候就放掉一点沙子，这样可以避免伤到站在下面的人；当我想下降或者着陆的时候就打开阀门放掉一些天然气。

经过几个星期的漫长等待，预订的气球终于送到了。按照计划，我开始着手制作气球飞行器。一个寂静的星期六，我趁家里人都不在，将灶台上的天然气管连到气球上，把它充到直径4英尺左右——刚好能挤过厨房的后门放到院子里。如我所料，这个小气球能提起将近1磅的重物。我牵着这个气球走到一处开阔地，用结实的风筝线扎好，然后缓缓让它飘到1 500英尺的高空，至此一切顺利。不一会儿，一架飞机从附近的机场起飞，开始对气球使用蜂鸣器，正当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时，45分钟后那架飞机又飞了回来，紧接着气球在飞机靠近的时候突然爆开了。对此我毫无头绪，不过看上去应该是那架飞机把我的气球打了下来。

这次事件让飞行计划停滞下来。我可以想象和一簇8英尺的气球绑在一起是一个多么显眼的目标，当地那些玩气枪（也叫BB枪）的小孩随时能把我打下来。最后我还是决定停止这项过于冒险的计划。其实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气球实验原本肯定能大获成功，因为在之后的岁月里，我看到人们还在不断使用这种气球^[3]，上面写着“专业气象气球”的标语——整整45年几乎只字未变。在我的气球实验过去了将近40年后，“折椅拉里”^[4]把一堆充满氦气的4英尺高的气球绑在椅子上飘到了几千英尺的高空^[5]。

我对飞行计划的搁浅备感失望，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剩下的气球，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带回了一些战后剩余的带伞信号弹。这些信号弹通常被用在救生艇上，装在一个像弹壳似的金属罐里，使用时需要用特制的枪支发射到空中。剧烈燃烧的照明弹^[6]可以照亮一大片区域，在降落伞的作用下能飘浮很长一段时间再慢慢着陆。一天晚上，我在信号弹上接了一根自制导火索，然后把它们系在了一只巨型气球上，悄悄走到我家附近一处没什么人的地方点燃引线，再把拴着导火索的气球升到几百英尺的空中。为了固定气球，我把套索松松地绑在附近的电线杆上，随着气球上升，套索顺着电线杆慢慢向上滑到了电线杆顶部，这样就没人能够到气球。之后，我很快“逃离”了现场，在某个街区外等着。几分钟后，导火索引燃了信号弹，耀眼的光几乎点亮了整个夜空，一小群人和警车很快聚集到电线杆附近。又过了几分钟，信号弹烧完，人群渐渐散去，绑在气球上的导火索很快烧断了气球上绑着的套索，所有“证据”都随着气球随风而逝。

这些恶作剧和实验是我学习科学知识的方式之一。在弄清楚原理后，我喜欢通过实验来检验它们，因此也发明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在整个过程里，我学着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局限于老师、父母和学校课程教给我的内容。逻辑和科学预测，这些纯粹的思维上的魅力让我回味无穷。我很享受做出设想，然后亲手实践自己的想法，看着那些理论变成现实。

我在二楼和弟弟共用的卧室里搭了一个波长约为2米的长波电台，利用房间里最后一点没被床占用的空间做了一架可以全方位旋转的定向天线；并在洗衣房和车库背面相接的一端的狭窄空间里，造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化学实验室。我的大部分化学研究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失败的实验。比如说，在书里读到“氢气在空气中燃烧会产生浅蓝色的火焰”后，我决定亲眼看看氢气的燃烧过程。为了制备氢气，我在一个装有金属锌的玻璃烧瓶里倒入酸液，然后用橡胶瓶塞塞住。瓶塞顶部有一根玻璃管可以导出生成的气体，我希望在点燃导管末端的氢气之前能够产生足量的氢气来排出烧瓶里的所有空气，不然的话就会“嘭”地爆炸。就在我戴上安全眼镜、穿上防护服准备点燃氢气的时候，我弟弟突然闯了进来。没来得及拿开火柴，我只能尖叫道：“趴下！”好在他及时躲开了，整个仪器都爆炸了。在这次意外之后，我在地上顺着自制的储藏化学品和玻璃器皿的柜子，划出了一片大约5英尺宽、10英尺长的“禁止穿越区”。鉴于这片区域经常飘散出烟雾而且时不时传来爆炸声，我的家人们都很自觉地远离这个禁区。

除了氢气，我对其他可燃物也很感兴趣，例如火药。13岁的时候，我开始认真研究各种炸药，几年前我在老旧的《冯克和瓦格纳百科全书》（Funk and Wagnalls Encyclopedia）里找到了火药的配方：硝酸钾（俗称硝石）、木炭和硫黄（我们一度被告知在狗粮里加入硫黄能让狗的毛色更为亮丽）。但就在制作火药的过程中，我不小心点燃了一小撮火药，烧伤了整个左手，导致皮肤表面长了一层灰黑色硬痂。父亲把我的手泡在冷茶里，之后又让我缠了一个星期用茶叶浸泡过的绷带。这种治疗液发挥了奇效：在拆下绷带的时候，硬痂已经脱落，我的左手又完好如初。

在装备精良的自制化学实验室里，我制造了大量火药，并用它们来发射火箭或者火箭车模型。那是一种从玩具店买来、由轻木制成、以罐装二氧化碳（就是现在用来制作碳酸饮料或者用在气枪里的那种罐装气体）作为“引擎”的模型车。这些罐装气体也作为战余物资被一并遗弃，被父亲从船厂带回家。只不过，我并不用二氧化碳来驱动小车。我先钻开罐头底部、放空罐头里面的气体（罐头内部是一些温度很低的白色二氧化碳固体，即干冰），然后在罐子里填上自制火药，接上引线，把这个新的超级引擎塞到模型车后面的凹槽里。实验失败的时候，整个引擎会爆炸，炸成满地的碎片，所以每次我都会戴上安全眼镜并和邻居家的小孩们站在一定范围外。当实验成功的时候，这些模型车的速度快如闪电，一眨眼的工夫就能跑到几个街区以外。我注意到这种引擎很容易爆炸，于是刻意设计并且测试了一些更大的“炸药管”——由一小段探测器钢管制成。我常常带着这些炸药管到荒无人烟的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地区，在峭壁上制造一个个弹坑。

成功制成火药后，我的目标是制造火棉，或者叫硝化棉，它们是无烟火药的主要成分。百科全书再次告诉了我制作这种神奇物质的方法：缓慢地把一份冷却后的浓硫酸加入两份浓硝酸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温度，只要混合物开始升温，就必须停下来把所有物质都冷却到一定温度以下。然后，我将普通的医用棉球浸入酸性溶液，再次把混合液冷却下来，将混合液在冰箱里静置24小时后，取出棉球，把它们漂洗并且晾干。我在冰箱里的储存容器外贴了一张显眼的“禁止触摸”标签，在经历了数次危险的化学实验后，我的家人都很清楚这些标签绝非儿戏，他们很自觉地和我的实验品保持了距离。为了验证成品，我把一些火棉放在丙酮里，它们如预期般全部溶解了，实验非常成功。很快，我开始使用我的冰箱“工厂”大量生产火棉，并且开始一系列的实验。火棉比较稳定，通常需要相应的起爆装置才能让它们爆炸。由于没有合适的起爆器，我只能在人行道上挖一个小坑，并用锤子敲打被填进去的火棉。一声清脆的爆响后，大锤弹了回来，我紧紧地握着锤子不让它飞出去，而人行道上则多了一个椰子大小的弹坑。在人行道上又炸出了几个坑后，我开始在岩石上用火棉试验炸药管，结果显示，火棉远比火药要可靠并且有效。

最后，我跃跃欲试地想要挑战“重量级角色”——硝化甘油。它的配方和制作步骤^[7]与火棉的差不多，只是把医用棉换成了甘油。成品是一种几乎无色的液体，漂在浓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上方，这种物质极其不稳定，在制造过程中曾经造成过大量伤亡，因此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取这种液体。

于是在一个宁静的星期六，全副武装的我戴上安全面具，在玻璃试管里加入微量的硝化物，然后滴入半滴都不到的硝化甘油，我觉得这剂量肯定在安全范围内。就在我把试管放到火焰上加热的时候，突然间，“啪”的一声试管爆炸了——反应比我见过的任何炸药都更迅速也更剧烈。细小的玻璃碎片嵌入我的手和胳膊，血很快从无数小伤口里流出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得不用针把这些碎玻璃片一片片挑出来。接着我用锤子在人行道上尝试引爆了一点硝化甘油。这种物质的不稳定性让我深感不安，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想办法处理掉了库存的硝化甘油。

很多人会好奇，一个14岁的少年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危险的化学品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从本地某个出价合理的药剂师那里私下买回来的。当时父母忙于生计、早出晚归，待在家里的时候也需要照看一家10口人，我和弟弟得以自己打理生活。不过我没有向他们透露这些化学实验的具体细节，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的话，一定会阻止我继续实验的。

等我进入11年级开始上化学课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化学实验经验。我同样热衷于化学理论，并把高中化学课本从头读到尾，每天入睡前还会在心里默念一遍读过的东西，这种习惯日后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记忆法，不仅能让我保持记忆，还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我们的高中化学老师是斯顿普先生，一个50多岁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他相当热爱化学也很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学好这门课。此外，他长久以来一直想要教出一名能在南加州高中化学竞赛中取得优胜的学生。竞赛是一场3小时的笔试，每年春天由南加州美国化学协会（Southern California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举办，最终会选出15名优胜者，这场比赛每年都会吸引200多名各大高中里化学水平最顶尖的学生参加。不过，斯顿普先生在我们高中（一所学术水平落后的工薪阶级高中，在当年洛杉矶地区32所学校的统一标准水平测试里排在倒数第二）执教了20余年后，几乎放弃了这个梦想。

而这一年，斯顿普先生在这个大概有30个人（至少差不多有这么多人会在化学课上出现）的班上，发现了一个瘦小、深色卷发的年轻人，这个学生愿意回答他课上的每个问题。斯顿普先生可能从其他老师那里对这名学生略有耳闻——有的老师（聪明的那些）乐于给他上课，而另一些则很忌惮他。当然，这名学生可能之前自学过一点儿化学，所以刚开始几个星期的简单问题难不倒他，不过斯顿普先生这20年来已经见过太多像这样虎头蛇尾的例子了。说到考试，斯顿普先生警告全班，第一场考试会非常难。当他把批改好的考卷发还给学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分数都在0到30分之间，而我得了99分。至此，斯顿普先生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斯顿普先生保留了过去20年来每年的化学竞赛考卷。我和他讨论了有关竞赛的事情，想要借来那些考卷准备竞赛。他起初很不愿意给我这些试卷，同时也提醒我现在的情况对我很不利：大部分参赛的学生都比我大一级，并且由于之前就跳过一级，15岁的我将会和那些十七八岁的佼佼者们同场竞技。与此同时，我也只剩下5个月准备测试。另外，我们高中的设备很落后，而且也没有其他同学能和我一起学习或者助我更上一层楼。我们学校很少有人有胆量参赛，更没有在这场比赛中取得名次的先例。斯顿普先生建议我：“为什么不等明年呢？”

但我决心已定。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热爱各种知识和科学实验，并且乐于把它们发展成事业。想要过上这样的学术生活，我就需要进入大学，那里有专门的实验室、我所喜欢的实验和项目，以及跟我爱好相投的人。但我没钱支付大学学费，而这场比赛中的优胜者往往能从自己心仪的大学那里获得奖学金——这对我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

斯顿普先生在和我的英语老师杰克·沙松聊过之后，最终同意借给我一半的试题，从这些试卷中我能够判断考试的范围和难度，以及这20年来出题趋势的变化。剩下的一半试卷则用来检测我准备得如何。

以高中化学课本为基础，我自学了两本大学化学。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个概念在其中一本里描述得很模糊，我能在另一本里找到清晰的解释。得益于我的实验和之前阅读的背景知识，学习这些内容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困难。每晚我会花1个小时学习化学理论，然后睡前在心里默诵元素周期表、可行的化学反应方程、盖–吕萨克定律、查理定律和阿伏伽德罗常数等等。平时，我则继续做化学实验、搞恶作剧。

一次，我在阅读中了解到一种叫苯胺红的强力染料。它的染色能力相当惊人，1克苯胺红可以把600万克的水染成深血红色！一个坏点子悄然产生，我制备了20克苯胺红用以实验。

如上文中提到的，我自建的化学实验室处于洗衣房和车库之间的狭小空间内，正对着后院，后院当中是一个肾形的小金鱼池，大概有10英尺长、5英尺宽、1英尺深，体积差不多为1.5立方米。现在，每克染料能染红6立方米的水，所以只要微量的苯胺红（0.25克染料）就应当足以染红整个池塘。

保险起见，我用了4倍的量，往池塘里加了整整1克染料，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深红色在池塘里扩散开来。很快，除了露出水面的部分，池塘里已经看不出水草的踪迹，而金鱼们只有在把嘴伸出池面的时候才会有所动静。

实验成功，我回到化学实验室继续工作。几分钟后，我听到了母亲震耳欲聋的尖叫，她以为有人（这个人很可能是我）在池塘里流血身亡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镇静下来。

尽管我对无意间吓到母亲心怀愧疚，不过这也“启发”了我。8英里外的长滩市内有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巨大游泳池——长滩跳水池，它是老长滩派克游乐场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父母忙于在战争工厂里工作时，我这样自力更生的“孤儿”就经常乘巴士到派克游乐场游泳。

长滩跳水池当时是南加州最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长120英尺、宽60英尺，平均水深5英尺^[8]，容量将近1 000立方米。我剩余的19克苯胺红染料理论上只够染红其中八分之一的水。不过，我决定姑且一试。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我找了一名同班同学做我的“共犯”，他身材瘦长，头发是金色的直发，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儿书呆子气，经常喜欢来看我做化学实验。我先用蜡纸做了一个装染料的小袋子，开口用两根很长的绳子系好，封上烛蜡。只要解开绳子，蜡纸就会展平，释放出所有的染料。

夏季的某个周末早晨，我们乘上了去长滩的巴士。到了游泳池，我们迅速买票、奔向更衣室并换好衣服，把染料包藏在洗漱箱底部，然后迫不及待地向游泳池进发。此时有将近100名游客在游泳池附近嬉戏。

我掏出染料包放进水里，一人牵着一根绳子分别系在泳池两端，我们很小心地调整好绳子的松紧不让染料直接洒出来。我异想天开的计划是：不亲自在水里打开染料包，而是让一名游客帮我们“打开”它。很快，一个人在游泳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绳子，解开了染料包，苯胺红很快染红了比手掌稍小一点的区域^[9]。

不过暂时还没人注意到这一小撮红色，一切都很平静。我和“助手”再次奔回更衣室，他注意到自己的泳衣上有一小块红斑可能会成为“罪证”，不过我安慰他不必担心，然后我们一同前往泳池上方的观赏台等着人们发现池子里的染料。

现在，水里的那团红色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大小，依然没有人察觉到异样。泳池里不断搅动的水波让这团深血红色的不透明染料迅速扩散到直径3英尺的区域，终于，有人看到了这团“血”，发出了第一声尖叫，接着传来了更多尖叫声，工作人员也拉响了警报。一个人“勇敢”地跳到水池里，结果却把红色的染料团搅得更大。

几分钟内，泳池在恐慌中瞬间清空，不过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张票可以免费再次入场。成功制造这场骚动已经让我们相当满足，所以我们都没去领那张免费入场券。就在泳池员工们搜索那团可疑的红色时，染料已经扩散得足够大，颜色也渐渐由深血红色变成透明的红色。有人在池子里找到了我们作案用的蜡纸和绳子，不过他毫不知情地把这些东西当作垃圾处理掉了。

那天下午，在游乐场里玩够了之后，我们再次到观景台上察看了泳池的情况，苯胺红把差不多半个泳池都染成了草莓味酷爱饮料的颜色。泳池旁只有寥寥几个游客，整个泳池显得比平常安静了许多，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在红色的水里游泳。

第二天，长滩的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长滩跳水池被恶作剧染成红色”。60年后，我的女婿理查德·高尔法官和当地一名退休法官聊天，那名法官无意中提到了当年发生的这次事故，不过他对理查德和当年那名“罪犯”现在的关系一无所知。

此时，距美国化学协会的竞赛还有10个星期，我在过去的每一份考卷中都拿到了990分以上（满分1 000分）的成绩。因此，我告诉斯顿普先生自己已经准备好完成剩下的10份考卷。我在最开始的两份试卷中答对了99%以上的题目，于是我们直接跳到了去年的测试，我依然得分差不多。现在，万事俱备。

测试的那天，我父亲驱车20英里把我送到了埃尔卡米诺初级学院，跟着人流穿过一栋栋像营房一样的建筑后，我到达了考场。此前，考试主办方提前通知我们今年的测试第一次允许携带计算尺，但并非必须，所以我买了一把10美分的玩具计算尺，心里想着如果有多余的时间，我总能粗略验算一下计算过程。

测试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每一题都易如反掌，直到测试的最后一部分。出乎意料！测试的最后包含了大量计算，我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手算得出每个答案。我那把花10美分买的计算尺在这么庞大的计算量面前根本毫无用处，而我周围的所有人都纷纷拿出了专业的10英寸^[10]全长计算尺。计算尺根本不是什么“非必需品”——每一个想在测试中获胜的人都“必须”有一把计算尺！在卷面上，写出正确的计算方法并没有用，只有得出正确的结果才能得分，而这个结果则是被计算尺的“好坏”决定的！我很失望地意识到，我很可能在这场测试里无法取得足够高的名次来拿到上大学所需的奖学金，而没能准备一把昂贵的顶级计算尺让我的情绪更为低迷。把一场化学竞赛变成一次算术考试相当不公平。

尽管如此，我仍尝试着用最快的速度手算每一个答案。最终，我只完成了试卷上1 000分中873分的题目，所以我最高也只能得到这个分数。而测试的第一名通常得分在925到935之间，所以我根本无缘榜首。

考试结束，当我父亲来接我时，我强迫自己没有哭出来，一路上一言不发。斯顿普先生在化学课上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很明显我在考试中表现得并不好，因此他也对测试只字未提。我把这件事归咎于自己的天真，但事后还是去买了一把我能买得起的最好的计算尺。几个星期以后，斯顿普先生找到我跟我谈了测试结果，在完成的873分中我得了869分。第一名遥遥领先，大概在930分左右，不过第二和第三名只比我高了几分，最后我拿到了第四名。如果有一把优质的计算尺，我完全可以获得第一。抱着获胜的决心，我当时根本没有再去想该如何弄到上大学所需的钱。尽管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值得高兴，但没能获胜的事实依然让我情绪低落。

同时，斯顿普先生在洛杉矶最差的高中里教了20年化学后，终于教出了一名顶尖的学生。羞于面对自己在测试中的表现，我试着找各种借口推脱不去参加颁奖晚宴，解释说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前往洛杉矶，但斯顿普先生坚持亲自带我去。在晚宴上，优胜者根据名次从奖学金列表上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不出所料，第一、第二名分别选了加州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当时我相信这是加州最好的两所大学，也是我最想去的地方。现在看来，当时想好一所备选的大学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不过由于完全不了解其他学校，轮到我时，我没有选择其他大学的奖学金项目。其他优胜者都来自那些一成不变的“精英”高中，年年如此，比如：比弗利山高中、费尔法克斯高中、好莱坞高中等。晚宴中唯一让我欣慰的亮点是，当提到我所在的那所不知名的学校——纳博讷中学时，所有人都怔住了。遗憾的是，我第二年不能再参加这竞赛了。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开始对智力测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智力水平如何。某个周末早上，在我从洛米塔乘巴士来到21英里外的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阅读一些有趣的资料时（人们现在更常用维基百科和谷歌来做同样的事），意外地发现了几份IQ测试卷以及它们的答案。因此，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我都来完成一份测试题，然后根据答案给自己打分，我前后一共做了9套IQ测试。

我对自己的IQ测试分数非常满意，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自己在前几年完成的那次让我跳过6年级学业的测试中表现如何（到那时我才知道那也是一份IQ测试）。学校官方不会公布测试成绩，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找到答案。最初，我注意到一种家用L形金属测量工具可以打开学校里的门锁。某天夜里，我骑车到学校，藏好自行车，心情忐忑地来到大门附近，把L形尺插到门缝间，用直角边钩住锁舌的曲面然后向外一拉，大门打开了，我溜进漆黑的、空无一人的走廊。楼道里偶尔会传来幽灵般的回音，由于担心学校里可能有人巡夜，我踮起脚悄悄走到二楼的心理咨询室，故伎重施打开门锁，接着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翻阅几百份我和我同学的IQ测试分数。其他大部分人的分数都在我意料之中，比如我发现学校里最聪明的一位女生在测试里拿到了148分。

纳博讷中学一共有800名学生，大部分人的测试分数都分布在7到12级之间，并且随着分数上升，社交结构的趋势也更加明显。有20%的学生是所谓的“名流”，他们掌控着社团和所有的学生自治团体，按照自己的喜好举办舞会和晚会。这些“圈内人”包括大部分优秀的运动员、相貌出众的啦啦队长和家庭富裕的学生。洛米塔和哈珀市周边以工薪家庭为主，那些比较“富裕”的学生家里则经营一些小生意。这些“圈内人”有钱在餐厅一起吃午饭，而我这种自备午餐的“圈外人”则在学校的其他地方吃饭。除此以外，“圈内人”也买得起私家车，他们从16岁开始就驾车出行，许多人甚至在10年级，不到16岁时就已经开始开车了。而我一直到高中的最后一年才能学习驾驶，并且即使学会了也买不起车。在当时，能开车出行相当重要，它是约会、海滩派对和参加运动会的必要条件。

在我小小的“圈外”社交范围内，我成立了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沙松先生一如既往地好心找到了一间空屋子，让我们得以在午休时间有地方下棋。我还组织了一个科学兴趣小组，吸引了不少学生的关注。除了这些活动外，我偶尔也在午休后掷手球、对着学校的木制后墙打网球以及玩“抓球”游戏^[11]。在我拿到球，被一群比我大的孩子追着跑的时候，他们很难抓到我。部分原因是平时大量的自行车骑行让我的运动能力过人；另一部分原因是，被抓到后粗暴的夺球过程迫使我加快逃跑的步伐。

除非情况特殊，我会平等地对待每个遇到的人，相应地，我也期望获得和他人一样的尊重。但是，很多“圈内人”认为他们和他们的小群体理应受到其他所有人的特殊关照，所以他们经常利用自己的资格和地位，排挤、忽视“圈外人”。

我和“圈内人”的冲突源于我在九年级的体育课上拿的是B。我吃惊地发现，这门和学业完全无关的课程成绩竟然也被列入申请大学时的参考项之一。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在体育课上拿A的都是打橄榄球和参加田径运动的学生，而参加其他运动的，比如我，就只能拿B、C或者更差的成绩。尽管我在同龄人中运动能力很强，但毕竟无法和比我年长一岁半的学生相提并论，所以田径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我对橄榄球又毫无兴趣。我该怎么办？

杰克先生鼓励我去上网球课，进而参选学校网球队。网球课的所谓教练是一位历史老师，他对网球一无所知，每次上课都只是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看着我们打球。由于缺乏指导，我只能一边练习一边自学如何打网球。不知怎么，我最后被选入了初级球队，然后在高中的最后两年进入了学校高级网球队。

学校里的一个橄榄球明星，当然他也是一个“圈内人”，曾经嘲笑（有不少“社交名流”也是这么想的）随意选拔队员的行为：“网球是一种娘娘腔的运动。”针对这种侮辱，我邀请这名橄榄球场上的“英雄”到网球场上一较高下。他打得比我预期的好得多，并且能比较稳定地把球打回来，所以我不断向球场两侧吊球，让他从一边跑到另一边，20分钟后他就筋疲力竭地退出了。

此后不久，就在运气欠佳的化学竞赛后的春天，我对“圈内”群体愈加反感。受到当时1948年总统竞选（杜鲁门对杜威和华莱士）的启发，我计划就学生自治团体职位的竞选对“圈内”势力发起攻势。当时，我招募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包括我的挚友迪克·克莱尔和吉姆·哈特，成立了“学生进步委员会”。我们将目标定为让学生自治团体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号，而是发挥它真正的职能——考虑全体学生的利益，组织让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的活动，而不只是“圈内”学生的聚会。总的竞选计划是列出一份竞选人名单，竞选每一个职位。竞选前的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到一个日裔学生成员家碰面，然后在他家经营的生菜农场小屋里一起商讨竞选策略。

竞选前夜，我用多余的气象气球制作了两条写着“选择学生进步委员会”的巨幅标语升到学校里。为了固定标语，我再一次使用了做闪光弹恶作剧时的套索法，把气球套在够得着的树枝上。当晚，大风把气球吹离了原位，这使得横幅有些下垂，不过第二天，上面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

当学生们陆续走进礼堂听竞选演讲时，我们就在人群中散发传单，解释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并标出选票上参选者的位置。这是纳博讷中学25年以来第一个有组织的学生政治团体。“圈内”势力被这场意料之外的突袭打得措手不及，一些候选人很快意识到我一定是这些事的幕后主使，于是他们开始在竞选演讲中攻击我。长期以来，“圈内”的“社交名流”一直把持着学生自治职位，享受着特别权利。改变意味着我是一个捣乱分子、一个激进的异端和对现状的威胁。尽管我自己以数票之差与学生理事会的席位失之交臂，但最后的计票结果显示，学生进步委员会横扫了15个席位中的13个。我的朋友迪克·克莱尔则成功当选了那年的学生会主席。

46年后，当我回到纳博讷中学参加校友会时，曾经的“圈内”学生们看上去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年龄更大、更成熟。高中生涯成了他们生活的顶点。自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便相继结婚并在当地继续生活，而对我来说，高中仅仅是生活这场大冒险的起点而已。

1948年，我即将升入高三。那年夏天，我整个暑假都坐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滩上阅读小说。杰克·沙松先生给了我一份“60本最伟大的小说”书单，并把他个人收藏里的这些书借给我。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文学作品，包括汤玛斯·伍尔夫、约翰·斯坦贝克、西奥多·德莱赛、约翰·多斯·帕索斯、厄普顿·辛克莱、辛克莱·刘易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F.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等外国名家的作品。我一边躺在海滩上任由海浪冲刷，一边思考人生的意义。

那个夏天，父母还是离婚了。当时我以为这是长期的生活压力所致。两个人在战争中轮流上白班夜班，以此来保证总有一人能够在家照看一切。此外，在战争结束后的3年里，家里多住进了10名亲戚，这也让房子里冲突不断。

离婚后，我的父亲就搬去了洛杉矶。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只能在每个星期日上午见到他，他驱车20英里回来，然后把车停在一个街区外。每当从二楼的卧室里看到他时，我就会跑出来和父亲一起待上几个小时，他教我开车，或是和我一起吃午饭、闲聊。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则准备在我高中毕业去上大学后把房子卖掉，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当时的情况让我相当困惑，父母也没有对离婚做出任何解释。一直到几年后，我才从侧面了解到，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第一次来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母亲和当时寄宿家庭的丈夫有染，并一直保持着联系，被我父亲发现后，两人选择了离婚。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依然面临着筹措上大学的费用这一问题。之前我没能在化学竞赛中取得奖学金，而家里此时也没法提供任何帮助。虽然知道物理教师协会也会举办一个全南加州高中范围的和化学竞赛类似的比赛，但我并没有像化学那样深入学习物理知识，而准备的时间也所剩无几。我们的高中物理老师是一个体育教练，压根不知道什么物理知识，所以，我不得不自学。由于缺乏往年的考题指导，我只能通过一份很简短的比赛通告自己判断考试范围。幸而，此前我出于对无线电的兴趣而在电学、机械、磁学和电子方面积累的实验经验给我的理论学习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当然，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我也在捣鼓新的恶作剧。

在学习光学和天文学时，我从埃德蒙科学公司（我的气球供应商）那里买了一些便宜的镜片，自己组装了一只反射望远镜。在用它观测星空时，我注意到从二楼的卧室还能观测到半英里以外的一处山顶，晚上经常有年轻情侣开车到那里幽会。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弄到了一只12瓦的自动前灯，可以当作聚光灯或者探照灯来用。借助望远镜和前灯，我心生一计：把望远镜接在前灯上，这样能产生一束强光指向任何望远镜扫到的区域。完成这一切后，我静静地等待日落准备开始“情侣大搜索”。很快，透过望远镜，我看到有几辆车停在了山坡上，我随即打开前灯。啪！一束强光一下子照亮了这些车，里面的情侣被吓呆了，不知所措下仓皇逃离了现场。保险起见，我不想他们看出这束强光源自何处，所以每次只打开几秒钟。我又重复了几次类似的把戏，不过在意识到这一定破坏了别人的甜蜜时光后，我就停手了。

物理竞赛这一重大时刻终于来临了，不过在化学竞赛后显得有些平淡。凭借新的超级计算尺，各种运算都不在话下。我对1 000分中的前860分很有自信，却再次在最后两道加起来有140分的题目上犯了难。这两道题不在我复习的范围内。难道我又要重蹈第四名的覆辙吗？我问自己：“该怎么办？”在剩下的时间里，我用了一种叫量纲分析^[12]的方法得出了其中一道题的公式，暗暗希望它是正确的。然后，我尝试着解了部分第二题。和化学竞赛一样，物理竞赛的前15名会参加获奖晚宴。同样地，优胜者几乎全来自洛杉矶高中系统里的顶尖学校。但提到第一名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家伙从哪里来？纳博讷中学？那是什么小地方的职业学校吗？竞赛的分数分布也和化学竞赛相仿，只不过这次我是那个第一名，拿到了931分，第二名落后了五六十分。穿过那群自鸣得意、长期享受特权的顶尖高中的学生，我终于可以在奖学金表上随心所欲地挑选心仪的大学。我在加州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间犹豫不决，加州理工大学自然是我的首选，然而，虽然它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我实在无法支付每年2 000美元的高额生活费和住宿费。加州理工所在的帕萨迪纳市的消费水平之高，哪怕是周边地区的费用也超出了我的预算范围。结论就是：我单纯地上不起加州理工。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乐意提供每年300美元的奖学金。它的学费只有每年70美元，并且由于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后代，政府会另外为我的大学学费提供全额奖学金。伯克利校外的住宿费用低廉，如果选择学生住宿联合会提供的宿舍，价格可以更便宜，每个星期只要额外工作4小时就能享受每月35美元的房间。当我最终选择伯克利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说，至少伯克利有相当多的女生，我可以过上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

除了竞赛和升学，我在高中期间还认识了霍奇先生，他对我影响很大。霍奇先生是一位退休的电子工程师，也是我们的邻居，他的花园里栽着充满亚热带风情的椰子树。西班牙式的灰泥砖瓦房和满是金鱼的池塘与我们的后院毗连。早在几年前，霍奇先生就注意到了我对无线电的兴趣。在自家后院的大树上，我搭了一个大概25英尺高的树屋——一个钉在粗大的水平树杈上的平台。凭借着这个平台，我能透过霍奇先生家的竹林看到他家后院里的神秘塔楼。那是一座锥形建筑，包裹着一层绿色沥青屋顶建筑材料，霍奇先生一度在顶上装了一架风车。有一天，霍奇先生邀请我到塔楼里，我们一边登上狭窄的30英尺高的中央旋转楼梯，一边观赏霍奇先生的收藏品，每一层都是一座各种无线电部件的宝库。霍奇先生让我从中挑选一样作为送给我的礼物，我选了一个精致的空气介质可变电容。这是时下无线电接收器和发射器中必不可少的部件，由数个固定间隔的金属片制成，可以通过旋钮调整另一组金属片的位置从而改变每片之间的距离，有了它，无线电设备就能发射或接受不同的频率电波。把这个部件装在我自制的无线电上，我就可以简单迅速地调无线电频道了。每隔几个星期，霍奇先生就会送给我他众多藏品中的一个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就在我的无线电设备越来越多，而且对无线电的兴趣也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开始思考一些未来可能会大有用途的技术。

其中一个想法是通过大脑的思维活动来开门、关门。大脑在进行思考的时候会产生电信号，而人的头皮部分也会相应产生微弱但是可探测的电流。我想到可以剃掉头发，然后在头皮上贴上电线来采集我的脑电波信号。我希望通过改变思考活动来产生不同的电流，然后把电流导入身上穿戴的无线电发射器，当安装在门上的接收器收到特定的信号时，就能带动门的开关。从理论上来说，我能够发送像莫尔斯电码那样的点和杠信号（或者用当下更时兴的方式：发送0和1的二进制信号），从而形成各种复杂的指令形式。我未曾真的把这种小玩意做出来过，不过将可穿戴式电子设备和无线遥控相结合这个想法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有关霍奇先生的另一件事是，他帮我订阅了《科学通讯》（Science News-Letter）杂志（即现在的《科学新闻》杂志，Science News），并且告诉了我有关西屋科学奖（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后来分别由英特尔公司和再生元制药公司主办）的事情。我们高中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教师）知道这个竞赛。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和全美的其他1 600多名高中生一起参加了1949年第八届西屋科学奖大赛。我从《科学通讯》杂志里获取的知识为大赛的笔试部分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除了笔试和教师推荐信，我还需要在大赛中提交一篇科学方面的论文。由于没有现成的指导材料，我一开始准备到图书馆写一份有关金属铍的专文，但是这篇东西冗长无聊并且相当晦涩。我中途停下来，想到了一些自己在实验中发现的有趣话题，从中选择了几个，重新写了一篇论文：《一些独创的计算方法》。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展示了如何用圆形轨道而非更精确的开普勒椭圆轨道来找出天空中行星的大致位置；第二部分的计算则是关于如何算出玻璃棱镜的折射率（并且以此为基础算出玻璃中的相对光速）的。不需要复杂精密的仪器，只用在桌面上移动棱镜直到棱镜的下表面变得半透明，然后用米尺和三角计算就能得出答案。

我自信在笔试中表现出色，但是推荐信和论文才是评奖的关键部分，对此我没法给自己打分。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我认为自己大概是名落孙山了。

很快我就把科学奖的事情抛在脑后，直到来年春天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廊上发现一封电报。从没有人给家里寄过电报，我怀疑可能是什么很紧急的事情，于是就打开了它。

这是西屋公司的电报，我满怀激动和震惊地读道：“恭喜！您已入选西屋科学奖最终40名获奖名单。”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和加州的另外两个获奖者一起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旅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整整5天的全部旅费都由主办方支付。在华盛顿，我们40个人^[13]见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伊西多·艾萨克·拉比，并参观了当地一座60英寸大小的回旋加速器。当时，所有人在加速器室内都不可以带可磁化材料，因为设备的磁性实在太强了，手表、按钮甚至是皮带扣这些物件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被设备的强磁场吸引而造成危险。

公开展示的那晚，我们每个人都展示了一部分自己的科学实验成果。展示中的表现将决定40名最后优胜者的奖金排名。我展出了自制的无线电基站，它由一个遥控旋转天线控制。不幸的是，我们的展位上并不提供电源，我的现场实验计划最终变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电子器件。前十名优胜者经裁判评定，分别获得了从1 000美元到10 000美元不等的奖金，而我们剩下30人每人能拿到300美元。无论如何，全美顶尖大学的科学院系都来找到我们并向我们抛出橄榄枝。除此以外，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哈里·S. 杜鲁门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里亲自接见了我们。握手的时候，他的手相当坚实、有力，触感有些像在皮椅上涂了一点滑石粉。

在我的整个高中生涯中，周围都没几个对物理科学感兴趣的人，所以我只能一边自学知识，一边自己完成实验。但我时常和挚友迪克·克莱尔和吉姆·哈特分享其他方面的话题。我们谈论学生政治；讨论选举、冷战、西欧重建和种族歧视这些国家和全球事务；也会在一起阅读、思考道德和哲学问题。吉姆是一个诗人、作家和动画天才，而迪克除了写作外，还是一个哲学家。尽管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但友谊一生未变。

高中时我唯一会玩的就是国际象棋，此时我对扑克牌和赌博还一无所知。不过，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时光里，我受到星体在轨道上运行的启发，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念头，想着既然我能准确预测天体的位置，或许我也能预测在旋转轮盘上小球滚动的结果。有一次，杰克·沙松先生邀请我去家里吃晚饭，他们夫妻二人刚从拉斯维加斯旅游回来。当说到旅途里的经历时，他说想要在赌博上打败赌场是天方夜谭，出于青少年的自负，我很快回答我总有一天会做到。杰克接着说“噢，得了吧，埃迪”。然后我就放下了这个念头。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安静地蛰伏在我的潜意识里，等待时机。

[1] 战俘营中的恐怖生活在艾格尼丝·基斯的畅销书《得以生还：日军战俘营里的经历》（Three Came Home: A Woman’s Ordeal in a Japanese Prison Camp, 1949）中有详细描述（1985年纸质版，埃兰德书局，伦敦和希波克林书局，纽约）。

[2]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3] 参考埃德蒙科学公司的《2000年科学与工程爱好者科学目录》（Scientific’s 2000 Catalog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nthusiasts），第31页。

[4] 原名劳伦斯·拉里·理查德·沃尔特，是一名美国卡车司机。1982年，他坐在一张绑了45个直径4英尺的氦气球的折椅上，蹿升到了15 000英尺的高空，从圣佩德罗一直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禁飞区。他一落地就被警察逮捕并因“无证驾驶飞行器”被罚款1 500美元。不知为何，这次事件在全美范围内非常有名，当时的那把休闲椅至今依然在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展出。（“折椅拉里”，第280—281页，普吕姆，纽约。）——译者注

[5] 参考温蒂·诺斯卡所著的《达尔文奖：在行动中进化》。（达尔文奖是一个玩笑奖。——译者附注）

[6] 照明弹，浸泡在硝酸钾溶液中然后风干的线。

[7] 差不多50年后，我在听肯·福莱特的小说《来自圣彼得堡的男人》（The Man From St. Petersburg）时注意到，里面的反英雄恐怖分子制备硝化甘油的配方和步骤，与我小时候在母亲冰箱里制作的硝化甘油所用的是一样的。

[8] 参见www.digitalcollections.lmu.edu/cmd/ref/collection/chgface/id/294。

[9] 参见《圣经·列王纪·上》第18章44节。

[10]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1] 一种美式儿童游戏，有点类似于捉迷藏或“抓鬼”游戏。游戏中会选出一个拿球（或者其他信物）的孩子，而其他孩子会尝试着夺取球，游戏以是否成功夺得球判定输赢。——译者注

[12] 当时我对珀西·W. 布里奇曼的《量纲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1922）非常熟悉（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市，康涅狄格州）。

[13] 2015年，我的孙女克莱尔·高尔是同一竞赛的最后300名候选人之一。当时这个奖项已经更名为英特尔科学奖，竞争也更加激烈。比起1949年第一名所获得的1万美元奖金，现在三名最终获胜者每人将会获得15万美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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