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的“歌唱”记忆

互推小编 2023-11-10

2018年末，KTV上了热搜。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通知各KTV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OK经营者，删除或不再向消费者提供未经授权的6000多部音乐电视作品，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热门曲目。这些曲目“炸”出了一大帮人的集体回忆和“金曲下架，版权保护不下架”的知识产权保护共识，越过事件本身，我们也听到这样的疑惑之声：“现在还有人去KTV么？”

那么，KTV是怎样引进中国，又发展成为全民娱乐方式的？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越来越少去KTV了吗？

世纪之交的文化消费“景观”

在中国人的共同记忆里，对一些生活事物的初次体验，常常能成为标记一个时代的节点。比如第一次穿上喇叭裤，第一次在服装店发现太阳眼镜，第一次品尝可乐……再比如，第一次坐进KTV柔软的沙发，一边点一支喜欢的歌，一边接过了麦克风。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KTV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卡拉在日语里是空洞、虚无的意思，OK指的是无人伴奏的乐队。Karaoke最初只是供专业乐手在没有伴奏乐队的巡回演出中使用的伴奏磁带。当时，日本仍处于战后资本主义狂飙猛进的时代，膨胀的物欲和沉闷的社会使得西方的嬉皮士生活迅速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开来。1971年，日本人井上大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卡拉OK机，被称作“卡拉OK之父”，如美国《时代周刊》的评价，他“改变了亚洲的夜晚”。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日本卡拉OK逐渐流入中国内地，一时间风靡街头，不过它最初更加流行的形式是露天卡拉OK。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一个叫周英的小贩在街头摆摊卖光盘，在完成了第一轮资本原始积累后他开了一家光盘专卖店。由于单纯售卖光盘难以让顾客对货品有直观感受，周英就在自己店里设置了一个简易包厢，供人免费试听、试唱。没想到，后来光盘没卖出去多少，来试唱的客人反而越来越多。周老板干脆转型，做起了“卖唱”生意。这就是中国第一家KTV，短短几年，它就在中国台湾成为拥有数十家分店的连锁量贩式KTV。

1994年，KTV“游”过台湾海峡，选择上海作为它的登陆点。上海对于新鲜事物总是包容开放的，KTV迅速以上海为根据地，铺满了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一时间，各种本土KTV也竞相出现，取代了歌厅、舞厅、迪厅，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有人说，KTV作为一种世纪之交的文化消费“景观”，其背后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长。在这里，他们为自己歌唱，为破碎的爱情、珍视的友谊、新世纪时时刻刻的“不知如何是好”歌唱。KTV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构成了中国社会重要的公共领域，灯红酒绿的掩映下，个体化的市民社会在其中滋长。

似乎在一夜之间沉寂落寞

传统中以含蓄矜持为美的中国人大多羞于在大庭广众下引吭高歌，这似乎让国人比发明了KTV的日本人更喜欢在昏暗的包房里一展歌喉。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或许谁都说不清楚，曾经开遍大街小巷的KTV，又是怎样淡出国人的生活的。

“2008年前后，投资一家千万元级的KTV店，最快一年回本，最差也能两年回本。”一位KTV高管说。在“暴利”的刺激下，KTV曾遍地开花，包括地产、煤矿、金融等文娱产业之外的资本也纷至沓来。但如今，KTV门店客源减少的趋势愈发明显。

2006年颁布实施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且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这一条例的颁布，给原本野蛮生长的中国KTV市场踩了一脚急刹车。而不断上涨的租金和歌曲版权费支出、走高的人员薪资福利成本、不低的设施保养费用、曾经团购大战对价格的压制均使得KTV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更严重的问题出在客源上，随着消费主义的膨胀，娱乐方式日新月异，而个体意识的成长，也让年轻人更喜欢独自玩耍。消费主力军厌倦了KTV这种略显老土的娱乐方式。

两年前，有媒体曾对青年群体“为什么不爱去KTV”做过调查，得票最高的选项是“KTV给人的社交压力太大了，只有会唱才有存在感，而不会唱的人会觉得索然无味”。

在物质繁盛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再需要躲进昏暗吵闹的KTV去排遣无处安放的青春，互联网提供给他们随时在赛博空间相聚的机会，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勾连显然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累赘。

以钱柜KTV为例，这个以“中高端”作为市场定位的连锁品牌，从鼎盛时期的全国19家门店，到如今仅余北京惠新门店以及上海的2家门店，昔日“掀起了北京大型正规KTV潮流”的标杆品牌似乎在一夜之间沉寂落寞。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KTV已经度过了全民嗨歌的鼎盛时代，问题接踵而来，年轻人不去玩了，不赚钱了，究其根本就一句话：不好玩了。”

新生代唱歌新选择：线上App，线下玻璃房

近年来，关于中老年人占领KTV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被时代抛下的KTV遇上了同样被抛下的中老年人。这些在激荡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人，迎面撞上了市场化浪潮，等到终于有时间享受退休生活了，才发现时代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位置。于是，当年轻人不再把KTV作为首选场所后，老年人成群结队地走进了冬暖夏凉的包房，在KTV的一首首经典老歌里找寻时代的印记。

对于中国的“歌唱”市场来说，2014年是个重要的拐点。KTV的传统老大哥们交出了手里的接力棒，而新秀们伸出了接住的手。

2014年，日后将成为两大流量巨头的唱吧、全民K歌App初版上线；2015年刚一开年，KTV关店潮开始；2016年，迷你KTV登场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圈地运动”。

到2018年一季度，移动K歌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2.27亿，较2017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3%。其中，全民K歌和唱吧二分天下，线上K歌市场的流量几乎由它们垄断。

而2016就开始向商场进军的迷你KTV更是快速扩张，《关于引导迷你歌咏亭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印发后，文化和旅游部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即有5.4万个迷你歌咏亭纳入备案管理。与租金和人力成本较高的传统KTV不同，迷你KTV成本极低，一个玻璃房外加一台设备的成本在2万元-3万元之间，回本更快。用户单次在迷你KTV的平均消费在30元左右，远低于传统量贩式KTV200元左右的单次消费。

跟许多这些年发生的更迭一样，人们对唱歌的需求一直存在，只是满足需求的方式更多了。而不管是传统KTV、迷你KTV还是在线K歌，受限于自身的业态，只能各自占领一个入口，成为特定人群在某种时刻某种状态下的娱乐方式之一。人群正被切割细分，“孤独者”们走进玻璃房间，“流量壕”们打开数据开关开始录音，老人们走进KTV回忆青春……在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时代，再难用一种大一统的娱乐方式触及所有人。今夜有人欢唱，有人入眠。

（雷册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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