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参随负面影响显著，为何难以裁革，还长期存在？

明代参随是一种公务随从。“参随”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意为“参与、随从”。元末明初，在战争的推动下，“参随”专用于军事领域，其含义随之泛化，变为军务随从的固定称谓。作为军事活动的产物，军事性、临时性是参随的两大基本特征。

永乐至正德年间，参随与钦差制度相结合，逐渐走向冗滥，在其上官、选拔方式、来源等方面皆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参随人数快速增加，规模急剧膨胀，弊端越发明显，明廷被迫对其员额、选拔方式、待遇等方面出台相应政策，以求更好的进行管理。

嘉靖前期，明廷厉行新政，革除冗滥，参随一时间遭到了大力整顿，其上官、名目被迫发生了一些改变。

万历中后期，矿税大兴，宦权高涨，参随与钦差内官紧密结合，再度冗滥。随着矿税活动的终结，参随快速衰落。

天启年间，宦官势力重新坐大，参随再次活跃起来。崇祯时期，阉党倒台以后，参随仅是零星出现，直至明朝灭亡。

明代参随的活动十分频繁，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多个领域，对国家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方面，明军统一天下，参随贡献良多。永乐至崇祯时期，参随佐助上官，征伐作战，参赞公务，对于稳定地方局势，出力甚多，功劳不可忽视。

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参随的弊端日渐显著，负面影响不断扩大。

军事上，参随大量地冒滥军功，导致武官人数急剧增加，武选之法尽坏，军事不断失败；经济上，参随靡费国家财政，同时疯狂敛财，肆意地掠夺百姓，多次激变地方，引发明朝与外国的战争冲突；政治上，参随罔顾法律，不断僭越礼仪制度，欺凌有司，窃夺上官权力。

简而言之，参随虽然在辅助上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同样显著。

明代参随长期存在，难以裁革，原因有二：

一是自英宗以后，内官外出，亦有参随陪同。于是，裁抑参随一事，便成为了文官、武官、内廷三方博弈的焦点之一，在宦官的羽翼之下，参随间接获得了皇权的保护。

二是明代钦差制度并不完善，各钦差由于公务所需，不得不使用参随。至于参随的不断冗滥，根源在于它是一条社会流动和牟利的渠道。

一方面，自成化以后，请托之风盛行，官员互相结党，权贵子弟、亲故纷纷奏为参随，与上官一同离京，企图冒取军功，授官升职，成为世袭武官，在这张利益网络的庇护下，参随逐渐冗滥。

另一方面，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投充参随，便等同于社会地位的提高，一些人才还可借此获功授职，世袭传家。无赖人等也能通过参随，暴敛钱财，纳赀为官，最终完成社会阶层的跃迁。

此外，自明中期以后，官冗问题正式出现，官员群体急剧膨胀，城乡人口大量分化流动，最终导致社会上闲散官、民日渐增多，成为了参随不断冗滥的群体基础。明代参随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元末明初、永乐至正德、嘉靖至崇祯三个阶段。

其中，嘉靖以前的参随主要以权门子弟为主，冒功升职的现象较为突出。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底层民众纷纷投充参随，相比之前，谋取财富才是其首要目的。

参随的这种变化表明，到明代中后期，社会上逐利之风盛行，由于参随地位独特却又极易触碰，很快便成为底层民众求财的重要途径。明代参随与钦差制度相结合，是其典型特征。

洪武时期，太祖“设官分职，咸有定额”。

其时，虽然已有“钦差”之名，但是并不正式。至永乐以后，国事日繁，三司力有不逮，虽然在祖制的阻碍下，明廷不设新官，却大量地派遣钦差，外出理事。明代钦差“口含天宪”，权力甚重。

不过，由于制度的缺陷，钦差却未有公署及专门的佐助人员。对此，在明廷的允许下，镇守官、钦差内官、钦差文官人等，皆可效仿征伐将帅，奏带参随以辅助公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正德年间。

嘉靖前期，明廷厉行新政，大力整顿参随，并且规定，军中不得奏带参随。到万历中期以后，矿税大兴，参随与钦差内官的关系十分紧密，进而成为其公务随从的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通俗意义上的“钦差”历朝皆有。赵秀玲先生指出，早在春秋战国，即有“特使”的称呼，延至元、明两代，钦差正式出现，并广泛使用。入清以后，清廷在此基础上，又设立了“钦差大臣”制度。

虽然历朝以来，钦差制度有所不同，但是钦差外出，一般皆有随从，或佐助公务，或打理日常生活，其人倚仗权势，欺压地方百姓的现象却十分常见。

元代钦差尚不普遍，与其“亲随伴当”相比，明代参随一旦与钦差制度相结合，所造成的危害显然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因此，明亡以后，清廷追鉴于往事，在广泛派遣钦差大臣的同时，对其随从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其一，限定随员出身。钦差出行，例带本衙门司员，若本衙门无熟悉刑名之人，方可奏带刑部司员，而现任大员子弟，则一律不准奏带。

其二，限定随员人数。按照惯例，钦差准带一、二人。并且，随员的家人亦有固定额数，不准大臣随意奏带。

与此同时，为防止宦官擅权，清廷还刻意打压宦官，如顺治十年（1653）上谕内院曰：“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准擅出皇城。”

简而言之，清廷通过以上各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钦差随从人员的不良影响。但自嘉庆以后，朝廷监管不力，钦差随员及其家人又普遍超额，再次上演了明代参随的旧弊。

覆曰“其随带司员，嗣后外间亦断不许有‘小钦差’之称”，但是从史料来看，其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

总而言之，在帝制体制之下，作为外派皇权的一种代表，钦差随员与社会底层民众相互勾结，祸乱地方百姓，导致国家受损的弊端，始终是封建王朝的痼疾，绝非明代参随独有。而关于此类问题，对历代王朝所作的各种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今人也应有所警惕，力求以古鉴今，不蹈旧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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