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3渭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成功举办，孙小荣受邀出席，并在“黄河·华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论坛，以“研学旅行推动渭南优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题作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有补充和删减。
华山有个著名的景点，叫“下棋亭”，因赵匡胤与陈抟老祖下棋而得名。大家都知道，史书中说，赵匡胤不是天生就是天子，是被黄袍加身逼上皇位的。赵匡胤前半生也是颠沛流离的“灵活就业者”，今天投奔这个，明天投奔那个，总是遇不到“明主”。直到后来投奔后周太祖郭威，才开始稳定下来，领兵作战；在后周世宗柴荣时，被封为殿前司都点检，相当于守卫皇城的禁军统帅。这为“陈桥兵变”铺平了道路。在赵匡胤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他去华山拜访隐士陈抟，可以说是“问道天下”。据说陈抟一见赵匡胤，发现此人有“天子之相”。就邀赵匡胤下棋，还给赵匡胤挖了个“坑”，赌注是如果赵匡胤输了，就把华山给他作为修道之地。自古华山一条道，大家想想，在赵匡胤的时代，华山没有索道，没有缆车，就连上山的步行道都是可有可无的。今天我们登山的步行道，是后来为方便游客登山而开凿、修建的。也就是说，当年赵匡胤上山时要手脚并用爬上去，下山的时候也要连滚带跌溜下来。就算赵匡胤是身强力壮的武夫，那也得费一番脚力手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可见为求“名师”，赵匡胤是多么谦恭和虔诚。赵匡胤为何要如此？是为求学，向陈抟问道天下大势，以及自己何去何从。陈抟也不吝赐教，据说“陈桥驿兵变”“杯酒释兵权”和“兄终弟及”的皇位传承等，都是陈抟的妙计。陈抟还为大宋王朝的继任者赵光义贡献“远近轻重”的治国理政思想，“远近”即诸葛亮说的“远小人，近贤臣”；“轻重”即轻徭役，重功赏。赵匡胤不是一介武夫，只会带兵打仗，他还酷爱读书，尊重知识分子。而隐士陈抟就是五代乱世末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大家都知道，大宋王朝极其尊重知识分子，曾立下“不杀文官”的规矩。我们今天知道的赫赫有名的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等大师能够仕途失意，还能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创造了宋朝璀璨的文化遗产，都是得益于“不杀文官”的规矩。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华山下棋亭的“赵陈对弈”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研学”——一个开国皇帝，问道布衣隐士，推动了一次改朝换代。
20多年前，我曾在毗邻渭南富平的阎良上学，周末的时候，喜欢租辆自行车和同学们四处游荡。在阎良和富平之间，隔着一道“塬”，当地人叫“北塬”。在这个北塬有座军营，我们学校经常和他们搞联谊活动。军营的前面有个大土堆，我们经常在这个土堆上玩，这个大土堆竟然是汉太上皇的陵墓，也就是说，里面埋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爹，用关中话说，就是刘邦“他大”。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北塬”名叫“荆山”，也叫“荆山塬”，是上古传说中黄帝和大禹筑九鼎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的那个代表国家象征的“鼎”，竟然诞生于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北塬”。而这个“北塬”，现在已经成为“中华郡旅游度假区”，是渭南重点旅游项目之一。这个以“中国飞机城”和“中国航空城”著称的阎良，曾经是秦国故都栎阳，是“商鞅变法”的发生地，秦国由此开始逐渐强大，迈向称霸之道。商鞅变法开启后，商鞅建议秦孝公，将秦国都城由栎阳西迁至咸阳。从阎良骑自行向临潼方向走，有个“新丰镇”。这个“新丰镇”也有故事。大家都知道，刘邦创建大汉王朝，把首都定在长安，把“他大”即他的父亲，也留在了长安皇城。但是，“他大”过不惯皇城的生活，就像现在很多农村的父母，过不惯城市的生活，总想着要回老家——江苏沛县丰镇。刘邦也是个孝子，为了留父亲在身边，又满足父亲的怀乡之情，就在临潼按照沛县丰镇的原样，仿建了一个“丰镇”，取名“新丰镇”。有一次，我们去蒲城实习，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标识——“国家授时中心”。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每天听到的整点报时“北京时间”，原来是在这个地方测时发布的。这就是陕西，处处是历史，文化铺满地。当我少年时，走进这片土地，时时处处都会发现意外的惊奇。因此，研学不一定是组织的群体行为，更多的是个人游历的发现和见证。只要我们心怀探究和好奇之心，任何一次行走都可能转变为一次研学之旅，因为学识不仅仅在书本上，更多的是在大地上。
最近“淄博烧烤”火了，有人调侃说，“上次淄博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的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学府。列国的王室贵族、豪门子弟在拜师学成之后，大多都要去“稷下学宫”论治国理政之道，表现优秀的可以“一辩成名”，将毕生所学授予帝王家，出类拔萃的可以直接拜将入相，推动了“百家争鸣”这一思想盛况。列国的饱学游士离开自己的国家，到齐国去答辩，其实就是早期的“游学”。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游士们游学的过程，也是脚踏实地勘察地理形胜、体察民情民风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知行合一”中，这些游士不断地修正已有的学识，创造了各自的治国理政理论体系，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思想高峰——诸子百家，乱世争鸣。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孔子周游列国”，带着弟子游说君王，推销自己的复礼、仁爱之道。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后的17-18世纪，才出现“壮游”。首先是从英国的贵族子弟开始，将“壮游”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是一种实践教育。从牛津、剑桥毕业的贵族子弟，从家庭获得一笔丰厚的资金，由自己的老师带着，到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游学。尤其是要学会法语，因为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学会法语就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思想和西欧文化。另有一种说法是，英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壮游”，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封闭的岛国，而当时英国又是继法国之后欧洲最大的帝国，英国人不愿意偏安一隅，他们都是积极的“世界主义者”，青年人热衷“壮游”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在身体力行地表达和传播着“英国精神”。英国启蒙思想家和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旅游；旅游是学业的结束，可以促进完整人格的形成。”他甚至提议，年轻人应该至少进行两次游学：一次是在7至14岁时，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一次是在21岁以后，单独进行，有利于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养成。但是“壮游”一词的发明者，却是中国唐朝著名的诗人杜甫。他在年过半百时，曾写过一首以“壮游”为题的诗，来讲述自己前半生颠沛流离的游荡经历。至少从“游学”和“壮游”发明的时间维度，我们又找到了东胜于西的历史优越感。通过东西历史上“游学”现象的对比，我们会发现，游学是最早的旅游形态，我们今天所说的“研学”发生在近现代观光、休闲、度假的需求之前。
在古代，由于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尤其是交通水平的制约，大部分人是不会有“游学”的需求和条件的，大部分人世世代代都在为基本的生存、生产和生活而苦苦挣扎，哪顾得上游学。不仅游学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专利，就连游园、郊游都是贵族家庭的特权。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青山绿水的风景区，对于古代的当地人来说，那都是穷山恶水的困境，到现在还有句话说，“住在风景区的人，不懂得欣赏风景”，风景对于当地人来说，它只是生产环境或生存资料，而不是享受审美的对象。正因为如此，首先实现旅游的，是那些有机会、有条件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如司马迁、张骞、法显、玄奘、徐霞客等。尤其是司马迁，他是应该是最伟大的研学者之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中很多的记录，司马迁并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要亲自去实地走访、查看、求证的，包括上古时代以及夏商周的很多历史记录，我们今天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竟然证实司马迁《史记》相关记录所言不虚。如果说研学是旅游的发端，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的旅游形态，都具有或者说都附带有研学的功能。每一种旅游产品、业态和场景的设计，都具有寓教于乐的知识、精神和情感传递。文旅部曾经提出过一个新理念，“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后来感觉不对，旅游应该先是一种“学习方式”，其次才是“成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学习方式”提到首位，也算是一种正本清源。所有人类的流动，都是旅行，因此，我们把走过的路叫做“旅途”，把路途上投宿的地方叫做“旅馆”，把流动的人口叫做“旅客”。所有人类的旅行，都在获知，因此，中国文化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西方思想也推崇“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当我们谈论研学时，我们往往把目标客群，更多地预设为学生群体；正如当我们谈论研学的内容时，我们往往把研学的实践，局限于传统文化（国学）和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特别有名的文化遗产型景区和红色旅游景区，研学的学生总是成群结队。然而，如果从“终身学习”的需求而言，研学是适合全龄、贯穿一生的修为。作为一种学校教育的补充，一种寓教于乐的娱乐性学习，研学可以伴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历程，活到老，学到老，玩到老，正在成为长寿人生的追求，也是高质量人生的品质保障。幼儿启趣、少儿启蒙、少年启识、青年启志、中年启智、老年启情，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研学的需求，每个年龄阶段也都需要适龄的研学内容和服务。搞研学旅游，也要着眼于“全龄化”的内容、课程设计和服务配套。比如，如何启发幼儿阶段的孩童的亲生命意识。调查发现，6岁孩童80%的梦境，都跟小动物有关。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这个年龄阶段的孩童对小动物充满好奇，不管是卡通形象，还是萌宠乐园，都是他们喜欢的。那么，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开展一些人与动物的互动以及科普性、体验化的产品和场景设计，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童趣体验和亲生命意识。自然课堂、森林课堂、田园课堂等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在美国已经有2000多家自然课堂，而在德国也开设有600多家森林课堂。在中国，包括农耕文化、农业科普、农事体验、户外生存等田园课堂，也逐渐被纳入研学旅行。这几年敦煌有条“玄奘之路”的徒步线路很火，参加的大都是中青年团体。这条徒步线路将“玄奘故事”、瓜州多元地貌与关外历史遗址结合起来，既是体能型挑战，也兼顾地理和历史的亲历考察，既是启能，又是启志、启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卫生、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我们将迎来长寿时代。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份报告，说是2020年上海人的平均寿命，男性81.24岁，女性86.20岁，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67岁。这也就意味着，60岁左右退休的人，还在壮年。我们要想度过一个丰富、充实的晚年，就不得不“重启人生”，学习一些新技能、新兴趣、新爱好。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设立“老年大学”“老年兴趣班”等，老年人不仅热衷于跳广场舞，琴棋书画花艺茶也是可以陶冶情操的兴趣所在。我在抖音上看到有个老年攀岩团，在四处挑战高难度的攀岩。尤其是老年化人群喜欢怀旧，曾经留下深刻记忆的地方，或者能回归旧时生活方式的地方，也是他们所追寻的怀旧体验。比如很多老知青会组团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去忆苦思甜，或者“老同学回校游”“老战友回营游”“老乡团回乡游”等，都是老龄化客群的情感需求。那么，如果将具有这些资源特征的地方，研发成老年游学基地，展现地方在大时代中的变迁历程，既有“怀旧的场景”，又有“新潮的生活”，让老年人在游学中将个体人生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有新的体悟和情感的满足，都是潜在的市场需求。只不过现在，“老龄化游学”还是一个被忽略的潜在需求。老龄化客群一般都有着丰富的阅历和人生体悟，也有着充足的闲暇和闲钱，想去看看世界，在游中学，学中游。那么，能否为老龄客群提供符合他们阅历特征的研学内容，是一个极具挑战，但需求巨大的市场。我们看到研学旅行的现状基本上是“旅而不学，学而不研”，具体表现为：缺少专业化的研学组织、缺少针对性的研学课程、缺少精准化的研学流程、缺少适应性的研学场所、缺少高精专的研学团队。从组织形态上看，还是在传统旅行社的组织方式和服务配备的升级，所谓研学就是“走马观花”的“特种兵、打卡式、到此一游”，研学跟普通的观光旅游没太大的区别。从研学课程而言，要么缺少“适龄化”的定制，要么即便有相关课程，也只是关于景区、景点的资料简介。我曾经在一个溶洞景区，遇到一个研学团队，导游讲解溶洞的景观时，还是从“形象”出发，把钟乳石的形态比喻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形象，比如这块像观音菩萨、那块像定海神针，那组像“西游记”师徒，那组像八仙过海，而并没有从地理、地质的构造来解释溶洞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形成和演变。那么，对于研学的群体而言，他们可能获得“趣味化”解读，却没有得到“科学化”的解释，研而学来的是错误的知识和信息。从研学的流程方面来看，缺少精准化的流程设计，研学作为一门教育实践，应该具备课程化的管理和知识点的设计，比如研前预知、研中探知、研后感知，做到“知行合一”。要有“作业化”的布置和督导，“试题化”的考核和验收，不管在学识，还是思想认知层面，都要达到一定的积累和升华。从研学的场所而言，缺少特定的场所，基本是围着景区、景点走。在有些知名景区，比如在曲阜的“三孔”，以及邹城的“二孟”，我看到的现象是成群结队的研学大军涌入，极大地挤兑了大众旅游的游历空间，普通游客看到一群孩子，出于爱幼及谦让心态，只能让着、绕着游览。
由于学生研学具有公益性特征，当大量的研学客群融入一个景区时，不仅会挤占旅游体验空间，还会对景区的消费转化造成影响。面对研学的“旺丁不旺财”，很多知名景区其实苦不堪言，只能忍痛负重。因此，研学也必须有特定的场所，比如设立研学讲堂，开辟研学工坊，建立研学基地，或者研学旅行应该和大众旅游错峰、错位来展开，这不仅会提高研学的质量，又不会影响景区的正常运营和消费转化。从研学的服务团队而言，还是领队、导游、讲解的“三位一体”配置，而实际上，研学应该区别于大众旅游的团队配置，由专业的讲师来组织、引导和讲解。尤其是讲解，不应该是“通吃型”的导游和讲解，而应该是具备专业研究资质的讲师和某个领域的资深实践专家来讲解。比如，研学溶洞，就应该由地理、地质学家来讲解；研学古建筑，就应该由建筑专家或者资深的木匠工匠来讲解；研学大荔西瓜，就应该由种植西瓜的瓜农来讲解，因为他们对于西瓜的生长习性、成长环境和口感品质，比一般导游更了解，讲述也更接地气。因此，研学旅行目的地，应该把当地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里的精英，培养成专职或兼职的“研学讲师”，让他们来讲述各种类型的“在地文化”。研学课程及产品体验的设计，应该针对不同的客群量身定制。除了传统文化和红色教育，还应该开设更多的生态课堂、工农课堂、技能课堂、体能课堂、未来课堂、特训课堂等类型的课程。在内容的设计层面，应该凸显情趣、智识、体能、技能、互动和社交等综合功能。研学产品唯有定制，才能催生新的配套服务，唯有研学服务的定制化，才能催生出适应性的研学体验。与此同时，研学的价值链才能有效形成。否则，研学旅行跟大众旅游没什么区别，研学就变成了“真旅游，伪研学”。
渭南是华夏根祖之地，“中华父亲山”秦岭与“中华母亲河”黄河在这里交汇，华山、中条山、崤山在此相望，山河形胜构成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心。渭南位居历史上王朝建都最多的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每次王朝更替、风云际会总是绕不开渭南这道“关口”，因此，渭南也是中国的历史版图中心。不管是“百家争鸣”时代东西往来的游学士子，还是盛唐时代从日本渡海而来的“遣唐使”，都要经过三门峡的函谷关，渭南的潼关，才能进入大秦帝国和大唐帝国的都城。仓颉造字，文明诞生，每个能识文断字的人，不管是你用手写，还是用手机写，都应该来此朝拜；司马迁著《史记》，解决了中国人的三大哲学命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来此寻根问祖；酒神杜康和诗经发源地，隐藏着中国文化久远的浪漫，因此，渭南也是中国文化版图的中心。因此，从研学的资源优势而言，渭南可以说是“山河为堂，天地大课”。梳理渭南的研学资源，具有以下内容特征：岳渎相望、华夏根脉、根·魂肇启地；
仓颉杜康、诗经沙苑、司马迁著史记；
鼓舞戏曲、民艺非遗、古村古祠古建；
农耕田园、名产风物、原乡生态自然；
渭华起义、渭北革命、传承红色基因；
秦东故事、民间趣闻，启智怡情乐教。
但是资源优势并不代表产品优质，渭南要推动优势研学资源向优质研学产品的创意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首先为“四化”：一是化繁为简，从繁杂的资源中抽取能够转化为研学产品的资源，将其简化为“课程化”的体验场景。比如小熊工作室推出3至10岁体验课，只需要8步，小孩子就可以自己制作一只泰迪熊毛绒玩具带回家；二是化旧为新，就是把旧的资源转化为新的资产，既要保留旧的底蕴和本真，又要适度地加以创新改变，使其更加符合新审美和新教化；三是化苦为趣，“学海无涯苦作舟”，所有关于“学”的行为，都是孤独的苦差事，研学也不例外，要在研学中融入趣味性和娱乐性，使“苦学习”变成“趣课堂”，寓教于乐；四是化静为动，就是把静态的资源、景观、遗产，转化为可互动、可参与、可动手的研学场景，不要停留在讲和说，要拓展为玩和做，数字化和技术化为“化静为动”带来了更多可能。其次为“四益”：一是益智产品，研学产品必须有利于研学群体智能和智识的提升；二是益趣场景，研学体验必须是充满乐趣和主动参与感的实践教育；三是益体路线，研学旅行不仅要拓展其学识，还有野蛮其体魄，有利于体能性和技能性提升的线路必不可少，比如之前讲到的徒步“玄奘之路”，2021年我们也给黄河对岸的芮城县，策划了“身体上的行走：徒步大地上的内经”徒步线路和活动；四是益进挑战，研学内容要有适度的挑战性，要让研学的群体在经历中感受到明显的学识趣、智体能的进步和升华。再次是“三感”，一是电影式悬念感，研学内容的设计要有戏剧化效应，按照研前预知、研中探知、研后感知三个阶段，加入引子、诱导事件、上升情节、转折点、高潮、下降情节、结局的“电影逻辑”，来巧妙地设置悬念式介入，让研学体验充满意外的惊奇和惊喜感。二是游戏化体验感，要营造出体验研学，就像玩游戏一样的沉浸式体验感，将发起挑战、通关闯关、巅峰对决、胜利结局等手段，“寻宝游戏”原理、“密室效应”以及“五官”感应等，巧妙地运营到研学场景的设计中，强化研学体验的趣味性和刺激感。三是进阶式获得感，研学的流程要有适度的激励措施，让研学的经历和付出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认证和认可，甚至可以推出“渭南终身学习进阶证”或者“山河认证”等，把渭南打造成终身研学的目的地，鼓励每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到渭南来体验符合自己需求的研学内容。
渭南可以推出以下研学定制课，包括“山河形胜”“文史诗经”“欢乐秦东”“非遗研习”“古建积木”“生态田园”“红色教育”“徒步河山”“未来生活”“高级研修”。尤其是“高级研修班”，可以做成研学旅行的高端“商学院”。一是要注意主题分类，分类既是分内容，也是分客群；二是要适龄，就是针对不同的研学客群的年龄，来设置研学课程；三是要强化互动体验，要动心、动脑、动情、动脚、动身、动手参与，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听讲故事；四是要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和阶段性成果评估、认可，强化研学的获得感。同时，要强化研学内容的娱乐性、教育性、审美性和逃避性，变吸引式体验为沉浸式体验，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在研学旅行的推广方面，要开展交互式“双向奔赴”。一是“迎进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渭南课堂”，向山，向河，向田园，向生活；二是“走出去”，开设“移动课堂”，进校区，进商区，进社区，进园区。值得注意的是，推广研学课程是对一个地方最好的营销，不仅影响的是当下的研学客群，还有正在成长的未来主流消费客群。别忘了，“淄博烧烤”成为顶流，就是先由大学生消费群体引爆的。渭南应该建立“华夏根脉”渭南研学文化基地。我们要意识到，研学不仅仅是个旅游业态，更是个文化创意产业。这个产业体系包括课程研发出版、研学考核回访、专业导师培训、团队组织培训、营地基地管理、线路策划运营、品牌推广营销、设备器材展销、服务外包租赁、影视图文制作……我们前面说过，渭南是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心，也是历史和文化版图中心，黄河金三角、鸡鸣三省之地，历史上就是东西通途，在研学旅行方面，也独占优势，能否做成中国研学旅行的基地或者中心？自渭南，向中国，望世界，以一个独立的研学业态，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教辅的需求曾经成就了“海淀考王”和“黄冈考题”两大品牌，成就两大教辅产业基地。那么，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研学旅行会不会也产生“基地式”的品牌？我想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不是曲阜，那会不会是渭南？或者既不是曲阜，也不是渭南，而可能是其他名不见经传的非研学资源富足型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由于没有历史文化的包袱和沾沾自喜，更可能实现大胆的“无中生有”的创新。我对渭南研学旅行的发展，充满期待，为此编一首打油诗——“把渭南作为一种课堂”：行行精品课，业业皆学问；
山河为讲堂，村镇有艺坊。
导游即导演，精英即讲师；
华夏根祖地，秦东游博士。
在秦帝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前，韩国曾派一个间谍，想以帮助秦国修建水利为名，耗空秦国国力，使秦国无法东出。我们都知道，这个间谍名叫“郑国”；他修建的水利工程名叫“郑国渠”。渭南市的富平、蒲城等县的平原良田，从秦至今都受益于郑国渠的输水灌溉。但是韩国的计谋被秦王发现，他开始怀疑所有的外国人才都是“间谍”，于是下了一道《逐客令》，就是将所有非秦籍人士驱逐出秦国。其中，就包括时任秦国客卿，后来成为秦帝国丞相的李斯。李斯是楚国人，当他也被驱逐，踏上武关道准备回老家时，他感到非常不甘心，也为众多“国际人才”的命运抱不平，于是向秦王嬴政上书《谏逐客令》，劝秦王收回《逐客令》。当然，嬴政听了李斯的劝。今天在渭南分享研学，此时此刻，我想到当年《逐客令》颁发后，有志报效秦国霸业的诸国士子怀着悲观失望之情，经由潼关，出函谷关离开秦国的情形，那时想必山河都为之悲戚。但当李斯成功劝谏秦王收回《逐客令》，诸国学士又半道折返，弹冠相庆，重归潼关时，山河也为之开颜。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从此开始在“得游士，得天下”的开放与包容中崛起，谁也没有洪荒之力阻挡他东出扫六合的大势。我希望看到，新时代的渭南，能够以发展研学旅行，吸引和培育游学博士，重现当年万众归秦的盛况！—END—
孙小荣
孙小荣工作创始人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旅游专业委员副会长
孙小荣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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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2年7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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