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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戏、国粹、救国宣传:灯谜背后之近代“隐君子”的家国情怀

 

1931年的农历八月,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新出版的上海《文虎》杂志(第2卷第15期)刊登有《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作者钱南扬在文中讲起四十年前的一桩往事:“清德宗光绪二十年,慈禧诞辰,嘉善令婺源江峰青出灯征联,以为庆贺,厥后集刊为《莲廊雅集》二卷。时清军新败于日,故书中多诅咒日本之谜。”钱氏从《莲廊雅集》中录出十一条灯谜,皆有檄讨、咒诅日本之意,如“将日本挖去心肝(字一):‘呆’”,“拿获日本将放倒,左边抽了筋,右边穿了骨(字一):‘相’”等等。

原是为庆贺慈禧太后诞辰而作的猜谜雅会,居然出现“挖去心肝”“抽筋穿骨”等语,若在太平盛世,恐被认为是犯了忌讳。由是而知,清廷败于日本,实为时人所无法接受,文人儒生借灯谜雅集来泄愤,正让人想起葛兆光所说:“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实上,在晚清民国云谲波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对待灯谜(或称灯虎、文虎)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文人游戏到保存国粹,再到主张抗日的宣传工具,近代“隐君子”们因谜结社、创办谜刊的行为背后,反映文化风气与士人心态的几番转折,兹借晚清所见文人日记、谜集与《文虎》半月刊等报刊史料,对之稍作梳理,以期对晚清的小儒群体及民国中下层知识分子有更新的认知。

钱南扬《诅咒日本之灯谜》

晚清民国的文人游戏与谜社结立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猜灯谜应属节庆性活动,尤其是在正月十五元宵佳夜,清人陈维崧《元夜》词云:“更夹路香谜,凭人打。”在古代小说、笔记中,元宵节的猜谜、射虎活动更是比比可见,著名者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经作者巧思营构,吉庆的游戏成为悲剧的预言,至今令读者津津乐道。猜谜雅集多是节日的偶发之会,但在清中叶以降也逐渐成为中下层文人的生活日常,乃至形成惯例,出现各种谜社。

(清)孙温工笔画《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86年2月2日),时任松江府娄县(今上海)县学教谕的常熟文士姚福奎,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一位新朋友:“晨,新任华学何庾香来拜。……庾香,淮安山阳人,甲子举人。”何庾香,名绮,时任华亭教谕。让姚福奎始料未及的是,何绮的到来竟让自己渐渐成为一个“隐君子”: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886年2月27日):竟日谈天,庾香说灯谜……颇妙。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87年10月13日):午后,松丈偕陈叔铭、庾香、子研及予同出西门……啜茗时,叔铭谈一灯谜,颇妙。

姚氏日记的稿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其中光绪十四年至十七年的记录有阙,未详其事。然几年之后,在姚福奎被擢升为常州府学教授即将离沪时,何绮与友人吴光绶(廉石)作灯谜赠别,可见他们的猜谜活动持续数年: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二日(1892年4月8日):午后,庾香偕廉石至……廉石戏成灯谜四句赠余,每句射一古人,谜云:“‘贤哉姚广文’:‘娄师德’”,“‘别有广文馆’:‘郑居中’”,“‘从此往毗陵’:‘离娄’”,“‘毗陵桃李满’:‘常遇春’”。颇有趣味。首、三、四句,庾香俱猜着。

在到常州府学后,姚福奎也时常通过书信与何绮交流灯谜:“接似泉信、庾香信,并灯谜数百条。”“连日猜庾香寄示灯谜,属其不要露底。猜着几条,绝妙,俟寄松询之,猜不出者乞其注明。”姚在日记中录有灯谜近60条,其中有猜经典文句,也有猜人名、地名,还有的颇具市井气息,如“‘女不二字’(市招):‘只此一家’”,“‘无贵贱一也’:‘仕商赐顾,真不二价’”等等。这些灯谜的主题似无严格限定,其目的主要在于娱情。而除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外,据顾震福《灯窗漫录》记载,姚福奎还与何绮、吴光绶等数人结立社团,名曰“隐社”。

隐社的成员及灯谜作品基本保存在《日河新灯录》一书中。此书共收录包括姚福奎、何绮、郑熙、姚洪淦、吴光绶等二十四人在内的四百余则灯谜,后被雷瑨编入《娱萱室小品六十种》而得以传世。虽然隐社具体成立于何时、采取怎样的活动形式,现已不易察考,但与之相似的灯谜社团及谜集在近代并非少有,姚、何等人集会的风雅场景因而不难想见。单就《中国灯谜辞典》的著录统计,清道光至民国年间先后出现75个灯谜社团,且可谓遍布全国:北京有“北平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上海有“苹社”“大中虎社”“虎会”,淮安有“商旧谜社”,扬州有“竹溪后社”,武汉有“寅社”“消闲社”,厦门有“萃新谜社”,甚而台湾地区也有“瀛社”“复旦吟社”“高山文社”“滩音吟社”“桃竹吟社”“鹤社”等多个团体。参与这些社团的不乏近代知名文士如高步瀛、孙玉声等,而且他们的活动还结出文献成果,即谜社集,传世者达十余种,如《北平射虎社谜集》《隐秀社谜选初编》《商旧社友谜存》等,为近代文献中的一项独特景观。

纵观道光以降诸谜社,大多仍是将猜谜视为一种消闲遣闷、智斗自娱的游戏活动,但因是结社,组织、发起者往往标榜风雅,谜社集会的场所也经过精心择选,在当地具有某种纪念或标志意义。如扬州一地,许幼樵在史可法祠内组建谜社,“春秋佳日,骚人墨客咸集于此……招致社中人,谋尽日之欢”,而阮元的嫡孙阮十三则在阮氏家族“文选楼”中设立谜社(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话》),有远绍前贤之义。史可法与阮元虽和猜谜活动不甚相关,但作为地方的“卡里斯玛”式人物,他们的品性、道德超凡,其祠堂、故址能为谜社活动酝造古雅氛围。相较之下,民国上海地区的谜社则有弃雅静而取繁闹者,如苹社,其社团成员选择在繁华的“新世界”“绣云天”等游乐场中雅聚,除内部活动外,每月十五还向游客开放;大中虎社的社址坐落于“大中楼”旅店,社员也常在“大世界”游乐场、法国公园等公众场合举行大会(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这些社团别具一格,具有半公开的性质,不仅反映当时沪上所具有的新时代气息,也推动一时一地的谜戏风气,继以吸引更多的“隐君子”。

当然,大多谜社内部的成员规模往往是稳定的,并且基本属于同一文化阶层。如姚福奎、何绮所结立的隐社,成员多为地方小儒,再加上他们的弟子辈等。说是社团,其实也可视为姚、何二人的“朋友圈”。谜社社员因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而相聚在一起,反之,也会因社团而被同人视为一个集体,出现各种并称,如上海“苹社五虎将”(谢不敏、蒋山佣、王毓生、陆澹庵、徐行素,见郑逸梅《梅庵谈荟》)、南京“金陵五虎将”(周左麾、姚壁垣、郑季申、华金昆、孙云伯,见程一夔《金陵岁时记》)以及厦门萃新谜社“三十六天罡”(李绣伊《厦门灯谜杂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谜社成员可能先后参与、组织多个谜社,而他们的迁徙、宦游亦推动地方猜谜风气的扩散、辐射,何绮及其同乡后辈顾震福即典型之例。

借由姚福奎日记可以推知,淮安人何绮对于隐社的结立当有重要贡献,顾震福《灯窗漫录》云:“(何绮)任教职后,与松江文彦创隐社……丈不恒返淮,返则必张灯招射。”他还在《商旧社友谜存》序中提到:“何庾香(绮)年丈自华亭教谕返里,张灯于五云堂。(余)得读所著《蜨阶闲事》,于廋词一道始渐知途径。”是以上海隐社与淮安五云堂谜社看似相距甚远,实则联系密切;而深受何氏影响、同为淮安人的顾震福,其社团经历更为丰富:“壬子侨沪,入苹社。返里,设商旧社。比寓燕市,射虎、隐秀、丁卯诸谜社又先后追随。”(顾震福《跬园谜稿》自序)也便是说,自民国元年(1912)始,顾震福先后参与上海苹社、淮安商旧社、北京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等,无怪乎上海人吴莲洲称他是“虎坛中之健将也”。顾氏《跬园谜稿》书前有包括高步瀛、钱南扬等在内的三十位名家题辞,一代才女冯沅君更在其书后题跋,足见淮安谜士在当时谜坛上的影响。张瑜称赞顾震福道:“先生更踵起扩张,由淮而沪而燕,前喁后于,如响斯应,宣传之效,不为不宏。”近代谜社林立,与这些虎坛健将的奔走呼告不无关联,而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猜谜也从纯粹娱情的文人游戏,转被赋予国粹的艺术文化价值,并且有了跨越社团的报刊阵地。

跬园谜稿书影

从文戏到国粹:《文虎》等谜刊的创设与经营

或受谜社结立风气的影响,今传世谜集除谜社集外尚存有多种,如《灯谜丛录》《文虎》《二十四家隐语》等。这些书籍大都强调猜谜的游戏性质,如《灯谜丛录》书前序云:“游戏之作别有匠心,然而制为灯谜,尤具奥妙。”光绪八年(1882),李光耀为《二十四家隐语》作序道:“国家承平无事,士子正业外,多借杂艺以陶写性情,如词曲酒令,与夫游戏文章,比比皆是……此外有所谓灯谜者,殆古廋辞、歇后之类,历朝相沿,愈出愈新,至当代算极盛焉。”今之读者,见晚清文人自称因“承平无事”而游戏灯谜,难免为之叹惋。然到民国之时,包括顾震福在内的部分谜家已留意到灯谜的传统文化内涵,开始将之视为国粹。

顾震福《跬园谜稿》书前有民国二十年(1931)张瑜所作序,他特别称赞顾氏搜罗故友谜作的行为:“其眷念故人、保存国粹之深心,始终一贯。俾后人读之,启发心思,挹注智识。由渐而远,以融于科学;由学而仕,以敷于政治。”在他看来,猜谜具有启发心智之效,进而有利于国家科学、民主的进步。原因在于,谜语的主题包罗万象,而猜谜的过程又需相当的智识:“夫谜之为物,源经孕史,旁及百家,方言科学,无不具备。小之启智发幪,大之警世训俗。折冲坛坫,战胜朝廷,不仅以怡悦性情、交换知识为能事也。”此论一出,猜谜便不再只是封建王朝的文人游戏,而是与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浪潮紧密贴合。但与此同时,民国诸谜家也面临三个“新”问题,即如何看待新的谜语题材、开拓新的谜语研究,以及拓展新的受众群体。

因缘际会,近代报刊业的蓬勃发展,为此三问题的解决助以东风。当时出现许多载谜报纸,除了流行颇广的《申报》,漱石生、孙玉声主编的《大世界报》设有《文虎台》专栏,记录当时上海苹社在大世界游乐场中的活动盛况,此外还有《北京白话报》《小小日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金刚钻报》等等。1931年初,原上海大中虎社所办刊物《文虎专刊》转型成为面向大众的灯谜杂志《文虎》半月刊,连刊16期,一时颇具影响,而后武汉寅社也刊发《文虎周刊》《文虎半月刊》等全国性的灯谜刊物。在今天看来,这些灯谜专刊的出现,标志灯谜本身的发展、谜社的活动以及谜家的研究都步入全新阶段。

首先,从谜语题材上看,晚清时已有谜家强调制谜不能泛滥无归,然多以经史为矩矱,以保证儒家话语的纯洁性。如光绪三年(1877)“拈花道人”在谜集《文虎》序中讲,要制谜,“语必经典,方供文人学士之赏。今则谚语俚言,纷披满纸,屠沽市井,主客喧嚣,谬字支词,互相夸许,风雅扫地尽矣”。俗语、俚语、谚语及市井题材均被斥于风雅门外。十三年后,平湖李仿白从《群珠集》《玉荷隐语》《十四家谜选》以及《申报》等十余种谜集、史料中辑录佳作,编成《精选文虎大观》,此时他已将门槛放低:“谜语与经义往往相背,愈背愈佳,侮圣言之讥,吾知不免。”李氏所排斥的仅为下流俗语:“过用淫亵语者,亦概从删。”只不过,其制谜仍主要取材自传统的经史典籍,虽为国粹,可如何能够启发民智?

入民国后,谜语的题材愈加丰富,广东番禺人林汝魁讲:“新时代中多少新谜材,翻新花样供人猜。”(《跬园谜稿》书前题辞)其中,谢会心的《科学谜话》尤能反映时代思想的进步,其自《文虎》半月刊自第一期便开始连载:“现今科学昌明,文化日进,古籍旧书,类多放弃。为迎合潮流计,所有谜语,又不得不换新面目。……爰搜讨各种科学,择底挂面,凡若干则,请分期刊载,俾得贡献海内诸同好者。”谢氏所谓科学,包括生理医学、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若干学科在内,如“‘阑干曲折’,射‘十二指肠’”,“‘斜阳返照’,射‘膀胱’”,“‘国债’,射‘公生数’”等等,面貌大异于《文虎》《精选文虎大观》等传统谜集,用灯谜国粹之旧瓶装科学思想之新酒,确具识见。孔剑秋为《文虎》第一期题辞道:“今之时代,一闷葫芦之世界。”在时人看来,“未来之事黑如漆”,宛如难解之哑谜。他们发行《文虎》杂志,自言欲解时代艰辛之谜,倘若谜语题材不能与时俱进,令读报的猜谜者开阔眼界,又如何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最终“打破此闷葫芦,揭穿此哑谜儿也”?

其次,就谜语研究而论,《文虎》杂志上的文章对谜史、谜格等多有阐发,实为近代谜学之渊薮。在此之前,道光年间苏州人顾禄所作《清嘉录》是较早厘析灯谜源流及技法的作品:

《国语》,秦客为廋辞于晋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谜之缘始也。……考灯谜有二十四格,曹娥格为最,次莫如增损格。增损格即离合格也。……余外复有苏黄、谐声、别字、拆字、皓首、雪帽、围棋、玉带、粉底、正冠、正履、分心、卷帘、登楼、素心、重门、闲珠、垂柳、锦屏风、滑头禅、无底囊诸格,要不及会心格为最古。

在“二十四格”外,“拈花道人”还有“十八格”之说:“然即以巧而论,十八格中当以色意为上,俗所谓滑头禅也,而梨花、夹雪、卷帘、曹娥诸格,往往有字无意,味同嚼蜡。”此类“格法”总结,仿自诗话、文话,虽其名称含义有的不甚明了,却可见灯谜技法、内涵之丰富,值得深入探寻。是以发展至民国,以钱南扬为代表的新式学者视灯谜为俗文学、口头文学的重要材料,对之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钱南扬《谜史》自春秋书写至清代,并对谜语类书籍作有综述,是较早的灯谜研究专著。而与之同时期的《文虎》杂志,每期也刊有各种谜话,由诸多名家撰成,论说灯谜的发展、体制及地方风俗等,如第一期中有程瞻庐《吴门春灯话》、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话》、舒舍予《昭阳谜话》、陈亦陶《槐簃谜话》等等。除有文献辑佚价值,其成果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通史的论说模式外,关注地方的谜史发展细节,如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黄文虎《台湾台北谜字之概况》、陈觉是《香港灯虎近讯》、许双手《暹罗春灯谈》等文章,不但开创地方谜史的书写传统,总结各地谜社的盛衰、活动,有的还将目光投向域外,或彰示港台地区文化与本土始终血脉相连,或突显中国古典文化的海外影响,其宣扬国粹的意图灼然可见。二是深化灯谜的体制、技法研究,曹书衡《文虎体例》、谢会心《评注灯虎辨类续编》等,从“法门”“格式”等角度对灯谜的各种体式如“曹娥”“苏黄”“卷帘”等加以阐解,示读者以学习门径,如:“曹娥:底句以拆字法构成,胚胎于蔡伯喈题曹娥碑词,旧为离合格之别名。”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虽然人人读书识字、游戏猜谜,但多不知晓灯谜中的种种门道,也很难理解“曹娥”“苏黄”“卷帘”之义,相关知识亟待普及宣传。

再者,就谜语受众而言,《文虎》等杂志的主编、主笔有意扩大同好的规模。当然,他们也是为了持续地吸引读者,以便更好地将报刊经营下去。“拈花道人”曾表示制谜也有一定的“门槛”,他批评使用俗语、俚语者道:“推其故,皆因素不读书而徒骛虚名,以致贻笑大方。”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此类声音逐渐低弱。顾震福曾将灯谜带进新式高校:“先生曩授北京女高师校,春宵游艺,出文虎教射。”其女弟子冯沅君在总结谜史时,将谜家分为二派:

自魏晋以来,派别有二:一文言派,一语体派。文言派之始,有用四言诗者,有用七绝句者,嗣则以成语或故事扣之,底面吻合,如天造地设,一字不可移易,诚工巧矣,惟非胸有积轴不能作、不能射且不能解。语体则概用白话,长短不拘,近今儿童读品中之小谜语即其支流,又方言里谚中有故作歇后语,上句似谜面,下句似谜底,尤其通俗,尽人能道,尽人能解。故传授易而流布广,于是民间谜语颇占优势,而文言古典之谜遂未免落伍矣。(《跬园谜稿》书后跋)

冯氏的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文言、白话之争。她夸赞顾震福等人在“语体派”占主流的情势下仍“张灯结社,以高雅廋词相号召”,正是“冀以延国学之一线者”。《文虎》等杂志又何尝不然,倘若弃绝“文言”,何来“国故”“国粹”之说;但若坚守“文言”,又如何响应白话潮流,起到启发民智之效,甚至其自身的经营生存也会成为难题,这些报刊、杂志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它们既连载各种文言谜话,意图保存国故,也通过时兴题材来向读者宣扬民主、科学思想;而为保证销量,它们故意设置悬念,在下一期中揭晓本期谜底,鼓动读者参与互动——这一办法似乎再普通不过,可沿用至今,恰恰证明了其实用性与有效性。除《文虎》杂志外,如《油花杂志》还开辟“读者文虎擂台”这一专栏,目的无非吸引读者、增加销量。结社意味着成员组织具有“边界”,而报刊杂志等媒介无疑可扩展其交流互动的规模。遗憾的是,自30年代起,战乱连年,谜刊少有长命者。人人但求安身立命,哪里还顾得上猜谜,并与报纸、杂志互动呢?

在1919年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后,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倡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国故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近代谜刊、谜集的风靡出版,或正响应此思想潮流。然而,随抗日战争的爆发,灯谜也在经历“从文戏到国粹”的性质转变后,再次被赋予新的使命,即成为主张抗战的宣传工具。

以谜为戈:“隐君子”的救国愿景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文章开头的1931年秋。钱南扬在《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的末尾处写道:

甲午迄今,且四十年,然徒托空言,不求实际。时过境迁,积久淡忘,以致依然故我,受人侵略。倘人人能如中山先生之发愤图强,积四十年如一日者,则日本虽强,尚敢正觑我乎!

江峰青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所作的灯谜诅咒,不仅没有产生效果,甚至当时人们的群情激愤也渐渐被民众淡忘。钱南扬在四十年后重提此事,想来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前人的行为,而是提醒时人勿忘国耻。是年6月,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出《解决满州问题方案大纲》,7月又在长春制造万宝山事件,其野心昭然若揭。倘国人再不警醒,恐有亡国之虞,《文虎》杂志刊登钱氏之文,也是期待它能产生激越人心之效。

然而,就在钱文刊出短短数日后,日军便发动“九·一八”事变。于是乎下一期《文虎》杂志(第2卷第16期),刊出《合作的抗日文虎》。其谜为孔剑秋所制,与甲午后诅咒日本的灯谜异曲同工,如“‘日本小鬼形’(幼学):‘月乃太阴之家’”,“‘家家户户点红灯’(常言):‘一致对日’”,“‘归来时重相见’(社名):‘反日会’”等等。孙剡溪、吴莲洲、李敬何三人为之提笔题识,并对钱南扬的文章作出回应。其中,孙剡溪不啻严词斥责日军之野蛮非人,也直笔揭露当时民国政府之疲软懦弱:

日本藉口中村事件,及炸毁南满铁路,竟于九月十八日(按:原文误作“八月”)悍然出兵,不宣而战。将我东省内沈阳、长春、营口、安东、葫芦岛等地方,任意蹂躏。霸占我领土,虔刘我人民,毁坏我建筑,侵犯我主权,种种罪恶,非一枝秃笔所能形容。全国民众,怒目切齿,必欲秣马厉兵,杀尽倭寇而后快,虽牺牲一切身命财产有所不顾。无如我国政府伈伈倪倪,忍取不抵抗主义,乞怜国联,时近两月,未能彻底解决,徒令吾辈寒士,气愤欲死。昨阅本刊所载钱南扬先生之《诅咒日本之灯谜》,私心窃慰,纵然纸上空谈,不禁起了虽不得肉,行且快意之一种感想。

孙氏的文辞激昂慷慨,令人仿佛见其目眦欲裂、发尽指冠之态。尽管他也意识到,以灯谜形式泄愤确实如同纸上空谈,可总要一泄心头之恨。吴莲洲与李敬何二人的态度与之相近,但特别强调灯谜可作口诛笔伐之宣传工具:

倭寇鸱张,时非娱乐,乃有闲情,造作廋语?得无为识者齿冷耶!然吾侪文人,虽情殷杀贼,而手无寸铁。惟借此毛锥,为口诛笔伐之具,稍抒胸臆不平,当亦为爱国者所应有事也。(吴莲洲)

文虎一道,虽属游戏,不过为遣兴怡情之助,然历稽往史所载,时寓主文谲谏之义。际兹倭寇侵暴,得利用此时机,作宣传工具,对此暴日之横行恣肆,纵未能声罪致讨,而口诛笔伐,亦足稍洩胸中郁愤。(李敬何)

合作的抗日文虎

虽然在晚清儒生及近代知识分子看来,灯谜与诗、古文辞毕竟地位不同,然在家国危难之际,它们都是舆论场上的戈矛,是恢弘士气的鼓槌,可成为提不起枪的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与此同时,这些灯谜也许真的被文人视为“诅咒”。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言:“离合之法,则萌于图谶。”《后汉书·五行志》载:“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用离合法拆解得“董卓当死”,似此类谶语,亦为娱情灯谜之前身。知识分子期待语言可具有魔力,也隐约表现出其内心深沉的无奈。

或许是因时局的每况愈下,《文虎》杂志难以为继,自此之后便彻底停刊,可在上海及其周边省市地区,以抗日为主题的灯谜集会及报刊文章仍时时可见。

1932年1月8日,《申报》(第21105号)刊有《抗日文虎征射》一文:“当此国难之时,岂复有闲情逸致提倡娱乐?然而文虎一事,极能印人脑际、引人兴趣,则借此毛锥为口诛笔伐之具,以声讨倭寇,要亦文人应有事也。下列文虎,倘荷海内同志投射,请于一星期内填就寄至本报……备有薄奖以酬。”谜题有“灭倭乃民意(五言唐诗一句)”“扶桑必灭(四子一句)”“打倒日本(新名词一)”等十条。同年3月,《松江民众月报》刊登《本馆举行抗日文虎会射中之抗日文虎》,亦记有谜题以及参与并射中谜底的成员姓名。1934年2月,《教育新路》刊载江苏灌云县第一民众教育馆近讯,提及当地有抗日文虎会活动:“三日下午一时起,举行抗日文虎会,备有灯谜二百条,均含有抗日救国的意味,颇能激发民众爱国之思想。给奖方法,凡猜中一条者,即抽幸福券一枚,凭券领取奖品。”据其记载,奖品有该馆自制的锦标“智斗扶桑”大镜框、热水壶、毛巾、手套、香皂、信笺、文具等等,“颇极一时之盛”。即使这些活动不能像钱南扬所期待的那样,使得人人警觉,如中山先生一样发愤图强,也至少可以唤醒部分民众的心中热血,哪怕只有寥寥数人,想来也会令谜家不胜欣喜。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讲:“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灯谜作为春秋廋辞、隐语的衍生形态,从本质上看,既是钱南扬所说的“口头文学”,同时也是一种“游戏文学”——谜家通过解构经典文本来创造意义,宛如游戏一般,但其目的却不仅限于此。从文戏到国粹,再到可用以救国的宣传工具,灯谜在近代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价值。这一过程既反映世事的白云苍狗,亦折射谜家曲折的心灵历程,他们的惆怅、激愤与执著不应被时间掩没,他们的声音也应被重新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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