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催收公司宣布停业,消费金融的挽歌已经响起
❶ 山路上走出来的大佬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因支持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变法,37岁的章惇官拜两湖察访使,大规模经略“湖南大开发”。他率先归化了湘中大熊山深处的“梅山蛮”,并在这片山丘上设置了郡县“新化”,意为:
新地王化之地。
说起来,这个很不和谐的地名似乎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幸好当地的“蛮人后裔”已经成为了汉族的一员,没有闹着更名。
然鹅,王化近千年,新化县却依然保留着桀骜的气质。有专家分析道,这可能与当地的历史人文有关。例如,新化是中国“蚩尤故里文化之乡”,又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民风之彪悍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山地面积超过80%的新化交通不便,直到2020年才最后一批退出“全国贫困县”行列,艰苦的环境又重塑了“藐视规则、霸蛮为先”的文化氛围。
“蚩尤故里,天下梅山”。新化位于湘中,2014年高铁通车后,新化,成为湖南省文化旅游产业重点县
1995年,新化人谭曼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当地“一中”毕业,并被湘潭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录取。
在新化一中,谭曼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由于出身贫困家庭,自幼成绩很好的谭曼启蒙较晚,还有辍学打工的零星经历。因此,他直到20岁才高中毕业。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谭曼本来就比同班同学大了2-3岁,又有着丰富的社会生存经验,因而显得早熟而寡言,且特别有主见。
进入大学后,有主见的谭同学很快发现,自己就读的超级热门专业“国际经济贸易”水分很大,且位于内陆的湘潭大学又不具备相应的外贸就业优势,因此大一结束后,谭曼果断地申请留级、转读该校法律系。按他的理解:
湖南难以见到外贸人员,但“大盖帽”还是很多的。
然鹅,在那个信息不畅的年代,认知上的差异是很难被及时纠正的。正如宿迁人刘强东不知道,人大社会学系毕业后并不能直接管理社会,更不会给他个县长练手;转系的谭曼也发现,法律系毕业后,大家并非都进公检法,开启豪横的人生。
再次然鹅,作为一所全国性重点大学,湘潭大学的牌面还是有的,谭同学再次转系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他该怎么办?
1999年,迷惘的大三学子谭曼从毕业的师兄处得知,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公司与老板都出现了经营危机。国内设立了华融等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对接经营不善的企业。但对于个人的小额不良贷款,AMC从成本上无法接受,因而催生了一批代为催收的民间信贷组织。
早早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摸爬滚打的谭曼霍然而立,激动得犹如阿基米德在浴缸中发现解决皇冠称重的方法……
——他的眼里有了光,他决定把有限的生命投身无限的催收事业。
从湘潭大学毕业后,谭曼于2002年通过了首届司法考试,得以南下广东,在天伦律师事务所佛山分所找到了一份与欠款催收相关的法律服务工作。这让他成为国内最早一批:
个人贷款清收专业律师。
两年后,谭曼又跳槽到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这一次,他的目标并不是薪资的提升,而是看重后者金融业务部门的特色优势。20年后,谭总在接受湖南企业文化网采访时表示:
信孚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让我有机会亲临客户处理资金信誉管理、财产安全保护的一线,了解最前沿的业务处理工作。
2005年2月,打通理论与实务全链条、修炼神功初成的谭曼在佛山成立了天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当地的中国人保财险(PICC)、建设银行(CCB)
等单位合作,针对个人不良消费贷款进行清收。当然,该公司业务的重点,是相对容易标准化的:
车贷。
18年后,垄断广西南宁公共道路停车收费的“慧泊停车”脑洞大开,与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合作共建“执行+智慧停车”联动机制。我看呐,这份“法企共推、共建良好法治营商环境”的制度创新,是不是参考了“社会我谭哥”的灵感?
2006年1月,谭曼决定和詹姆斯一样,把自己的天赋带到家乡。他把公司业务转移到长沙,并建立了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欠款催收的相关服务。
仅用了两年,裕邦律所占有了湖南省个贷催收市场约80%的份额。尤其是在2008年,裕邦律所成功开辟了银行信用卡催收业务,服务客服既包括了国有四大行,也包括招银、交行等活跃的股份制银行。
对谭曼而言,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❷ 永雄的黑科技
按照永雄的官网简介,公司是一家率先运用“互联网+”思维,将传统的资产管理产业与互联网经济模式高度融合的创新型高新技术电子商务企业。
例如早在2018年,永雄公司与杭州排列科技合作,采用智能机器人进行部分催收公司。
说起来,在美国UT Austin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排列科技CEO夏真也是个妙人,他一本正经地分析智能催收的先进性:
在复杂场景问题的处理上,智能机器人还能实现与人工催收专家无缝衔接,吸收差异化的催收策略和经验,实现机器学习的迭代与进步。
那么,永雄的人工催收专家又具有什么独到的“催收策略与经验”呢?
在黑猫投诉等消费投诉平台上,关于永雄及其上游委托方相关的投诉信息不胜枚举,且集中在:
1,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不仅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还包括电话通讯录等内容。也就是说,催债信息是可能被群发给你通讯录里所有人员,造成诸多困扰;
2,软暴力催收。包括但不限于骚扰、辱骂、威胁。有“客户”不胜其烦之下去派出所报警,结果在现场接到催收人“报警了不起啊,有本事来抓我啊”之类的威胁。
更有甚者,有前员工爆料,永雄新员工入职后最重要的“以老带新课”,是老员工示范如何熟练掌握话术,惟妙惟肖地模仿公检法人员对“客户”进行催收,以及向当地客户所在地的各级基层单位(如村委会、街道办甚至派出所)进行狐假虎威式的官(qi)方(zha)沟(sao)通(rao)。
在《证券时报》的专访文章中,一位永雄高管如此强调公司的“绿色催收”策略:
现在黑中介和反催收很猖獗,刻意引发客户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投诉机构催收态度不好…我们自己催收,保证合法合规。
不知道排列科技的催收机器人,是否能够理解永雄催收专家的先进策略与经验,在大数据基础上打造学习型催收AI,灵活地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谭曼曾经预计:
通过智能科技赋能,预计将为永雄集团降低30%以上的人力成本,集团未来80%的人工作业很可能被AI技术取代。
这种技术替代论,我们在ChatGPT横空出世后就已经听“麻”了,但我私下里却不以为然。毕竟:
人工智能再先进,它能替代真人坐牢吗?
当然,公司的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与员工行为。
综合本人了解的部分情况,以及永雄前员工网上吐槽,永雄的员工入职率与离职率都非常高,基本上每天都有“入职员工与离职员工擦肩而过”的名场面。
入职率高的原因是给力的内部推荐政策。通常而言,公司的内推奖励是在新员工试用期结束后,一次性发放给内推人;但永雄的内推费是新员工入职后当月结算,且每个月都领(只要新员工没有离职)。
把内推演变为金字塔式“上线—下线”关系,这传销套路中国人都不陌生。
而永雄的高离职率就很有意思了,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隐性工作成本问题。例如新员工入职后,开拓客户的费用完全自理,费用的大头是购买客户个人信息以及短信沟(cui)通(shou)费用。前者的成本不好说,但员工每个月的短信费基本是400-500元起——这比新员工的当月提成都高,实属“自带干粮上班”的那一类了。
其次是奇葩的企业文化。在永雄,员工每天都需要打卡4次,每天公司的早会不得无故缺席,在接受“感恩的心”的鸡汤熏陶后,再聆听街溜子领导唱敢爱敢做的打气歌(没错,永雄初创的时候,草台班子用人不拘一格,初中毕业不是问题,“执行力”强才是最好的)。最后还要接受薪酬部门的出勤考核——永雄没有所谓事假,不出勤就按旷工处理,扣款金额不是按照底薪计算,而是按照(底薪+业绩)/工作日计算。
最重要的是,永雄的工作方式让常人备受煎熬。如前所述,不少入职新人(如满怀憧憬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了三观尽碎的在岗培训后,大多会竭力按照“绿色催收”的路子尝试,避免使用老员工的“黑科技”。
但环境不等人啊。
永雄接到的不良资产包,基本都是逾期较长的信用卡欠款单(但凡讲人生道理就能追回欠款的,根本就不会打包给永雄处理),所以新员工默诵的高大上“绿色催收”本意是好的,就是没什么实用价值。
但入职的员工总归是要吃饭过日子的(永雄不包食宿),没有业绩就没有提成收入,前期垫付的短信费怎么办?慢慢地,新员工悄然使用各种灰色/黑色的催收小技巧,反过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找“不得不干”的心理按摩。
一位前员工心酸地说:
这个公司的前身是律师事务所,懂法的人自己规避风险,却让员工擦边去搞业绩,为公司带来收益。一旦出事,公司的各项制度都事先找好了“员工私下违反公司合规性”的措辞。
2019年,永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曾描述道:
截至2019年6月30日,永雄资产在全国29个城市设立了运营中心,共计拥有10915名全职催收人员,在催的逾期贷款总额为446亿元。
钢铁王座之下堆砌着森然白骨,这白骨主要由血泪组成。
❸ 永雄给湖南带来了什么?
(一)顺应时代潮流的催收公司
在2015年房地产大放水的黄金时代,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曾向搞金融的同学抱怨:
你们真的太不上心了,我们好不容易赶上政策的好时机,湖南人民的钱却被非法集资骗光了。
其实,湖南人民何止是错过了炒房2.0时代,他们还因此幸运地逃过了虚拟货币的大坑呐。
但在金融领域,湖南人民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并获得了与暴力催收公司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此处省略366字)
总之,湖南的金融乱象虽然遭遇严厉整顿,但依然留下了一地烂摊子。
2018年6月,借着“P凸P”平台暴雷的新情况,湖南省宣布全面清退省内网贷业务,并把催收行业定性为:
扫黑除恶斗争中的重点对象。
然鹅,扫黑归扫黑,该讨的债还是要讨的——时代在呼唤适应新形势的专业公司。
在这样的背景下,谭曼骑着白马,脚踏祥云,出现了最需要他的地方。
2014年4月,谭曼注册湖南永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年以后,裕邦律所正式更名为湖南永雄律师事务所,与永雄资管融为一体。
谭曼为永雄树立了“和谐催收”、“绿色催收”的工作理念:
公司的服务方针是对善意债务人晓之以法,通过“非诉”途径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对恶意债务人诉之以法,用法律的力量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就持续跟进管理好他们,敦促其及时还款。
当地人回忆道:
永雄的格局,是与别处不同的:写字楼当街的会客厅里,挂着各色书画作品与珍贵题字,吧台设计的茶水间中,准备着各类茶叶与红酒,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衣冠楚楚,没有大金链子圆布鞋的社会人。大家因为“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的公司愿景走到了一起,从事的是一份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谭总以一己之力,成功地改变了催收行业暴力涉黑的刻板印象,帮助后者成功晋升为高大上的金融服务业。他本人也赢得了不少荣誉嘉奖:
2014-2021年,谭曼先后当选长沙律师行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经济十大金融人物、湖南金融领军人物、长沙高新区优秀企业家、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二)冲刺资本市场
公司的催收业务驶上快车道后,谭曼的眼光已经放眼资本市场。
2015年,湖南永雄正式启动新三板上市计划,却因保荐机构湘财证券的监管违规而撤回。
2018年,谭曼将集团上市主体(长沙卫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至老家新化县,拟投资5000万元建设总部大楼,预计为新化县创造5000万元以上的税收。而他的目的是:
借助国家级贫困县IPO绿色通道,打造新化县第一家上市公司。
可惜,谭曼的努力再次无疾而终,他甚至没能等到传说中的监管问询环节。
2019年,在国内上市无果的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毅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了招股书,但最终依然搁浅。
除了“大客户集中”、“公司经营的合规性风险”等老生常谈的财务问题,永雄上市遭遇的最大障碍,显然是公司价值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A股的上市审核中,历来就包括了政策导向方面的因素。要知道,房地产、金融科技都被列入科创板“负面准入清单”、面临“直接否决”的厄运,说不清道不楚的催收行业,又何德何能成为值得提倡的标杆性企业呢?更何况,整顿消费金融从来不是金融领域的监管重点,永雄的业绩并不具备想象中的社会价值。
而美股虽然不那么重视政策导向的负面清单制度,但它却非常重视企业的商业伦理。在美股招股书中,永雄资产将自身定位为“金融行业的催收服务提供商”,但美国已有Encore Capital等成熟的消费信贷处置机构,它们重视行业信任与名誉,在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美国的大银行一般只和入围的3-5家外包商合作催收,且不希望催收商一家独大)。
在SEC看来,永雄以牌照入局,以社会关系开路,迅速将业务扩张到中国23个省,这极可能加速暴露与商业伦理相关的合规性问题。
一番折腾之下,谭曼也逐渐看开了。2019年,谭曼向中平资本转让了200万股普通股股份,成功地套现:
3亿元。
不管其他股东与监管方怎么看,谭总已经部分落袋为安,先赢一回。
(三)徒劳的加倍努力
2019年2月,香港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先生在南丫岛与中国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领袖、湖南永雄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谭曼会面,张先生在发言中指出:
在长期的经济低迷期内,全国信用卡的违约率依然保持在2%左右,真不简单!多亏了大量非银机构的无私奉献,它们主动为银行挡枪,堪称蜡烛型和自残型企业。
一时间,我恍惚听到了一曲忠诚的赞歌。
但招股书显示:
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湖南永雄三级逾期款的回收率分别为0.69%、0.58%和0.53%,呈逐年下滑之势。
对催收公司来说,回收率是最核心的KPI指标。为了上市,员工还得更加努力啊。
可惜催收公司越努力,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2018年6月,由于永雄员工的不当行为,永雄公司在安徽省的大客户暂停了其催收服务。
2018年11月,湖南永雄旗下多名员工因涉及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被检察机关调查,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2023年初,永雄公司表示,近年来公司员工大量流失,从疫情前的1.7万人降至如今的2000余人。
2023年5月25日,永雄公司发文称,有4家分公司179名员工被安徽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有3名员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批捕。安徽警方回应称,“该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
这又是为什么呢?
❹ 消费金融的未来
虽然自称为一家“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但永雄最主要的业务,是在信用卡、消费金融等方面为金融机构提供个人信贷不良资产管理服务。2019上半年,信用卡催收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营收比例的72.3%。
应该说,在催收行业中,聪明的谭曼选了一个合适的赛道。永雄的主要催收对象是信用卡逾期者,而信用卡逾期是要上征信的。换做是现金贷之类,催收现状恐怕更加不容乐观。
在招股书中,永雄以乐观的口吻预测未来业务空间:
2013年,逾期消费贷款余额为4686亿元,2018年增长至2.03万亿元,预计到2022年,逾期消费贷款余额将达到3.84万亿。
永雄的招股书,显然没有预计到疫情黑天鹅与全球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截至2022年的上半年,全国信用卡逾期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全国发卡数量超过87亿张。
问题来了,为什么在“重大利好消息”下,永雄的路却越走越窄了呢?这可能与消费金融的自身特点有关。
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消费金融是各路专家大肆鼓吹的好东西。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钱不是省出来的”、“你的钱不消费,就是在变相贬值”之类的虎狼之词不断冲击普通人的三观。
但反过来,小型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很高,加上高昂的金融媒介费用,小额信贷为主的消费金融必然建立在高利息的基础上。例如层出不穷的“XX白条”、“XX分期贷”、“微X贷”、“支X宝”,按月偿还貌似很方便,但年化利率往往达到:
15%-20%。
另外,消费金融往往与小微企业的融资绑在一起,形成一笔糊涂账。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及个人信用体系的滞后,个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的渠道有限。当小微公司出现现金流问题时,不少企业主往往以个人身份,通过消费金融“江湖救急”。
然后,他们就没有然后了…
根据《财富》杂志2019年的报道,中国中小企业平均的存活时间为2.5年,5年以上企业的存活率是:
7%。
2021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廖理教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抽取的11.35万家小微企业调查统计,受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2020年我国小微企业的存活率比2019年下降了:
11.81%。
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经受了严峻的“多重暴击”:
一方面,与消费金融绑定的小微企业融资面临巨大的还款风险;
另一方面,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速不及消费金融的增长惯性;
此外,在经济大环境走弱之时,市场上去哪里寻找年化收益在15%以上的产业项目呢?
它们的最终后果是一致的:
如果居民的债务增速持续高于收入增收,其增收部分将完全被利息所吞噬。此时,消费金融越是做到极致,越是会把客户阶层整体摧毁。
说白了,个别消费者当老赖可能是品质问题,但如果老赖蔚然成风,那就与个人道德品质关联性不大了。
此时,哪怕消费金融企业把业务外包给最得力的催收公司,坏账率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改观。甚至于,催收公司的努力不仅无法获得预计回报,还会激发重重的社会矛盾。
金融监管部门显然注意到了最新的动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打补丁”行动:
2018年3月,上海启动《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贷后风险管理规范指引》编写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引入网络仲裁,避免暴力催收。
2021年1月,银保监会部署开展单户对公、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综合使用核销、清收、批量转让、债转股等手段,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
2023年5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公布了《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不得假冒党政机关开展催收、不得对无关第三人催收。
我们希望,在讨论消费金融的未来前景时,大家能放下“老赖”的固有成见,多一分理性,多一分思考。
1991年初,一代神剧《东京爱情故事》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随后风靡亚洲。但显然,它创下的日本关东地区22.9%平均收视率记录,依然让“歪果仁”难以理解。有人直言:
一个四角恋的故事,为何成为经典?
事实上,日本观众的心思已经不在剧情上,他们的眼光随着镜头移动,贪婪地看着毕业生入职前拿到的出国旅游福利待遇、家庭主妇戴着梵克珠宝的日常、餐馆里洒有金片的畅销寿司,还有月租20万的单人间…
那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顶峰,也是消费金融最疯狂的年代。《读卖新闻》曾总结道:
这是泡沫经济行将破灭的最后狂欢。
具体而言,一方面,剧中人正处于一个疲惫而混乱的年代,但他们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将是社会常态;另一方面,只有观众们为他们惋惜,为即将到来的“失去的三十年”,为谈虎色变“消金三恶”(高利贷、暴力催收、多头借贷)而哀叹。
当赤名莉香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你要好好抓住我,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不然,我会跑掉的。
广大东亚观众还沉浸在爱情的玄妙与痛苦中,日本观众却早已潸然泪下。在那一刻,他们无比理解浮士德的名言:
时光啊,请停一停吧,你是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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