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和中国的缘分，是从一条壁毯开始的”

1978年的北京街头，春寒料峭，人们戴着解放帽、穿着皱巴巴的蓝咔叽布制服和军便装。在一片蓝、黑、灰、绿的世界里，一名老外，身着肩膀上翘的毛料大衣，挂着围巾，双手插兜，从人群中不羁地穿过。人们自然而然地闪开，对他细细打量，一名穿着厚棉裤、拎着大帆布包的上年纪的中国人摸着鼻尖，表情像是在看外星人。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到中国的第一位时尚大师，皮尔·卡丹从1978年至2012年到中国来了近40次。中国给了他灵感和财富，他则把秀场、模特和五彩斑斓的服饰带到中国。

　　▲皮尔·卡丹2020春夏大型时装发布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阿那亚沙滩举行。（中新网资料图）

壁毯情缘

“皮尔·卡丹和中国的缘分，是从一条壁毯开始的。”

从1987年开始就在他身边工作的马克西姆品牌大中华区首席代表郑思褆说，坐落在协和广场的“皮尔·卡丹文化中心”，曾经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长年悬挂着一张全手工编制的万里长城壁毯。

“他对我讲起过壁毯的故事：在一个博览会上，他相中了这张壁毯，特别喜欢，当即要买。但中方却有些为难，说长城作为国家尊严的象征，只能展示。卡丹先生问：‘我想买怎么办？’中方说：‘你得去中国才能卖给你。’为了买这块壁毯，1978年，卡丹先生以游客身份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并特地去了天津。”

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任上退下来的韩铁城，亲历了这场壁毯交易。在他眼里，卡丹先生不仅买了壁毯，还开展了一系列“壁毯外交”。

“我当时是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负责农畜产品出口。1976年1月，国际地毯和地面覆盖物博览会在巴黎举办，中方展台是我一手经办的，长城壁毯就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韩铁城说，由于白天参与了追悼周总理的组织工作，他到晚上才听说有人要买壁毯的事。

“天津地毯厂没有懂法语的，所以交易没谈成，还造成了误会。”韩铁城赶过去时，工作人员只告诉他，有个时装师对这块壁毯感兴趣。

从留下的名片，韩铁城读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

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法生，韩铁城1965年高中毕业就到法国读大学，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国历史课本上，有关文化发展的章节中，有皮尔·卡丹的大名和作品。

二战后，皮尔·卡丹顶着得罪整个时装界的压力，首次提出了“时尚大众化”的口号。他希望“自己的服装能够穿在温莎公爵夫人身上，同时公爵夫人的门房也有能力购买”。最终，他成了第一位将高级定制成衣化，并创立品牌的人。

他先后三次获得法国时装业界最高荣誉大奖——金顶针奖。1974年12月，还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该杂志称他是“本世纪欧洲最成功的设计师”。

韩铁城嗅到商机，带着天津地毯厂的人去拜访了54岁的皮尔·卡丹。

“那时外贸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出什么价，地毯厂的心理价位是3万块人民币，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北京市民30年收入的总和。但我觉得，以法国的物价水平，又是名人看中的艺术品，肯定能卖5万块。”

果然，皮尔·卡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韩铁城的报价——他看中的显然不是这块壁毯，而是地毯上那座万里长城所象征的中国，一个潜藏的巨大市场。

几天后，韩铁城接到卡丹秘书的电话，问他是什么头衔。韩铁城直言，自己只是工作人员，还不是外交官。他原以为，这段交往没下文了，谁想到，皮尔·卡丹亲自打电话，邀他去协和广场的马克西姆餐厅吃饭。

那是个愉快的夜晚，皮尔·卡丹身着正装，兴奋地谈论着中国，他喜欢中国的艺术品，更渴望了解中国文化。“我就是个裁缝，”临近结束时，皮尔·卡丹正式提出，“希望去中国看看”。

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如此平易近人，韩铁城自然爽快答应。但回去汇报时，却被领导一口回绝：我们不需要西方的时装，不适合邀请他访华。

那时，中国纺织品一心想要出口创汇，但一个西欧的服装设计师来中国开拓市场，几乎是天方夜谭。

虽然没能得到官方邀请，但皮尔·卡丹锲而不舍，专为这张壁毯在自己的艺术中心办了一次盛大晚宴，邀请各界名流出席观赏，并在电台上，把中国壁毯和文化都狠狠地夸赞一通。“这一下拉近了他和使馆的关系，后来我又找使馆文化部门，帮他办了旅游签证。”韩铁城说自己既然答应了，只能硬着头皮办到底。

回头来看，皮尔·卡丹实在独具慧眼。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中国政府赠给联合国纽约总部两件国礼，其中就有长城艺术壁毯。那件在联合国二层代表休息厅挂了40多年的壁毯，与卡丹看上的，是同一厂家的相同款式。

壁毯上灿烂的阳光把长城染成金色，青翠的山峦绵延起伏，明亮的色彩，壮丽的画卷，使人们仿佛坐在长城脚下。皮尔·卡丹在壁毯下喝着咖啡，对中国的好奇与日俱增。

“我了解到壁毯工艺是由法国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更觉得卡丹先生棋高一着。”韩铁城感慨，皮尔·卡丹的胆识堪比明朝时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利玛窦。

卖纽扣梦

“我对中国的好奇源于一幅挂毯……第一次来中国则是因为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中国卖纽扣。如果按每人每年50颗纽扣计算，整个国家一年就需要500亿颗纽扣，这是多么巨大的市场啊！”2012年，皮尔·卡丹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如此表示。

这成了一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就是给每个人衣服上钉上十颗纽扣，那也是很大的市场啊！

1978年，结识韩铁城两年后，皮尔·卡丹终于如愿进入中国，名义是到天津旅游。他一踏上这片古老的大地，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实现了一场梦。”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誉大使和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在世界其他国家，皮尔·卡丹常受到红毯铺地的高规格接特。就连戈尔巴乔夫，都在访问法国的三个私人席位中，给皮尔·卡丹留有一席。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听说过美术大师、音乐大师，还不知道什么是时装大师。该用什么标准和规格接待呢？

一些官员听说“一个法国裁缝”来了，请示到外事部门，又到了外交部，部里也无文可循。最后，接待任务落到了轻工业部头上。当时的服装行业属于轻工业部的一个处管理，棉布是由国家控制的统购统销产品，每个人每年只有16尺布票。

“我是他在北京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后来长期驻法的张远生那时还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小年轻，因为学的是法语，成了皮尔·卡丹的翻译。

初次见面，他挑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但在西装革履的皮尔·卡丹面前，仍是相形见绌。别看皮尔·卡丹的大衣并不鲜艳，但那翘起的肩线，现在看也很时髦。他走在北京街头，就像自带背景音乐的时装秀，引得人们纷纷停下，行注目礼。

在美联社记者拍摄的一张经典照片上，皮尔·卡丹走在长安街头，他身后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以及一边那个捂着鼻尖的老农，都像看外星人一样望着他。

皮尔·卡丹感受到了贫穷和人们物质生活的匮乏，他有点失望地对张远生说：“我感觉就像被灰的墙给包围住了一样。”

但他也注意到春风吹起姑娘的衣角，里面露出鲜嫩的颜色。1978年春，中国正处于复苏之际，人人等待着变革，哪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视为信号。登上长城时，张远生告诉他“不到长城非好汉”，皮尔·卡丹已经暗下决心，要把生意带到中国来。

长城、天坛、故宫之外，他把初到中国的旅游，变成了一次市场调研，马不停蹄的参观了北京、天津的12个工厂。7年后，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任欢迎的采访时，他说，看到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需要改进，就兴奋地认定，很值得在中国做一番事业。

然而，他的“中国通”朋友劝他不要到中国投资，说那里很复杂，会惹许多麻烦，有的还预言说，他将在中国被搞得头晕眼花。

真正让他下决心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是一种民族性格：“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袒露心声，就成了朋友。”

对韩铁城和张远生这两位中国朋友，皮尔·卡丹一直以诚相待，与他们的友谊均持续超过20年。张远生有几套西装，就是皮尔·卡丹为他定制的，“都80多岁了，他还蹲下帮我量裤脚”。一次，韩铁城受邀参加皮尔·卡丹公司的纪念庆典，座位是二楼正中的黄金位置，皮尔·卡丹搂着他说：“看看，中国现在的变化有多大。”

秀场冲击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服饰，法国记者曾写了本叫《蓝蚂蚁》的书：

“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初看上去令人震惊。……每个人都一样。姑娘也穿着长裤，绝大多数跟男人穿得一模一样，不用口红也不化妆。永远是同一种色彩样式的服装，毫无变化地不断出现，让人很快就看得厌倦了，这种厌倦又生反感，多么可怕的单调的统一。”

皮尔·卡丹是一个喜欢挑战传统的人，才到中国一次，他就决心挑战这种延续了二十年的“单调的统一”。郑思褆认为，这与他在日本的成功有关。

皮尔·卡丹首次去日本是在1957年，他接受日本服装设计协会的邀请到日本讲学一个多月。那时，整个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开始恢复，一些偏僻的地方还能见到被战火毁掉的小房子。晚上，皮尔·卡丹住在东京小旅馆里，难过得流泪，好像到了月球。但他没有放弃，并最终赢得了认可和市场。

1978年，当他到中国投石问路时，不少法国朋友嘲笑他：“中国是个文化沙漠，没有时装，只有灰黑一色的男女装，而且中国人不会掏给你一分钱。”皮尔·卡丹给他们讲了那个关于扣子的梦，但没有厂家愿意跟进、合作。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镜头前，他大方地戴上了白色牛仔帽。皮尔·卡丹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契机，大胆申请到中国来“走秀”，展现他的“中国宝塔”系列。

从北京回法国后,他根据照片、笔记、素描上的中国印象，把宝塔元素运用在肩部和裙摆等处，进行剪裁。这些天才创意和作品被命名为“中国宝塔”系列，轰动了法国时尚界，中国人却一无所知。

4月，他终于得到官方邀请，而且是外贸部、纺织部、轻工部三部会签，联合邀请。毕竟，换取外汇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任务，而服装是出口创汇的重点行业。

对于时装表演，内部也有争论，外贸部的党组还进行了讨论。“大家都拿不准，怕惹麻烦。最后是比较高的领导拍板做了决定。”模特表演的合作单位是中纺公司，但在表演时不对外挂牌，只称“观摩会”。

别看距上次到访仅相隔一年，别看街头仍是蓝制服、自行车，但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

在北京，饭店服务员拿出瓶装可口可乐；画家黄永玉不再画革命宣传画，而是叼着烟斗涂抹着怪模怪样的猫头鹰；演员陈冲正在拍电影《小花》，这部戏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的一朵“报春花”。

在国内，批判两个“凡是”“右派”平反、全面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试点、在珠海和深圳试办特区、第一次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此后4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很多事情都在这一年开了头。

不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这场“观摩会”，却依旧显得过于“大胆”。

在临时搭起的T台上，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扭胯摆臀，伴着流行音乐走起了猫步，还时不时地眉目传情，勾肩搭背。张远生作为翻译，在台下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些露胸的衣服根本穿不出去，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虽然只供外贸界、服装界专业人士“内部观摩”，但见多识广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仍觉得“洪水猛兽”来了，他曾撰文写道：

那些身着皮尔·卡丹代表作——从中国宫殿挑檐获得灵感的耸肩衣裙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鲜明对照。一个金发女模特在T台中间停下，兴之所至撩起长裙，露出三角裤，台下的人们竟不约而同向后仰身，就像浪打来一样，整个一排都倒掉了，像是在躲避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作为艺术大师，皮尔·卡丹对这波冲击波非常满意。次日，又带着意犹未尽的时装模特们参观了长城。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记者之一——伊芙·阿诺德，刚好获得了等待十年的签证，来到中国，在长城上与他们不期而遇。

春天的长城上，来自巴黎的美女模特、卡丹品牌女装部主任玛丽斯·加斯帕德抖开了七彩霓裳，游客和当地百姓仿佛被春风掠过——影响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时刻，时尚开始的时刻，就这样定格在阿诺德的镜头里。

与轰动相伴是压力，《参考消息》转载了一篇题目颇为不雅的香港评论《外国的屁香》，大意是国人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看什么时装表演。文章传递出微妙的态度，导致李安定连一篇短消息都没发出去。

“差评”后的上海之行，不仅接待规格降低，接待人员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都大打折扣。后台则更令人尴尬：在更衣处，细心的中国人扯了一块大篷布，把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男女混杂，诸多不便。

这个“好心的帘子”被皮尔·卡丹一把扯下，他一扫平时的和蔼可亲，展现出少有的固执：“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形体。对不起，请把篷布拿掉，这是工作。”

接待人员面面相觑又无可奈何。他们将篷布拆走了，但对那些在当时还被视为“流氓”的言行，中方人员内部约定：点到为止，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虽然有寒流，但一池春水一旦被吹皱，就难以再抚平了。

继皮尔·卡丹之后，1980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登陆上海。在见识了几场外国时装秀之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后来被称为“中国模特之父”的张舰说：“民族文化宫的这场时装表演，让我萌发了组建时装表演队的想法，这件事，一干就是35年。”

初代模特

走秀遭遇暗礁，皮尔·卡丹进军中国的计划也暂时搁浅。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得力的中国帮手，冥冥之中，又是一张艺术壁毯，让他找对了人。

1980年，在法国大皇宫举行的世界现代艺术博览会上，皮尔·卡丹先是倾心于作品，而后结交了作品的主人，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世界知名壁挂艺术家万曼。他的妻子，就是来自中国的宋怀桂。两人没聊两句，皮尔·卡丹就说：“宋，为我去中国吧。”

这是卡丹王国的一贯作风，从不开董事会，事无巨细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家族式管理，让他总能慧眼识珠。

宋怀桂也的确是最佳人选，她曾是不折不扣的“京城名媛”，爸爸宋荔泉，抗战胜利后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做总经理；妈妈李镜芳，听说相亲对象是何应钦，立刻拍桌子走人。

在美院，宋怀桂与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相恋，并在总理的首肯下，成就了新中国第一例涉外婚姻。1956年，她随夫定居欧洲，成了一名艺术家。新中国成立25周年时，周总理还邀请她回国看看。

“扔到沙漠里，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皮尔·卡丹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宋怀桂成为品牌的亚太区首席代表，到中国开拓市场。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金额为42元。就是靠这42元，年轻人穿戴上了蛤蟆镜、喇叭裤。那时，穿着这些“奇装异服”出街，不仅会被蹲守在院门口的大妈用剪刀剪坏，还可能在“严打”时被视为“扰乱社会治安”。

在这种氛围中，宋怀桂开始挑选中国人做自己的模特，并准备在北京饭店搞一个面向大众的时装秀。

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说，虽然人脉甚广，但最初到中国时，母亲也只能打电话、写信，骑着自行车到轻工部、纺织部挨个拜访，“别人不明白她要做什么事，觉得她是不是有点毛病。”

挑选模特时，宋怀桂像“星探”一样，看见漂亮的姑娘小伙儿，就问人家能不能过来试试，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要回家问问父母”。

青年演员贡海斌、张铁林、方舒都曾被带到皮尔·卡丹身边，但张铁林和方舒拒绝了，只有贡海斌留下，成了第一代男模。得知贡海斌除了兼职当演员，还在染坊工作，皮尔·卡丹惊奇不已：“衣服为什么要染呢？穿旧扔了不就得了。”贡海斌无言以对。

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名模”的石凯，15岁时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从卫生间返回时，被告知：“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看上你，说你很适合做他的服装模特。”

最终挑出来的28个人，有染衣服的、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还有不少纺织女工。他们大多对家人和单位隐瞒了真相，偷偷跑来训练。

石凯经常在训练中被军人父亲拉走，并被警告，“如果敢登台表演，就打断你的腿”。贡海滨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工厂从市区“发配”到郊区搬砖。

他每天凌晨四点出发去蓝靛厂，穿着破棉袄在北风中和泥、制坯，九个小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鼓楼训练。鼓楼那阴森森的门洞里搭起了T字台，法国电子合成乐《氧气》《潮汐》在这昔日只有鼓声的城堡中回荡。

因为母亲与宋怀桂是好友，曾经是全国跳高冠军的郑思褆也被选中。“当时我刚考完大学，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学校让我在当模特和上大学之间二选一，我自然选择了大学。”

28个受训模特坚持到最后的一半都不到。不过，郑思褆并没有和皮尔·卡丹失之交臂，1987年她到巴黎的第二天，就被皮尔·卡丹留在身边工作，现在是马克西姆品牌大中国区首席代表。

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新中国第一批模特在北京饭店登台了。

组织者挖空心思地在其中加入了京剧猴戏。戏剧评论家霍大寿帮忙从中国京剧院找来了串场的演员，他回忆说，当时对服装的审查非常严格，很多有“暴露”的服装都没有获得展示机会。

然而，模特们在后台一致表示，她们穿起露肩膀时装时感到尴尬和害羞。一位少女说：“我们事前不知道要穿这些服装。”面对着无比紧张的模特，宋怀桂对他们说：“我们中国人，不能永远地站在世界文明的外围。”

被推上舞台的姑娘，穿着金色高跟鞋，步履不稳，还有一个女孩羞得面色绯红，中途打退堂鼓。在后台，因为换衣服时的尴尬，很多女孩“就那样抱着，不敢动”，僵在那儿。最后，所有的模特儿都穿上黑色紧身内衣。

被美国记者嘲笑的中国模特，在皮尔·卡丹眼里却满是惊喜：“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分清男女。每个人都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服装，一样的颜色；大衣里面是棉袄，棉袄里面是毛衣，毛衣里面是另外一件毛衣，三四条裤子叠着穿。当宋女士把她找来的姑娘小伙们带到我面前第一次试装时，我都惊了。原来他们都这么瘦！太适合我的服装了，他们太美了，简直让我欣喜若狂！”

这场表演，只是皮尔·卡丹时装业务的一部分。当天，美联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消息：他已在中国定制了十万条“皮尔·卡丹”牌头巾，销往美国和法国。

1983年4月，上海时装表演队接到中南海邀请，进行汇报演出。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认可。

堪称空前绝后的一次，是1985年5月，皮尔·卡丹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服装表演，模特们面对的是一万多名观众。

因为当年发生了“5·19”球迷骚乱，这场表演险些搁浅。但200套皮尔·卡丹时装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保险金额高达几百万法郎。最终，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批示：皮尔·卡丹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表演这才被放行。

表演开始前，皮尔·卡丹曾忐忑不安，咬着嘴唇。最终，观众们的掌声证明了他的成功。不过，由于观众过分热情，主办方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台上“忘情”摇晃身体的流行歌手张行，也被公安机关当场“请”下台带走了。

那天，郑思褆作为《中外妇女》杂志社记者，第一次跟皮尔·卡丹面对面。几个不太常见的问题，让他记住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姑娘。为卡丹王国工作后，郑思褆愈发觉得，当年问到了点子上：

“您睁开双眼想到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他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会开出多少钱的支票，我会给多少人付账。”

“您每年的假期都在干什么？他说，我没有假期。如果有一天我不工作了，那就是我的末日。”

工体表演后，皮尔·卡丹给中国的一位部长支招，让中国模特走向国际舞台。

这年7月，12位穿旗袍的中国女孩登上了《费加罗报》等8家欧洲大报的头版。中国模特的这次法国之行，被形容为一次“征服”。

中国姑娘们，乘着一辆红色敞篷车穿过了凯旋门，她们簇拥在宋怀桂身边，自豪地举起五星红旗，激起路边行人阵阵热烈的欢呼。这一幕被法国媒体拍下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经典的历史记忆之一。那些说中国人是“蓝蚂蚁”的法国报纸，不得不惊呼“毛的女儿穿上了时装”，她们真美。

“在那个人们都穿着中山装的时代，我把中国模特们带到了巴黎、纽约，在那时我推介中国，就如同中国是世界的未来。”当年的话，让人不得不佩服皮尔·卡丹的远见。

马克西姆

中国人只用短短几年，就对时装从惊讶、好奇，到接受、喜爱，这让皮尔·卡丹又做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把象征着法兰西文化的百年老店马克西姆餐厅带到北京。

1893年开业的马克西姆，曾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法国餐厅”，是19世纪末的巴黎上流俱乐部，是毕加索等艺术家的据点。1981年，皮尔·卡丹以150万美元买下即将破产的马克西姆，装饰一新，让它起死回生。

马克西姆重生后的第二家分店在纽约，还是伦敦？人们都猜错了，是北京。法国驻华大使在一次酒会上，听皮尔·卡丹说，要把马克西姆开到北京，惊得差点把手里的香槟都摔了，他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

“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亮上开马克西姆！”他不仅要开，还要把巴黎老店的一切，原样复制。北京马克西姆的店址，选在了崇文门饭店二楼，“仅装修就耗资350万美金”，郑思褆说装修工人都是从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分部调来的，有上百名。

饭店里目之所及的装修设备和电器均由外国进口，并由日本工程队负责安装。直到现在，还能在沙发后的墙面发现昔日留下的日文施工记号。

展现品位的软装，则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的，包括镜子、壁灯、顶灯、地毯，尤其是当时在中国罕见的彩绘玻璃，以及法国19世纪末的巨幅油画等。

银器、瓷器、酒器倒是在中国采购的，但也大费周折。第一批陶瓷餐具在湖南醴陵制成，酒杯由承德玻璃杯厂生产，镀银刀叉是特批了3吨镍白铜，在上海做的。

无论哪家厂拿下马克西姆的单子，都能成为改革开放弄潮儿。承德那家厂子原本要倒闭，接了这一单，不仅活下来，现在仍是知名厂商。

餐厅不仅聘用多位法国大厨，还请巴黎的某位伯爵担任经理。大厨手下的中国厨师，也是从崇文门饭店选出的中餐精英。为了学习地道西餐，他们被派到巴黎总店，经过了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一水儿的男服务生，个个英俊潇洒，皮尔·卡丹曾对宋怀桂说，“在智能和美貌之间，如果不能并存，一定要拣美貌。”

当年从卢浮宫复制来的壁画，少女贵妇皆为裸体。开业前，为了过审，油画中的一些裸女被建议用窗帘布遮挡。还好，开业时一切如常，这才没被外媒抓到把柄。据传，最后是一位副总理拍板，才决定原样保留。

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出现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餐厅，它在1983年9月26日开业当晚，就登上了《新闻联播》。

1980年代初，在马克西姆用餐的单人花费至少是150元人民币。而北京市居民的平均月工资只有40元左右，像贡海斌那样的学徒工只有16元5角，就连成名的刘晓庆都说自己吃不起，经常靠宋怀桂请客。七成客人都是外国人，拿着外汇券来消费，用今天的工资水平换算，相当于，花几万块请人吃一顿饭。

不过，贵有贵的道理，所有的肉类、蔬菜，甚至一棵生菜，都是经香港再转北京的，成本自然比本部都高。

贵，也不妨碍这里高朋满座。除了装修，这里还复刻了法国黄金时期的文化体验：两本菜单，有价格的给男士，没有价格的给女士；进门最好穿西装，门口有衣帽间可以借；刀叉不按照西餐礼仪摆放，不给服务员信号，就不传菜；鹅肝的原材料经过72小时的精心烹制才上桌儿……这里的精致给人一种幻觉，恍如巴黎。

皮尔·卡丹常说“马克西姆是我在北京的家”，到了餐厅，他总要跟每个员工握手、拥抱，连打扫厕所卫生的员工也不会漏掉。

他把这里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压根就没有考虑盈利。虽然钱打水漂了，但这里正如他预期的，与巴黎老店一样，成为各界名流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经常出入的场所。

挂满墙的照片，使这里如同一座“歌唱80年代”的博物馆：

崔健掀起地毯，在小舞台上第一次演唱了《一无所有》；黑豹乐队的窦唯太兴奋，当着女朋友姜昕砸坏吉他；阿兰·德龙在这儿办50岁的生日聚会；贝托鲁奇筹拍《末代皇帝》时在这里吃工作餐；张国荣喜笑颜开地留下生前最后一张影像；姜文捧着刚刚获得的金球奖站在吧台……所有这些照片中，沙龙女主人宋怀桂，穿着颜色艳丽的皮尔·卡丹礼服，仪态万千。

2006年，69岁的宋怀桂逝于北京，皮尔·卡丹为她在马克西姆举办了一个鲜艳纪念会。那一日，崔健重新在台上吼出热烈的摇滚，人们身着艳丽的服饰，在酒杯碰撞声里起舞。这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话，“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待过，那么不管你一生中后来去过哪里，巴黎都与你在一起，因为巴黎是个流动的盛宴”。

“几何状桃花木贴板、鎏金藤条图案的墙壁、枫栗树叶状的吊灯和壁灯、似乎望不到尽头的水晶玻璃墙、临摹自卢浮宫的古典壁画、绚丽的彩绘天花板、缤纷的彩色玻璃窗、深褐色的家具……”40年了，在这个日日更新的城市里，马克西姆仍保持着当年出道时的风韵、样式与设计，经过岁月积淀，更添了点浮生若梦的怅惘。

皮尔·卡丹

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致信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提出要“提倡穿西装、两用衫、裙子、旗袍”。随后，中国掀起西服热。到198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穿着西装砌墙刮浆，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

1988年,皮尔·卡丹与意大利GFT公司签署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代理合同，并成立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生产男装。

这是他进入中国的第十年，之前“烧钱”，终于开始有了回报。

在全国平均月工资不过一百多元的上世纪80至

90年代，一件皮尔·卡丹羊绒衫要600元，一套西装的价格更是高达2000元，仍追捧者众。

“那可是皮尔·卡丹啊。”1994年，在赵本山和范伟的小品《儿子大了》里面，范伟提起皮尔·卡丹的口气，如同今人说起爱马仕。就连万里委员长在会见客人的时候，也常穿“皮尔·卡丹”。

品牌垄断奢侈品市场后，皮尔·卡丹来得更勤了,不仅召开新品发布会，还接受政府各种邀请。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他在故宫太庙举办大型时装表演。1993年初，首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北京举办，皮尔·卡丹、瓦伦蒂诺、费雷三位设计大师被请到中南海。他们回国后，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制作了一套光盘，并在美国CNN电视台反复播放，向世界传递出一个声音，“中国真的改革开放了”。

一些随行人员私下称他为“老头”。别看岁数越来越大，但皮尔·卡丹始终用行动表明，“老头”是前卫的。

《时装》咨询部主任曾丹曾经请他讲课。他讲的是时尚业、房地产业、快餐业的经营模式。讲完后，学生们愤愤不平，问为什么讲这些，没能给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其实皮尔·卡丹讲的，是他的成功秘诀，“如果这一千多人里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并效仿的话，他很可能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1959年，皮尔·卡丹第一次将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PC”印在服装上，惹来一片非议：“真俗气！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印到服装上！”

后来，皮尔·卡丹成了一个“出售名字的人”，品牌授权模式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1988年开始，一年近千万美金的品牌使用费，让皮尔·卡丹的产品在中国无处不在，从高级时装到锅碗瓢盆。

频繁进行品牌授权，也成了产品良莠不齐，屡遭山寨的祸根。尽管皮尔·卡丹在2001年访问中国时，愤然将在一场服装博览会上看到的冒牌货告上了香港法院，并最终胜诉，但盗版愈演愈烈。

山寨品牌群起而攻之，其他国际大牌也开始逐鹿中国，皮尔·卡丹渐渐没落，退居至如今的中国二三线市场。

不过，到2020年品牌70周年庆典时，皮尔·卡丹法国公司估值仍有4亿美金。虽然不及1970年代估值的1/3，还算是个庞大的王国。

作为世界级富豪，谈到金钱时，他说，我从不梦想金钱，可是，我在做梦的时候，钱就来了。卖给中国人纽扣，是他“钱就来了”的梦中，最被珍视的一个。

皮尔·卡丹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作为闯入中国时装界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说自己的经历就像马可·波罗一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把音乐剧《马可·波罗》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用来印证了他和中国难以挥别的情结。

“他最后一次到中国已是90高龄，2012年，走了北京、合肥、海口，目睹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郑思褆陪同皮尔·卡丹一路走来，“卡丹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受益人。”

在2020年的倒数第三天，皮尔·卡丹去世，享年98岁。这一年，中国服饰相关品类销售总额为2843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曾与皮尔·卡丹有深度合作的君和传媒CEO李军，记起他曾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以我的力量保卫中国，因为我认为是中国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总之我热爱中国，对她有信心，对这个国家要尊重，尊重她的人道价值，她的实力以及勤劳。”（完）（原标题：霓裳来袭——皮尔·卡丹中国之行）

作者/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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