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平：把掌声送给教育把期望带给学生

互推小编 2024-01-21

忆当年（一）领取制装费

我1966年大学中文系毕业，接着参加工作，接着又由于工作需要，学习近三年英文。那年月大学生被世人认作高级知识分子，又学了英文，理所当然被认作懂洋文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60年以后的今天，回忆当年经历的往事，一端端一件件，“土”得掉渣儿，与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毫无二致。

1974年我被调入国务院科教组外事组（教育部外事局），1977年初教育部外事局决定派我去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一是管理中国在澳留学生，二是筹备组建使馆教育处。行前的某一天，外事局领导通知我去外交部财务司领取制装费。我骑上自行车飞快到达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大楼。管事者仔细看过教育部外事局开具的证明后，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字画押，并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叠子崭新的钱，说”这是1100元钱，你点点”。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全身为之一振，心想“什么，1100元！”离开外交部财务司之前，那位发钱的同志还叮嘱我“装好了，别丢了”。我把那一叠崭新的钱郑重其事地踹进裤兜，走出外交部大门。在回来的路上，我感觉裤兜里装的不是钱，而是一团火，抑或一只活蹦乱跳要窜出裤兜的兔子！我一只手扶着车把，一手按着那叠崭新的硬邦邦的票子，好像是在腾云驾雾。1100元，在那个年月差不多是我两年的工资啊！我是个穷孩子，从小到大从没见过更没摸过这么多钱啊！

忆当年（二）“不知先迈哪条腿才好”

我定于1977年3月31日启程赴澳大利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要乘飞机出行！那天吃过早饭，送行的同事和家人们都来了。临行前我穿好心仪的西装，脚下的“三接头”（当时的名牌）牛皮鞋擦得锃亮，但一件尴尬事发生了，不会打领带！幸好岳父大人在场，帮我系好领带，并叮嘱我脱西装时不要解开领带扣结，把领带套圈松开即可，免得打开后又系不上了。领带的问题解决了，开始出发！走出大门，顺着教育部家属院所在的东养马营小胡同一直往东走。这时，小胡同两边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们。这场面弄得我一时手足难措，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先迈那条腿才好。就这样我一直僵腿僵脚、戳戳打打地走到政协礼堂南门小广场，登上为我送行至机场的上海牌小卧车。事后才知，乘飞机完全没有必要身穿西装革履，反而是轻便随身的衣着才好。

忆当年（三）“千万别登错飞机啊！”

上世纪70年代，从北京出发到澳大利亚悉尼需要三天时间。第一天乘飞机到广州，由广东省高教局接待，在广州住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广东省高教局接待同志陪同我乘火车从广州到深圳桥北，下车以后陪着我步行约1500米，到达中英分界线，北面是中国国旗，南面是英国米字旗。这时，驻香港港澳工委的同志出现在我眼前，在与广东高教局送行人员打招呼的同时，握着我的手说“李振平同志你好，欢迎你，咱们走吧。” 此时我顿生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变成“解放前干革命的地下工作者了。” 随后港澳工委同志带领我走进一家餐厅，吃了一顿午饭。随即又继续南行约1500米。在深圳桥南尽头又见一面醒目的英国米字旗，我知道这是到了英租界。港澳工委同志陪同我登上港英租界的火车。火车抵达九龙，换乘汽车，又过40多分钟，到达香港。接着又把我送上一辆中巴，直达驻地——摩天岭招待所。招待所不大，但戒备森严，大门紧锁，小楼四周全是钢铁护栏。第二天早晨用过早餐，一位名叫辛永雄的先生陪我乘小汽车去香港机场。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到安检处办理出关手续。这时，辛永雄先生拉着我的手，非常严肃地叮嘱我：“振平先生，这是你的护照和机票，要看管好了，你马上就要出关了，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要知道，香港机场非常大，登机大厅从东到西足有三华里，登机口非常多，一定要找准登机口，千万不要登错飞机，飞到其它地方还好说，要是飞到台湾去，麻烦可就大了！” 我连连点头，不断地说“是是，一定一定。”告别难忘的香港送行人辛永雄先生，我手持护照和登机牌，惴惴不安地找寻要去的登机口。找准了登机口仍然不放心，便出示登机牌给守门的香港小姐，并轻声轻气地问道：“这是飞往悉尼的澳航吗？”香港小姐很客气地说“是的，请您登机吧。”步入机舱又问了几个人，确切无误后方才放下心来，“不会错飞台湾了！” 事后才知道，错飞的几率几乎为零，是绝不会错飞台湾的。不过，我还是会感谢并不会忘记香港摩天岭招待所好心的辛永雄先生！

忆当年（四）“千万别吃飞机上的饭！”

1977年3月赴任澳大利亚之前我从未出过国，不知乘坐国际航班是何感觉。那时北京也没有直飞澳大利亚的航班，只听说去澳大利亚悉尼市要在香港转乘澳航“QANTAS”。

行前，有一次与一位同事闲聊，他说：“振平，听说你很快就要走马上任了，跟你说件事别忘了，千万别在飞机上出洋相。” 我自然要洗耳恭听。他说：“你出国上任途径广州和香港，沿途都会有相关部门接送，吃住都不用自己操心，虽然身无分文，也照样走天下，难不住谁。但这是在国内啊！从香港飞悉尼可就不行了。听说从香港到悉尼要飞很长时间，在飞机上要吃三顿饭，吃饭是要交钱的！咱们出的是公差，身上一分钱外汇都不给带。你身上没钱咋吃饭，只好忍着不吃呗。到悉尼下飞机有自己人接你，就没事儿了。”我说，好的，没问题，饿几顿饭不吃，没事儿。”

1977年4月2日上午10时许，香港摩天岭招待所的辛永雄先生把我送至机场，他也未提及在飞机上吃饭是否要自己花钱的问题，我只好抱定不吃不喝的决心登上了飞机。

飞机从香港飞到悉尼要用11个小时，飞行约2小时后开始吃中午饭。航姐给我送上一份儿饭和饮料，我很恭敬地说：“谢谢，不饿。”与此同时，我也认真观察周围的乘客在接受航姐送上的饭食时是否在交钱。看了半天，似乎没有人付钱给航姐。我开始疑惑警告我“千万别吃飞机上的饭”的那位同事的说法是否正确。继续飞行约4小时后，航姐又送上第二顿饭和饮料，这次我壮着胆子把饭收下，接着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航姐居然没问我收饭钱！这时，我确信我那位警告我“千万别吃飞机上的饭”说法是错误的。哈哈，这是又一位想当然的“辛永雄先生啊！”

忆当年（五）“哇！澳大利亚离太阳怎会这么近？”

从香港飞悉尼要11个小时，这期间在高空既能领略过眼下南太平洋的浩瀚，又能亲见澳大利亚国土的广袤。上午8时许，飞机缓缓降落在悉尼国际机场。飞机经过一段滑行，最后稳稳地进入停机坪。这时座舱响起一段轻柔的广播。我听不大清楚是在说什么。只见乘客都坐在客位上静静等待。这时航姐航哥从舱尾至舱头，沿着两个通道走过来，每人手持一个小瓶，在舱内喷洒略带香味的对人无害的雾状药剂。经询问方知是开舱门之前要对机舱和乘客进行消毒，这是澳大利亚对来自境外的飞行器必须进行的卫生保护措施。喷雾后大约20分钟后机舱门打开，乘客纷纷有序出舱。我一出舱门，大吃一惊，“哇！太阳怎会这么刺眼，澳大利亚离太阳怎会这么近？！”只见天空蓝得一望无际，缕缕白云轻飘飘地挂在天际。后来才知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采取严苛的环境保护措施所致。“环境保护”当时在国人心目中还是一个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的名词。那时久居国内，到处雾气腾腾，不以为非，反而习以为常了。

忆当年（六）“您是日本人？韩国人？…”

上世纪70年代，国内几乎没有特大型商场，也没有所谓“超市”，特别是没有精品店。到了国外，休息日或闲暇之时自然会逛逛大商场、大超市或精品店。那年月出入这些场所有两件事让我最受刺激。首先是进入大商场、大超市尤其是精品店，服务员会很客气地向你打招呼，接着会问“您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每逢此时，我就会郑重其事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服务员听到这个回答时往往会显现尴尬、惊异甚至鄙夷的神色，意思是“怎么，中国人？…”给人的感觉像是中国人根本逛不起大商场、大超市，尤其是精品店，就是逛了也不会买东西。第二件事是商场或超市特别是精品店很难见到中国商品。即使见到也不过就是小闹钟、锤子、刀子、剪子或小五金之类，有时还能见到来自中国的塑料底布鞋，一澳元一双，装在大笸箩里售卖。每逢此时，我内心会非常愤懑。“啥时我国的高档商品也能出现在这里啊？啥时人家不再询问或故意询问咱是不是日本人或是不是韩国人啊？！”

忆当年（七）“一切听从党安排！”

1972年5月初，党组织把我从北京市郊区的一所中学调出，进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调干班学习英语。全班14个人，我年纪最大。老师担心我会成为学习英语的落伍者。谁成想我非但没有落伍，还学得不错。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了一年多，全班又转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在语言学院学得正起劲，忽然在1974年暑假开始头一天，接到学院工作组通知，让我参加语言学院外事处筹备工作。我没二话，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曾想刚刚干了4天，筹备组负责人通知我，“这里不需要你了，你继续休暑假吧。”我立即一愣，心想“是不是自己工作不得力，组织上把我辞了？”但也不敢问。谁曾想在暑假结束前一天，语言学院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又找到我说，“国务院科教组外事组”（即后来的教育部外事局）借调你去那里工作。我忙问“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英语还学不学了？”回答是“你先去报道吧，我们也不知道。”于是我立即打点行囊到了科教组外事组。接待我的领导是个山西人，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慢吞吞地对我说，“虽说是借调，但你要有长期在这里工作的思想准备，并要好好干。”我问“那我英语学习不就中断了吗？”领导说“以工作为重嘛，组织上用的是你的中文，不是你的英文。”我顿时明白了，“这事儿没得商量，那就好好干吧。谁让咱是党员呐，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吧。”当时，那位领导还对我说，“组织上知道你爱人还在郊区工作，离家很远，平日难得回来，只有老母亲为你看管双胞胎女儿。咱们的工作又经常国内外出差，组织上会考虑你的实际困难，把你爱人调回城里工作，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就这样，1974年9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终止了原定的英语学习进程，步入了教育部大门。

【文章来源／李振平编辑／杜汴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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