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县城补课潮：不补课，就会遭遇老师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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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赚钱，本文作者就读的县城小学、初中，老师们私自开设补习班蔚然成风。当育人者开始逐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扭曲的压力——不补课，就会遭遇老师的不公对待。

“双减”等一系列政策落地后，校外补习班问题才有所缓解。以下是作者的自述:

一年级新生开学那天，学校的老师把新生的花名册写在两张红纸上，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上面找到自己对应的班级。花名册就张贴在学校音乐教室旁的一堵砖墙上。砖墙略显脏污，一大清早人聚了起来，不时有大人查阅到班级后，领着孩子挤出人群，把孩子往对应的教室领。

这就是我要就读的小学，一所修在县城鱼市旁的学校。同学多是是鱼贩、菜贩、电焊工的子女。

母亲看到我分到的“一年级2班”花名册上划掉了几个名字，神色略凝重了些，旋即拉我去找负责教学的李主任。

“为什么这个班，刚开学就有这么多学生转走，是不是因为老师有问题？”见到李主任，母亲开门见山。

面对母亲近乎质问的语气，李主任倒是不慌不忙：“2班班主任孟老师是老教师，经验丰富，”又没来由地提到，“而且她人品很好，从不补课。我可以写个条子，让她照顾一下你孩子。”

就这样，母亲拿着李主任写的纸条， 找到了我的班主任孟老师。她神情冷漠，在看到李主任开的条子时，才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会入学这所学校，和李主任有些关系。直到入学，母亲都在怀疑把我送入这所小学的决定是否正确。原本，她一位远亲，邀请我同他的女儿一起入读城里一所实验小学。但我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实验学校收费高、老师“黑”，他想找个省钱点的学校。于是主张到这所鱼市学校了解看看。做了入学测试后，李主任对我父亲说，觉得我聪明，承诺减免一年三百多元的学杂费。之后，在父亲坚持之下，我被送进这里读小学。

那是2003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公立老师的固定月薪在1千元左右，所以学校里的一些老师为了创造收入，私下会开补课班捞外快。

李主任说得对，孟老师确实不补课。但那是因为一二年级的课程简单，同学们都不用补课。学校里有些老师会用自己的特长，占用教室开笛子、二胡、书法辅导班，我们的一位副校长还开设了奥数辅导班。但孟老师没有才艺，因此课外辅导班也开不成。

孟老师最后还是想到了办法，在家开寄宿班。

她先询问了一对去了辽宁沈阳卖衣服的家长，是否愿意将孩子放在自己家里，每月缴纳1500元。同小商贩和流水线工人相比，外出做生意的父母往往能获得更多收入，而他们也更愿意将自己辛苦攒下的一点积蓄全用在孩子的身上。果不其然，那对家长爽快答应了。在他们看来，比起目不识丁的祖父母，把孩子交给识文断字的老师显得靠谱多了。

在家开了寄宿班后，为了招徕生意，孟老师想了很多办法。先是委任每月给自己“上供”的同学做中队长，之后又以班级两周没有得流动红旗为由，要求全体同学每天早于学校规定的时间，六点之前到校值日，违者会被她呵斥、体罚。家住得远的同学苦不堪言，一位家中开养鸡场的同学，数次因值日“迟到”受罚，他的母亲终于开了窍，把她送到了孟老师的寄宿班。

2004年，教育局多次下达禁止校内老师补课的通知，然而对于收容学生在家居住，却难以界定、查处。孟老师家里的寄宿班，就这样游离于灰色地带。她本人也很注意安全保护工作，每天要求几个住宿生把校服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使邻居把这几个“便衣”学生当作“亲戚家的孩子”。

家长们的忍让，助长了孟老师的野心。为了多挣钱，她兼任语文和数学两科的任教老师，但教学水平却跟不上。一次在语文课上，她不会念“嗟来之食”的“嗟”字，于是假借提问同学，想掩盖自己的窘状。讲解方程式时，她不懂得怎么解方程，就让同学对照答案，自己理解。

对本职工作心不在焉的孟老师，最后还是惹了众怒。四年级结束时，我们班的考试成绩年级垫底，很多同学考试不及格。孟老师在课上笑着说没关系，学校扣她几十块钱工资，最多让她少吃一顿排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传到了家长那里，大人们终于决定不再忍让纵容。

他们私下聚集起来商量对策。最后，二十多名家长一同去学校班主任。接待他们的依旧是笑眯眯的李主任。问清来意，她一面打着哈哈，一面将孟老师转给另一个班，继续教四年级。同时把那个班的班主任调换给我们。后来，原本住在孟老师家的同学，一部分住到了李主任家中，一部分投靠了新班主任。

一年后，孟老师再度被家长们告下去，重新去教一年级。

读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李老师上了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新闻。他是我们学校语文教学组的骨干，因为课外私设作文辅导班被人举报，教育局对他处以数万元罚款，并在电视台滚动播报了这件事。私底下，也有讨论说，举报李老师的是他的同行，因为李老师能力好，收了别的老师班上的学生，动了其他人的利益。

或许是为了规避“天价罚单”，老师们开始将暑期补课转入地下。

我参加了我们英语老师的补习班。英语老师把讲课的地方选在了附近小山上的一处民宅。那里有很多违规建筑的民房，有些房子甚至因山体滑坡而悬在半空中，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使这里遍布着暗道和窄巷。由于治安不佳，这里几乎家家养狗，如果有人经过，邻居的狗会立刻叫成一片。

这里环境恶劣，却严实地藏好了老师的补课班。

教奥数的王老师，丈夫投资了一家大型培训机构。王老师的补习班，就开在隔壁一处贴着“此房出租”的闸门里。平时，王老师的补习班不挂招牌，闸门半掩，待学生全部钻进楼门后，就放下卷帘门，一旦有人来查，学生们就可以从隔壁的机构离开。

到了初中，课目增多，学生们不愿在路上耗费过多时间。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一起在县城偏远处租了一栋民宅，门口还按了警报器，一旦情况不对，警报器一响，就让学生们从民宅后的消防通道离开。不久，地理和生物老师也加入其中。节假日里，萧索的民宅，会随着百十名学生的到来，瞬间变得拥挤而热闹。

不同的补习班，根据上课学生人数不同，收费标准不同。就我自己上过的补习班来说，一对一收费最高，一般是每小时200元；五人以下的小班课次之，每人收费100元；五人以上的大班课，每人收费50-80元。

“每月挣这俩钱，全给你拿去补课了。”思媛记得，有一次，妈妈从微薄的三千元工资中，分出一大半给她时，忍不住抱怨。

思媛是她妈妈40岁高龄产下的独女。她的母亲望女成凤，为了让思媛接受最好的教育，母亲给思媛报了奥数、英语、作文等学科类课程，还让她去学拉丁舞、琵琶、绘画、书法等特长。这些补习班，每个月要花去数千元。

思媛的爸爸失业后去了华北地区，在采石场打工。思媛妈妈留在本地，在商场帮人卖服装，周末又要陪思媛奔波于去往不同老师家的路上。

我和思媛一起读小学时，她的成绩始终排在年级前三。但她每天背着的书包里，至少装有三四本课外练习册，据说她妈妈每晚会监督她做习题到十二点。思媛本是个活泼的女孩，但因学习任务过多，性格也日益孤僻。

初二时，思媛学习压力过大，一度陷入抑郁，甚至自暴自弃地谈了场恋爱。最后，她干脆把绘画当成了主业，走上了艺术生的道路。

虽然补课是老师们的灰色营收，但在当时，我们并非一概对此义愤填膺。“其实，对咱男生来说，补课感觉还不错。”我的朋友志华是独生子，他期待热闹地度过假期，补课班就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在学校不同，老师们在补课班不会严格约束纪律，还会把布置的作业拿到补课班上讲。有时候，同学们在补习班就可以抄完所有作业。

不过志华对此也有不平的时候，有段时间，他觉得补课现象的蔓延，使老师们变得贪婪。补课的同学有时会无理由得到优待，而家境贫寒无力缴纳补课费的同学，有时候还会受到老师的排挤打压。

有一次，我们班因自习课纪律不好，被一位老师罚抄写课文，但去她家补课的同学获准免于受罚。第二天，老师以收上来的作业，字迹不工整或偷工减料为由，拿板凳条打肿了很多同学的手心。后来，一些没有报名补课的同学被老师安排到教室后排就坐，久而久之，一些没有补课需求的同学，也报名去了补课。

成绩很好的阿丹，母亲在电力局工作，家境小康。她报了很多补习班，但始终觉得补课对学习帮助不大。“主要是有的老师补的太糊弄了。”阿丹说。

小学时我和阿丹一起补英语，给我们上课的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仅有中等师范学历，连音标也没掌握。她的补课班收费不便宜，教大家背单词、抄课文翻译，之后就是让大家下棋、看书，像托管班一样。课外辅导兴起后，阿丹又去学剑桥英语和新概念英语，这才有效提升了成绩。

阿丹认为，“老师上课不讲，留到补课讲”的说法并不准确，她坚持认为，有些老师是因为水平不行，上课讲不明白。

“初中老师的补课，实际是习题课。因为老师在校必须先按课本讲解，没时间讲题，所以很多老师把习题留到补课时讲解。”阿丹觉得，初中补课的“性价比”尚可，但老师没能归纳类型题，所以她又偷偷请了外校老师给自己补物理、化学，这才保证了成绩的稳定。

私底下，同学们觉得我们遇到认真补习的老师，还算幸运的。我们听说，隔壁小学的一位领导的妻子开办了奥数和外语机构，强迫学生们去自己控股的“私立机构”补课，很多老师想补课，也只能挂靠在她的机构下，赚的钱也要和机构分成。结果老师们普遍缺乏积极性。后来有关部门禁止“公立老师在私立机构任教”，我觉得也能打击这种假公济私的行径。

因补课之风日盛，很多老师每天工作至半夜12点。长此以往，他们也产生了力不从心的倦怠感。

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关老师曾多次对我们吐槽：“我上班累了五天，双休日还要成天补课挣钱。”可他不得不重复这项单调、辛苦的工作来赚取收入，只因他也是家长，有个女儿需要“栽培”。

关老师的女儿莲莲比我大两岁，在她读初中的三年时间里，关老师除了送礼打点各科老师、支付高昂的补课费外，节假日还要给女儿“开小灶”，高价聘请重点大学高材生或省实验老师给女儿单独授课。

我的初中班主任方老师，是一位有情怀的教育工作者。她教我们英语课，不开补习班，课堂之外，也不吝回答学生的提问。

方老师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到教室，在黑板上出数学题，之后再耐心给大家讲解。后来，随着考试科目增多，方老师还在自习时间兼任了我们的历史、政治、地理老师，一直坐在教室后面，鼓励大家找她提问题。

在方老师一心操持下，我们班难得地成为了沙漠里的一块绿洲，同学们不用担心不补课会遭遇老师的不公对待。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方老师许多科目的题都能讲，直到有一天上数学课，我不经意回头瞥了一眼，发现方老师坐在教室最后面的办公桌前，一边听数学老师讲课，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那一刻，我的心里莫名多了一种踏实感。

方老师的“免费辅导”，令很多家境一般的同学获益良多。但其他科目的老师，却认为她的行为，导致来找自己补习的学生少了。因此，她们开始集体抵制方老师这个“不合群”的家伙。

方老师总是衣履整洁光鲜地出现在学生面前，学校的贴吧里，开始有一些新开的小号，放出方老师收受了贿赂才能时常穿新衣服的消息。更有甚者，还宣称她打扮得这么漂亮，一定是和某些男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然而，同学们很少有空上网，方老师也不在意流言，仍是每天朝气蓬勃地来上班。我们班的成绩依然稳定在年级第一。

后来我们发现，老师们上课开始故意消极怠工，请假次数也增多了。语文老师以外出比赛为由，半年内请假三次，最长的一次离开了一个月之久。数学老师上课时动辄对我们冷嘲热讽，并穿插很多与教学内容无关的话题，讲题时则敷衍了事，略过很多重要步骤。我们班许多同学的数学成绩下跌严重。

老师们的反击损人不利己。一些同学们开始不信任老师们的教学水平，私下组团到其他学校的老师那里补课。

初二下学期，方老师在课余找到我们。当时开始实施“阳光分班”，其他老师组团向校长反映，自己班成绩不好，是因为好学生被方老师“掐尖”带走了，老师们要求在升初三后再分一次班。实际上，他们是想把方老师培养出来的成绩好的学生分到自己负责的班级，也把他们发展到自己的补习班上上课，这层没有在明面上讲。

最后，校长也迫于压力，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承诺在期末考试之后，全年级按照成绩排名，重新分班。

方老师知道后，私下告知了同学们这件事。同学们决定将计就计，打一场反击战。

后续几场考试中，成绩不错的同学都开始有意在数学、语文两科上不认真答题。最后成绩揭晓，原本成绩好的同学因为在期末考中没有名列前茅，没被分到其他班级去，老师们的的阴谋宣告破产。

升入高中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买了一捧鲜花去看望方老师。她高兴地和我谈起了人生理想，听说我要报考师范院校，改变我经历过的教学环境时，方老师连连摇头。

三年后，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父亲坚决要我报师范专业，出发点却和我截然相反。父亲说，班主任油水多，社会地位也高。有一次父亲在集市上看到一对卖海鲜的夫妇碰到了自家孩子班主任，匆忙选出最好的一箱龙虾，搬到了老师的私家车上。父亲对此印象深刻，问我说，你什么时候也能给我买辆车，带几箱海鲜回家就好了。

- END -

撰文 | 孙从嘉 李晓辉 周文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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