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次缴获200多两黄金怎么处理？请看彭德怀的小气与大方

互推小编 2024-04-09

来源：《党史博采》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帅彭德怀那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中，他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经常将自己的钱物捐赠或资助给国家、家乡和人民群众，这时的他处处大方得很，他甚至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反过来，他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却非常严格，甚至于严厉到不近人情或者特别小气。这大方和小气两相对比之间，一个大写的人格已经凸现在人们眼前。

小气的彭德怀

1933年、1934年间，杨尚昆来到红三军团任政委初期，在与彭德怀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日子里，他除了感受到彭德怀和他率领的红三军团指战员们的骁勇善战、为革命一往无前的气概外，也深深感受到了彭德怀与官兵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精神，正如彭德怀一贯声明的那样——“共产党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开始，杨尚昆下到连队，按照规定吃饭时可以加一个菜。加菜无非是炒鸡蛋之类。但是，他很快发现，同彭德怀一起下去就从来没有加过菜。

原来是彭德怀不允许。他下到连队，谁给他加菜，谁就要挨骂。彭德怀是个烈火般脾气的汉子，这骂人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独特方式。他主要是骂干部，他对干部要求严格，但骂凶了、骂错了，干部也会有委屈情绪。杨尚昆为此不时地提醒彭德怀。但当杨尚昆与红四师政委黄克诚说起这事时，黄克诚却笑言道：“他就是那个样子，见面骂你几句，就像在问你好。骂错了，他会认错的。”

战争年代，马匹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讲，是很重要的。但彭德怀的马匹不到走不动路是不准给他换的。

对骑乘的马匹彭德怀是这样，而对乘坐的车子更是如此。

◆1936年，彭德怀长征到达陕北骑马照。

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条件较好了，彭德怀仍然一如既往地清正为人、廉洁奉公。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乘坐的依旧是一部旧式汽车，后来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他调换一辆最新式的，被他拒绝了。

警卫参谋给彭德怀讲新车的好处，彭德怀则说：“世界上好东西多着呢，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还同时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称得上是名重位高了。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来没有为家庭添置什么新奇时髦的生活用品。

有一次，彭德怀率团到前民主德国访问，警卫参谋和他商量给他刚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手表。

彭德怀想了想，同意了：“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

警卫参谋想，这些国家发给出国人员的零用外币用不完的反正要退回去，就买一块样子好看的手表，价钱稍贵一些也没有关系。

警卫参谋买回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彭德怀首先批评了这位警卫参谋不该买这么多东西，接着便指定自行车归公务员小何使用，还说：“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

对买回来的手表，彭德怀一看发票，就说：“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赶快给我换掉。”

警卫参谋说：“这就是最便宜的。再说现在去换也来不及了，你干吗这么小气呢！”

彭德怀一听，严肃地说：“不是我小气，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建设，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嘛！”

◆1954年9月，彭德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随即，那两块手表分给了黄公略的女儿和彭德怀的侄女各一块。侄女一看，表面上只有两根指针，没有秒针，要贴到耳朵上才能听出表的走动声。那时大三针的手表已很流行，给她弄了块二针表竟然还挨了伯伯彭德怀的批。

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亲闻亲历的这类“小气”例子还很多。平时每顿饭剩下的菜，彭德怀规定不能倒掉，下顿热热再吃。

彭德怀极端讨厌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从不允许人家招待他，不买票的招待电影他不看，超过伙食标准的招待饭菜他不吃。他总是当着那些爱请客的人批评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他无论到哪里，临行前都要打招呼，“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搞特殊。”

1955年的一天，外出视察的彭德怀下榻在山东省烟台某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特地准备了一些小吃。

彭德怀一进屋，只见桌上摆满了高档水果、香烟和奶糖，便生气了。他让警卫员把招待所所长、管理员叫来，请他们坐下，在表示感谢之后问道：“咱们有没有招待费？”所长回答：“有，有，还有不少哩。”

彭德怀说：“那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应该生气吧！这不像为他们当家作主的样子吧？人家不应该喜欢这样的当家人吧？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共产党人，不能向他们学习吧？咱们共产党人，不能想着升官发财搞特殊。咱们的国家、人民还很困难哟！”彭德怀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使所长和管理员深受感动，他们当即撤了桌上的东西，并保证今后改正。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有一座古式建筑，名曰“永福堂”。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以后就住在这里。这座院落，有正房5间，西头的两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兼作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十来平方米一块空地，作为餐室。东厢房作会议室，有时用来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座房子，彭德怀刚搬来时，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叮嘱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1953年，彭德怀在中南海住所永福堂前留影。

就这么一个小空间、较简陋的房子让彭大将军居住和工作，实在是有些艰苦了。他的侄儿侄女们来了后没地方住，就只好搭地铺睡。

为此，后勤部门几次想给彭德怀扩建两间房子，但是，彭德怀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我们的房子已经很好了，比老百姓住的宽绰多了。北京市的群众要是跟我们一样住上这样的房子，怕20年也达不到。”

彭德怀的住房确实又旧又小，后来左权的女儿也住到了他家，他家的住房就更困难了。

为此，彭德怀夫妇经反复商量，决定盖两间小平房，精打细算下来，还需1000多元。

彭德怀一听就说：“10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能买1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呀？！不盖了！不盖了！”

屋里的家具，只要彭德怀认为“挺好”的，就别想给他换新的。有一次，警卫员提议把他家的旧窗帘布换一下，他鼓睁着双眼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作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

大方的彭德怀

彭德怀对自己非常严格、小气，而对党、对人民却十分慷慨。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某部缴获了敌人200多两黄金。战斗结束后，这批黄金被交到了总部。总部机关的年轻人大都没见过黄金，一听说缴获了黄金，都好奇地围过来看稀罕。这时，彭德怀走过来，伸手掂了掂装金子的口袋，说：“呵，还怪有分量的。你们说，这金子如何处理？”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买枪炮，有的说买给养，吵吵嚷嚷兴奋得想出各种主意。

彭德怀笑呵呵地看看大家，说：“这家伙很值钱。既然有这些值钱货，咱们就用它买几门大炮，早点打发鬼子回老家去。还要买很多的白面、大米、猪肉，让你们这些小伙子吃得像小老虎似的，肉滚肉滚的。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听得很舒服，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

但是，彭德怀又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花掉这些金子。目前我们是缺乏武器和粮食，可这些困难我们是能够克服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金子花在我们事业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就是说好钢要花在刀刃上。还是老法子：武器向敌人要；吃、穿靠发展生产来解决。”大家都热烈赞成彭总的提议。

过了一段时间，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要回延安学习。临行前，彭德怀取出那个装着金子的口袋，交给王政柱，嘱咐他说：“这里面的200多两黄金，你把它带回延安，交给党中央。”

彭德怀说：“这几年我们的同志生活是艰苦，可战斗在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生活更艰苦。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那里人多，财力、物力更紧张，那里正是革命最需要的地方。”说着，他紧紧握了握王政柱的手，挥手告别。

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王政柱终于到达了延安。当他把黄金交给党中央并讲述了彭德怀送黄金的故事后，在场的人们仿佛看见彭总那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赤诚的心，比金子更亮，比金子更重。

◆1940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留影。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彭德怀总司令的妻子浦安修因公出差顺道探望他，带来了黄克诚送的一些湖南的土特产和一匹夏布。

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让人把这些湖南土特产分成若干份，分送给作战、机要等部门的同志。还剩一点布料，他让妻子交给了在北京的后勤部部长。可谓大方得很。

彭德怀家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的彭家围子过去缺水，周围百姓饮用水要到很远的塘里去挑。几十年来，彭德怀一直把这件事记挂在心里。1957年，全国许多地方兴起大修水利高潮，他便给家乡干部写信，建议在他小时候砍过柴、放过牛的乌石峰下楠木冲修一座水库。1958年，水库动工兴建。

这年冬天，彭德怀回乡视察。听了公社、大队干部的汇报后，他非常高兴，立即自掏腰包捐献了500元钱表示支持。

1961年再次回乡时，彭德怀特地去楠木冲察看水库，建议大队组织劳力将坝基加高加宽，并在库内养鱼。

不仅如此，彭德怀又个人慷慨地拿出300元钱给大队买鱼苗用。

从此，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的财务账上便为彭德怀立了一个户头，记着彭德怀交来的各笔款项。

彭德怀还说：要回来当一名农民，每年要为生产队出工100天。

后来，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愿望不能实现，彭德怀就提出以钱代劳，每年从自己工资里支出100元给家乡投资。1962年到1964年，他每年如数寄来100元钱。

后因1965年彭德怀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身陷囹圄，故而无法按时捐款。1979年，彭德怀得以平反昭雪。他的夫人浦安修按照他的遗愿，补交了他原先承诺给家乡的去世前10年的累计投资款1000元。如今，彭德怀的几笔投资款一一记在“社员往来”账上，饱含着这位开国元勋的浓浓乡情、拳拳赤子之心。

◆彭德怀与侄女彭钢。

彭德怀的侄女彭钢曾深情地回忆道：

“在吴家花园，伯伯曾向我讲过，他自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没有故意浪费公家的一分钱。参加革命后，他没有多少存款可言。有一回他告诉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400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伯伯说，黄、陈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

倒是伯伯在旧军队中曾经有过积蓄。他从连长当到团长，十年中把薪金、办公、杂支等积存的3万多块钱，在平江起义的县城又筹了3万多块钱，加起来7万元，全部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经费了。对于家庭，那时他每年寄钱不足200元，家中始终维持着下中农生活。我的父亲彭荣华有时去看伯伯，手中最多只有两斤家乡产的茶叶而已。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正如他自己谈到的那样，‘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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