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互推小编 2023-05-07

作者：杜鲁门·卡波特

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爿老宅中的厨房。厨房里最醒目之物是一个黑色大烤炉。此外还有一面大圆桌和一个壁炉，壁炉前放了两把摇椅。就是从那天开始，壁炉开始了这一季的低吟。

厨房的窗前站着一个妇人，白发剪得很短，脚上一双网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没有形状的灰色毛衫。她娇小灵活，像只矮脚母鸡。不过，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久病，肩背令人遗憾地变成微驼。她的脸很特别，有点像林肯，像他的一样嶙峋，而且染了风霜日晒的颜色，可同时又有点娇气，骨骼匀细，眼睛是雪莉酒的黄褐色，目光惊怯。“哦天，”她欢快地喊道，气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她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那时我七岁，她六十来岁。我们是表亲，很远的那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我记事起就是。老宅里还住了其他人，都是亲戚，他们比我们强大，经常弄得我们哭。我们呢，总地说来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前面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时还是个小孩。她现在仍是个小孩。

“我还没起床就知道了。”她说，从窗边转过身来，眼神喜悦。“法院的钟声又冷又脆，听不到鸟叫，它们都去了温暖的地方。是的。哦，巴迪，别再往嘴里塞面饼了，去找我们的小马车，帮我找下帽子。我们要烤上三十个蛋糕。”

总是这样：十一月的某个清晨来临，我朋友被点燃了内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欢腾，似乎是为了给一年的圣诞季节致以正式的欢迎辞，她大声宣布说：“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拿帽子来。”

帽子找到了，一个车轮样的大草帽，装饰着已经褪色的野玫瑰，是一个时髦的亲戚以前用过的。于是，我们一起推了小车，很破败的婴儿车，出了园子，去到一个山核桃果园。这辆车是我的，是我出生时的礼物。柳条编的，都快散开了，轮子颠得像醉鬼的腿。可它很管用；春天我们推着它去树林，装满鲜花、草药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里；夏天我们在里面放上野餐的行头和钓鱼的甘蔗竿，推着它来到小溪边；冬天它也自有用场，作为货车把柴火从院子里运进厨房，作为奎妮一张温暖的床。奎妮是我们了不起的黄白毛捕鼠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厨房，开始给那满满一车的山核桃去壳。我们拣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难找啊（大部分果实都被摇了下来，给果园主人拿去卖了，而果园的主人不是我们）：树叶会将它们掩盖，而霜打过的草也会混淆我们的视线。喀嘣！嘎吱！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了金灿灿的小山。奎妮过来讨吃，我朋友时不时悄悄地塞给她一小粒，可是坚持我们自己不能尝。“我们不能这样，巴迪。一旦吃起来就停不住。本来就不太够。要做三十个蛋糕呢。”厨房里暗了下来。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把最后一片壳扔进火里，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烧起来。小车空了，奶罐却装得满满的。

我们边吃晚餐（冷饼干、火腿和黑莓酱）边讨论明天的事情。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买东西。樱桃和香橼、生姜和香草、夏威夷菠萝罐头、桂皮、葡萄干、胡桃和威士忌，哦，还有那么多面粉、黄油，那么多鸡蛋、香料、调味料；我们需要一匹小马才能把马车拉回家。

但去买之前，还得解决钱的问题。我们俩谁都没有。除去家里的人偶尔给的一点零钱（一角都算是多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捣鼓各种营生赚来的：卖旧货，卖手摘的黑莓、自制的果酱、苹果冻和桃干，还为葬礼和婚礼扎花圈。有一次我们在全国足球知识竞赛上赢到了第79名，得了五元钱。并不是因为我们了解足球。只是我们参加各种我们听说的竞赛。那时我们的希望集中在为一个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万元大奖上（我们提议叫“A.M.”，广告语是“A.M.！阿门！”我朋友害怕这样可能渎神，所以说出广告语之前也是经过了一番犹豫的。）说实话，我们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后院木棚里开设的“妙趣与奇观博物馆”。“妙趣”是一台实体幻灯机，里面存有华盛顿和纽约风景的连续幻灯片，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用的原因后大为光火）；“奇观”是我们自己的母鸡孵出的一只三条腿小鸡崽。周围每个人都想来看看这个小鸡崽，我们收大人一角，小孩两分的参观费。等到博物馆因为主要参观对象的病亡而被迫关门时，我们足足赚了二十元。

我们每年都想方设法凑足了这笔圣诞节储蓄，水果蛋糕基金。这些钱我们藏在一个古老的缀珠钱包里，钱包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地板上压着一个夜壶，夜壶上面是床。我们绝少把钱包从那安全的藏匿点拿出来，除了放钱进去的时候，或者每星期六的那次提款。因为星期六我可以拿十分钱去看电影。我朋友从来没去看过电影，她也不打算去：“我宁愿你讲给我听，巴迪。这样想象的余地更大。再说，一个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应该不知爱惜地用眼。上帝来时，我可以看清点他。”除去从没看过电影之外，她从未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出门五里远，收发电报，阅读圣经和报纸漫画版以外的东西，化妆，被诅咒，诅咒别人，故意撒谎，让一条饿狗饿着肚子走开。而下面则是一些她做过，确实做过的事情：用锄头打死一条本县最大的响尾蛇（十六节）；吸鼻烟（偷偷地）；驯养蜂鸟（试试而已），直到它们立在她手指上；讲吓人的鬼故事（我们都相信有鬼），让人在七月天也感到寒意；自言自语；在雨中漫步；种出全城最美的日本山茶；知道每一种印第安老药方，包括一种神奇的除瘤方。

现在，吃过晚饭，我们回到我朋友的房间，房间位于房子比较偏的位置，她睡的铁床被漆成玫红色，她喜欢的颜色，上面盖了一床百衲被。我们默不作声，带着一种密谋的快乐，从秘密藏匿处把缀珠钱包取出来，把其中的内容倾在被子上：紧紧卷裹的一元钞，绿如五月的苞芽；暗色的五十分币，重到可以压合逝者的眼皮；漂亮的十分银币最活泼，响声清脆。五分币和二十五分币被磨得像卵石一样滑。可最多的是散发出苦味的一分币，堆了可恨的一堆。去年夏天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人跟我们讲好，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他们付我们一分。哦，那场八月屠杀！飞去天堂的苍蝇们！这样的工作不会让我们觉得有面子。并且，我们数钱的时候，感觉像在数苍蝇的尸体。我们慢慢数着，数忘了，又重新开始。她数的结果是12.73元，我数到最后是整13元。“我真希望是你算错了，巴迪。我们不能在“十三”上面含糊。蛋糕会散掉。要不就会把什么人送进坟墓。哎，我从来没想过要在十三号起床活动。”这是真的，她总是在床上度过十三号。

水果蛋糕所包含的各种成分里，威士忌最贵，也最难弄到，因为州法律禁止酒类销售。但谁都知道哈哈•琼斯先生那里有卖。第二天，在采购完了那些较平常的原料后，我们出发去哈哈先生的店，那是河岸远处一个罪孽深重的（据公众看法）、供应炸鱼宴的跳舞酒吧。出于同样的使命，我们以前去过那里；但前面几年我们只是找哈哈的妻子办事。她是一个紫棠面皮、黄铜色漂发、总是一副倦极之态的印地安女人。实际上，我们从未跟她丈夫照过面，只是听说他也是个印地安人,脸上有几道剃刀疤的巨人。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很阴沉，从来不笑。我们朝他的酒吧走去（一个大木屋，里里外外挂满花花绿绿的装饰小灯泡，坐落在河边泥岸上的树阴里，树上的青苔像灰雾一样挂下），脚步慢了下来。奎妮也粘在我们身边，不再欢蹦跳跃。哈哈的酒吧里有人被谋杀。被切成了块。头部遭袭。下个月还有个案子要开庭。自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夜晚，在彩色灯泡涂抹疯狂图案，留声机发出凄厉哀嚎之际。白天哈哈的酒吧破败而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妮吠了几声，我朋友喊道：“哈哈夫人，太太？有人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都翻了个。那是哈哈先生本人！他是个巨人，脸上确实有疤，也不笑。不，他那撒旦似的斜挑眼怒视着我们，大声发问：“你们来哈哈买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吓得说不出话。然后我朋友终于出了点声，但也大不过耳语，“哈哈先生，如果可以，我们想要您一夸脱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挑得更斜了，你能相信吗？哈哈在咧嘴笑。又哈哈大笑。“你们当中谁是喝酒的那位啊？”

“我们要做水果蛋糕。哈哈先生。是出于烹饪需要。”

这让他冷静了点，皱起眉头，说：“决不能那样浪费好的威士忌。”不过他还是转身进到酒吧的暗影里，几秒钟以后又出现了，手中拎着一瓶未贴标签的雏菊黄的酒。他在阳光下展示了它的气泡，说：“两美元。”

我们一分一角二十五分地数给他。突然他把一手的硬币像摇色子那样摇得哗啦响，脸色缓和下来，说：“你们听着，”他把钱倒回我们的缀珠钱包，提议道，“送我一个你们做的蛋糕就可以了。”

“哦，”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评价说，“真是一个可爱的男人。我们要在他的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

黑色烤炉里塞了炭和柴火，燃烧得像一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茶匙在黄油碗里搅动，糖和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美，生姜增加了它的香气。甘美的、挑逗鼻孔的香味浸透了厨房，弥漫到屋子里，又从烟囱里一阵一阵地飘向外面的世界。我们的活计四天就好了。三十一个浸润着威士忌的潮湿蛋糕，正在窗台和架子上晾晒着。

都是为谁做的呢？

朋友们。不一定是邻近的朋友，事实上，大部分蛋糕都是为那些我们只遇见过一次，或者素未谋面的人做的。那些讨我们喜爱的人。比如罗斯福总统。比如J.C.露西牧师和夫人，他们是去婆罗洲的浸礼会传教士,去年冬天来这里演讲过的。或者是每年来镇上两次的磨刀匠。或是阿布纳•帕克尔，从牟拜尔来的六点钟班司机，他每天经过时都会从一团烟尘中跟我们互相挥手致意。或是年轻的温斯顿夫妇，一对加利福尼亚人，有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熄火，因此和我们在前廊上愉快地聊了一小时。（温斯顿先生给我们照了相，我们只照过那么一张。）是否因为我朋友在所有人面前都很害羞，除了陌生人以外，因此只有这些陌生人，一面之交的人看来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用一本剪贴簿收集了白宫来信的感谢词、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婆罗洲的一次次通信，以及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让我们感觉与厨房外那个我们只能看到一角停滞的天空、但却风云变幻着的世界相连。

一根十一月里的光秃秃的无花果枝桠擦刮着玻璃窗。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用小车运到了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我们破产了。这让我很沮丧，但我朋友坚持要庆祝，用哈哈的酒瓶里剩下的两寸威士忌。奎妮的咖啡里也加了满满一勺（她喜欢喝菊苣口味的浓咖啡）。剩下的我们用一对玻璃杯分了。想到要喝纯的威士忌让我们都相当胆怯。它的味道让我们龇牙咧嘴，酸得打颤。但渐渐地，我们开始唱歌了，两个人同时唱着不同的调子。我不知道我那首的歌词，只是哼哼：来吧，来吧，来到黑人逍遥舞会。但我会跳舞，而我想成为的人也是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我的舞蹈在墙上投下嬉闹的影子。我们的声音震动着瓷器。我们格格傻笑，就像有看不见的手在扰我们痒痒。奎妮仰躺在地上打滚，她的爪子在空气中抓耙，一种类似咧嘴而笑的表情拉伸着她的黑色唇吻。我心里觉得温暖又活泼，像那滚动的圆木；而且自由，像烟囱里的风。我朋友围着烤炉旋转，手指拈起她那寒酸的棉布花裙的折边，好像那是一件舞会裙装：指给我回家的路，她唱道，网球鞋在地板上吱纽响。指给我回家的路。

进来两个亲戚。非常生气。他们准备好了苛责的眼神、灼人的话语。听听他们要说的，那些随着愤怒的腔调滚滚而出的话：“七岁的孩子！满嘴酒气。你昏头了吗？给一个七岁的孩子灌酒！一定是疯了。自寻绝路！记得凯特表姐吗？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连襟？可耻！丑闻！下贱！跪下，祈祷，请求主的原谅！”

奎妮钻到炉子底下。我朋友定定地看着自己的鞋，下巴哆嗦着，她撩起裙子擤了擤鼻子，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镇子沉睡很久了，房子里很安静，只听到时钟的敲打声和快熄灭的火的劈啪声，她还在对着枕头哭泣，枕头已经湿得像寡妇的手绢。

“别哭了。”我坐在她的床脚下，一边说，一边在法兰绒睡袍里打着寒战，睡袍上还留有去年冬天的咳嗽糖浆的气味。“别哭了，”我恳求道，逗弄着她的脚指头，挠她的脚底板，“你太老了不能这么哭。”

“这是因为，”她抽泣着，“我太老了，又老又滑稽。”

“不是滑稽。是好玩。比任何人都要好玩。听着。如果你不停止哭泣，明天会很累，我们就不能出去砍树了。”

她坐直了身子。奎妮跳上床舔她的脸颊。（奎妮是不允许上床的）“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漂亮的树。巴迪。还有冬青。上面的浆果和你的眼睛一样大。那地方在树林过去。我们从来没去过那么远。爸爸过去常从那里给我们带圣诞树来：扛在肩上。那是五十年前了。哦，现在我都等不及天亮。”

天亮了。凝结的白霜在草叶上闪亮，太阳圆得像个橘子，颜色也是暑天月亮那样的橘红，支在地平线上，装点着银色的冬日树林。一只野火鸡叫了。一只野猪在灌木丛中咕哝。很快，我们就到了山中急流没膝的深水中，不得不丢下小车。奎妮第一个下水，划动着，不时吠上几声，抱怨水流太急，水冷得能让人得肺炎。我们跟随着，把鞋和装备（一把斧子、一个麻布袋）举过头顶。接下来的一里路，到处都有刺人的荆条，刺果和棘木勾住我们的衣服。地上铺着锈朽的松针，点缀着艳丽的菇子和鸟类换掉的羽毛。这里一闪，那里一扑棱，一阵狂乱的尖叫声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鸟都飞往南方了。小路总是在一池池的柠檬色阳光和漆黑的藤廊中蜿蜒。又有一条小溪要穿过：一大群受惊的斑点鳟在我们周围把水搅得翻泡，大如盘子的青蛙练习着腹部弹跳。水工河狸正在修建一个水坝，对面的岸上，奎妮甩着身上的水，颤抖着。我朋友也颤抖起来，不是冷得，而是兴奋得。她仰起头，深深吸入松香浓郁的空气，帽子上的破旧玫瑰上脱落了一片花瓣。“我们就到了，你闻到气息了吗，巴迪？”她问，似乎我们就要到达的是一片大海。

可那的确也是一片海洋。连着几英亩芬芳的节日之树，叶上带刺的冬青。红色浆果像中国铃铛一样闪亮：黑色乌鸦尖叫着飞扑上去。我们往麻布包里装满了可以装饰一打窗户的青枝和红果之后，开始选择一棵树。“它应该，”我朋友沉吟着，“比男孩高一倍。这样他们就偷不到上面的星星。”我们选的那一棵有我的两倍高。那英勇而飒爽的小蛮子，挺过了三十斧之后，才在断裂时发出哭泣般的嘎吱声，翻倒在地。我们使劲拖着它踏上漫长的归途，像拖一头死去的猎物。每走几码我们就放弃挣扎，坐下来大口喘气。不过我们怀着猎人凯旋的心情，树上散发的冰凉提神的香气也使我们又有了精神，催促我们继续。黄昏时在通向镇子的红土路上，我们不停地听到赞美。多漂亮的树啊，哪里弄来的？路人表扬着横陈在小车里的宝物，可我朋友却躲闪着不愿意搭腔。“那边。”她含糊地咕哝。有一下一辆汽车停下来，有钱的磨房主的懒婆娘伸出头来嘀咕：“给你两毛五票子买那棵树。”一般情况下我朋友是不敢说“不”的，但这次她迅速地摇了摇头：“一美元我们也不干。”磨房主的婆娘坚持：“一美元，我的天。五十分。到顶了。天哪。大姐，你可以去再弄一棵。”对于她的说法，我朋友想了想轻轻地回应：“我怀疑。任何东西都没有替代品。”

到家了。奎妮蜷在火边，一觉睡到第二天，鼾声大得像人在打。

阁楼里的皮箱里装着：一鞋盒貂尾（一个曾租住在房子里的奇怪的女士的歌剧服披肩上的），几卷因磨损而变得金黄的陈年金属丝，一个银色星星，一小段糖果灯泡绳（坏的，毫无疑问很危险）。可一旦派上用场，它们都是绝好的装饰，但还远远不够，我朋友想要让我们的树像“浸礼会的窗子”一样闪亮，并被大雪一样沉的装饰品压弯。但我们买不起“五分一毛店”里面那些日本产的光鲜玩意。于是就像往常一样，一连几天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手拿剪刀、彩笔和一沓沓彩纸。我在上面画画，我朋友把它们剪下来：许多的猫和鱼（因为它们好画），一些苹果和西瓜，还有几个长翅膀的天使，是用留起来的好时巧克力条里的锡箔纸做的。我们用回形针把这些小制作固定到树上，又在树枝上洒了些碎棉花（八月时特地摘的），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我朋友打量着最后的效果，两手紧握在一起：“现在说实话，巴迪。它看上去是不是好看得让人想吃啊？”奎妮想去吃一个天使。

我们为所有屋子前面的窗户编扎了冬青花环，并用带子绑好。接下来的工程是准备给家人的礼物。给女士们的是扎染围巾，给男士的是家酿的柠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浆，以备“打猎回来或者出现一丝感冒症状时”之需。当到互相准备礼物时，我朋友就和我分开来各自悄悄地忙乎。我想要给她买一把珍珠柄小刀，一个收音机，整整一磅巧克力裹樱桃（我们有次吃过，后来她总是起誓：“我能活着只吃这个，巴迪，主啊，是的我能——这可不是在滥用主的名字”）可实际上，我给她做的是风筝。她想要送我一辆自行车（她这么说了有好几百万次：“如果我能，巴迪，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已经够糟糕了。可是很讨厌，令我气恼的是不能送给别人你希望他拥有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的，巴迪。给你一辆自行车。别问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偷的”）。实际上，我相当肯定她也在为我做风筝——像去年一样，还有前年，大前年我们互相交换的是弹弓。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好。因为我们是放风筝冠军，像水手对风颇有研究。我朋友，比我还放得好，她在风轻得都吹不动云彩的时候，也能把风筝送上天。

平安夜那天下午，我们搜罗到一角钱，去肉铺买了给奎妮的传统礼物，一根上好的可供啃咬的牛骨。骨头被包裹在漫画报纸里，高高地挂在树上，星星旁边。奎妮知道那里有根骨头。她盘踞在树下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上面发呆。上床时间到了，她拒绝移动一下。我自己也和她一样兴奋。我踢被子翻枕头，好像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夜。一只公鸡在什么地方叫起来，叫错了，因为太阳还在世界的另一边。

“巴迪，你醒着吗？”我朋友在隔壁她的房间里喊我。一眨眼她就拿着根蜡烛坐到了我床上。“哦，我一点都睡不着。”她说，“我心里像有只长耳大野兔在跳。巴迪，你觉得罗斯福夫人会在正餐时端上我们的蛋糕吗？”我们挤在床上，她捏捏我的手表示“我爱你”。“好像你的手过去要小很多。我猜我不喜欢看到你长大。你变成大人，我们还会是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可我感觉很糟，巴迪。我好想给你买辆自行车。我想卖掉爸爸给我的浮雕宝石。巴迪——”她迟疑着，似乎有点不自在——“我又给你做了个风筝。”然后我承认我也给她做了一个。我们大笑起来。蜡烛烧得只剩很短了，拿不住。烛火熄灭，星夜展开。星星在窗口旋转，仿佛一首看得见的颂歌，慢慢地，慢慢地，沉寂在黎明里。我们可能盹着了一会，清晨最初的亮光像冷水一样泼溅在我们身上，我们起来了，睁着眼睛走来走去，等待其他人醒来。我朋友故意让一个水壶掉在了地上，我则跑到那些关闭的门前跳踢踏舞。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出现了，看上去就像要杀掉我们两个。但今天是圣诞节，他们不能。首先，是一顿美妙的大餐：你能想到的全都有，从薄煎饼、炸松鼠到玉米片粥和蜂窝蜜。吃得每个人都满心欢喜，除了我朋友和我。坦白说，我那么焦急地想得到礼物，简直一口都吃不下。

哦，我很失望。谁能不呢？只是袜子，礼拜日校服，一些手帕，一件二手毛衣和一年的儿童宗教杂志订单。小小牧羊人。我很烦这个。真的很烦。

我朋友的收获好过我的。一袋萨摩蜜橘，这是她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可她最得意的是她出嫁的姐姐织的一条羊毛白披肩。她说她最喜欢的礼物是我给她做的风筝。它非常美丽，但还没有她做给我的那只好。那只是蓝色的，上面点着金色和绿色的幸运星。而且，上面还画着我的名字：巴迪。

“巴迪，起风了。”

风刮起来了，可这也没用，我们还得跑到房子下边的草地上。奎妮已经溜出来把她的骨头埋在了这里（后来的一个冬天，奎妮也被埋在了这里）。就在这里，我们扎进齐腰高的茂盛草从里，蜕开风筝线，感到线在手里猛然抽动着，风筝像天空之鱼一样在风中游动起来。阳光和煦，我们心满意足地趴在草丛里剥萨摩蜜橘，看风筝在天上欢跃。很快我就忘记了袜子和旧毛衣。高兴得像在咖啡命名竞赛中得了五万元大奖一样。

“天，我好傻啊！”我朋友大叫着，忽然间警醒起来，就像一个女人很迟才记起烤箱里的面饼。“你知道我总在想什么吗？”她眼含微笑，望着上面的某一点而不是我，用一种发现的口吻问，“我原来总是想，一个人总要生病，垂死，见到主。我想象主降临的光景，应该就像看见浸礼会的窗子一样，像阳光穿泻而过的那些彩色玻璃一样美丽。那种光亮，让你不知道天已暗下来。想到这样的光亮会带走所有诡异的感觉，是一种安慰。但我现在打赌不是这样的，我打赌一个人临终时分会意识到主早显现过。看到这些”她的手打了个圈，把云、风筝、草地和往骨头上耙土的奎妮都包括近来——“他们总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看见了主。就我而言，我可以眼含着今天的情景离开世界。”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生活分开了我们。那些最通晓事理的人决定我应该去一所军事学校。因此接下来我便凄惨地经历了那些吹着军号的监狱，敲着可憎起床鼓的夏令营。我也有了个新家。但那不算。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可我再也没回去过那里。

她却一直在那里，转悠在厨房里。一个人和奎妮。后来又成了单单一个人。（“亲爱的巴迪，”她潦草难辩的笔迹写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马把奎妮踢得很重。谢谢天她没有受很大的痛苦。我用细麻布床单把她包起来，用小车推着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她的那些骨头在一起……”）后来那几年的十一月，她一个人继续烤水果蛋糕。没以前多，但烤一些，当然，她总是把“一批里最好的那个”送给我。她还会在每封信里用手纸包上一角钱：“去看场电影，写信告诉我故事。”但后来的信里，她渐渐地总是会搞混我和她另外的那个朋友，那个1880年代就去世的巴迪。越来越多月份里，十三号不再是她在床上度过的唯一一天。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来临，一个没有树叶没有鸟鸣的冬日早晨，她再也不能唤醒自己开心地宣布：“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这事发生时，我是知道的。一条简单的口信证实了体内某根隐秘的血管已经接收到的讯息，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别的十二月的早晨，走过一个学校校园时，我不停地在天空中搜寻。就好像我希望看见，如相偎之心，一对迷失的风筝正一路赶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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