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艺术是我余生的归宿

著名美术片艺术家、一级导演、国际动画协会（ASIFA）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动画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动画片《黑猫警长》导演、编剧戴铁郎先生，因病于2019年9月4日19点25分去世，享年89岁。

戴铁郎，1930年生，广东惠阳人，生于新加坡，1940年回国。1953年，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设计、美术设计。参加拍摄的影片主要有《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牧笛》《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戴铁郎先生先后担任美影厂三十多部美术片的动画设计、人物造型、美术设计、导演和编剧工作，热爱美术片事业，热爱生活，热爱科学，喜爱动物，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为少年儿童创作动画片，他的影片常以科学知识为题材，具有浓厚的儿童情趣，敢于开拓，充满想象力，为一代又一代人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为中国美术片、动画界的“中国学派”、中国民族动画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近距离于2012年刊发《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艺术是我余生的归宿，现重发此文，以缅怀戴老。

对于诸多70后、80后而言，谈及童年，《黑猫警长》绝对是关键词之一。

1984年，《黑猫警长》开播后，立刻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动画系列片之一。在历年来最受欢迎的国产卡通形象评选中，它与《葫芦兄弟》并列第二。2010年，《黑猫警长》被翻拍成电影版，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黑猫警长》的导演戴铁郎，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雅号“黑猫爷爷”。

但戴铁郎的成就不仅于此。他参与和导演的作品包括《黑猫警长》、《我的朋友小海豚》、《小红脸和小蓝脸》、《牧笛》、《小蝌蚪找妈妈》、《草原英雄小姐妹》、《九色鹿》等，每一部都备受好评，在国内外屡屡斩获大奖。

可人们有所不知，戴铁郎的一生非常坎坷。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后，他卷入“反右运动”和“文革”，坐了27年“冷板凳”。真正做导演的时光，只有短短10年。

如今，“黑猫爷爷”已到晚年，身边亲人陆续离世，独自一人生活。但戴铁郎觉得，自己从没有为境遇所困，正如现在也不会为时间所困，因为创作就是生命的动力。“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他说。

■戴铁郎一生鲜有接受媒体采访，因此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可他创作的《黑猫警长》，在中国无人不晓。

■耄耋之年的戴铁郎，以平常心看待一生名利，他说：“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

■他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耄耋之年，形只影单依旧乐观

戴铁郎幽居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角落。穿过人车嘈杂的大街小巷，拐进一条小弄堂，可以看到一排解放初建成的老式公房。白漆外墙上，到处是旧水管的铁锈渗出的斑斑印蚀，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包围中，老公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带路的是印希庸，《黑猫警长》的制片，也是戴铁郎多年的学生和朋友。他骑了一辆老式助动车，“突突突”地走在最前面。在一幢老公房前停车时，早已闻声探出头的戴铁郎，从三楼的窗口抛下一把钥匙。印希庸开门进楼，穿过油烟袅绕的公用厨房，爬上陡峭的、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便见到须发皆白的戴铁郎站在门口迎候。

退休后，戴铁郎常年住在杭州，偶尔回上海来住。从1953年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起，他就住在这间50平米的一居室。妻女陆续离世后，原本狭窄的老屋变得空荡荡，沿墙靠着几块床板，唯一一张长沙发的一端叠了两块毛巾，权作枕头。

房间的正中，一张书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老伴去世后，戴铁郎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因为有艺术相伴，晚年的他，对生活依然充满乐观。只是如今打交道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大学生，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美院的研究生。

“她们去世以后，我想了很久，晚年怎样度过？最后想通了——艺术就是我余生的所爱和归宿。”老人抚摸着书桌，对我说。

戴铁郎在杭州的住处，是西湖边上的一间两居室，这是早年浙江美术学院分配给他父亲戴英浪的。戴铁郎没有手机，偶有美影厂的晚辈去杭州探望他，遇上老人出门，往往要在楼下等待许久。他养了几条狗，有从路上捡来的，也有别人寄养他家后再不领回的，他不忍丢弃，一一收养，还四处找人借身份证为狗办证。然可托之人并不多，他笑言：“向我家的钟点工阿姨求了好久。”

每次来上海，戴铁郎总要先通知印希庸。2009年冬天，为了《黑猫警长》电影版的改编，他来上海暂住，印希庸把自家的棉被搬去，顺便帮忙买菜洗衣。昔日的“黑猫爷爷”，如今年事已高，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毕竟有些力不从心。而当年《黑猫警长》动画组的陈思毅，至今记得戴铁郎对生活曾有多讲究：“那会儿美影厂有个咖啡厅，偶尔会做点西餐。戴老师就说，你们怎么把意大利面当成阳春面吃？那天我长知识了，意大利面得卷着吃，而且不能发声音。”

这些生活习惯是从南洋带来的。戴铁郎的人生一分为二，在与动画结缘之前，他的青春岁月颠沛流离，而他一生的品性，也在革命生涯中渐渐打磨成型。“当年美影厂分房，我爱人再三催我去问问，我便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分房小组让我去找厂长，厂长让我去找分房小组。我便想，好吧，这也算是个结果，就坦然回复了家人。”一家人便在这栋一居室里住了几十年。

“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高傲坚忍，他们不在乎利益，坦然为艺术献身。”陈思毅说。

动荡岁月，木刻版画曾是最爱

1930年，戴铁郎在新加坡出生，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二战期间，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在戴铁郎的记忆里，那段时间，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母亲在屋外养鸡，其实是为父亲“放哨”，年幼的戴铁郎便跟在母亲后头干活。

他与母亲情感深厚，他说：“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解放后，父亲戴英浪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师从妻子。抗战期间，戴英浪辗转多地、几度被捕入狱，妻子跟随他，吃了很多苦。但她从无怨言，全心抚养一对儿女，一生为革命“做好后勤”。

“她总是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浅显，一点也不教条。我很怀念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在日后是非不辨的年代，是母亲的昔日教导，使他得以摆脱愤懑，平心静气。

在新加坡读书期间，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捐款，散发写着“打倒侵略者”的宣传手册，一直延续到他回国。1940年，因为叛徒出卖，英政府将戴英浪驱逐出新加坡。10岁的戴铁郎便踏上轮船，随家人一起回到了中国。1942年，戴英浪在上海开展地下党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4岁的戴铁郎，就成了当时家里的顶梁柱。那时戴铁郎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白天开会、发宣传单、游行，晚上在灯下作木刻画。回想自己人生的头20年，他说：“走过了许多地方，都是因为我的爸爸”。解放战争时期，戴英浪又被派往台湾、香港等地。时局紧迫时，全家人风声鹤唳，父亲甚至不能出门。戴铁郎以孩子的身份，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我曾单独回过上海，传递有关台湾高雄沿岸的布防情报。”戴铁郎说，他带了许多中暑药，分散在袋装咖啡大小的包装袋里，情报就藏在里面。1949年，全国解放，父亲戴英浪从香港回到广州。戴铁郎带着母亲和妹妹，在香港《华商报》领了一笔路费，也回到了大陆。“好日子要来了。”那时他这么想。而母亲吃了半生的苦，也终于能够安定下来。

戴铁郎说，自己人生头20年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但是，即使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也从未放下过心爱的木刻版画事业。他曾为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第一版设计了木刻版画的封面；在台湾时，他被安排到公路局工作，期间也刻了大量的木刻版画，其中“台湾村景”一图，解放后被《中国版画集》收录。

回国后，戴铁郎获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得知北京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开设动画专业，他独自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考试。这年初冬，在广州上车时，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没想到一路向北，越坐越冷。那些细节，60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下了火车，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过一座桥时，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于是叫停，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对车夫说，你继续拉，我跟着你跑。”

就这样，他成了北京电影学校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的学生。那批学生中，有阿达(动画短片《三个和尚》导演)、严定宪(《哪吒闹海》导演)、林文肖(《雪孩子》导演)和胡进庆(水墨剪纸动画片《鹅蚌相争》导演)等。

进了学校以后，戴铁郎才发现，同学们大多已在美专学过动画的基本课程，基础扎实。为了赶上进度，晚上9点熄灯后，他就悄悄爬起来，借着厕所的光，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硬

装进大脑”。休息天，同学们出去逛街，他却在寝室里继续学习。就这样强记恶补，考试倒也一一过关。

直到毕业，戴铁郎也没有想过会把动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我一直想把这四年的学习当成一个过渡，之后去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继续画我的版画。”然而，毕业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招人，一眼挑中了他，戴铁郎于是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赴上海美影厂报到，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

而就在进厂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受“潘汉年案”牵连，家中待遇一落千丈。戴铁郎说：“最明显的变化，是那会儿女同学都避着我走。”也正在此时，他遇上了后来的爱人。

事实上，他们相识已久。16岁时，戴铁郎正在为《文萃》工作，有时去女青年会为她们画海报。在一间大屋子里，女青年们跳集体舞、做冰淇淋，活动结束，一地狼藉，往往留给戴铁郎打扫。

“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生活腐化不‘革命’，所以从不参加。”他说。有一回，他在门外的台阶上捉蟋蟀，有个同龄的女孩跑了出来，要他让路，两人还吵了起来。

戴铁郎说起那次初见的场面：“你猜她那时哪个样？涂口红，穿高跟鞋，那就是‘地主家的女儿’嘛！我心里挺看不起她。而她看着我鞋上的补丁，像个小工，一脸瞧不起人的神色。”

然而，在“女同学都绕着走”的日子里，“地主的女儿”却来到了戴铁郎的身边：“别人看了我的档案，跟她说，这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你还是想想清楚。她说，我想清楚了，他有才华，我就是要找他。”

爱人离世多年，戴铁郎说及往事，不动声色：“谁知道命运竟会这样安排呢？再见到那个喜欢涂口红、跳芭蕾的女孩，她已经入了党，还被选为三八红旗手。”他给我们看自己视为珍宝的那些作品时，一大卷发黄的版画中，包裹着《黑猫警长》的剧照和线稿，最里面，是爱人年轻时跳芭蕾的照片。

拿起画笔，“世界就无穷大”

“父亲受牵连后，一切都改变了。一开始，不是不难受。”戴铁郎目睹身边“为革命贡献极大”的战友们的遭遇，他的心开始慢慢平静。不能做导演，那就埋头画画。在为著名的水墨画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画金鱼时，他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一共改了6稿。

1976年，印希庸从职校毕业，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那时，46岁的戴铁郎，在单位依旧是“坐冷板凳”的角色。进厂23年，他还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部动画片的导演。但印希庸知道，戴铁郎是解放后第一代科班出身的动画大师，每回见面，总是尊敬有加。

“这是个‘时髦’的老头，爱与年轻人混在一起。从国外带来的‘洋习惯’，即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也分毫不差地保留着。”印希庸说。做动画时，戴铁郎常常忙得来不及吃饭，面包里夹块巧克力，就着可乐当一顿饭。

“文革”结束后，50岁的戴铁郎第一次当了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的朋友小海豚》，拿着本子去审批时，别人说：“这种本子你去废纸篓看看，我们扔掉很多。”

“我每一部作品厂里都反对，从《我的朋友小海豚》到《黑猫警长》。”戴铁郎说，《我的朋友小海豚》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不符合当时“多做传统、民族的题材”主调。美影厂的日本顾问劝他说：“你第一次做导演，我去向厂里提议，给你个好点的本子。”

戴铁郎拒绝了他的好意：“我是搞创作的，我只做自己的东西。”本子没有通过，就没有导演室，他去厨房借一张小矮凳，再到饭厅搬一张长板凳当桌子，借厂内医务室的一角，趴在长板凳上开始画分镜头，长长的纸一直拖到地上。

终于，他画出的动画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在1982年意大利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总统银质奖，成为当年送选电影中唯一获奖的作品。在戴铁郎做导演的10年里，他的作品获过多项国际大奖，最得意的莫过于1984年出品的《黑猫警长》。作品讲述的是一只机智勇敢的黑猫警长率领部下侦破案件，保卫森林安全的故事。首播以后，几乎受到全民追捧，街头巷尾到处在传唱《黑猫警长》的主题曲。一系列周边产品的热卖，也催生了玩具经济的到来。“那时候孩子们开始玩起一种会发出声光的玩具枪，最早就是《黑猫警长》的周边产品之一。”印希庸说。

《黑猫警长》播了5集，但在第5集结尾黑猫警长打出“请看下集”的字样后，观众们却再也没能等来第6集，因为“黑猫爷爷”退休了。

“那天我被叫去人事处，他们递给我一张退休证，说我年龄到了，该退了。那一瞬间我愣住了。醒过神来后，我一句话没说，拿了退休证转身就走。”就像分房那件事一样，戴铁郎依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那年，他的退休工资是209.5元。为了补贴家用，他每天骑车去郊区，帮别人修改原画。

他人生的头50年里，正逢中国历史风云突变，他的命运也随之飘摇，不知明天会落到哪儿。到了暮年，他从街上捡回瘸腿的流浪狗回家养着，直到后来养得健步如飞，他突然悟出其中道理：“人应该向动物学习，到哪里都能生存。你不可能一直顺利，你没法知道明天会怎样。”

那天，戴铁郎坐在50平方的居室里，用一个下午时间，平心静气地回顾着自己的坎坷一生。说到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也只是哈哈一笑。面对看《黑猫警长》长大的晚辈，他的语气充满怜爱：“你们还年轻，未来还很长，要过好每一天，抓住幸福。我呢，尽管已夕阳西下，但我也要过好每一天。”在人生受冷遇的27年里，他回到家关上门后，笔耕不辍，他说自己“不争不抢，就当是时机未到”。创作却从未停止过，他要为自己可能成为导演的明天做好充分准备。

“我得到的是我的想象力，它与我同在，这是谁都拿不走的。”戴铁郎说，直到80多岁，他依然在创作。当他走过大街小巷，穿过小弄堂，沿着木梯爬到三楼，拿起画笔时，“世界就有无穷大。”

“黑猫爷爷”：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黑猫警长》的。这部动画片由戴铁郎执导、印希庸制片，塑造了中国动画史上“最酷的警长”。1984年播出5集后，好评如潮。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黑猫警长”的形象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象征着正义、严肃、一丝不苟。

如今，看《黑猫警长》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许多人试图解构“黑猫”的形象，分析它成功的秘诀。有人说：“《黑猫警长》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首先，它拥有最多的商业元素；其次，它采取了完全国际化的造型语言；人物设置上，针锋相对的警匪和多种多样的森林公民们三方，形成了张弛有度的人物关系。”

然而，这部“超越时代”的作品，曾经差点儿不能面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戴铁郎曾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黑猫警长》剧本的雏形：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黑猫警长为主角的科普小故事。他从中获得了灵感，开始创作《黑猫警长》的剧本。戴铁郎设计了许多黑猫的形象，拿到幼儿园、少年宫四处征求意见。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了一个头戴警帽的警长形象。

当时，《黑猫警长》剧组几乎是一个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制片印希庸只有28岁。大胆起用新人，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有人向戴铁郎指出：“要做制片，小印资历还不够。”戴铁郎说：“你们不用，为什么不让我用？年轻人不做事，怎么学习？”后来戴铁郎曾对记者说：“我做新人的时候，受惯了冷遇。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怨恨，但我绝不会这样对新人。”

他善于启发年轻人的灵感，也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比如，每一集开场和结束，黑猫警长会用枪打出片名和预告，这个创意就是印希庸提出的。

为了让剧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许多场景和人物，都是戴铁郎回家以后，自己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他订阅了许多国外科技刊物，“热追踪导弹”、“喷气式摩托车”等一些新式武器，就是从这些杂志里看来的。

结果，花了10个月做出来的两集动画片，却被叫停了，理由是：“里面打打杀杀，不符合传统美学，里面的科学道理也没有什么艺术性。”直到一年半以后，一位电影局领导看了，觉得不错，一些小朋友试看后，反响也很热烈。在“不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黑猫警长》上映了。

“《黑猫警长》给厂里带来很大效益。最初，黑猫的周边产品一出来，就被一抢而空。”印希庸说。但对戴铁郎来说，“黑猫警长”问世后，反而离他远了：“小商店里都在卖黑猫警长，但没人想到给我送一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辆黑猫警长的摩托车，放在家里，视如珍宝。

好几年后，有个朋友带孩子来玩，孩子看到那辆摩托车，向戴铁郎提出借回去玩两天，“然后借走就不还了。”戴铁郎说，后来他还专门找朋友提起过这件事，朋友说，摩托车借给了亲戚家的小孩，然后被弄坏了。

“我说，弄坏了你也给我。他挺不好意思地说，人家把它扔了。我说了声‘哦’，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残了半边机翼的直升飞机、别人丢弃的黑猫警长T恤衫，戴铁郎都把它们捡回家收好。他还用陶土捏了个黑猫警长，放在窗沿上，每天看看。

2010年，《黑猫警长》电影版被搬上了荧幕，许多80后带着孩子去电影院重温经典，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即使昔日的“黑猫爷爷”垂垂老矣，可他创造的形象却依然威风凛凛地活在年轻人的心中。

许多人向我说起那年《黑猫警长》的再映盛景，但老人仍是寂寞的。媒体叩开“黑猫爷爷”的门，80岁的他坐在窗边，凝视着自己捏的黑猫警长的模型，二十多年的风化，黑猫周身布满裂缝，还掉了一只猫耳。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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