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医生敢死队：高危90秒与病毒源最近

互推小编 2023-06-07

麻醉科医生杨萍小心翼翼打开患者口腔，含高浓度病毒的空气朝她的脸弥散开来。这是一例困难气道患者，杨萍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插管成功。操作时间越长，对患者越不利，她的脸泡在高浓度病毒空气中的时间也越长。站在旁边的高峰见状，过去帮忙，管子才顺利插进气管……

这是2月20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以下简称“同济光谷医院”）ICU病房的一幕。

高峰和杨萍，是这个医院“医生敢死队”的成员。

同济光谷医院插管小分队，被称为“敢死队”。

为危重症患者插管

新冠病毒从去年年底开始，无声地袭击了武汉，人们在没有准备、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感染，包括医护群体。

1月21日，同济光谷医院一位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患者需要手术，杨萍作为麻醉科医生，详细了解情况后，确认对方没有发热，便和平常一样戴着外科手术口罩进入了手术室。

第二天，左眼红了；第三天，右眼红了，眼内有颗粒感，很不舒服。杨萍用对待常规的结膜炎的办法，滴了眼药水，但情况持续恶化。1月23日，她看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的经历，仔细回忆这位患者的各项检查指标，判断对方是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自己的眼疾可能是被对方携带的病毒所感染。

杨萍立刻在家戴上口罩对自己隔离，2岁的儿子平时最喜欢粘着妈妈，但此时不得不保持距离。每天晚上强行抱走时，儿子总是哇哇大哭，吃饭时杨萍独自一人去阳台。幸运的是，病情到第七天开始稳定，第八天开始好转，最后慢慢自愈。

作为同济光谷医院麻醉科主任，高峰对杨萍的结膜炎一度非常紧张。

关键时刻，杨萍要是倒下，她个人的身体健康以及参与救治力量的减少都是他非常担心的。好在，杨萍隔离期满一切正常，立刻返岗，而且成了“医生敢死队”的一员。

在高峰的眼里，新冠肺炎并不那么可怕，治愈率比较高，但身边熟悉的人患病，心理上遭受的冲击完全不一样。

让他觉得麻烦的是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有高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其它基础病等不利因素。“有的之前心脏不好，或者肝脏、肾脏、脑部有问题，甚至同时有多脏器受损问题。患者得了新冠肺炎之后，肺部氧气交换功能变得很差，氧不够，影响其它脏器，其它脏器的情况恶化，又会让肺部和其它器官也受损，情况变得特别复杂，绝大多数死亡案例，都不仅仅是单一的新冠肺炎问题。”

高峰说，不少患者都需要麻醉科医生为其进行气管插管后连上呼吸机。“这样可以将氧气直接输进去，也可以将里面的分泌的黏液和二氧化碳排出来，有的患者的肺泡塌陷了，还可以通过插管将肺泡重新吹起来。”

20 人的“敢死队”

同济光谷医院副院长汪辉介绍，同济光谷医院目前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医院从2月6日开始改造，2月9日开始，828张床位分成16个普通病区和1个ICU病区，由来自全国的17支医疗队进驻，整建制接管。

汪辉说，目前医院98%的患者是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因此，抢救生命、降低死亡率是医院救治的重中之重。医院每天都要举行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

在讨论会现场，讨论的病例无一不是高龄、有其它基础病、其它脏器损伤、多脏器损伤以及细菌感染等情况。每次讨论会上，除了对疑难病症病因分析讨论，治疗措施方面讨论最多的是激素的使用以及插管的必要性和时机。专家们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要提前预判患者的病程发展趋势，如判断其有恶化倾向，要尽量提前插管。

插管前“敢死队”队员监控病房内准备情况。

由于各医疗队在抵达武汉之前，对当地疫情并不十分了解，绝大多数抵达武汉的医疗队没有带麻醉医生，同济光谷医院的大量麻醉科医生已分派到其它医院开展救治。

2月14日情人节，这天中午12点，高峰接到医院医疗办主任祝伟的电话，要他整合现有力量，专门组建一支插管小分队，为整个医院的患者提供急救插管支持。

同济光谷医院麻醉科6名医生，加上4支驰援医疗队的12名麻醉科医生，再加2名麻醉科护士，一支20人的插管小分队就在这天成立了。

“敢死队”成员，有外地驰援武汉的12名麻醉科医生。

高峰在下午四点拿到各医疗队的12名麻醉科医生的名单的时候非常感动，也很高兴。“这既是一次难得的协作和交流的机会，同时可以更高效地给患者提供生命支持。”高峰和大家讨论，连夜研究制订工作模式、工作流程、工作方法。

由于这支队伍离病毒源的距离最近，他们自称“冲锋队”，而医院其他同事则称他们为“医生敢死队”。

小分队12小时一班

对于同事们送的“医生敢死队”称号，高峰笑了笑：“确实是有危险，但做好防护就没问题，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高峰解释，每天近距离、反复在患者口鼻处工作，心理上没有压力是不客观的。医院有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有充分的防护措施来保障他们的工作在安全的情况下顺利开展。高峰表示，工作时会进行三级防护，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戴防护头套和三层手套。为了确保安全不得不防护，但防护设备让视觉、听觉和触觉明显下降。平时一个人十几分钟完成的操作，现在需要两个人相互协同才能完成，而且操作需要的时间大大延长。

插管操作前的防护准备细致到位。

20人的小分队，人手吃紧，每个班次不像其他医生一样6小时，也不像护士4小时，而是12小时，备班人员则每个班次24小时。

2月20日，高峰值班。他得到通知，当天有两例病人需要插管。经过与主治医师沟通，决定在上午进行。“敢死队”护士先在病房内准备工具、药品，然后通知高峰准备。

高峰、杨萍和王楠3位麻醉医生早早就换上防护服在病房外等候。为了节省体力，也为了避免出汗，等候期间大家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有如雕像。“防护服不透气，穿上去很热，会出汗，水蒸气会在护目镜上凝结起雾，影响视线。”为他们检查防护服的感染科护士表示，每个人的护目镜上都不可避免会起雾，在病区时间长了，容易出汗的医生，再怎么除雾处理，护目镜上都会滴水。

插管操作前的静坐，为节省体力也为防止出汗。医生比了个心型手势。

从清洁区通过4个缓冲区域，进入病毒污染的ICU病区。和其它病区不同的是，病区的过道非常繁忙。由于病房内都是危重症患者，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放着一台治疗车。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台红色抢救车，强心药、降压药、升压药等随时准备应对病人突然恶化的状况。

尽管穿着防护服需要避免剧烈动作，动作尽量轻缓，但熟练掌握技巧的医护人员，在通道内行动依然很迅速。

“神志怎么样？”“还行！”“有没有吃东西和喝水？”“胃管早上没有打，昨天胃管打了温开水、高钠一共1000不到，加上静脉的，总量1700。”“打了多久，8个小时？”“6个小时，我再和护士确认一下。”“注意一下，病人讲话不行，但听得懂，可以眨眼。”在ICU病区，每个人的语速也飞常快、对话简短清晰，争分夺秒。

高峰和主治医师确认好信息后，推门进入病房。病房内却非常安静，阳光透过玻璃窗撒在地上，躺在病床上的患者感受着阳光带来的温暖，他们浑身插着管子，身体的各项机能通过机器上的滴滴声有节奏地发出信号。

医患的高危90秒

14床的患者刚由其它病区转入，是位71岁的男性，除了确诊新冠肺炎，还有高血压、冠心病和帕金森症，无创通气血氧已不能维持生命体征稳定，需要立刻安排气管插管，为治疗争取时间。

他胸部贴着连接设备的感应片，肾脏连着管子，清醒时由于缺氧而显得烦躁不安，护士担心他在翻滚中拔掉管子，因此将双手也做了约束。

插管由王楠和高峰共同实施。操作前，两人再戴上第三层手套，罩上了大大的头罩。王楠看了一眼患者的血氧浓度，将手紧紧压住他口鼻上的无创呼吸罩，减少氧气的泄露，让他的身体储存更多的氧。

为了防护医生平时在病区戴面屏，操作插管前要换下面屏戴更密实的头套。

储氧2分钟后，高峰将镇静剂、肌肉松弛药、血管活性药等注射到患者体内，药效发挥作用后，患者全身肌肉松弛，胸膛的起伏消失，自主呼吸停止。对正常患者而言，身体氧气的储备可以为操作留下五六分钟的时间，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氧气交换功能差，身体氧储备少，他们需要在90秒内完成操作，否则患者的脏器难以承受。

药物完全起效的时间是约60秒，王楠观察药物起效后，把患者的口腔打开，将可视喉镜插入。“能看见吗？”“能”。高峰随即递上软管。发现王楠的头套要掉了，高峰帮忙为她向后拉正。

操作中，视力受限会给插管带来很大难度，视线要通过护目镜，然后通过头套，而护目镜上或多或少有雾，头套则是晃动的。王楠需要又快又准地完成操作。不仅是为患者争取时间，还因为患者的口腔打开，病毒从患者的口腔中弥散出来，时间越长，医生在高浓度病毒气体中暴露的时间越长，整个病房内的空气污染也越严重。

14床患者插管操作正在进行。

王楠聚精会神地将管子在患者声门口试了几次，管子插了进去，高峰马上将软管内的塑料支撑条抽了出来，王楠则立即连接呼吸机……

整个过程紧凑、流畅、默契，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语言交流。高峰说，从注射药物到操作结束，一般操作时间约90秒，对氧储备较差的患者和暴露在高浓度病毒气体下的医生，都是高危的90秒。“所以我们要提前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利因素，给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必须一次成功。”

遭遇困难气道患者

为了保证插管一次成功，他们必须提前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包括准备的工具和药品不齐，于是他们每次进入病区时仍然会和护士一一核对，尽管他们已非常熟悉；包括头套可能在操作期间掉落，旁边协助的人需时刻注意，随时帮忙调整……

19床的男性患者，也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基础病。患者在病床上一直呻吟，他用模糊难辨的声音不停喊“我要水喝”。但插管之前不能喝水和进食。

“好的，好的，马上就给你水喝啊！”杨萍的声音轻柔安慰。高峰也在一旁温和地引导他为身体储存氧气：“马上给你水喝啊，你先深呼吸。来，深呼吸……”

血氧饱和度显示达到了96%，高峰开始为患者注射药物，他停止自主呼吸。杨萍小心翼翼打开患者口腔，含有高浓度病毒的空气再次弥散。不巧，这是一例困难气道患者，杨萍将可视喉镜调整了好几次，终于看到患者的声门，但管子插不进去。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患者的自主呼吸停止了，血氧饱和度慢慢在下降：68、67、66、59、57。高峰一边看着参数的变化，一边帮助杨萍将管子内的支撑塑料提上来一点，还是插不进去。

有着20年插管经验的高峰，立即过去帮忙，才将管子顺利插入，连上呼吸机，患者血氧饱和度逐渐回升：60、67、70、73，一直上升到97。

每个高危90秒，都是一次与死神的竞跑。

在最高危的时间里，出了状况，但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两位医生，配合得非常流畅，高危90秒的时间约延长了40秒，若非专业人士，看不出镇定的他们刚才已解决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

“他的声门比较高。”“对，这个管子的尖端一般会有点偏右，你要往左边调整一下……”职业习惯让他们完成操作后，简短地复盘。

高峰说，如果在2分钟内不能插管成功，患者的血氧浓度继续下降，他们要紧急为患者紧急启用辅助呼吸措施，虽然对患者来说影响不大，但病房的污染会加重，医护人员的危险会进一步增加。

真正的危险在意料之外

对于“医生敢死队”的称谓，高峰对南都记者表示，其实这支20人的小分队，都有非常娴熟的技术，只要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保障还是非常充分的。

但同事们称他们为“医生敢死队”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手术期间，杨萍和王楠都曾遇到头套完全掉落的情况。“有时候患者的情况比较差，同伴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就有可能顾不上了。”杨萍说，头套的掉落，让她们头部防护减少一层，风险也增加一个等级。

插管操作中医护人员紧密协作。

此外，遭遇困难气道患者操作时间延长，对于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没事的时候都在脑子里演练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应对。”杨萍说，真正的危险，是以为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到了，突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王楠前几天就在刚完成手术的19床，经历了非常危险的一幕。

王楠说，刚才她进入病房前，听说有一位19床的患者，还以为是自己前几天救下来的婆婆，结果不是。“应该是走了，我心里顿时就觉得挺遗憾的，我只能在心里提醒自己，要专注做好手头的事情，接下来还可能也会有类似情况出现。”她说。

危险的一幕发生在2月16日。王楠还记得，当时19床的患者是位69岁的婆婆，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病情恶化后进展很快，心率108次/分，血氧饱和度只有87%-88%还有继续下降趋势。她在为婆婆完成插管之后，婆婆的血氧饱和度慢慢回升，生命体征也趋于平稳，她便离开了。

大概20分钟后，她回来处理另外一名患者的时候，发现这位婆婆的心率急剧下降，从108次/分下降到了43次/分，血氧饱和度只有51%，眼看着心跳就要停了！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导致情况出现的原因，但很快就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能让心跳停掉！”王楠立即对婆婆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有效果，加油！我一边对自己说，千万不能让心脏停止跳动，一边看仪器上的数据，慢慢地，心率升高到71次每分，血氧饱和度也随着心率的升高而改善”，抢救成功，满头大汗的杨楠松了一口气。

“我当时心里还挺欣慰的，毕竟被我救回来了。我脱掉防护服，给主任打电话的时候，主任问我有没有检查防护服是否破损，我说没留意，才意识到刚才的行为非常危险。”王楠说，剧烈的动作很容易导致防护服破裂，也有可能导致吸进高浓度病毒的空气，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禁止的危险行为，但那一刻，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心跳不要停”。ICU的一位护士听说听到王楠的经历，直呼：“这也太危险了吧，简直是惊心动魄啊！”

“最怕晚上去ICU插管”

原本通知当天上午要做2例插管，在病房操作期间，又不断接到新的通知。整个上午，这支“敢死队”为4名患者实施了气管插管术，直到下午两点，才从病房出来。

换下衣服，值班医生们回到麻醉科的办公室吃了一个盒饭。南都记者准备离开医院时，在医院一楼大堂又遇到一路小跑的杨萍，“又要去插管了……”

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情，就像武汉近期的天气，变化快，易反复。当天值班，他们一共为7位患者完成了插管，在ICU病房内待了6个多小时，和患者经历了7个“高危90秒”。高峰最后从病房出来的时候，汗水湿透全身。

一天手术结束，高峰浑身湿透。

高峰说，麻醉科医生日常在手术室也辛苦，ICU病房内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能够帮他们从这里走出去，会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工作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那是职业的特殊要求，有的年轻医生看到生老病死就在一瞬间，情绪波动也比较大，如果不加以克制，对患者是不负责任的。情绪的波动会影响判断，成败往往也就在那一瞬间。”

高峰说，每天见到生老病死，他们比一般人更深切地感受到，疫情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和所有医生一样，会竭尽全力去挽救每一个生命。

完成7例插管的杨萍回到办公室也是精疲力尽。她说，医院最高记录是一天完成9例气管插管术，“辛苦倒不怕，我最害怕的晚上要去ICU病房插管”。

“晚上要是病人有情况的话，往往都是变化很快，病情恶化很急。人在晚上的反应比白天会慢一点，我就很害怕因为自己的反应慢而处理不好。”杨萍说。

不过她说，每当自己穿上防护服跑去病房的时候，内心都有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知道，他们需要我。”

南都特派记者刘军刘威钟锐钧发自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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