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温度
□孙勇
很多年前,我们乡人不看重元旦的,虽然它常常和冬至挨肩,但冬至也就顶多熬个菜饭,御御寒气,不像北方冬至有吃饺子的风俗,简直享受过年的待遇了。因为过年的进度条,从元旦算起还早着呢,元旦大多还在二九中,天还不够冷,空气中的腊味年味,还稀薄得很,很多人家才刚开始准备年货。等到正月拜年,客人才一拨拨儿上门,直到正月十五前,每天吃食招待都要算计着,总之要省着,细着,留着,备着。就连小年腊月二十三,也仅仅是大人念叨的“小年就是个豆腐年”,堵住埋怨不见荤腥的小吃货的嘴。
大人的话,也经不起推敲,不说过小年,就是过元旦,小孩也知道有富裕的家庭,会吃一顿好的。往远处想,有更多地方让人心里窝藏着委屈。委屈的种子是随口埋下的,比如说收完麦,赶紧去自家和别人家大田里捡麦穗,攒够一抱两抱三抱,等打了麦,到河对面换水蜜桃管饱。又大又甜的水蜜桃,几乎年年诱惑着我们,只是看不见摸不着。小孩依哄,哄哄说几句好话就过去了,很多时候谁又能当真呢。
有多少愿望落空,就会有多少念想滋生。诗人里尔克说,“但也许正是这些时候,寂寞在生长;它的生长是痛苦的,像是男孩的发育,是悲哀的,像是春的开始。你不要为此而迷惑。我们最需要的却只是:寂寞,广大的内心的寂寞”。
“居于寂寞,像人们在儿童时那样寂寞,成人们来来往往,跟一些好像很重要的事务纠缠,大人们是那样匆忙,可是儿童并不懂得他们做些什么事”。那年秋天,我发疯般地用读书填满巨大的虚空,从村子里能找到的各种小说,到高年级学生教材,凡带字的都搜刮一空。接着家里要建三间新房子,请瓦匠打水泥瓦。做水泥瓦,需要大量纸张做衬底。我奶奶从城里带回一堆书籍和报纸,我从中淘到了宝贝——一本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才停止了疯狂的寻找。
光怪陆离,刀光剑影的江湖,给一个乡野少年打开了如梦如幻的异次元空间,那种冲击和兴奋劲恐怕只有和外星人撞个满怀才差可比拟,与其说我像幸运地跌进兔子洞的爱丽丝,不如说我只是那只呆头呆脑的兔子而已。
坐卧行走,手不释卷,奶奶担心我中了魔怔。她老人家不时跟我父母嘀咕着。
某个早上醒来,我翻开枕头,再也找不到我的梁羽生了。我像丢了魂一样到处找,甚至翻开每块水泥瓦的底板对照查看,毫无所获。这像极了一场事先张扬的丢失,可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问谁都说不知道。丢书的事成了谜团,让我对家里每个人充满了怀疑和恨意。
我没完没了地不高兴,终于在父亲那里得到安慰和回应。他许诺将在元旦那天给我5块钱去镇上看看,看能否再买一本,我心里记下日子,开始夜以继日地盼望元旦的到来。
元旦如约而至,直到那天吃完中午饭,父亲也没兑现他的诺言,下午他被人叫去盖房上梁去了。我的希望慢慢转化为无尽失望,失望叠加着怨气,发酵为愤怒。愤怒之下,我平生第一次偷了家里的钱,理直气壮没有一丁点愧疚。
去镇上的一路,有七八里,风是冷的,树是冷的,我的头脑也是冷的,五块钱在口袋里始终也没有捂热。不知它能不能平息我的愤怒和怨念,或许会给我带来一顿好打,反正豁出去了。
那个冬天,实际我的父母是很难熬的,上半年托人从南边山里抱养了一个女婴,如获至宝,没承想一场发热夺走了她的生命。打那以后母亲像丢了魂,饭要么煮得半生不熟,要不煳得没法吃,脾气也变得异常暴戾。不知哪天我哥触发了她的无名火,她追到院子里,一棍子下去,我哥一声惨叫,秃噜地上半天没爬起来。我是死硬派,我母亲拿着小竹条子在打谷场抽打我,邻居孔老太太一边劝一边喊:“你个苕孩子,莫吃眼前亏啊,她打你倒是跑啊,跑过了火下去了,你再回来。”我咬着牙噙着眼泪,就是不跑。
街上的人稀稀拉拉,没有买到梁羽生的书,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渴望再得到一本,故事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就像存在电脑硬盘里,想复习,随时调出来就可以了。后来随便买了一本小说,花了不到5块钱,一路上想着回去挨打的事,反正横下一条心,也不怕了。回去的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个时间,偷钱的事肯定败露了,该领受的领受吧,该来的让他来吧,想起来反倒有些意外地轻松释然,因为堵在心口的那口气出了,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茫然。
天快黑了,离家还有一公里左右的样子,迎面骑自行车过来一个人,走近发现是我哥,他喊我,你怎么才走到这儿,快坐上车跟我回去吧。我抱着书,跳上车,车跑得很稳很快,我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听。我哥说,老弟,都知道了,没事了,咱们回家吧。我心里答应着,知道了,回家吧。
家里灯是亮的,饭菜还是热乎的,那个元旦晚上,全家人什么都没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也许没有什么比宽宥一个孩子的过错,让他心安理得地迎接新的一年,免于恐惧地成长更好的选择吧。
刊发于12月31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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