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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录丨山村过“峰”

 

【编者按】

真正的城市书写,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规划,而是每个人真实的经历与生活。

将最真实的生活刻录进日子的光盘里,浙江新闻客户端杭州频道今起推出《刻录》栏目——我们试图以这个小小的窗口与所有人对话,用我们的“看见”去描摹“底层表情”、刻印“生活褶皱”、白描平凡百姓的“不平凡”,以此去记录时代洪流中的典型样本,触摸新闻背后的思想、责任与良心。

“峰”来了没有?胡则选也不知道。

在杭州淳安县鸠坑乡严村村当了50多年村医,他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压力——作为全村唯一的村医,过去三年,他更多承担核酸采样、送检、慢性病防治的职能。而真正直面新冠的这一天,他还没来得及想象。

从“防感染”迈入“防重症”的半个多月,胡则选每天如同“开盲盒”,充满了不确定性。等一切归于平静,他又担心起即将到来的春节,会不会小诊所又人挤人坐不下?

过“峰”

日头斜拉进大门敞开的诊室,风不停灌进老房子的窗缝,温度计指向8℃。虽然已经70岁,胡则选的白大褂内,却只套了一件薄羽绒服。他说,穿得少点是为了方便行动。

下午2点不到,第9个挂水的村民来了。

他微微颤抖着戴上缠着胶带的老花眼镜,凑近村民刘花香发皱的手背反复拍打后,麻利地把针扎进一小块膨胀的暗青色中。这是前一天扎过的同一根血管。

“老胡,这个‘感冒’再打一针就好了吧?”淡黄色的液体顺着针头流入身体,48岁的刘花香很快觉得这个药让自己舒服了一点。

在团团转的挂号、看诊、配药、输液、换药间抓到了间隙,老胡终于有空坐了下来。

窗口望出去,山的另一头就是黄山了。这是个海拔1000多米的小山村,村民们守着2000多亩茶山和1800多亩山核桃林过日子,去年人均收入约2.2万元,刚过杭州的一半,平均年龄却高达60岁。想要去最近的县城,至少要开半小时山路。这里想要治“感冒”,几乎都要先到老胡的诊所报个到。这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卫生室,也成了全村的希望。

“没事,都躲在家里没出门”;

“都活了80多岁了,怕啥”;

“他们三四天就好了,就是感冒”……

村民们倒是豁达。虽说出山的柏油路早已修好,但对村里留守的300多名老人来说,对于新冠的了解,大多靠着子女的科普和手机上“老年群”的各种视频。

偏僻的小山村一切仿佛都“慢半拍”。距离去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已经过去整整两周,村民们才开始大面积有了不同反应:有人咳嗽,有人乏力,还有人发起了高烧。严村村党总支书记严红梅在上门的时候才发现,8个测抗原的老人里,6个都是“两道杠”。“农村里的老年人普遍能扛,轻症都不说。扛一扛就过去了。”

然而,忙碌的高峰还是来了。12月26日到元旦前,是卫生室就诊人数最多的时候。一天下来,接诊量达到40多人,数量是“新十条”之前的4倍多。

病人越来越多,他自己也隐约开始咳嗽、怕冷。之后的几天,他开始出现了头重的症状,心口也有点痛。症状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直到1月3日才开始好转。“我应该是阳过了吧,不知道,也没测抗原。村里没有。”

即便如此,老胡也没能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卫生室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那段时间,有人不到6点就敲他家门喊着挂水。

“来了来了。”灶上还蒸着馒头,老胡拉开家门,一边回复着家门口的访客,一边拿起早饭。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进了卫生室就“出不来了”。不知是药物作用还是心理作用,大家都觉得,打针好得快、不遭罪。小小的诊疗室坐满了人。高峰期的时候,10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挤了20多个人,八成都有不同的症状。

老房子的客厅就是输液室。原本只设了两个座位,中间立着一根输液吊杆。人多起来,老胡从仓库里翻出两根输液吊杆。刚立好,密密麻麻六七袋药物就挂了上去。椅子不够,仓库的长椅也拉出来救场。半天下来,来不及收拾的废弃药袋也堆了起来。

绝大多数老年人不懂电子支付,只能现金付款。从询问症状、开药、录入信息、输液,到付现、找零……流程算不上繁琐,也绝不简单。给人输液时,就没法挂号;看诊的时候,又有人要拔针了。想要挂水,那几天经常要排半小时的队。忙了一整天,摆在桌角的水杯一次没有动过。等到再吃饭,已经是晚上7点了。

12月27日,接诊量49人;

28日,42人;

29日,35人……

直到1月3日,门诊量第一天下降到二十多人,发热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老胡觉得,第一轮峰应该算是过了。“村里大概有五成已经阳过了吧。”具体的阳性病例人数,老胡并不能回答得很清楚。“毕竟村民不做核酸,阳没阳的也不知道。”但几乎家家都得了一遍,村里的第一波感染高峰就算过去了。“没死一个,也没有一个重症。”

药品

这样的忙碌,开始于“上面”去年12月11日的一则通知:12月底前,乡镇卫生院要开设24小时运行的发热诊室。

很快,老胡也接到村委和乡卫生院的通知,开始接诊所有发热病人,不论是否感染新冠。老胡立刻把发下来的宣传纸贴上展板,立在卫生室门口,“花花绿绿,归总就是说,只接发热门诊。”

缺药很快来临。老胡记得很清楚,12月8日,是他拿到最后十盒酚麻美敏片的日子。老胡坦言,这些药大多数是既往农村地区绝对不会缺的药品,包括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缓释胶囊、美林等,而现在所有村卫生室都缺,“架不住人多呀”。

12月25日开始,村里突然就进入了感染高峰,面对缺药的村民,胡则选咬了咬牙,想了半天,蹦出一个字:熬。

熬的是他这个村医,也是全村的村民。家里有药的村民,大多有什么吃什么。

退烧药太缺了。“只有高烧的病人才能开到两三天的分量。”对于低烧的患者,他只能攥着药不给开。

“怎么办?老伴等着吃药。”“已经烧到39℃了。”

面对着自己也发着烧给家人求药的村民,他教大家用土办法:生姜、红糖、葱白煮水,或是梨、冰糖煮水。懂一点草药的村民,会自己上山挖来煮了喝。至于效果如何,老胡也说不清楚,“有时候也管用的”。

事实上,缺药从十多天前就开始了。大约在12月12日、13日,囤药的消息传进了这个小山村里。紧接着就是骤升的接诊量,其中大部分村民是来买药的。老胡手里仅有的十几盒布洛芬,不到两天就被“抢”一空。

乡卫生院进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填报缺药信息。以往每周四都会按照订货量送药的药企,也已经很久没法供药。卫生院每天都按100盒、200盒的需求量往药企填报,但这次,他们“失约”了。

起初,负责给全乡进药的鸠坑乡卫生院院长洪学平,也没有想到药有一天会这么缺。药企的供货一直都很顺畅。几天后,当他看到网上都在说抢药,药企负责人也开始支支吾吾,他预感不对了。

洪学平急坏了。那几天,他的手机响个不停。打来的是各村的村医,还有小学校长,以及一些坐不住的村民。

他当机立断,紧急下发了不再给无症状者配退烧药的通知。然而为时已晚。严村村的药房里,剩下的只有几盒清开灵片、清开灵颗粒、复方鱼腥草等带点退烧作用的中成药,和为数不多的酚麻美敏片。老胡无奈,他只能将余下的药拆散配发,每个高烧的病人开两三天的量,尽量多分几个病人。

“乡里比村里更加缺药。”既然正常渠道不行,那也去“抢”一点来。有着16年工作经验的洪学平,和药企的负责人关系还不错。他抱着一点希望,开始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拨通药企人员电话,希望能够拿到一些退烧药。

一开始,回答都是否定的。

紧接着,乡卫生院的布洛芬、泰诺、美林也见了底。

转天,药企回复他有药了。

“帮我多留一点。”他一边说着,随即开车去一小时路程外的药企“抢药”。而等到他赶到千岛湖镇时,医药销售公司门口已经排着十多个等着拿药的医生。

第一次取药,他拿到了泰诺、对乙酰氨基酚各20盒,美林40盒。比起卫生院需要的一两百盒来说还不够,但拆散卖也能撑一阵子了。“好在药价格一点没涨。”

几天后的第二次取药,他拿到了断货已久的布洛芬,虽然不是片剂。“20盒布洛芬,每盒9包。每次开5包,也够病人用两天半了。”排队的间隙,洪学平一直在心里盘算着……

元旦前,小山村终于迎来了好消息。省里免费发放的对乙酰氨基酚片到货了。洪学平和老胡都熬了下来。

迎战

过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严村村党总支书记严红梅却失眠了。回乡过年的人们会不会把新毒株带进小山村?最让村干部们发愁的,还是那些老人。

严村村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老人有366人,其中80岁以上有50人。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又占了1/3。对独居的有基础病的老人,严红梅下达了“人盯人”的命令。

这阵子,老胡去诊所的路上都会往沿途一座老房子瞥一眼。里面传来声音或者飘出饭菜香,老胡心里就踏实了。房子主人余长秀80岁,独居,早些天说不舒服,老胡就每天顺路看看老人,成了新习惯。

村医只有一个。更多的任务还要交给村“两委”。村里9名村“两委”委员和20多个党员成立的小分队,成了5个自然村的联系人,每天负责给有独居和有基础病的老人打电话问情况。

村子太偏,救护车常常不赶趟,村“两委”委员的6台私家车全部“充公”。前几天,山顶的翠峰自然村,一个老人想要下山开药,碰巧联络的村干部“阳了”,严红梅二话不说开车上山,把老人送到了卫生室。“春节时碰上这样的情况,甚至需要送到威坪、千岛湖,我们6辆车随时待命。同时,我们也号召乡人大代表、党员以及统战志愿服务队队员加入队伍,充实力量。”

老胡的时间也排得满满当当。除了接诊,他每天都要对着自己的通讯录,给村里有基础病的村民打电话询问最新情况。

药品供应渐渐顺畅起来,但洪学平依旧很忙。全乡只有12名医生,卫生院也只有8人。元旦刚过,忙完“院长”的摊子,他还得抽空当送药工,一趟趟开着车给各村送物资。后备厢装得满满当当,都是省里一级一级下发的抗原检测试剂和免费的对乙酰氨基酚。洪学平按照各村卫生室的门诊人数,认真分装包好。退烧药依然有些紧张,因此对于每个村对应的数量,他算得格外仔细。

严村村分到的数量是500片对乙酰氨基酚。对于老胡来说,这就是及时雨。“60岁以上老人每人6颗,够3天的量。”掂着装满药的透明袋子,老胡心里有了点底气,“有药在手里,心里就踏实很多。”

趁着这次疫情,洪学平还给每个村配备了两台指夹式血氧仪,以及氧气瓶、转运氧气包。同时,乡卫生院也增强了氧气储备,增设了氧疗区。

面对“上面”一遍遍通知的“返乡潮”,老胡不敢松口气。利用这段过峰后的平静期,他每天都在学“联防联控”印发的《农村疫情防控方案》。

“不仅要靠巡诊和村医,还要自己有这个防护意识。”这是老胡在上一波猝不及防的感染高峰中最大的感受。他表示,虽然乡22个网格微信群也日常科普,但很多老年人都没有智能手机,对新冠的了解还不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宣传。

我们离开严村村的那个清晨,刚出炉食物的热气从老房子里飘出,氤氲在空气里。奥密克戎达峰而去的痕迹,已渐渐归于平静。

卫生室里,待诊的五六个村民,正热闹地谈论着谁家杀了年猪,谁家晒了豆腐,谁家的儿女要回来了……相比于之前对病情的焦虑,诊室里的人们,更期待着春节的到来。

在严村村人的心中,扛过这一波等于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都能有力气干活,足以应付年节的繁重家务。而这个冬天,从卫生室里配到的药被赋予了更多意义——缓解发热后的长久乏力,抚慰这个在“过峰”中奋力复苏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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