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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为什么走不出长三角?

 

江南湿冷时节,邀几个朋友,温一壶绍兴黄酒,慢慢地喝上一个钟头,这是不少长三角人的享受。对黄酒这款承载着人文情结的产品,有人提出了异议:这酒只是你们江南人喝的吧?未必。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景良,祖籍安徽,天津长大,北京工作,这辈子没有到过绍兴,也从不嗜酒。多数时候,他的独子在晚上8点左右来看望他,斟满一小盅黄酒,父子俩在客厅品着酒,聊聊天。但是,这位鲐背之年的老先生却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回忆从小跟随父亲一起喝酒的情形,对绍兴黄酒的品质赞不绝口。

周景良曾把父亲收藏的一百多张绍兴黄酒酒票,集结出书《醪海遗帧——周叔弢先生藏酒票》,后又撰写回忆文章《我父亲和酒》,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所参加的宴席上是喝黄酒的,至少在北京、天津一带,这好像形成一种规矩或惯例。

他父亲周叔弢是位政治家、实业家,在生活中颇有情趣。酒类中,周景良的父亲最喜欢的是绍兴黄酒,他认为黄酒的品格在一切酒中为最高,只觉得黄酒香气高雅、醇厚。在几十年间,凡在宴会上喝了黄酒,周叔弢必把酒票保存下来。有时还附上一纸,写下他的感想。久而久之,酒票竟积存了105张。酒票,是在纸上印有酒庄字号、地点、主人名姓、分号地点等情况,封酒坛时,把酒票叠小,放置坛口处,再用泥封口,可说是一种老式的防伪措施。这105张酒票中,有88张都写到造酒运售往北方和闽、广的情况。

到1959年国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率团参加,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时,绍兴酒厂精心挑选了500坛23公斤装的大坛酒运往北京用于庆典之用,作为国宴用酒。1988年12月,钓鱼台国宾馆曾专门致函绍兴市酿酒总公司表示感谢,函中写道:贵公司生产的古越龙山牌加饭酒、花雕坛酒,自我馆建馆以来,在各种宴会、国宴上专用,得到了来馆宾客和领导的赞赏……

由此看来,黄酒并不仅仅是江南人的爱好。

从绍兴酒坊的历史看,黄酒更早时就已走出了江南。早在明清时期,绍兴很多酒坊就已经开始在外地设立酒行和酒庄,以销售黄酒为主,兼提供饭菜,类似今天的酒店。1949前,仅武汉一地,就有40多家黄酒酒行,在陕西榆林,还有东北的一些城市也都设有酒行,绍兴黄酒在这些地方都很有名。《绍兴文史资料》中关于“绍兴阮社章东明酒坊”记录:五口通商时(1842年),阮社章东明酒坊每年酿酒达六七千缸,每缸五六百斤。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该酒坊先在上海开设二家酒行(南号、北号),后在天津设立“全城明记酒庄”,作为运销本坊产品的机构。“全城明记”开设后,北京同仁堂专门向章东明酒坊订购制药用酒,章东明酒坊特为其生产名叫“石八六桶”的上品酒,双方合作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而无形废止。

大约在1934年前后,是绍兴黄酒的鼎盛时期。资料记载,当时,绍兴城乡约有酒坊2246户。其中,东浦576户,阮社435户,柯桥414户,绍兴城区359户,皋埠282户,东关85户,钱清和安昌共95户。据记载,当时年产300缸以上酒坊就有68户。阮社的章东明酒坊、高长兴酒坊、茅万茂酒坊、茅大升酒坊等都远近闻名,其中茅大升酒坊年产量达到2570缸……绍兴黄酒的几大品牌,古越龙山、会稽山、塔牌等的前身都是从酒坊演变而来的。

但目前,黄酒不得不面对作为“小酒种”的现实,整个行业产值只有200多亿元,其中绍兴产区约占五分之一。相比白酒和红酒产业,黄酒只是“小弟弟”,产值只占到3%左右。

为什么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黄酒,进入国宴和上层宴会的黄酒,市场份额会大幅缩水?据黄酒文化研究者杨一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黄酒的原料是大米,而非杂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粮食紧缺的阶段,黄酒酿造被严格控制,除了绍兴这一传统产区外,其他大部分产区的酒厂被关闭,黄酒产量大幅减少,而没有限制的白酒产量增长。改革开放后,洋酒进入中国,新奇与崇洋的心理,让一些人开始选择红酒、啤酒,而以养生为特色的黄酒,被许多人遗忘了。

前不久,中国绍兴黄酒集团董事长钱肖华曾建议,在黄酒的家乡绍兴打造“世界名酒产区”,通过建设黄酒产业园和黄酒小镇等途径,创造黄酒产业的新价值。黄酒,确实已经是绍兴的一张文化名片,未来它是否可以成为长三角的文化名片之一?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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