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张居正和“一条鞭法”：清查土地黑幕重重，官僚集团横行霸道

说起张居正，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条鞭法”改革。很多人因此成为张居正的铁杆粉丝，认为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一条鞭法”改革。

可事实上，早在张居正成为首辅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施行了。早在嘉靖九年（1530 年），吏部尚书桂萼[è]首创“一条鞭法”。那一年，张居正只有五岁。

自嘉靖九年（1530 年）被创立以来，“一条鞭法”就开始在大明帝国的各个地方推行使用。

一条鞭法，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的蔓延开来。——樊树志·《万历传》

但“一条鞭法”的推广过程并不顺利，所以在万历九年（1581 年），年轻的万历皇帝决定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使之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张居正是首辅，故由他牵头实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条鞭法”的诞生、成长和发展都是呈线性的。换言之，就算没有张居正，也肯定会有相关人员来接下万历皇帝的任命。而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由张居正推动了“一条鞭法”的发展。

很多人喜欢把张居正的地位抬得很高，其目的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说起明末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想当初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如何如何，现在张居正一死，这国家立刻就没救了。”

张居正是什么人？要我说，他就是明末官僚集团的一份子而已。张居正在首辅岗位上尽职尽责，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他毕生也没能冲破官僚政治的束缚。

很多人说，张居正非常伟大，因为他使得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加，而张居正去世之后，国库的收入明显减少。

这当然是事实，可这明显是带着感情倾向来看问题的。国库收入的增加与减少，并不一定就是功劳，也有可能是罪证。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问题，国库收入增加，这是官员一心为公的结果；从消极的角度来看问题，国库收入增加，这是官员横征暴敛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带感情色彩来看历史，就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在生产力没有突飞猛进的前提下，国库收入突然大幅度增加，必然是执政者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蛋糕。

结果会怎样？看看北宋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是如何的剑拔弩张，就应该明白这种斗争有多危险了。

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同样触目惊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勾心斗角，不言而喻。

这就意味着，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 35.28%。——樊树志·《万历传》

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各级官吏为了讨好万历帝和张居正，在清丈中多用小弓步丈量。——林金树·《万历帝》

樊树志先生的观点较为客观，他只是列出了客观数据。可如果顺着林金树先生的观点继续延伸，谁敢说张居正这种举动不是横征暴敛呢？

而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也用他自己的亲身见闻告诉众人：“江陵（张居正）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存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

换言之，按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旧有的“虚粮”并除了，新的“虚粮”又跟着来了，受害包赔的还是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林金树·《万历帝》

我并没有说，林金树先生所言就一定是事实，我只是想说：如果只听单方面说辞，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

张居正死后，受到了大明中央政府的清算。很多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会从万历皇帝的个人爱憎上找答案。可实际上，这里面的弯弯绕远比个人感情更复杂。

张居正是正常死亡，死后还获得了极高的身后评价（赠上柱国，谥文忠）。最主要的是，死人通常是无害的，万历皇帝和一个死人过不去，又是为了哪般呢？

如果继续推崇张居正对自己有利，万历皇帝绝不会为了从前的某些小过节，不遗余力地打击已死的张居正。因为这种做法非常不划算，很少有人会这么冲动。

明清时代是高度成熟的官僚社会，无论官员的势力有多大，都无法对皇权构成实质性威胁。虽然发生过明光宗朱常洛这种离奇死亡的案件，但任何人都无法反驳，明朝的皇位就是朱家的。

在这种背景下，要说万历皇帝为了维护权力，从而不遗余力地打击已逝的重臣张居正，实在是有点说不通。

还有人说，万历皇帝是为了钱才选择清算张居正，证据是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可大家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清算张居正，的确可以通过抄家来发一笔横财，但这会让万历皇帝损失多少收入呢？

保守估计，万历皇帝彻底否定张居正，会让自己每年损失 600 万两白银的收入。如果往多了估，彻底否定张居正，会让万历皇帝每年损失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抄张居正的家，只是一笔一次性收入。否定张居正，是断了一笔收入的源头，这个账难道万历皇帝算不过来吗？

或许有人认为我危言耸听，我们来看一段史实。

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了许多不法的行为。主要是为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不是信口胡编，而是根据《明神宗实录》的2378页、2530页和2732 页进行归纳总结。

这一道诏书，不但否定了张居正的功绩，更是把张居正清查出来的1.8亿亩耕地否定了。

1.8亿亩耕地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算算。

大明中央政府在加辽饷时说：“每亩纳税一分二厘，可以收 650 万两白银。”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进行换算，那么在加辽饷的时候，大明帝国在册的可纳税田地共有5.4亿亩。可在张居正清查土地时，大明帝国在册的可纳税田地超过7亿亩。

按照大明帝国的收税标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按最低标准来算，一升为1.88 斤，民田三升三合五勺约合6.3斤。一石为188 斤，1.8亿亩可收赋税折换成石，约合603万石，折合成音量，约合603万两。而按最高标准（重租和没官田）来算，接近1000万两，最高标准请大家自行计算，我给出公式了。

彻底否定张居正，就意味着万历皇帝每年要少收600万-1000万两白银。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作为一个优秀的政客，万历皇帝会不会恨一个人到如此地步呢？

万历皇帝在否定张居正时，几乎是咬着牙在说话，他心疼啊！

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绝不是简单的爱恨所能解释清楚的。

登记在册的纳税田地越多，官吏收税的难度就越大，收黑钱的空间也越小。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纳税田地数额巨大，官僚集团会联合起来证明：这个账本上的数字有水分。证据就是，张居正在清查土地时，存在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

林金树先生的作品《万历帝》，几乎就是官僚集团这种行为的传声筒。当然，我再次重申：并不是我要否定林金树先生，而是他的这段说辞过于主观。

我们甚至可以模拟一个场景：当皇帝拿着账本，要求官僚集团交税时，官僚集团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您那本账本，都是之前的混账官员们为了邀功，不顾百姓死活，故意以少报多写上去的。如果我们按照您那本账本的数额来收税，老百姓都要被我们逼死啦！”

话说到这个份上，皇帝能怎么办呢？官僚集团的这种表现，就是一种变相地威胁：如果您不怕我们横征暴敛，那您就尽管下命令。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不闹个鸡飞狗跳，不死上几百个人，我们绝不罢休！

这就是官僚集团的杀手锏，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具体名称太敏感我就不说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某位大佬认为，现在反应爱情的片子是不是太多啦？删除一点嘛。依着大佬的意思，爱情片当然可以放，但应该适当减量，要百花齐放，别天天强行给观众塞狗粮。

可如果爱情片涉及利益集团，那可就坏事了：以后您别指望能从电视上看到任何爱情片，露胳膊露腿的片子也难得一见。观众们纷纷忍无可忍，咱这是回到中世纪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您命令我往前走，我不撞南墙不回头；您说要从0到1，我直接给您从0干到1000开外。您说的一切我都执行，但您说的一切我都给您执行歪，而且都用最过火的方法来执行。

皇帝能反驳吗？不能。如果皇帝问官僚集团：“之前的官员们为什么要骗我呢”？官僚集团只需要轻飘飘地回他一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能把皇帝堵得说不出话来。

如果只是逼死几百个百姓，对于偌大的大明帝国而言或许不算什么大事。可如果星星之火开始燎原，那么乐子就大了！

如果皇帝施行KPI考核，谁查出来的田地多，谁就是好官；谁收的税多，谁就是好官。那官僚集团更会大呼小叫：从古至今，就没见过这样的昏君啊！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你皇帝喜欢听好消息，所以这个官员说查出一千亩非法田产，那个官员说查出一万亩非法田产，大家竞相攀比，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就是，下面的官吏不干人事，天天巧取豪夺，找理由霸占人家的田产，硬说这是非法的。如果大明帝国混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

我并没有说，皇帝的新账本对或者不对。我只是说，如果官僚集团想拿新账本大做文章，那素材可是源源不绝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做得对不对？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因为张居正清查土地的数字过于惊人，1.8亿亩里面有没有被巧取豪夺的部分？肯定有。但1.8亿亩里面有没有真正的非法田产？肯定也有。

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大数据之下，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反双方都能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大家现在随便搜一搜张居正改革的相关内容，肯定也是众说纷纭，因为利益纠葛太深了。

张居正的历史，表面上看很简单，实际上复杂至极。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相关问题就已经浮出水面了。

我再强调一遍：明清时代是高度成熟的官僚社会，但明清时代也是以士绅集团为基本盘的社会。大家可以想想：张居正这么一折腾，大明帝国在册的可纳税田地，从5.4亿亩窜升至7亿亩，士绅集团能认可这一数字吗？

很多人总认为：张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张居正死得比较早。清查土地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反扑力量还在蓄谋反击的时候，张居正就去世了。

如果张居正多活几年，局势会怎样发展？如果张居正够聪明，他自己就会率先承认改革失败，然后乖乖地回乡丁忧。否则，你弄出个1.8亿亩的大数据，却无法收取相应的赋税，这事该怎么收场呢？

如果张居正活着，万历皇帝可以直接找到张居正：“你说帝国多了1.8亿亩可纳税田地，那么相应的钱在哪里？”

张居正有本事从官僚集团手里榨出这笔钱吗？很难。就算成功，也只能榨出部分，全额收缴是想也别想。

官僚集团天生占理：不管你张居正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最后的结果也是政府一年要向老百姓多收 600 万至1000万两白银的赋税。可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无法从老百姓手里榨出这样一笔钱，你看怎么办吧！

此时，民间的相关舆论就是：政府清查土地时，里面各种潜规则和弯弯绕。本来三亩地，相关人员一量就变成了四亩。说是清查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欺负小老百姓。

这种舆论一造起来，张居正怎么抵挡？想当初，北宋的王安石就是被这样折腾垮的。

也许有人对张居正崇拜到了极点：如果张居正不死，他一定能解决，因为张居正就是能力超强！

对此我不愿争辩，我只想强调一点：羊毛只会出在羊身上，不会出在狗身上。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凭空多出来的收益，必然是从其他利益集团或老百姓身上咬下来的。

如果咬了前者，那张居正就必须和士绅集团不死不休；如果咬了后者，那推翻大明帝国的任务，估计也轮不到李自成来完成了。

张居正去世之后，年轻的万历皇帝看到那账面上多出来的600万至1000万两白银，心里肯定会犯嘀咕：这口肥肉，好吃难消化啊！

如果张居正还活着，万历皇帝自然可以把张居正推出去顶在前面：张先生，您一定要顶住！帝国政府每年能否多收600万至1000万两白银，就看您的本事啦！

如果张居正顶不住呢？那么张先生，对不起哦，我需要提着您的脑袋，去和官僚集团、士绅集团谈判，要不然大明就完啦，还请您多担待。

为什么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立刻认输？原因就在这里。

谁都知道，张居正清算土地，搞“一条鞭法”改革，就是在万历皇帝的授意下进行的。现在只是清算张居正，程度明显不够。

在这种背景下，万历皇帝也只得被动地站出来说话：“张居正这家伙不是个东西啊！就因为我年纪小，当初一个劲儿地欺负我，现在可算是死了，我要清算他！”

万历皇帝这番表态有几分真心？谁知道呢。但要说谁最不希望张居正死，那肯定是万历皇帝了。

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张居正去世四十年之后，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平反了。理由也很简单，当时的大明已经风雨飘摇，天启皇帝在怀念那个拥有铁腕的政治强人。

虽说张居正就算活着，也未必能改变什么，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对吗？再不济，张居正也比那几个只会捣糨糊的首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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