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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书包重20多斤 中小学生减负20年仍原地踏步

 

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小学的放学路上,经常会看到消瘦的孩子背着与身形不搭的大书包走在路上,让人禁不住为他们肩膀的重担捏一把汗。

这其中就有曹静(化名)的孩子。由于书包太重了,平时曹静都会帮忙把书包背到校门口,到了学校再让孩子背进去。“二十多斤吧,这还不是全部。”曹静说。现在她买书包的标准主要看背带质量,“基本一个学期换一个,一般都是背带断了。”

近日,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再次走入公众视野。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下称“减负30条”),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多方提出30条措施,进一步明确并强化各方职责。

减负30条举措之多,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看到这纸减负令,曹静觉得熟悉,20年前,还在她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其中的很多措施就已被公布要求执行。她继而觉得怅惘,减负已经历了整整两代人,可有些措施仍只停留在纸面上。这次减负,会有效吗?

横跨20年的减负令

“我认为现在小学生的负担比我自己读小学时的负担要重多了。我自己读中小学时,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上辅导班,现在是成绩好的孩子上辅导班,带动中下等成绩的学生不得不上。”曹静说。

曹静读小学的20年前,学生负担重已经成了一个问题。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下称“减负7条”),提出了7条举措。2013年8月,教育部又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下称“减负10条”)公开征求意见。蹊跷的是,减负10条在当年两次征求意见后无疾而终,未见发文正式出台。

仅从文件内容来看,减负7条和减负10条相对于近日出台的减负30条,有些条款的力度有过之无不及。

比如,减负30条提出“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实际上20年前的减负7条就已作出相同规定,减负10条甚至更严格,规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可以说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孩子一年级时,老师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布置作业,包括给课堂练习改错、做手抄报等。”曹静说。

减负30条提出: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

而20年前的减负7条已规定“除语文、数学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减负10条则规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

“孩子的语数外每单元都会考试,老师会让得满分的学生拿着奖状上讲台拍照,然后发到家长微信群。前一阵学校刚刚考完期中考,家长简直是‘如临大敌’,老师提前两周就每天布置复习作业。我的孩子语文和英语考了100分,数学考了99分,还好,高过了98分的平均分。”曹静说。

孩子升上二年级后,曹静突然发现,孩子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学校的英语课统一使用一款APP布置家庭作业,视力下降的学生不只一两个,之后学校减少了英语作业的时间。”她说。

20年前的减负7条曾规定,任何部门、团体、机构、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小学生统一购买教材以外的教辅材料、图书、报刊和学生用品。

现在,公办学校已经成为各种教育APP争抢的市场,通过免费、与地方教委或学校合作等方式,获得用户和流量。

但经过20年,减负的武器库还是有所扩容。减负7条和减负10条主要针对中小学校作出规定,减负30条则将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所有学习相关方囊括在内。尤其是以营利为导向的培训机构成为靶心,2018年专项整治行动的依规登记、严禁超标培训、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等“武器”悉数入库。

要不要减负还存在争议

另一项数据也显示了20年来减负效果不彰。

2002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显示,相对于2000年,我国学生的速度、爆发力、力量、肺活量指标下降,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

2014年,教育部发布了最近一次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呈现稳中向好趋势,但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继续呈现低龄化倾向,各年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

2018年12月,湖南、江苏、山东等省公布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睡眠时间达标率均严重堪忧。

为什么20年来,减负措施频出,学生负担却越来越重?对这个问题本身,甚至都难以得出准确答案。

减负30条出台后,一位一线教师在网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造成中小学生作业量居高不下、无法合理减负的原因,除了学生间的差异外,更主要是有用的、没用的知识点浩如烟海,题型也变化多端,这些都要求学生提高做题的熟练程度,因此‘题海战术’一直是提高成绩的不二法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多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现在还难以确定。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实际上现在学生学业负担重,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

他认为,培养人才需要让其自然地成长。既需要发挥其内部驱动力,让他能够真正在喜欢的领域把自身潜能发挥出来,也需要外部环境的助推。然而不当的教育教学评价,往往使他没法发展起来。现在我们做的很多外在工作,就是要营造让人才能够自然成长的环境。

可以说,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已成为当下教育的“顽症”。但从提出的那一刻起,减负便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在一些专家看来,减负可能会导致中国学生竞争力有所降低。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何辉曾在2010年撰文表示,片面提倡“减负”,可能会让中国学生丢掉勤奋品质的同时,丧失在数理化方面的国际竞争化优势。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

为了打破长期的应试教育制度带来的“唯分数论”,近年来减负令在努力引导着一种全面发展、素质先行的教育观,然而在许多家长和一线教师眼里,其中描绘的场景难免有些理想化。

对于减负,曹静觉得无奈,但内心还是支持。“我们从老师那听说,有孩子在学校哭,说报班太多太累了,没时间玩”,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不想自己的小孩变成这样,目前只给他报了一个画画班,这是他自己要求报的。不想他太累,况且他自己也不愿意。”

但对于未来的小升初、中高考,曹静又显出了担忧和焦虑:“我们也想给孩子减负,可是别人都在学,大家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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