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书包重20多斤 中小学生减负20年仍原地踏步

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小学的放学路上，经常会看到消瘦的孩子背着与身形不搭的大书包走在路上，让人禁不住为他们肩膀的重担捏一把汗。

这其中就有曹静(化名)的孩子。由于书包太重了，平时曹静都会帮忙把书包背到校门口，到了学校再让孩子背进去。“二十多斤吧，这还不是全部。”曹静说。现在她买书包的标准主要看背带质量，“基本一个学期换一个，一般都是背带断了。”

近日，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再次走入公众视野。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下称“减负30条”)，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多方提出30条措施，进一步明确并强化各方职责。

减负30条举措之多，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看到这纸减负令，曹静觉得熟悉，20年前，还在她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其中的很多措施就已被公布要求执行。她继而觉得怅惘，减负已经历了整整两代人，可有些措施仍只停留在纸面上。这次减负，会有效吗？

横跨20年的减负令

“我认为现在小学生的负担比我自己读小学时的负担要重多了。我自己读中小学时，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上辅导班，现在是成绩好的孩子上辅导班，带动中下等成绩的学生不得不上。”曹静说。

曹静读小学的20年前，学生负担重已经成了一个问题。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下称“减负7条”)，提出了7条举措。2013年8月，教育部又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下称“减负10条”)公开征求意见。蹊跷的是，减负10条在当年两次征求意见后无疾而终，未见发文正式出台。

仅从文件内容来看，减负7条和减负10条相对于近日出台的减负30条，有些条款的力度有过之无不及。

比如，减负30条提出“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实际上20年前的减负7条就已作出相同规定，减负10条甚至更严格，规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可以说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孩子一年级时，老师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布置作业，包括给课堂练习改错、做手抄报等。”曹静说。

减负30条提出：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

而20年前的减负7条已规定“除语文、数学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减负10条则规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

“孩子的语数外每单元都会考试，老师会让得满分的学生拿着奖状上讲台拍照，然后发到家长微信群。前一阵学校刚刚考完期中考，家长简直是‘如临大敌’，老师提前两周就每天布置复习作业。我的孩子语文和英语考了100分，数学考了99分，还好，高过了98分的平均分。”曹静说。

孩子升上二年级后，曹静突然发现，孩子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学校的英语课统一使用一款APP布置家庭作业，视力下降的学生不只一两个，之后学校减少了英语作业的时间。”她说。

20年前的减负7条曾规定，任何部门、团体、机构、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小学生统一购买教材以外的教辅材料、图书、报刊和学生用品。

现在，公办学校已经成为各种教育APP争抢的市场，通过免费、与地方教委或学校合作等方式，获得用户和流量。

但经过20年，减负的武器库还是有所扩容。减负7条和减负10条主要针对中小学校作出规定，减负30条则将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所有学习相关方囊括在内。尤其是以营利为导向的培训机构成为靶心，2018年专项整治行动的依规登记、严禁超标培训、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等“武器”悉数入库。

要不要减负还存在争议

另一项数据也显示了20年来减负效果不彰。

2002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显示，相对于2000年，我国学生的速度、爆发力、力量、肺活量指标下降，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

2014年，教育部发布了最近一次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呈现稳中向好趋势，但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继续呈现低龄化倾向，各年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

2018年12月，湖南、江苏、山东等省公布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睡眠时间达标率均严重堪忧。

为什么20年来，减负措施频出，学生负担却越来越重？对这个问题本身，甚至都难以得出准确答案。

减负30条出台后，一位一线教师在网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造成中小学生作业量居高不下、无法合理减负的原因，除了学生间的差异外，更主要是有用的、没用的知识点浩如烟海，题型也变化多端，这些都要求学生提高做题的熟练程度，因此‘题海战术’一直是提高成绩的不二法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多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现在还难以确定。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实际上现在学生学业负担重，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

他认为，培养人才需要让其自然地成长。既需要发挥其内部驱动力，让他能够真正在喜欢的领域把自身潜能发挥出来，也需要外部环境的助推。然而不当的教育教学评价，往往使他没法发展起来。现在我们做的很多外在工作，就是要营造让人才能够自然成长的环境。

可以说，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已成为当下教育的“顽症”。但从提出的那一刻起，减负便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在一些专家看来，减负可能会导致中国学生竞争力有所降低。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何辉曾在2010年撰文表示，片面提倡“减负”，可能会让中国学生丢掉勤奋品质的同时，丧失在数理化方面的国际竞争化优势。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

为了打破长期的应试教育制度带来的“唯分数论”，近年来减负令在努力引导着一种全面发展、素质先行的教育观，然而在许多家长和一线教师眼里，其中描绘的场景难免有些理想化。

对于减负，曹静觉得无奈，但内心还是支持。“我们从老师那听说，有孩子在学校哭，说报班太多太累了，没时间玩”，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不想自己的小孩变成这样，目前只给他报了一个画画班，这是他自己要求报的。不想他太累，况且他自己也不愿意。”

但对于未来的小升初、中高考，曹静又显出了担忧和焦虑：“我们也想给孩子减负，可是别人都在学，大家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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