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大飞贼(2)侦探破案

洋“飞贼”失风上海滩

德国商人住宅遭窃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江南冬天的雨一般不大，但雨点儿细小而密集，加上五六级西北风，天地间就像蒙上了一道薄薄的水帘，把一切景象都变得模模糊糊。

晚上11时许，一辆黑色老式“雪佛兰”轿车穿破雨帘，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甜爱路中段的一幢红瓦粉墙的洋房前面停下。车里，坐着一对四十多岁的金发碧眼的西洋男女——德国商人斯蒂芬·海姆和夫人德拉。

斯蒂芬·海姆原是海军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上海定居，做西药经纪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斯蒂芬·海姆曾经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西药供应给新四军和解放区。因此，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依然给斯蒂芬·海姆提供经商的机会，军管会卫生处负责人还曾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能设法从国外进口紧俏西药，为上海一些大医院解决缺少西药的燃眉之急。斯蒂芬·海姆乐意这样做，今晚他就是和一位来自香港的英国西药商人洽谈此事的。

轿车停下后，德拉推开车门，冒雨下车，掏出钥匙开家门。就在她把钥匙插进锁眼的一瞬间，她无意间发现洋房窗口里闪现出一道微弱的亮光，稍显即逝！

德拉一下子惊呆了，开了院门却不敢进去，退到车旁，压低了声音对丈夫说：“上帝啊！我们家有小偷啊！”

斯蒂芬·海姆蹑足往院里走去，在经过开启了一半的院门时，顺手取下了上面的钥匙。他走到洋房门前，把钥匙插进了锁眼，正准备扭动钥匙的时候，门突然自动打开了，一道耀眼的手电光从屋里直直地对准了他的脸部，晃得他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几乎是同时，一条黑影从屋里冲将出来，斯蒂芬·海姆被撞了个趔趄，他遂以德语大叫一声“小偷”，同时用戴着手套的右手去抓对方。这一抓，揪住了对方的手腕，但随即就被用力挣脱了。

小偷拔腿就往外逃。斯蒂芬·海姆差点被绊倒。他边努力站稳，边大叫着“德拉，拦住他！”

德拉生性胆小，绝对没有这个勇气，见小偷朝她这边奔过来，立刻下意识地钻进了汽车，还关上了车门。

小偷径直往栅栏大门逃窜，却不料这时正好有一股强劲的西北风刮来，“砰”的一下，大门被吹得关上了！此时，斯蒂芬·海姆已经嚷叫着奔过来了，小偷来不及开门，也来不及考虑，下意识地一个右拐弯往旁边拐去。

斯蒂芬·海姆是海军陆战队出身，虽然离开军队已经多年，但其素质还在，身体又强健，见小偷来不及出去而只在院里奔逃，不禁大喜。他暗忖凭自己海军陆战队的底子，要擒住这个梁上君子自是易如反掌。哪知小偷奔跑的速度奇快，步伐既轻又疾，步幅也大，斯蒂芬·海姆根本追不上他。

转眼间，小偷已经绕着洋房奔跑了大半圈，来到洋房的左侧拐角处，准备打开大门往外逃跑，但这时德拉已经定下神来，壮着胆子从轿车驾驶座前的袖珍小柜里取出一支德国制造的左轮手枪(这是一支未经登记的私藏枪支，本案发生后被公安机关知悉而收缴)，双手握着从车窗里伸出去，隔着木栅栏对准小偷，用上海话尖声吆喝道：

“勿许动！”

小偷一看，转了个方向直扑木栅栏。

德拉不敢开枪，因为对方不是杀人凶手，还不够挨枪子的份儿。她拿枪出来不过是唬唬对方的。小偷奔到木栅栏前，纵身一跳，竟然蹦起一人高，单足在一根木栅栏的顶尖上踮了一踮，一跃而下，连个趔趄都没打，踩着满是泥浆水的马路往南逃去。

跟着追到木栅栏前的斯蒂芬·海姆被小偷此举惊呆了，自言自语了一句：“跳高运动员？”话音未落，已转往大门追去，他一定要抓住这个胆大妄为的坏蛋。

路灯光下，斯蒂芬·海姆见小偷已逃出20米开外，高高的个子，穿一件军用防水卡其布夹克，看上去很精悍，跟衣服相连的风雨帽已经套在头上。斯蒂芬·海姆拔腿急追，静夜中，只听见两双脚板在泥水中踩出“咔咔”的声响。两人之间的距离却渐渐拉远，正着急间，背后一声喇叭响，夫人德拉把轿车开过来了，在他面前停下：“斯蒂芬，上车追！”

“对！”斯蒂芬·海姆急忙上车，德拉一踩油门，老式“雪佛兰”像一匹挨了一鞭子的烈马，猛地一颤，往前直驰。

小偷跑得再快，跟汽车相比也是白搭，只眨眼工夫，他跟斯蒂芬·海姆之间的距离就已经只有五六米了。突然，小偷一个急转弯拐进了马路左侧的一条弄堂。

“哎！糟糕！”德拉叫道。

“不着急！”斯蒂芬·海姆微微一笑，“停车。”

斯蒂芬·海姆不着急的原因是他知道这条弄堂是一条断头弄堂，里面既无岔道也无出口，尽头是一堵一人多高的厚砖墙，小偷逃进去了还得退出来。

德拉停车后，斯蒂芬·海姆不慌不忙往弄堂深处寻去。走到弄堂拐弯处时，多生了一个心眼，摆出了一副格斗架式，防止小偷如方才在自己家里那样袭击自己。然而墙角后面却没有反应。他拐弯一瞧，不禁大吃一惊：不长的弄堂里已经空空如也，不见一人，哪里还有小偷的影子？

斯蒂芬·海姆疾步走到尽头的墙下，仔细观察，只见一米五高的墙面处有一个潮湿的泥脚印，显然是刚刚留下的。他抬头顺脚印望到两米五六高的墙头，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连连摇头，自言自语道：“他竟不借助任何工具而能攀越这么高的墙壁，简直不可思议！”

斯蒂芬·海姆不知小偷先前是否已经完成在他家的既定作业任务，生怕他趁此机会杀一个回马枪，于是马上奔出弄堂，上了“雪佛兰”，调转方向直驶家里。夫妇两个进室内一看，原先很整齐的摆设一点也没移动，不像通常遭到小偷光顾的家庭那样被鼓捣得遍室狼藉。

德拉正暗自庆幸，斯蒂芬·海姆的眼光扫到镶嵌在墙壁里的那口小型保险箱上，觉得似乎有些异样，一个箭步过去一看，禁不住脸色苍白：“上帝啊，他把保险箱给撬了！”

德拉走过去，扶着丈夫的肩膀：“亲爱的，别着急，里面的黄金首饰和珠宝我昨天已经存进外滩汇丰银行的保险库去了，小偷只偷去了现金。”

斯蒂芬·海姆听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上帝保佑！”

夫妇俩清点下来，总共被小偷盗去人民币1082万元(此系旧币，折合新币1082元)、美金860元。这个数额，在解放初期应该说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了，于是斯蒂芬·海姆决定报案。

是日，是1949年12月21日。

一根汗毛定“洋贼”

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公安分局(今虹口公安分局)值班室接到斯蒂芬·海姆的报案电话时，外滩的海关大钟正好敲响十二下。

值班副局长张永生听了值班室的汇报后，果断下令：刑侦队立即派员去斯蒂芬·海姆寓所作现场勘查。

这天晚上，刑侦队值班负责人是副队长章维彪。他接到张副局长的命令后，马上点了五名部下，赶往现场。

章维彪是浙江宁波人，1937年十六岁那年从宁波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法租界工部局所管辖的巡捕房当探员，跟的是当时沪上颇有名气的法捕房刑事部华捕副侦探长、人称“黄格里”的黄宪忠。“黄格里”祖上七代都是吃捕快饭的，据说侦查案件有一套祖传秘诀，破案率甚高，连赫赫有名的英捕房侦探长、英国佬蓝普逊提到他时也要翘大拇指。章维彪跟着“黄格里”干了三年多，侦破了几十起刑事案件，学到了不少侦查技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被日军占领，“黄格里”随法国侦探长去了巴黎。章维彪不想为日本人效力，便离开捕房，在十六铺贩鱼。

次年，章维彪结识了新四军交通员陆庆生，经陆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党组织根据需要，指示章维彪重新干刑侦工作，利用工作之便收集敌伪情报，营救被捕同志。章维彪遂利用以前在法捕房时的关系，顺利进入了日本侵略者控制的伪警察局，一面侦查刑事案件，一面为党工作。抗战胜利后，章维彪又打入国民党警察系统，在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当刑警组长，隐蔽身份是中共提篮桥分局地下支部委员。

上海解放后，章维彪作为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尖子被公安局军管会任命为分局刑侦队副队长。

章维彪带刑警在斯蒂芬·海姆的寓所勘查后，发现盗贼是用万能钥匙打开屋门后进入洋房的，保险箱也是用万能钥匙打开的。奇怪的是他竟似乎知晓这口保险箱的密码，没用什么工具拨弄或者撬动密码锁就轻而易举地把箱子打开了。箱内存放的斯蒂芬·海姆生意上的合约书、备忘录之类的文件，没有失窃，甚至连翻都没翻。由此判断，盗贼此举纯为窃取钱财。

洋房的大门和保险箱凡是被盗贼触摸过的位置，都被擦拭过了，连最后开门逃遁时，也是用抹布垫在门拉手上拉开的，抹布就扔在门边地下。室内的地板也已经被擦拭过了，盗贼不但抹去了自己留下的脚印，而且还用窗帘把他那双沾满泥浆的胶底鞋擦得干干净净。

章维彪由上述情节初步作出判断：盗贼很可能是一个惯窃老手，他不但具有开启保险箱的技能和反侦查的意识，而且还具备从容不迫作案的心理素质。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章维彪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对付的角色。

勘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章维彪独自来到外面院子里转了转，听斯蒂芬·海姆夫妇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有关情况。然后，他走到那辆“雪佛兰”轿车前，拉开车门往里看了看，发现方向盘上搭着一副浅绿色的绒布手套，随口问了一句：“这是谁的手套？”

斯蒂芬·海姆说：“是我的。”

章维彪又问：“你刚才和小偷接触时就戴了这副手套？”

“是的，戴了。”

章维彪想起斯蒂芬·海姆在陈述时曾经说过他一把抓住过小偷的手腕，便拿过手套，招呼斯蒂芬·海姆打开轿车的大光灯，就在车前蹲下，借着灯光用高倍放大镜观察起来。放大镜下，只见一只手套的食指边缘接缝处，呈现出一根嵌住了的汗毛。章维彪一看之下，如获至宝，马上招呼一个刑警拿来镊子，小心翼翼地把汗毛取下来，用白纸包了放起来。

现场勘查结束时，已是12月22日凌晨3时了，每人嚼了一包饼干，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

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从那根汗毛看来，盗贼是一个欧洲血统的外国人，或者是混血儿，具有特强的攀登能力，很可能接受过特殊训练。从持有万能钥匙、能轻而易举打开密码锁和所具备的反侦查经验看，这是一个老手。

关于这后一点，有刑警提出：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上海从未有过与本案相同或者相似情节的盗窃案发生，这一点似乎又和惯窃不相符。

进一步研究，大家认为该案犯的出现可能具有这两种可能性：一是“外来犯”，他以前可能在其他省市或者国外作过同类案件，现在把目标转向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大都市来了；二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国人，以前在本国曾是劣迹斑斑、作案累累的惯窃犯，但自来上海后从未作过案子，此番是穷困潦倒、狗急跳墙而重新作案。

这两种可能性中不管是哪一种，他能瞄上地理位置偏僻的甜爱路上的外国商人寓所作为下手目标，说明他对上海并不陌生。因为很难想像一个初来上海的外国人，能凭空去甜爱路那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角落作案。他既然具备那么优越的作案条件，完全可以去淮海路、南京路那样的繁华地段下手，那里殷实大户有的是。因此，案犯无疑是一个曾在上海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对甜爱路一带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熟悉的角色。

基于这一点，刑警们一致认为案犯多半是上述分析中的第二种情况——寓居上海的外国人。

章维彪于是拍板决定：第一步就在本区居住的欧洲籍外国人中开展侦查！

上海市区范围内的诸区里，由于虹口区以前是英租界、公共租界及日本侵略者最早占领的区域，所以定居的外国人最多，外侨的国籍也最复杂。至解放初期，虽然相当一部分外国人已经离沪回国，但其外国人人数还是居全市各区第一。章维彪去户籍科摸了摸底，得知本区当时有外侨8052人。这些洋人中欧洲人占了一半以上，大约有5200人，分别来自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等十几个国家。

张永生副局长听取刑侦队的侦查方案汇报后，即予批准，批示把章维彪等六人暂时抽出来，成立一个由章维彪担任组长的“12·21”盗窃案侦查小组，专门侦缉那个具有特强攀登能力的“洋飞贼”。

身怀轻功的“飞贼”

正当章维彪领导的侦查小组对“12·21”盗窃案全力侦查时，12月25日，圣诞之夜，位于徐家汇的天主教堂里张灯结彩，一派热烈的节日气氛。来自上海各区及近郊的上千名天主教徒齐集教堂，欢庆圣诞节。徐家汇几家私立中学和教会学校各自组织了唱诗队，在教堂大厅里举行演唱赞美诗比赛。教堂方面对这项将宣传教义寓于娱乐形式的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门指派中年神甫英籍华人李约瑟负责此事。

唱诗比赛定于晚上10时开始，大约9时15分许，李约瑟忽然觉得肚子疼痛，便到教堂大厅后面住宅楼的卧室里取药，忽然听见从隔壁传来一阵轻微的“咯咯”声响。李约瑟暗自吃惊：什么声音？莫非住宅楼里有老鼠了？

把耳朵贴在墙壁上仔细谛听，李约瑟恍然大悟：这是小偷！小偷在对付隔壁张神甫房间里的那口保险箱！

张神甫是中国人，名叫张家骧，他掌管着教堂的捐金，外界捐给教堂的善款和教堂捐给社会的慈善款，只要是现钞，都须经过他的手。因此，他的卧室里特地放了一口英国制造的金蔷薇牌保险箱。现在这声音，无疑是小偷在开启那口存放着巨款的铁箱！

李约瑟暗叹道：上帝啊！圣诞之夜教堂里怎么混进了窃贼呢？你快惩罚这个恶人吧！

他定定神，轻轻开了门，悄无声息地下了楼，直奔教堂厨房，招呼正在为圣诞大餐忙碌的那几个厨师、杂役：“快！快去后面楼上抓贼！”

厨师、杂役一听，马上放下手头的活儿，抄起铁钎、菜刀、煤锹、棍棒什么的往外就奔。李约瑟叫住他们嘱咐道：“你们上楼后，堵住张神甫的房门就是了，窃贼不出来就不要惊动他。我马上打电话请警察过来。”

五六分钟后，徐汇分局派出的七名刑警驱车赶到。但就在刑警跳下警车的同时，窃贼已经从张神甫房间里逃出来了！

原来，窃贼进入张神甫房间后，立即用万能钥匙开保险箱。不想“金蔷薇”乃是世界名牌，密码锁具有双保险功能，鼓捣了好一阵也没打开。李约瑟来到卧室及下楼，窃贼全然不知；后来厨师、杂役上楼，初时他也不曾察觉，直到过了一会儿，一个正患感冒的杂役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他才被惊动。这时，保险箱仍未被打开，窃贼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收起了万能钥匙，消除痕迹后走到窗前，用手帕垫在插销上打开了窗子，拉下丝绒窗帘垫在窗台上，往外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教堂的住宅楼造得特别高，三层楼的窗口相当于寻常五层建筑物的窗口，距地面至少有十四五米，底下又是坚硬的水门汀地面，如果直接跳下去后果难以想像！

这时，远处传来尖厉的警报声，窃贼下意识地浑身一颤，强迫自己定定神，看见窗外两根不粗的电线，一头接在三楼窗外墙上伸出的一段三角铁上，另一头连接在12米开外的对面厨房屋顶的三角铁架子上。就在门被警察撞开的同时，他伸出右脚，踩在一尺开外的电线上，跟着左脚也离开了窗口。

众人以为他要跳楼自尽，却被紧接着发生的一幕惊呆了：窃贼双脚分踩两根电线，交替踮着往下面飞快地滑去，眨眼工夫就到了对面厨房屋顶上。电线未断，只是微微晃动着！

有人惊呼：“他会飞檐走壁啊！”

对面屋顶上，窃贼不无得意地回身抬头向上望望，还举起手来向众人挥挥。一阵风吹来，把他头上的那顶黑色宽檐软风帽吹落，像圆盘似的在屋顶上滚动着，然后落到了地下。众人借着路灯光看见对方有着一头金黄色的浓发，那张脸也暴露无遗，竟是一个弯钩鼻子的欧洲人！

一个杂役大声叫道：“是个洋鬼子！”

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窃贼是利用圣诞节教堂搞庆祝活动的机会混进来的。他先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张神甫的房门，企图行窃，但他还未得手就被察觉而逃遁了。现场既未留下脚印，也没有指纹，惟一的遗留物是那顶旧风帽。另外，估计他是一个欧洲人，能在电线上行走，是个身怀轻功绝技的“飞贼”。

上海解放伊始，公安局的刑事侦查手段还很落后，各分局之间也缺乏沟通。提篮桥分局在“12·21”盗窃案发生后，由于被窃对象是外国侨民，所以将案情上报上海市局，但未向其他分局通报。因此，徐汇分局根本不知道提篮桥分局刑侦队正在追缉一个“洋飞贼”。

市局刑侦处领导接到徐汇分局案情报告，马上联想起提篮桥分局上报的那起盗窃案，于是召集刑侦处五位正、副处长开会商讨。鉴于“洋飞贼”已成跨区作案之势，凭一两个分局的刑侦力量已难以侦缉，故决定将甜爱路“12·21”盗窃案和“教堂夜盗案”串案并侦，由市局牵头成立专案侦查组，其成员从提篮桥分局、徐汇分局及市局刑侦处抽调。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马瑞三担任组长，提篮桥分局刑侦队副队长章维彪担任副组长。

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一开始运转，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章维彪一看到徐汇分局刑警送来的“洋飞贼”遗留在现场的那顶黑色宽檐风帽，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把风帽拿在手里，猛然想起这是当年英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经常戴的工作帽。英捕房以“包打听”厉害而闻名全上海，“包打听”即密探，也称“便衣巡捕”。英捕房政治部、刑事部各有几十名“包打听”，每人发给七八套衣服，西装革履、风衣夹克、贫民布衣、乞丐烂衫，一应俱全，根据差使需要化装时用。眼前这顶黑色风帽，是“包打听”化装成中产阶层市民用的。章维彪当年是法捕房探员，侦查案子时有时常去英捕房了解情况、交换情报，和英捕房“包打听”很熟，知道他们的化装底细，因此，终于想起这顶风帽的来历。

章维彪一说，马瑞三等专案组成员大喜，争相传看。

章维彪又说：“根据当时‘包打听’的习惯，他们为了避免互相之间戴错帽子，都会在上面做记号的。如果找出这顶帽子上面的记号，那就容易知道这‘洋飞贼’是谁了。”帽子又回到章维彪手里，他把帽子翻过来，从里到外仔细检查了一遍，终于在帽沿里口发现三个小字：拉吉波。字是用钢笔写的，墨水已经很淡，但还看得清楚。写的是汉字，歪歪斜斜，一看便知是外国人写的。

马瑞三问：“拉吉波是谁？你认识吗？”

章维彪摇头：“不认识。看名字像是印度人，‘红头阿三’(旧时上海市民对英捕房的那些头上喜欢裹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的蔑称)。”

徐汇分局来的一位刑警说“不可能吧，那天我亲眼看见那个家伙是欧洲人模样，不是印度人啊！”

马瑞三说：”拉吉波是什么人，只要去新成分局跑一趟就知道了。”

章维彪当即去静安寺新成公安分局(今静安分局)，经调查得知，拉吉波的全名叫特里甫卡·拉吉波，1915年6月11日出生于印度达邦加市，是英国男子和印度女子结合后生下的混血儿。拉吉波自幼习练印度瑜伽术，其轻功在当地小有名气。1935年7月，拉吉波经同乡、上海英捕房巡捕组长拉尔达的介绍，来上海进了英捕房当了一名捕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捕房被日本宪兵队接管，拉吉波留下担任刑事部第五组探长，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拉吉波在上海当刑事捕探的十年时间里，未曾有犯罪记录。

专案侦查组根据章维彪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认定“洋飞贼”即是拉吉波！

英国货运船“女皇钻石号”上的失窃案

章维彪在新成分局查阅英捕房档案时，“洋飞贼”拉吉波正坐着一辆红色出租汽车，从外滩方向来到了位于虹口区的汇山码头。

今天，他穿黑色西装，外罩浅蓝色风衣，金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上面涂着一层发蜡，腋下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这副装束和派头，宛如哪家洋行的经理，来码头洽谈托运货物事宜的。

拉吉波买通水手用汽艇送他到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国6000吨货运船“女皇钻石号”上，向在舱面守望的值勤水手说明自己是来找大副威林顿先生的。值勤水手告诉他大副在船上的餐厅里喝咖啡，并指明了餐厅的方向，让他自己过去。拉吉波走进餐厅，一眼就认定那位坐在圆桌前，一边喝咖啡，一边抽雪茄烟，同时向另外几个洋水手侃侃而谈的三十来岁的英国汉子就是船上的大副。拉吉波不露声色，悄悄地挨上前去，站在一个个子高大的水手身后，静听大副说话。

威林顿是一个饶舌的家伙，只要喝点儿什么——无论是酒、咖啡或者茶，话匣子便会打开，滔滔不绝，大吹特吹。这一回吹的是他那架照相机，说是他的未婚妻尼琳达小姐送给他的。那是一架不平凡的照相机，尼琳达的父亲是英国坦克部队的将军，这架照相机是他从德国名将隆美尔那里得来的。隆美尔曾请希特勒在照相机上面亲笔签下了名字，作为留念。为此，尼琳达的父亲也请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希特勒所签名字的上面签下了首相的大名，并请工匠将这两位二战名人的签名用刀镌刻后，镶嵌上名贵的南非钻石。因此，他这架照相机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威林顿大副说到这里，忽然发现了拉吉波，用手指着问道：“喂！这是谁？”

拉吉波走上前去，鞠了一躬：“您好！大副先生，我是英国侨民罗伯特·威廉，在上海外滩附近经营着一家酒吧。”

威林顿站起来，欠身还礼：“您好！我是威林顿。请坐，请喝咖啡。”

拉吉波在威林顿对面坐下，不客气地喝着咖啡，还吃水果和点心，同时和对方聊着闲话。威林顿吃不准对方上船来是干什么的，等了一会儿不见开腔说明，便问道：“先生来‘女皇钻石号’有何贵干？”

拉吉波说：“哦，是这样的，我有一件事想麻烦大副先生。我有一位表弟，是伦敦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他于去年来上海，一直在我店里帮忙。现在上海落在共产党手里，酒吧的生意很不好做，用不着这么多帮工了，我想把他送回英国去。他习惯于乘坐海轮，因此想跟大副先生商量，如果阁下允许我的表弟搭乘贵轮返回英国，我将十分感激！”

威林顿说：“据我所知，想搭乘‘女皇钻石号’离开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甚至中国人，至少有七八十名之多，这几天来他们都来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为此，船长决定除非他本人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允许任何国籍的乘客上船。先生，请原谅，‘女皇钻石号’是货轮，而不是客轮。”

拉吉波皱皱眉头：“哦！太遗憾了！那么，大副先生，不知船长几时回船？”

“大约傍晚吧。”

拉吉波点点头：“那么，我明天再来，我将当面向船长先生提出同样的请求。”说着，他向威林顿行礼，“大副先生，请原谅我打扰您了。再见！”

威林顿待拉吉波走后，又吹起牛皮来，直到午餐后，才回自己舱室，想小憩一会儿。刚进舱门，他就觉得什么地方好似不对头，定神往床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挂在衣帽架上的那架宝贝照相机已经不翼而飞了！一瞬间，威林顿愣住了，呆然木立了好一会儿，才发疯似的咆哮起来：“照相机！我的照相机！”

留在船上未上岸的船员听见大副舱室里有异样动静，都涌进来看究竟。

威林顿挥着手叫道：“全部集中到餐厅去，我要搜查你们每个人的舱室！我的价值无法估计的照相机被偷走啦！肯定是你们之中的哪个混蛋偷的！”报务员说：“大副先生，我想我们这些人中决不会有小偷的，是否有外人上过船了？”

一语提醒了值勤水手：“上午来过一个穿黑西装淡蓝色风衣的先生，说是找大副先生……”

威林顿恍然大悟：“哦！肯定是这个家伙偷走了我的照相机！”

报务员说：“大副先生，刚才那个叫罗伯特·威廉的先生来找您时，我也在餐厅。他说过明天还要来找船长先生。会不会这是他跟您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让您着急一阵，因为您刚才拒绝了他的请求。”

威林顿喟然长叹“唉——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举世闻名，但幽默都是属于法国人的。不过，我但愿这次是一个意外。上帝保佑，让我明天等到罗伯特先生送来照相机。”

下午4点，大副威林顿先生收到一封挂号急件。信是用英文写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威林顿先生：

您好！

非常遗憾，我在未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取走了被阁下吹得那么神乎其神的照相机，特此向您表示最真诚的歉意！

我仔细察看了阁下的这架照相机，对于希特勒、丘吉尔的签名以及上面所镶嵌钻石的真假有些怀疑。为了证实这个问题，特向阁下提出建议：阁下今天上午在餐厅里关于该照相机的一番言语若是真实的，则无疑必欲取照相机，故请您交出600美金并加上您所佩戴的那块金表。我在收到钱物的同时，会把照相机原件奉还。如阁下确实有意取回失物，请在24小时内把回信寄往英大马路54号皮尔顿洋行转交罗伯特·威廉先生收。如过时未有反应，您将永远见不到这架照相机了！

您的同胞　罗伯特·威廉　于即日威林顿一看之下，倒抽口冷气，自言自语道：“上帝啊！那家伙真是个窃贼！我该怎么办呢？”

与拉吉波三次交锋

就在威林顿对着拉吉波的信发呆的时候，“女皇钻石号”的船长回来了。船长听说船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马上派水手把威林顿请往船长室。他看了拉吉波的勒索信件后，问大副打算怎么办。

威林顿说：“他要600美金，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我手头拿不出这么多的钱。这倒不算什么，我向船上的同伴借一下也就可以了。问题是这恶棍还要我的金表，这可办不到，这块表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说什么也不能离开我！”

船长说：“既然如此，那就报案吧！”

“报案？向共产党的警察报案？”威林顿和当时不少英国人一样，由于对中共不了解，接受的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宣传，所以看不起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

“女皇钻石号”的船长是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航海家，抽着他那硕大的烟斗说：“对！报案吧。共产党的警察兴许能给你找回照相机呢！”

威林顿想了想，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好吧，马上报案！”

提篮桥分局领导听了汇报，马上想起了“洋飞贼”拉吉波，于是立即往市公安局刑侦处打电话。

马瑞三正为失去侦查线索而烦恼，闻讯大喜，立刻通知副组长章维彪率人去汇山码头登轮调查。

章维彪当即带了三名刑警急赴汇山码头，上了“女皇钻石号”。威林顿对新中国的刑警有点看不起，报案实出无奈，当下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接待章维彪一行。殊不料章维彪开口便说流利的英语，偶尔还夹几句稔熟、标准的法语。威林顿不禁大为吃惊，立刻刮目相看。当下，他详尽地把“罗伯特·威廉”上船的情况及其外形叙述了一遍。章维彪心里已有结论，断定所谓“罗伯特·威廉”就是“洋飞贼”拉吉波无疑。

威林顿对这个能说英语、法语的中国刑警充满了信赖之感，叙述完后站起来鞠躬行礼，请求道：“希望阁下能把照相机找回来，我将不胜感激！”

章维彪说：“我想只要大副先生能予以协助，我们是有办法把犯罪分子抓获，将失物追回的。”

“阁下要我做什么事？请吩咐。”

章维彪要威林顿做的事情很简单：照“罗伯特·威廉”信中所说的，立即写一封内容为同意对方要求的信，交邮局以急件方式寄往对方所指定的地点。威林顿一听，自是点头，当下就写了一封信，交给章维彪。

章维彪回到市局，向马瑞三副处长汇报了情况。马瑞三同意他的诱捕方案，批示立刻把信送往通宵营业的四川路桥邮电局，同时选定了去皮尔顿洋行周围监控的人员。

然而，从次日上午9时，至整个下午都等过去了，拉吉波始终未出现。冬天的夜晚来得早，5点钟刚过，已是暮色初降，5点半天色已经完全变黑。马路上路灯齐亮，大放光明。

6点钟过去了，目标仍未露面。外滩指挥室里，马瑞三、章维彪急得坐立不安，绕室而转。马瑞三说：“走，我们去现场看看！”

马瑞三、章维彪穿着便衣，化装成行人模样往皮尔顿洋行走去。刚穿过四川路，一个便衣刑警急急迎面奔来，见两位领导在马路对面走，马上急穿过来：“马处长……”

马瑞三心一沉，意识到出事了，连忙发问：“什么事？”

“我们从现场往指挥室打电话，没打通：刘科长让我奔来报告，目标逃了！”

“什么？”马瑞三、章维彪浑身一颤，几乎同时吐出了这两个字。

原来，现场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拉吉波不愧是捕探出身，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处处设防，以保安全。他没亲自出马去皮尔顿洋行取信，而是以一包洋烟的代价雇佣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路人，让他代为取信。那小青年大模大样走出洋行大门时，立刻落入了警方的视线，十几双眼睛盯着他从木格子里取走了威林顿的那封信。他一出门，马上就有四名刑警尾随其后；其余刑警在马路两侧紧紧跟踪。按照一般思路，这小青年会把这封信送往某幢房子或者某个约定的地点，面交拉吉波。谁知当“信使”刚刚走到福建路口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辆机器脚踏车，拉吉波身穿皮夹克端坐于上，直驶“信使”侧边，左手一伸，把那封信抢过去，加大油门就逃！

此举大出意外，跟踪的刑警都被惊呆了，待到回过神来，机器脚踏车早已去远了。刑警想追上去，但急切间却无交通工具，马路上连出租车也没一辆，只有几辆自行车在晃荡，即便征用了也追不上拉吉波。

专案组正副组长听了那个刑警的报告，又急又恼。章维彪倒未发话，军人出身的马瑞三气得当场破口大骂，骂过拉吉波又骂刑警。骂自然是骂不出结果的，马瑞三也知道这一点，骂完后便下令全体撤回，重新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走。

专案组举行的案情分析会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几乎所有成员都发表了意见，但对于如何侦缉拉吉波却是心里无底，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不一定有效的办法：拉吉波抢回信一举并非一定是已经察觉“女皇钻石号”向警方报案了，可能仅仅是作为防范的一个措施。既然如此，他可能要给威林顿去信，通知交美金的时间和地点。这种信件，一须挂号，二多半是急件，因此必须去邮电局寄。所以，可以派人去全市各邮电局守伏，注意留意是否有人往“女皇钻石号”上寄挂号信或者急件：如果有，不论是何人，都须秘密跟踪。

方案确定以后，专案组立刻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下达了电话指示：各分局须在次日上午各管辖区域的邮电局开门营业前，秘密通知邮电局，并须去人坐镇，一候发现有人往“女皇钻石号”上寄挂号信或者急件的，营业员即刻秘告坐镇警员，警员随即跟踪。

次日，全市78家收寄“挂急”业务的邮电局都已被警方所控制。但一天过去了，却无收获。

又过了一天，拉吉波还是没有动静。

第三天晚上，专案组领导正在商议明天是否还要“守株待兔”时，突然接到“女皇钻石号”从汇山码头打来的电话，告知威林顿已经收到“罗伯特·威廉”的第二封信。

章维彪火速赶往汇山码头，上了“女皇钻石号”，向威林顿一了解，原来这封信不是通过邮电局寄来的，而是由一位中年妇女交给“女皇钻石号”交通艇让转交大副先生的。显然拉吉波已是惊弓之鸟，十分小心，玩弄的是跟前天晚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手法，临时雇了个“信使”投递了这封信。

信已经被威林顿拆开了，只有一句话明晚7时携600美金及金表去静安寺“蓝玫瑰咖啡馆”赎回照相机。过时不候！

威林顿问道：“警官先生，我该不该去那家咖啡馆？”

章维彪想了一想，说：“你按照信上的要求带了钱物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保持镇定，千万不能使他生疑。你尽管放心，我们会全力保护你并为你追回失物的。”

章维彪返回市局，把情况和自己的布置向马瑞三作了汇报。和马瑞三的心思一拍即合，当下便调兵遣将。为防止拉吉波再耍花招，专案组在“蓝玫瑰咖啡馆”周围布下了三道卡子。

次日晚上7时，威林顿准时赴约。但他一直等到9点钟，拉吉波也没露面。

后来才知道，捕探出身的拉吉波为防遭受不测，曾在那天晚上6点半坐一辆出租汽车来“蓝玫瑰咖啡馆”门前转悠过，由于他未下车，已进入岗位的便衣刑警并未发现车里坐着“目标”，但拉吉波却发现了“可疑”角色，于是放弃了这次约见。

震惊中南海的领事馆失窃案

此后，拉吉波销声匿迹了大约一个星期。正当警方为查不到他的线索而焦急，以为他已经逃离上海的时候，1950年1月12日，路透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出一则消息——

英国原驻中国上海领事馆于日前夜间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窃贼的光顾，从而导致一只手提保险箱不翼而飞。据该馆一名官员透露，窃贼潜入领事馆时，被马路对面一位邹姓居民发觉。该居民当即向警方打电话报警。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即派员赴领事馆，将该馆和外界的通道严密控制，同时与该馆官员联系。在联系过程中，窃贼已经完成了其作业，越墙而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窃贼在攀过领事馆围墙逃遁时曾与三名中国警员遭遇，但他竟能挟着保险箱从容逃离现场。该官员拒绝向外界透露被窃保险箱所装物品的内容。

同日，英国《伦敦时报》也刊登了一则同样内容的新闻，题为《奇怪的窃贼》该文最后对失窃保险箱所盛物品作了“猜测”，说“极有可能是机密文件”向读者暗示“这也许是一起‘政治盗窃案’”。

紧接着，英国《大不列颠消息报》，法国《时空快报》、《法兰西新消息》，美国“美国之音”广播电台都刊载、播发了消息或者评论，公然声称“这是共产党中国制造的一起间谍案”，旨在窃取英国政府的外交机密，以供其制定外交政策、方针时作参考。

西方国家的造谣鼓噪迅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核心所察知。1950年1月14日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让办公室秘书打的电话，向公安部询问“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发生了什么事情”。罗瑞卿尚未接到这方面的报告，回答说：“马上了解后向总理汇报。”

当天午夜，罗瑞卿亲自分别给华东公安部长许建国、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打了长途电话。扬帆详尽地向罗瑞卿汇报了有关情况——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停止了以往的外交活动，根据国内的指令，冷眼观察中国共产党在管理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后的状况。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国家均拒绝承认，根据国际惯例，外交部宣布英国等西方国家原官方驻华机构均为“非法机构”，勒令“即予撤销”。

10月5日，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伯特爵士奉命回国，驻上海领事馆也予以正式关闭，留下二等秘书一名、三等秘书二名及十多名官员、职员处理善后事宜。中国政府批准英国原驻上海领事馆成员离开上海的最后期限为1950年1月31日，这时距最后期限只有二十天了，领事馆留驻人员正紧张地处理着最后一批事务，就在这时，发生了盗窃案件。

1月11日凌晨2点20分，”百乐门舞厅”舞女王佳丽从舞厅回到与原英领事馆一条马路之隔的家里。她打开房门后，发现丈夫睡前抽了不少香烟而导致房间里烟雾缭绕，遂将窗户开启一条缝透气。就在这时，王佳丽发现对面英领馆的围墙上站着一个人影！一瞬间，王佳丽吃惊得几乎当场失声大叫，正待定睛细看，那人已经往领馆院内跳了下去，落地时竟然悄然无声。

王佳丽当即唤醒丈夫告知上述一幕。王佳丽的丈夫是先施公司职员，是单位里的积极分子，刚被选为工会委员，又在争取入党，觉悟甚高，当下马上起床，让妻子继续观察，自己悄悄出门，去附近一家饭店往公安局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

公安局值班室接到电话，意识到此事发生在原英领馆这样一个敏感区，必须慎重处理，否则会让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的外国人做文章。于是，经请示领导，当即出动12名警员，一律穿便衣，驱车直赴现场。汽车在英领馆附近停下，警员下了车，悄然步行过去。行至领事馆门口，带队的副科长命令警员分别把守大门及围墙外人行道，自己和一名会说英语的刑警去叩门。

就在这时，窃贼挟着用窗帘包着的手提保险箱出现在围墙上。离他最近的一名警员立刻吆喝起来，窃贼在墙上快速奔了十几步，一跃而下。三名警员当即向他扑去，却不料这家伙的身法特别灵活，一蹿一转一拐，竟然轻而易举地从包围圈中摆脱出来，飞也似的穿越马路，钻进了一条弄堂，转眼消失在黑暗之中。

窃贼当时戴着大口罩，头部被一顶“罗宋帽”遮得严严实实，因此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但是，从其个子及逃遁身法判断，警方怀疑是“洋飞贼”拉吉波。经与专案组联系，凌晨4时，章维彪带着几名刑警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原英领馆的官员表面上对新中国的刑警很客气，但言语间却透着明显的轻蔑。章维彪在用放大镜寻找指纹时，他们中的一位竟然拦住他，“客气”地向他“请教”：世界上是谁最先发现可以用指纹侦查犯罪案件的？

这当然难不倒章维彪，他用流利的英语告诉对方，发现用指纹可以侦查案件的人历史上并未记载下来，但是，英国著名的指纹学者高尔顿先生在19世纪末就已对指纹侦查案件下了定论这一点倒是有记载的，高尔顿先生在这一领域里建立了永恒的功勋。

对方听了，连连点头，翘了翘大拇指，退出了现场。

窃贼的作案手法与拉吉波十分相似，也是用万能钥匙开了门，又打开壁橱，从一个大抽斗里盗走了手提保险箱。临离开现场前，也没忘记拭去所有痕迹。但是，这一回他疏忽了，在大抽斗的一个隐蔽部位留下了一个未曾擦去的指纹。这是这起盗窃现场上惟一所获的证据，案犯是不是拉吉波，就在如何认定这个证据上。

指纹被送到上海市公安局技术鉴定室，技术人员一看，都愣了：这是一枚扭曲变形疑难度相当高的指纹，只有黄豆大小，特征模糊，无法与在“女皇钻石号”餐厅里的咖啡具上取下的拉吉波的清晰指纹进行对比鉴定。技术室一打回票，专案组诸君也都愣了。马瑞三副处长不停地抽着香烟，问章维彪：“你看怎么办？”

章维彪苦笑：“到这当儿，只好我来试试了，逼着鸭子上架呗！”

章维彪带着指纹走进了一间空办公室，开始进行鉴定。小小的指纹，简直是上帝设置的迷宫。10倍的放大镜，把一条条纹线放大成一缕缕飘忽不定的棉絮状浮云，目光与指纹在不足5厘米的距离中交错。章维彪早晨走进办公室，直到暮色初上才出来，得出结论：案犯是拉吉波！

马瑞三亲自把鉴定结论送往市局技术室去复鉴，但却遭到了否定。案件的侦查此时就像一条航船驶进了礁石遍布的险流，被卡住搁浅了。

罗瑞卿部长听了扬帆的汇报，在电话那头略一沉思，说：“我记得南京市公安局有一位国民党警察厅留下来的指纹专家张阳行，他过去曾被英国伦敦苏格兰场请去鉴定过指纹，据说极富经验。我这就和南京市公安局长陈龙联系，请张阳行即赴上海，协助鉴定，估计他是可以一锤定音的。”

张阳行于1月15日清晨6时许赶到上海，一头扎进指纹室，整整工作了六个小时，终于作出了具有权威性的鉴定结论：章维彪的鉴定是准确的，英领馆现场所遗留的指纹与拉吉波的指纹完全一致！

坐等鉴定结果的扬帆局长当即挂通了公安部电话，向罗瑞卿报告。

罗瑞卿说：“现在，受西方新闻舆论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上海这起所谓‘政治盗窃案’。因此，我们必须尽快侦破此案，将真相向全世界公布，以正视听。今天是1月15日，公安部限期五天侦破此案，缉获拉吉波，追回保险箱！”

“洋飞贼”落网

扬帆局长和罗瑞卿通过电话后，亲自召集专案组全体人马立即开会，向大家传达了公安部长的指示后，说：“诸位同志，此案务必在1月20日之前侦破，现在是1月15日下午2时20分，五天就是12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在1月20日下午两点钟之前见一见那个会飞檐走壁的混血儿和那只神秘的保险箱，然后向罗部长交差。这，有待于在座诸位的努力，我扬帆这里拜托了！从现在开始，我直接主持本案侦查事宜，我做诸位的后台，你们要人、要车、要经费、要武器、要器材，不管需要什么，我都迅速给予解决！”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专案组18位成员听扬帆这么一说，意识到肩头上所压担子的分量，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洋飞贼”拉吉波从去年12月21日开始露面以来，已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间，提篮桥分局、徐汇分局、市局专案侦查组先后出动92名警员，苦苦侦缉，线索屡次得而复失，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而且有可能已被拉吉波察觉。现在要在五天内将其拿获，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令出如山倒，绝不允许讨价还价！马瑞三、章维彪对视了一眼，双双站了起来。马瑞三说：“局长，明白了！”

扬帆点点头：“从现在起，这间会议室交给专案组使用，其他任何处室任何人不许迈进一步！我在局办室，你们每隔两小时来一个电话，把侦查情况告诉我！”

“是！”

扬帆离开后，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章维彪说：“大家先议一议，拉吉波还在上海吗？”

马瑞三：“我估计这个龟孙还在上海，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如要离沪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坐火车，二是搭轮船，三是乘飞机。这三条路都已经被我们卡住了，售票处、检票口都安排了力量，他混不过去。他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坐长途汽车离开上海，车站禁止外国人上车的。所以，他一定还在上海。”

一个姓陈的老刑警接着发表见解：“拉吉波在上海，他肯定得有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不会是饭店、旅馆或者招待所，因为他作案都在半夜，一个住店的外国人老是深更半夜出出进进，容易引起注意。凭拉吉波的防范意识，他不会那么大意的。”

另一个刑警点头道：“对！还有一点，他这次既然把英领馆的那个保险箱窃走，说明他在现场无法打开这个保险箱，因此不得不带走。带走了仍要设法打开，他当然不可能把保险箱带回旅馆、饭店的房间里去开。所以，我认为拉吉波在上海的落脚点应该是一处民宅。”

大家七嘴八舌议了一阵，章维彪突然叫道：“哎！我怎么把这点给忘了？”

众人一齐盯着他，马瑞三意识到这一声必定会引出有价值的下文，眼里露出一道喜悦的光采：“哪一点？”

章维彪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在一旁，说“大家还记得拉吉波在徐家汇教堂作案时所戴的那顶黑色风帽吗？我们就是凭这顶帽子认定他是拉吉波的。根据调查得知，拉吉波在抗战胜利后到这次出现的大约四年时间里，去向不明。我推断他不在上海，而是去外地甚至国外了。这次重返上海，纯为作案。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拉吉波当初离开上海时，是否把那顶包括黑色风帽在内的原英捕房发的‘包打听’工作服带走了？我估计一般是不会的。拉吉波在上海待了十年，先后在英捕房、日伪警察局混差事，肯定捞了不少不义之财。他当初离开上海时带这些不义之财可能还恨少生了一双手，哪里会把‘包打听’工作服带走？但他没把工作服扔掉，四年后的今天还能完整地拿出来使用，这说明他当时把工作服等一些不便带走的物品寄存在市区某处。这个寄存处，就是此番他重返上海的落脚点！”

章维彪话音刚落，会议室响起了一片随和声和赞叹声，大家都同意他的这个推断。

马瑞三说“这下子再往下想就容易多了：拉吉波会把东西寄存在何处？我估摸八九不离十会在当年英捕房或者日伪警察局的要好同事那里。”

章维彪点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于是，会议决定：以调查拉吉波以前在英捕房和日伪警察局的朋友为突破口，全力查找其在沪的落脚点。

十几名刑警调查了一天一夜，从新成公安分局保存的当年英捕房档案中以及拉吉波熟识的一些华捕留用人员那里，摸到了当年和“红头阿三”拉吉波关系最好的三个华捕的姓名：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这三位，都是比拉吉波早两三年进英捕房刑事部当捕探的。拉吉波初进英捕房，和他们在同一个捕探组，这三人成为他的上海话和刑侦业务方面的老师。为此，拉吉波对他们三人感激不尽。他薪水高(当时各租界捕房外籍捕探的薪水均大大高于华捕)，又无家小，经常慷慨解囊，平时吃吃喝喝由他会钞，逢年过节还掏腰包送钱送物。这四人遂成为莫逆之交。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捕房被日本人接管后，这四人都留了下来，而且仍在同一刑事组，一直干到抗战胜利，才一齐离开。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和拉吉波一样，不知去向。

经过艰苦的访查，1月17日中午11时半，终于摸清了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各自的下落。

章维彪带了两名刑警去大盛纱厂找到了耿青湘。一见面，章维彪开门见山就问耿是否认识拉吉波，耿答称认识。又问最近是否见过面，耿摇头否认。章维彪是何等样人，早已从对方眼神中闪过的一丝惊疑中捕捉到了疑点。当下便让刑警把耿青湘看住，自己去门卫室和厂电话间(即总机)调查。

据一位门卫向章维彪反映，去年12月中旬，曾有一个外国人坐着出租车来厂里找耿青湘。电话间接线员也说自去年12月下旬以来，经常有一个男子打电话进来，让接门卫室，要找耿青湘。

章维彪重新和耿青湘接触，不谈外国人来访之事，只说拉吉波来沪后作下的案子。他故意把语调放得很轻松，侃侃道来，如叙故事。但耿青湘却轻松不起来，一张脸随着章维彪的叙述而渐渐变色，由正常转微红，由微红转深红，然后又变成青白色。

章维彪说着说着，突然把话头停住，问道：“你怎么啦？”

耿青湘哭丧着脸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拉吉波犯案了，只想到他是外国人，怕惹麻烦，因此隐瞒了情况。”

原来，拉吉波是去年12月中旬从香港经广州来上海的(当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往来无需办理出入境手续)。拉吉波抵达上海后就来找耿青湘，说他在伦敦开了一家机械公司，专门生产保险箱，此番来沪是考察商品及物色技术人才。因以前曾在英捕房和日伪警察局供职，担心共产党知道他来沪了要找他的麻烦，所以不想住旅馆，请耿青湘给他安排个住处。耿青湘信以为真，就介绍他去位于闸北区中兴路的一位朋友处住下。那个朋友姓时，天津人，是做药材掮客生意的，家人在天津，因常来上海，故在闸北买了一幢平房作为下榻处，钥匙交一把给耿青湘，托其代管。这一阵时某不在上海，拉吉波去临时居住正好合适。

拉吉波来沪后的一个月中，具体在干些什么，耿青湘不清楚。拉吉波曾三次请他吃饭，一次在“梅龙镇酒家”，一次在“德大西菜社”，还有一次在“国际饭店”。前天，拉吉波打来一个电话，说由于鉴定产品需要，请他代为购买一些钳工工具：钢锯、锯条、锤子、锉刀、手摇钻及钻头、螺丝刀等。拉吉波解释说因他是外国人，买这类工具恐怕被人怀疑图谋不轨。耿青湘答应了，但还未买，想今天下班后去北京路买了送过去的。

章维彪马上断定拉吉波还未打开那个保险箱，他购买工具是想对保险箱来一个“开膛破肚”。当即决定即赴中兴路缉拿拉吉波。

章维彪和坐镇市局的马瑞三一联系，马瑞三大喜，当即报告扬帆获准派出30名精干警员，约定与章维彪几人在北火车站大门口会合。由耿青湘带路前往中兴路603弄41号时某寓所。

时某寓所是一幢旧平房，位于弄堂当中。马瑞三在弄堂两头安排了力量，又派人进入现场周围的居民家，爬上阁楼，守在老虎窗后面，准备拉吉波一旦上屋逃遁，则予缉拿。如果拿不住，可以开枪，不过只能打下肢。

一切都准备停当后，章维彪让耿青湘上去敲门。拉吉波一听是耿青湘，料想是送工具来的，毫无戒心地开了门。说时迟，那时快，三名刑警一跃而上，拉吉波还未反应过来，已被扑倒在地，扣上了手铐。

经对时某寓所搜查，找到了原英领馆的那个手提保险箱和“女皇钻石号”大副威林顿的那架照相机，以及四年多前拉吉波离沪前寄存在耿青湘处、这次由耿交还他的一口皮箱，内盛当年英捕房发的“包打听”工作服。

拉吉波被押往位于车站路的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扬帆局长接到报告，驱车前往看守所，看看这个“洋飞贼”是怎么个模样。

扬帆问拉吉波：“那口保险箱里装着什么东西？”

拉吉波回答：“我也不知道，我至今未能打开。”

扬帆当即下令通知原英领馆派官员携钥匙来市公安局，当众开启保险箱，看里面短缺了什么东西。

英领馆接到电话，立刻派了一名三等秘书来到市局，却拿不出钥匙。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口保险箱是属于英领馆官方的还是某个官员私人的。章维彪问他怎么办，他说可以砸开，并当场立下了字据。

市公安局随即请来一位锁匠，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总算打开了这个保险箱。出乎意料的是，保险箱里盛着几大摞信件，收件人都是“罗伯特·福特”。经查，这位罗伯特·福特是抗战前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二等秘书。检查信件，全是英格兰贝塔特郡波耳顿思串特城的一个女医生——他的情妇写来的。

上海市公安局将情况报往公安部。罗瑞卿部长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听后，指示新华社向海外发个消息，就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被窃案真相作一个客观的报道，但是考虑到保险箱内的情书属于个人隐私，因此在报道中不予公开，以“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信件”替代。

1950年1月19日，新华社向海外发了这则消息，西方舆论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全都瘪了下去。

“洋飞贼”拉吉波于1950年4月被判刑8年，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其在服刑期间能遵守监规，接受管教，于1956年6月2日被获准提前释放，遣返回国。

待续。。。

文章来源：转载自《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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