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疗队在武汉65日，十个故事

每位医生心中，都有一名“地位特殊”的患者——为他插过食管、数过呼吸、出过“奇招”，拼尽浑身解数从生死一线上拉扯回来。

看他们撤掉呼吸机，肺部恢复干净影像，走出病房，成为医者不言说的小小心愿。

1月27日至3月30日，138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北京医疗队，在武汉与新冠病毒展开了漫长角力。他们累计收治患者345例，220人摆脱了疾病的阴影，回归日常生活。

65天中，医疗队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开头，在特殊环境中与陌生传染病背水一战，也迎来柳暗花明，在逐渐空旷的病房楼中看到武汉的春天。

1月27日晚，北京医疗队飞往武汉途中，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医院医疗队长商量落地后的物资安置工作。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1 院感“防火墙”

突如其来的未知病毒、临时腾空的普通病楼、连夜砌起的绿色新墙……初抵武汉的医生们，仿佛回到17年前的北京。

与SARS抗击的经历形成了独特的北京经验。北京队接管的首个病区，成为当地病区院感改造的样板。

“在这儿打墙吧。”

说话的是北京友谊医院呼吸科医生王维。身在武汉的他，仿佛回到了17年前，被SARS阴影笼罩的北京。

这天是大年初四，疫情下的武汉静悄悄的。听到要破土动工，正在介绍情况的武汉协和西院副院长郜勇愣住了。

封死走廊的院感改造，是北京医疗队贡献的第一个特殊经验。1月27日，紧急集结后的北京医疗队连夜抵达武汉。次日，专家组进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实地查看病区情况。

医院刚刚腾空了住院楼。两天前，这里还住着肝胆外科、口腔科、骨科等科室患者。接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通知后，医院在每一楼层划分了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以门和屏风作为隔断。

来到病区后，北京医疗队专家组提出要“打墙”，形成更彻底的隔离。硬隔断取代门隔断，走廊彻底封死；一侧的两间病房打通，形成一个迂回的通道，让医生与护士出入。

疫情下的武汉，很难找到建筑工人。武汉协和西院综合办副主任吴励志回忆，当地医生动用了私人关系才请来义工；由于交通管制，武汉一度陷入停顿，想去建材市场买隔离材料，他们得开车“偷渡”，出发前就做好了被交警拦下的心理准备。

1月29日上午8点，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医生苑晓东来到武汉协和西院12楼。经过一夜的施工，绿色的新墙已经打好，用手敲一敲可以听见清脆的回音。轻型材料，这无伤大雅。让他关心的是墙与廊壁间微小的缝隙，意味着隔断仍不彻底。他叫来12楼东病区护士长程小翠，对方会意，帮着将连接处打上了玻璃胶。

这一模式，最终成为当地病区改造的样本。此后，大夫们在陆续新开的病区里遵循统一的进出路线。在清洁区穿上隔离装备，穿过四扇门来到患者面前；抑或在缓冲区内依次脱下防护服，返回清洁区。

严格的院感改造，令经历过SARS的北京医生们记忆犹新。

17年前，苑晓东亲眼看着一堵一堵隔离墙在病房楼内平空而起；北京友谊医院腾出一栋独立的平房楼收治SARS患者，王维看着它一天变一个样。被选作缓冲区的病房之间，墙壁洞开，为了让医生有更加清洁的空间，缓冲区随后扩大了一倍。

分区、打墙、在防护眼罩内侧涂抹洗手液防雾……往事叠进现实的同时，王维也感受到了诸多不同之处。

17年前，病房里唯一手消毒的方式，是在门把手上裹纱布、喷酒精，离开时伸手摸一摸。17年后，每间病房外都放着专门的手消液，出缓冲区，医务人员要反复十多次手消。

17年前，谁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杀死SARS病毒。王维突发奇想弄来一个电磁炉，在锅子里放上戊二醛，待病人睡下，他就和同事进屋做熏蒸，戊二醛过于刺激，王维的一只眼睛差点失明。17年后，人们知道流水、高温、乙醇都能保护自己，医生离开污染区，会先在淋浴间洗半个小时的澡，回到驻地，把衣服脱下在高温水中浸泡。

驰援武汉65天，北京医疗队实现了“零感染”。

1月2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医生布置隔离病区。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2 病区“拓荒记”

1月29日，12层病区开放。

1月30日，10层病区开放。

2月3日，8层病区开放，收治患者突破百人。

一周内，北京医疗队“兵分三路”，成为武汉协和医院接管病区最多的医疗队之一。

1月29日，进入隔离区，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科医生丁新民特别留意了护士站。

这是武汉协和西院12楼。不到24小时的改造后，这里成为北京医疗队第一个病区。早上8点，丁新民和同事们来到医院，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缓冲区被凿开的墙壁，来不及安上拉门；病房外的走廊上还挂着大红的灯笼。原本，这是一年中最温馨的时节。

没有磨合和适应的时间。丁新民承担“开路”的任务，和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臧学峰、北京老年医院呼吸科医生田蓉，首先进入病房。

军医出身的丁新民，拥有丰富的临床与国际救援经验。相比救治患者，更让他挂心的是秩序——患者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进入病区，没有前车之鉴。如果人数过多，全部积压在护士站，一旦发生混乱，会干扰正常抢救。

当天下午3点33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患者病情极重，对外界呼唤失去反应。随后3个半小时内，病区涌入13位病人，大部分病情严重。原本，医疗队打算先接诊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是否顺畅运行。

接诊过程中，丁新民一直注意着护士站的情况。患者入院后，被他挨个儿看着分流进病房，以保证病区秩序；为了应对过多的人数，他用上了部队中“分类检伤”的方式，按照病情轻重调整救治顺序。

12层病区开放后的第二天，10层病区启用了。

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从来没见过这种收治频率。往日，一个病区一天只有3到5名患者入院，来了武汉，病区里每天增加十多张陌生面孔。

“早期人等床很明显，只要有床位，马上有人来。我们开病区很急，的确是外面的患者等不起了。”他说。

北京宣武医院呼吸科医生李艳闹过一次笑话。有一天，她习惯性地在10楼穿上隔离服，进入隔离病区开始工作，越干越觉得不对，半个小时后突然醒悟，自己现在是8楼的医生。

2月3日，北京医疗队8楼病区开放。这支刚集合没多久的队伍，很快兵分三路，重分阵营。

李艳觉得自己在拓荒。短短一周内，她在三个病区轮了个遍。由于工作楼层变化，和李艳搭班的本地医生，每次都不一样——一开始是耳鼻喉科的，后来变成肝胆胰外科的，最后变成了骨科大夫。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谁，医生们必须在防护服上写下名字。但即使看着名字，李艳也感到十二分陌生，对话之前，先小心翼翼地核对身份：您是协和的大夫吗？

2月2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医护人员穿戴防护服。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3 沉重的遗体

在隔离区，王峰第一次上手搬运遗体。短短30米的路程，是他忘不了的沉重。

久病的重症患者，新发疾病有限的治疗手段。医生们面对的，是内心深处的沮丧和无力。他们必须背水一战。

CT片出来了。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陆非平心里“咯噔”一下。

患者的肺部，仿佛被一层白纱笼罩，呈现出双肺弥漫性病变。

一般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不会这么重，门诊也很少出现这样的肺炎病人。只有ICU里长期插管的患者，可能出现类似的影像学表现。

患者病情之重，让王维心有余悸。在北京，他没有接诊过新冠确诊者，只听说“新冠比SARS传染性强、危害性小”。现实是，SARS患者的严重程度往往与发烧症状相一致，很多新冠肺炎患者虽不发烧，但呼吸困难、大量检查指标不佳，拍了CT，严重的肺部炎症让大夫们倒吸一口气。

“拖太久了。当时武汉床位紧张，第一批入院患者，基本都在院外等待了很久，许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再加上病毒性肺炎缺乏特效药，治疗手段有限，人们对新发疾病的认识也不够。”陆非平说。

2月上旬的一天，王维在病区中查房，隔壁病房一位患者突然倒在卫生间。他和三位工作人员冲过去，将患者从窄小的门内搬运出来，赶紧进行抢救。之后的40分钟，患者心跳一度稳定，但瞳孔已开始散大，最终未能救回。这边刚忙完，病区里另一位患者又突然去世。

“当时说过与患者保持距离，不要过度接触。抢救完后发现自己衣冠不整，手套也脱下来了，顾不上这些。”王维回忆：“看到人没了，就觉得无力，焦虑，恐惧，每天上班都可能有患者死亡，有些束手无策。”

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来时已经病重，接受药物和给氧治疗，住院没超过一周，某天夜里血氧突然下降。王峰刚接班就开始抢救，胸外按压、球囊辅助通气，用尽了办法，仍没能救回。

特殊时期，无人进隔离区搬运遗体。王峰和搭班的三位同事将老人抬起来，慢慢往门口走。老人的病房在护士站的里侧，离出口大约三十米。王峰穿着隔离服，喘着粗气，他像对待一个活人那样小心地对待遗体。手中的触感僵硬，王峰内心难过极了。

作为医生，王峰见惯生死，第一次觉得死亡如此沉重。

“人类在很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比如晚期肿瘤。但那些疾病往往持续了很久，给人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没法这样去看待新冠肺炎，这些患者一两个月前还在正常生活，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突然就疾风骤雨，家破人亡。”王峰说。

在严重的病情面前，医生们决定背水一战。

陆非平今年58岁，是医疗队中的“老人”。在同事们的印象里，只要来了病人，他冲得比谁都快。情况最严峻时，他在隔离病房待上三四个小时，查完一轮房，觉得心里不踏实，会反复回到重病患者的床前，有时，一个房间要来上四五次。

臧学峰数过宁辰的呼吸。宁辰入院时即病重，正常人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她在吸氧状态下，血氧也只有80%，严重呼吸衰竭。正常人的呼吸频率，一分钟在20次上下，宁辰达到了40-60次。

看着宁辰扶着床栏、接近濒死状态地喘气，臧学峰拼命思考怎样才能救下她。他尝试教她正确的呼吸方式，但宁辰无法自控；他把病房内所有能用的给氧设备都想了一遍，经鼻高流量外再套上一个储氧面罩，试图让宁辰能吸入哪怕多一点的氧气。

他学会了有些“浮夸”的说话方式：见到一个患者，就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家，这个病见多了，好治！”直到对方的眼里亮起希望的小火苗。

2月25日，北京医疗队医生与专家讨论病人病例。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4 漫长的“查房”

从病房出来，看着长长的走廊，李艳一度觉得查房是一件完不成的事。

全部病区开放后的第三天，北京医疗队收治患者达140人，接近峰值。6台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普通病房里的医生们，干起了ICU的活儿。

武汉协和西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勇，一度觉得自己被人“挥着鞭子”。他与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张黎明共同负责10层病区。两人颇有一些缘分，张勇的爱人也是医生，曾是张黎明的学生。

这些年，学生一直想联系老师，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聚。

山东人张黎明性格随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东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张勇却有点“怵”他。北京医疗队收治的患者中，绝大多数为重症及危重症者，对部分患者而言，常规支持治疗显得不够。

有患者病情加重，张黎明就催张勇去联系医院ICU；床位不够，就催张勇快点去弄机器。“每天被他‘拿着鞭子’在身后抽。他说，能弄来机器我就能插管，尽可能多弄。机器还没到，已经开始设计怎么安排人手了。”张勇说。

“重症病人需要更高级别的支持治疗。在我们病区，至少有五六位患者口唇紫绀、说话断续，有明显呼吸窘迫，需要气管插管。”王峰介绍。然而，用来应对常规情况的医院ICU，一时没有那么多床位；一些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转运过程存在风险。两种因素，让很多病人无法上机。

三个病区很快迎来收治峰值。2月6日，北京医疗队在院患者达到140人，床位接近满员。

一个病区近50人，有时，李艳觉得查房查不到尽头。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虑不安，需要大夫抚慰的，除了身体还有心灵。走到病床前，她除了思考治疗方案，还要回应患者的各类问题，往往上一秒还在考虑用药，下一秒就要切换“频道”，思考如何安慰、说服、劝诫患者。常规情况，医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结束，在隔离区，时间有时会延长一倍。

后来，她尝试调整查房策略。先从最重的患者查起——他们需要更多的专业思考。等完成这些，她心中的大石头放下，可以更轻松地为较轻患者查房，有余力做更多的人文关怀。

很快地，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

2月12日，根据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北京医疗队在每个病区装上了2台有创呼吸机。张黎明所在的10楼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疗。

“在普通病房里做气管插管，医护是要承担压力的，无论是工作强度还是防护风险。但是大家扛住了压力，没有人抱怨，我觉得非常欣慰。”李艳说。

看护插管患者，工作量数倍于普通患者。张黎明介绍，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ICU床护比是1：3，加上隔离病房内护士无法工作8个小时，后者所需要的护士还要翻倍。医生们同样如此，对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数分钟就能完成，进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个小时。

然而，无论是张黎明还是陆非平、王峰，得知有创呼吸机要来之后，第一感觉都是“心里踏实了”。

“就像战士手里有了武器。”陆非平说。

5 小心维持的谎言

贾明试图像17年前一样，对父母隐瞒自己上前线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次，小心翼翼维持“谎言”的不止他，还有父母。

在与新冠病毒的角力中，一个月过去了。北京安贞医院ICU医生贾明，本以为自己会像17年前那样，对父母隐瞒得“天衣无缝”。

援助任务来的很突然。1月27日下午，医疗队集合出发，贾明中午才收到消息。行李都来不及好好收拾，却没忘记叮嘱儿子：如果爷爷奶奶问起来，千万不要泄露自己去武汉的消息。

北京医疗队中，不少医生和护士曾在一线抗击SARS，贾明是其中之一。贾明眼中的母亲感性、爱操心，贾明不愿意增添她的担忧。SARS期间，身在前线的他，对母亲坚称自己只是在后方待命。两周后任务结束，母亲下楼接他，才知道他去了哪儿，眼泪当即就掉下来。

这一个月，在父母尝试“拷问”孙子，想问出准话的同时，贾明在武汉小心翼翼地维持“谎言”。他说自己是专家组成员，不直接接诊，但需要参与调研和指导，不能回家。

他按照平日的频率给父母打问候电话，不敢更多、也不敢更少；为了防止被父母发现，贾明甚至连白天的电视采访都拒掉了。

3月上旬，贾明接受了一期深夜档期的电视采访。这个时间点，父母一般已经休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新闻回放，他的脸出现在二老面前。

这一次，老人们并没有吱声。

直到后来，贾明与表妹通电话，叮嘱她别暴露自己的去向，对方惊讶回道：“他们早在电视上看到了。”贾明这才明白过来。挂了这头，赶紧给母亲打过去，张了口“先发制人”：“妈，我电视上表现还不错吧？”双方这才“敞开天窗说亮话”。

3月7日，贾明收到父母写的一封信。

“可能害怕我们惦记，你们都瞒着我们。爸妈知道，这次疫情是国家一个大难，每个人都应贡献力量，你能亲自上战场，我们很高兴，全力支持。”

“家里丽丽（化名）和小璇（化名）给我们买足了粮油副食，水果、新鲜蔬菜都吃不完……特别告诉你，妈妈现在天气好时都能下楼遛弯了。希望你安心工作，多救治病人，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出院。”

“等待你和战友们胜利归来。”

2月7日，北京医疗队病区第一位患者（左1）出院。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6 出院的曙光

在漫长的拉锯战中，患者出院，是大夫们最高兴的事。

2月13日，北京医疗队的三大病区，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不过，首批患者的出院，让医生们开始看到曙光。

余风出院的那一天，武汉阴雨多日的天空放晴了。

除了是医疗队首批治愈患者，余风还是一名ICU护士。感染新冠病毒后，余风低热、干咳、乏力，2月2日，作为确诊患者入院，经过11天的治疗，余风症状好转，核酸检测“双阴”，达到出院标准。

“她是最先好起来的那一批患者，又是医务人员，送她的那天，我的心情也转好了。”王峰说，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出院，让他压抑的情绪逐渐缓解。

病房的条件在改善。防护物资、医疗设备日渐补足，更多医疗队来到武汉协和西院施以援手，让医生们心情轻松很多。患者们的状态也在发生变化，早先，王峰查房时，患者病情重、精神差，无力交流，随着身体痊愈，病友们开始互相鼓励，主动聊起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2月8日，已发病两周的陈青以昏迷状态入院，血氧饱和度低至60%。在CT片上，陈青双肺几乎全白。王维把影像学资料传回科室与同事讨论，一致评估，“终末状态，没治了”。

王维不想放弃。

王维知道，治疗新冠，激素的使用存在争议：不利于控制病毒感染，可能延长康复期。在SARS时，激素被大剂量使用，带来严重后遗症，这一次，业内对激素态度保守，甚至有人主张完全不用。

然而，只有激素能减少当时陈青肺内严重的炎症渗出，预防晚期肺部纤维化。用，预后未知；不用，死路一条，王维决定赌一把。

相比SARS时期的治疗方案，这次，激素被控制在小剂量。最初的一周，治疗不见效果，他心里始终没底。一周后，陈青的症状出现好转，CT显示炎症改善，王维越来越有信心。最后，陈青顺利出院。

李艳有一位特别关注的患者，68岁的老先生，被大夫们先后三次病例讨论。原本他应上机插管，第一次因为没有机器，第二次因为状态略有改善，第三次则因意外没能上机。李艳不愿看他病情被耽误，对他使尽浑身解数，这位患者也很“争气”。

3月28日李艳查房，老先生明显好多了。他拿起手机，一笔一划记下医生护士的名字和电话，要日后挨个儿致电感谢。

3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ICU病房，护理人员为患者治疗。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7 不止离别，还有新生

疫情之下的武汉，每天都在上演告别的故事。

然而，同样是这座城市，也正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新生。在产检B超的画面里，在为孩子新取的名字中。

北京中医医院护士蔡卫敏尝试替李云寻找失联的丈夫。

李云今年56岁了，与爱人一同感染新冠。她病情不轻，一直低沉沮丧，与蔡卫敏熟悉之后，她将丈夫的名字和照片发给蔡卫敏，希望能找到丈夫的下落。

李云住院后，给爱人打了很多电话，始终关机。她告诉蔡卫敏，丈夫平日身体很好，应该不会出事；又说，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得知道。

李云称，丈夫在武汉协和西院ICU接受治疗，蔡卫敏便努力帮她找，多次请大夫帮忙查询医院内部的信息系统，但从未看见李云丈夫的名字。每次聊到丈夫，李云就要掉眼泪。蔡卫敏不知如何安慰，只能抱住她。

李云出院前一天，蔡卫敏去了一次医院，仍无音讯。她开始有些悲观，向心理医生咨询如何才能劝慰李云。

蔡卫敏没能找到李云的丈夫。出院之后，李云给她打来视频电话，哭着告诉她，丈夫是在外院接受治疗，已经去世了。

在同一座城市，武汉不止上演离别的故事，也在不断迎接新生。

北京天坛医院护士袁磊反反复复地重播那两个短视频，第一次有当了爸爸的实感。

这是袁磊爱人第一次产检。12周了，B超中可以看到孩子的模样：小小的，乖乖地躺在子宫里。领导将B超的画面传给他，他一会儿瞅瞅孩子的脑袋，一会儿瞅瞅孩子的小脚，怎么也看不够。同事正在他屋，两个大男人凑着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一起哭了。

袁磊在出发当天知道爱人怀孕的消息。爱人曾宫外孕，二次宫外孕的风险很高，离别在即，他害怕多过高兴：万一出现意外需要立即治疗，谁来签字手术、谁来照顾她？在隔离区内的四个小时，他专心干着手头的活儿，出了隔离区，担心便卷土重来，隔几个小时，便要打一个电话问问情况，直到确定不是宫外孕，才长舒一口气。

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某种说不出的感情击中袁磊。

“特别希望他/她赶紧长大，让我好好抱一抱。我会把全部的爱给他/她。”

他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小名，男孩叫袁保，女孩叫袁援。他希望孩子能健康长大，不求富贵，只求平安。

“还希望他/她能有责任和担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如果未来还有疫情，他/她当了医生护士，想上前线，我绝对不拦着。”

8 三个叹号，会师了

两个月过去，当初兵分三路的队员们，再度会师。

在最后的阵地，大夫们看到来自其他病区的陌生病人，有时还没有记住名字，患者已经出院。

胜利在望。终于有些清闲的医生们，开始回应患者的“特殊要求”。

“第55天！今天开始合并病房了！距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3月21日，贾明发出一条带着三个感叹号的朋友圈。照片上是酒店门前的喷泉，背后是灰白色的阴天。这不是一个明媚的好天气，但他高兴极了。

前一天晚上，医疗队临时召开会议，决定将8楼病区合并至10楼。当日，在院患者共74人，几乎是最高峰时的一半。患者数的锐减，是病区调整的直接原因。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刘壮介绍，病房腾出后，可以节约人手，武汉协和医院也能尽快开展终末消毒，为回归正常诊疗做准备。

21日上午，王维在8楼查完最后一次房，再次传达了“搬家”的消息。患者很平静，许多人已习惯疫情中的特殊迁徙——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这一次，至少不是坏消息。

在医生眼里，合病区意味着离“胜利”更近了一步，可喜可贺。从8楼转移到10楼，王维见到原先被抬着入院的病人，不少恢复了自由行动能力，陈青是昏迷状态下入院，搬家时自己走了上去。他感到很宽慰。

患者出院的速度，仿佛入院时那样迅猛。3月28日，在院患者变为38人，12楼病区合并至10楼。两个月时间里，北京医疗队先是兵分三路，然后迅速三军会师。

李艳又看到了新面孔。这一次，进入10楼病区的她没有走错。她一如既往地查房，查完了自己的三个病人准备离开，旁边两位不认识的患者眼巴巴等着，她赶紧一起看了。

一位小伙子，输着静脉营养，让她有些纳闷，这么年轻不能自己吃饭？对方表示，自己已按照医嘱禁食多日，这让李艳想起来前几天听同事提起，抢救过一位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这样一提，患者果然点头说是，问她：“您是抢救我的大夫吧？”

来自不同病区的患者，让李艳感到陌生，很多人还来不及认识，已经迅速出院。这个最后的阵地，很快又空了下来。

再值班时，李艳有精力应对王雄的“考试”了。

王雄懂些医学知识，非常在意自己的病情，每次遇到大夫查房，都要就自己的化验检查、治疗方案细细“盘问”上一番。检查结果条目众多，隔离病区不能带手机、不能带检查资料，医生未必能记全。若是回答上来了，王雄满意且配合，答不上来，王雄便不高兴。

王雄的病情一直不重。患者众多时，李艳没有工夫照顾他的特殊需求。现在闲下来了，值班的前一天，李艳会将王雄的化验检查结果背下来，第二天在病床旁对答如流，各生欢喜。

3月30日，北京医疗队队员与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护理人员挥手告别。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9 被送走的冬天

脱下棉袄，换上短袖。在医疗队的驻地，枯瘦的树枝上渐渐生满粉色的桃花。

武汉的季节流转，孩子们换了个模样。夏天仿佛来了，医疗队接到了返京的消息。

在隔离区里，大家对于“热”格外敏感。

3月下旬的武汉，迎来明显升温。臧学峰去医院值班，刚往身上套完一层层的隔离装备，已经开始出汗，从隔离区出来，脱下外层的防护服，贴身的刷手服全部湿透，滴滴答答往下淌水。

蔡卫敏坐在冰桶上拍了张照。为了给医务人员降温，武汉协和西院开始往隔离区内运送冰块。

丁新民的酒店房间西晒。有几天下午，屋内温度飙升至31℃。医疗队驻地酒店，越来越多人换上短袖，有的人卷起裤脚，露出小腿。

不知不觉之间，医生们已送走了武汉的冬天。

从北京出发的那一天，队员们秋衣套毛衣、毛衣裹棉袄，在冬夜里瑟瑟发抖。蔡卫敏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在合照中分外打眼；臧学峰在机场被大风吹到感冒，陆非平深夜为他跑腿送药。

每一天，王峰的爱人都会发朋友圈记录日常生活与感想，王峰一条不拉地看，像在数日子。他一度没觉得时间过得快，直到有一天两人通话，爱人告诉他，儿子在阳台上看到爷爷奶奶开车来了，突然说了一句：“多希望是爸爸回来了。”

对于要在武汉待多久，贾明的预期从两周变为两个半月。他不太吃得惯南方的食物，朋友觉得他归期渺茫，给他寄来了电磁炉和微波炉。臧学峰的值班表排到了4月12日，他觉得自己一定能送宁辰出院。

让医生们惊觉时间流逝的，除了武汉盛开的春花和炽热的阳光，还有更多。

三八妇女节那天，李艳接受采访，说自己的愿望是回北京后带着儿子爬长城。新闻被老公看见，前两天给她发微信，“不用你了，我带儿子去了”，附上一个跟拍的视频。李艳点开一看， 6岁的小伙子两个月胖了5斤，爬长城时气喘如牛，屁股肉颠儿颠儿地晃。

她被逗乐了：“妈呀，胖成这样，给我吓一跳。”

3月30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北京医疗队队员与患者依依不舍。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10 系上离别的红腕带

3月29日晚上11点半，消息传来：后天返京。

医疗队的护士为出院的患者编织了红色的腕带。疫情下共同奋战的经历，像绳子一样将人与人紧紧系在一起。

3月31日，北京医疗队在武汉支援65天后，归来。

3月29日，丁新民查完房，突然有种告别的预感。

3天前，北京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与领队刘立飞前往海南医疗队和安徽医疗队驻地，送别这些共同抗疫的战友。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从丁新民的视野中消失了，隔离区和医生工作区，突然变得空荡很多。

他有些习惯了在武汉的生活。穿着隔离服查房，在微信群里解答患者各种问题，空闲时看看书、写写东西，偶尔下楼遛两圈。他喜欢电子产品，两个月里买了一台新电脑和一只新鼠标；喜欢钢笔，不知不觉买了二十多支。

丁新民负责的在院患者还有10人，均恢复顺利。他曾希望能亲眼看着所有患者走出医院。虽然他知道，医疗队每一步都做得比较踏实，走了也没关系，但还是心有遗憾。

丁新民接诊的第一位患者病情危重，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终于痊愈，再过两天就能出院了。离别的前一天，患者给他发微信，祝他一路顺风，又发了很多哭泣的表情，因不能与医生们告别而难过。

疫情下共同奋战的经历，像绳子一样将人与人紧紧系在一起。

蔡卫敏用红色的丝带编了一条腕带，作为侯亮的出院贺礼。从扶着墙入院，到精神抖擞地出院，侯亮有着无限感激。“北京与协和的医务人员救了我一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为了给北京医疗队送别，武汉协和西院护士胡娟娟连夜与同事排了几支小舞蹈，有《感恩的心》，有《暖暖》。准备时间太仓促，上场时，音箱和手机出了问题，护士们表演到一半，歌曲总被“下一首”的提示音切断。一开始，舞蹈一停，人群就发出善意的笑声，到后来，音箱被关掉，所有人一起唱起歌来。

3月31日，北京医疗队在武汉支援65天后，归来。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协作记者 陶冉

编辑 张畅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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