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出土酒具类型分析（下）

互推小编 2023-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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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出土酒具类型分析（上）

酒具的形制及分类

大同地区出土的酒具种类繁多、形制不一，按其功能可将其分为储酒所用的鸡腿瓶、梅瓶，温酒所用的温碗、注壶，以及饮酒所用的敞口碗、高足碗、高足盅等。按照形制可分为瓶、壶、碗（盏）、盅等。

瓶

《礼记·礼器》记载，“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这里所记的瓶可汲水，也盛酒食，是主要的酒具类别。根据大同地区出土的酒瓶种类，按其形制可分为鸡腿瓶、梅瓶、长颈瓶。鸡腿瓶是辽金时期游牧民族典型的器形之一，产量大、分布广，在内蒙古缸瓦窑、白音高洛窑，山西的大同窑、怀仁窑、浑源窑等诸多窑场都出土有大量鸡腿瓶瓷片标本。近年来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出土了多件完整的鸡腿瓶，釉色以褐釉、黑釉为主，按其形制可分两型：

A型：小口、束颈、溜肩、腹部下收、小平底，如云大1号金墓出土的鸡腿瓶，其中2件即是这样的形制。一件圆唇、束颈、溜肩、圈足，通体饰螺旋纹，器内外施黑釉，釉层不均，口径5、底径7.6、通高37厘米；另一件圆唇、束颈、溜肩、圈足，肩部饰五道宽弦纹，腹部以下饰多道较窄的弦纹，器身内外施黑釉，釉面较为粗糙，口径4.5、底径8.8、通高35厘米。整体形象较为敦实，与同时期流行的梅瓶形制较为接近。此外，在新添堡29号辽墓中亦出土了2件与上述鸡腿瓶形制较为相似的瓷瓶，小口、束颈、溜肩、扁圆腹，平底，釉色呈灰黑，口径7、底径8、通高33厘米。只是与云大1号金墓出土的鸡腿瓶不同的是，这两件鸡腿瓶肩部下移，溜肩明显，腹部斜收的幅度较大，呈现扁圆状，腹下壁内收至足部。

金黑釉鸡腿瓶（线图）

B型：小口、溜肩、扁腹，小平底。如云大1号金墓出土的一件鸡腿瓶，小口、方唇、扁腹、小平底，通体饰较宽的弦纹数道，器内外施酱黄色釉，底部外侧露胎一周，口径6.7、底径6、通高40厘米。这件鸡腿瓶与同一墓葬中出土的另外2件鸡腿瓶在外形上有明显的区别，口径增大，溜肩明显，肩部下移的幅度较大，腹部凸起的弧线略显平缓，与A型鸡腿瓶的鼓腹形成鲜明对比，腹下壁至足部内收，造型呈现上下瘦小、中部略丰，整体修长之状。

金褐釉鸡腿瓶（线图）

除鸡腿瓶外，大同地区的辽金墓葬还出土了多件梅瓶、玉壶春瓶及长颈瓶，同样也是当时重要的酒具之一。梅瓶形制基本相同，均呈小口、短颈、丰肩、垂腹、圈足，如西环路6号辽墓出土的褐釉梅瓶，小口、尖圆唇、束颈、广肩、垂弧腹、浅圈足，肩部与腹下壁各饰两周凹弦纹，中间剔刻枝叶较大的缠枝花卉纹，在浅黄色胎体的衬托下，褐釉花纹显得分外明艳。而在大同市博物馆收藏了多件辽金时期的梅瓶，形制与上述梅瓶基本一致，只是剔刻的花纹不尽相同。长颈瓶根据出土概况及形制特征可分两型：

A型：又可称其为玉壶春瓶，是辽金时期常见的酒器，李白《广陵赠别》这样写道：“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而《诗品·典雅》中又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这里的“玉壶买春”可能指的就是用玉壶去买酒（“春”指酒），可见，玉壶春瓶与酒之间的紧密关系。玉壶春瓶一般呈撇口、细长颈、垂鼓腹、圈足，其造型特征为小口，口沿外撇，颈部较细，向下逐渐加宽呈杏圆状垂腹，曲线变化较为平缓，圈足较大，整器体现了柔和的弧线美。如大同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2件豆青釉长颈瓶，卷口、长颈、鼓腹、平底、圈足，通体施青釉。口径4.7、底径5、通高17厘米。此外，在大同西南郊11号金墓中同样出土了2件黑釉瓷瓶，卷口、细长颈、圆鼓腹、平底、大圈足，为典型的玉壶春瓶造型。

B型：与A型长颈瓶相比，B型长颈瓶颈部较短且颈肩处明显变粗，肩部起折加宽，肩部以下斜收至足处，底足外撇。如西环路6号辽墓出土的一件黑釉长颈瓶，唇口、口沿外撇、细长颈、斜肩、垂弧腹、圈足，肩、腹部交汇处有凸棱一道。通体施黑釉，近足处无釉。

壶

壶是盛装酒水的重要器具，有执壶、葫芦形壶、瓜楞形壶以及提梁壶之分，器形一般呈小口、鼓腹、圈足、带柄、带盖等特征，是辽金时期十分常见的酒具之一。《诗·大雅》记载：“壶，酒器也”，“韩候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由此说明壶的储酒功能。执壶又称注子或注壶，是唐开始流行的酒具之一，《资暇集·学海类编·注子、偏提》中记载：“元和初酌酒，尤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这段话讲到大和九年（835），唐文宗和郑注等人除奸臣未遂，后朝中贵人避讳“注”这个字，遂将注壶去柄装系，称之为偏提，为当时主要的酒具之一。宋辽金时期，壶的使用更加普遍，而这一时期的注壶通常会与注碗配套出现，以作温酒之用。当然，任何一种器具功能和外形上的变化都与当时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密不可分，辽金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热饮，与之相应的注碗随之出现，其作用是在注碗中放入热水，然后将盛酒的注子放置于温碗中加热，待到合适温度取出饮用。尽管注壶、注碗适用范围较广，但饮用时需要与其他饮具配合使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烧造技术的改进，壶上加绳环或提梁的现象增多，由此，提梁壶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逐渐成为后世主要的饮具之一。

辽白釉提梁壶

据表格分析，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出土的壶主要以执壶为主，且根据有无注碗分为带温碗的注壶和一般性执壶。所谓的一般性执壶即没有温碗的注壶，在大同地区辽代墓葬较为常见，如卧虎湾2号辽墓、东郊马家堡辽墓、南郊五法村辽墓均出土了一件注壶，器形呈小口、溜肩、鼓腹、曲柄、矮圈足，如马家堡辽墓的白釉注壶，“小口带盖，盖顶有盘曲而卧的狮形纽，溜肩、短流、曲柄、矮圈足”，颈、肩、腹部以及手柄处饰多道凹弦纹，流下堆贴一朵连叶海棠花，通体施泛青透明釉。而在五法村辽墓出土的黑釉注壶与上述白釉注壶的形制基本类似，只是墓葬被盗，出土器物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故而这件注壶的颈部以上残缺严重，肩部一侧流缺失，但仍不失为一件精致的陶瓷注壶。与这两件注壶不同，卧虎湾2号辽墓出土的注壶在造型上又与上面这两件不同，花口、口部呈碗状、细长颈、圆肩、鼓腹、矮圈足，弧形细长流，颈、腹间置一曲形把手，与大同站东金代徐龟墓出土的白釉注壶较为相似。其次为带温碗的注壶，如大同南郊云大1号金墓和2号金墓出土的白釉注壶，以及站东金代徐龟墓出土的白釉瓜棱形注壶均是带温碗的储酒器。

金正隆六年（1161）定窑白釉瓜棱壶高25cm 大同市云大金墓出土

碗（盏）、盅

碗（盏，口径略小于碗）是辽金元时期常见的器形，一般呈敞口、深腹、斜壁、圈足（或高足）。其功能有三：一为茶器，二为酒器，三为食器，食器者口径较大；茶器者多与盏托配套使用；酒器者呈花口或敞口且多单独出现，但也有与托配套出现的现象，如辽宁朝阳召都巴辽代壁画墓中的宴饮图，画面中三足托上置一花口式碗，根据壁画内容来看，是为饮酒之用。

辽白釉花口碗

《辽史·礼志》记载：“宋使祭奠吊慰仪……大使近前跪，捧一盏，进奠酒三，教坊奏乐，退，再拜。”由此可见，碗为当时重要的酒器之一。在大同地区的辽金墓葬中，出土了多件此类器物，根据形制可分三类：

A型，花口碗，如大同站东金代徐龟墓出土的白釉花口碗，口沿呈葵瓣状，口至腹下壁向内捺压竖棱八道，高圈足，圈足外撇，器身内外施白釉。此外，西环路6号辽墓也出土了类似的白釉花口碗，口沿作六瓣花形，深弧腹，矮圈足，器壁饰六道竖状凸棱，通体施黄色透明釉。

辽白釉葵口碗

B型，敞口碗，如和平社28号辽墓、东郊马家堡辽墓出土的白釉敞口碗，以及东风里辽墓出土的影青釉碗皆为典型的敞口碗，与A型相比，口沿及腹壁少了装饰，整器显得洁净素雅。

辽白釉敞口碗（线图）

C型，高足碗，该器是典型的饮酒器具，足部较高，如东风里辽墓出土的2件影青釉高足碗，口沿呈六曲花式、宽沿外撇、深腹、高圈足，器身内外施青釉，釉色青中带白。与上述两型相比，该器的形制特征主要集中在足部，足部高且瘦长，与上述碗的矮圈足形成鲜明对比。

辽青釉高足碗（线图）

盅的形制与碗较为接近，但比碗更小巧，无柄，腹较深，圈足。材质上通常有金、银、玉、瓷质等。就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大同地区辽金墓葬中出土的盅以瓷质为主，且主要集中在南郊云大墓群，辽代墓葬未发现此类随葬物，只在云大1号金墓和2号金墓出土了白釉盅及青釉盅共4件，其中青釉盅的造型极为精美，侈口圆唇、斜壁、小圈足，口沿外侧饰凹弦纹一道，其内壁捺印繁缛的缠枝花卉纹，器身通体施青釉，釉层匀实、色泽温润，是一件较为精致的饮酒器具。

由上文论述可知，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出土的酒具主要以瓶、壶、碗（盏）、盅等具有鲜明中原风格的器具组成（除却鸡腿瓶，该器形是辽金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器形之一），而辽上京、中京地区常有的鸡冠壶、凤首瓶等具有明显契丹特征的器形目前尚未在大同地区出土，这说明尽管大同为辽金西京府治，是辽金政权西南边防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历来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以致区域文化、人文特征都富有浓郁的汉文化因素，这在辽金墓葬壁画内容及出土器物方面均有深刻表现。如新添堡许从赟夫妇壁画墓、纸箱厂辽代壁画墓、南郊金代壁画墓等，不论是壁画人物形象、服饰特征，或是劳作场景、饮宴内容均具有深厚的唐宋文化特征，这表明尽管大同为辽金时期的权力中心之一，但受草原文化影响甚微，而该地区出土的酒具特征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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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文物天地》

2020年9月总第351期

作者｜刘贵斌

编辑｜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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