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东土五祖是谁?他们都对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
禅宗是最中国化,最具创新精神的佛教教派,相对于其他佛教教派的高深难懂的教义、繁文缛节的仪轨、清心寡欲难以坚持的佛门戒律,禅宗一向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核心精神。也就是说,佛就在自我清净的内心之中,你不需要出家,甚至在家也可以修行成佛;你不需要严格遵守那些戒律,只要返回到清净的内心,就能成佛。由于教义简单易行,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信众,一时禅宗大盛至今不衰。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一种思想必须接地气,必须三贴近,必须简单易行,才会有传播力和生命力。崇尚现实生活和人伦思想的儒家能长盛不衰,而主张兼爱和无私奉献理想主义的墨家的衰落,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漫长历程中,产生了天台宗、律宗、慈恩宗、净土宗、密宗等众多教派,这些教派要么是思想高深难懂,要么是戒律太严,都没有获得大的发展。因为按照佛教的教义来说,佛教是教人如何获得快乐的,既然是获得快乐,那在现实中要忍受那么多的约束而不快乐,显然是有悖于人追求快乐的初衷,所以这些教派的发展规模并不大。
而禅宗就完全不同。禅宗是佛教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产生的一种最具中国文化特色、最适合中国宗法制社会土壤的教派,这个教派的一些特点,让禅宗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群众基础。
禅宗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禅宗号称是教外别传,那就要为自己的独创性找到依据,否则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禅宗虚构了一个“拈花微笑”的故事。
据说在某日的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手里拿着一只金色的波罗花,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众人不解其意,皆默然无语,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释迦牟尼便说,“吾有正眼法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就是禅门著名的“拈花微笑”的故事,从此摩诃迦叶就成了禅宗的初祖,如此以心传心一直传了28代,这28代都是印度人。但佛教的中国化,却有赖于中国文化的滋养,有赖于东土五祖的散枝开叶传播之功。
禅宗的东土五祖的初祖是菩提达摩。禅宗的第28代传人印度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见到了梁武帝。梁武帝醉心佛法到处建寺庙,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这种盛况。达摩与梁武帝见面之后,梁武帝想炫耀自己的功德,说白了就是想让达摩夸上几句,达摩楞是冷冷的说,“廓然浩荡,本无圣贤”,根本不理这个茬,二人不欢而散,后来梁武帝派人去追达摩,而达摩一苇渡江到了少林寺,面壁九年终于悟得禅道。所以后人写了一副对联说,“一苇渡江何处去,九年面壁待人来”。
从此,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面壁九年待人来,他等来的是二祖慧可。慧可俗姓姬,初名神光,又叫僧可。神光大约在四十岁左右遇到达摩,想拜达摩为师,而达摩面壁不理。天降大雪,神光屹立不动,大雪淹过膝盖。达摩告诉他,欲求佛道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行。神光就把自己一条胳膊砍掉献给达摩,于是达摩便收他为弟子。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要想求得正果,就要下点血本对自己狠一点,否则将一事无成。在禅宗的思想上,慧可提出“万法皆如,身佛不二”的思想,对禅宗影响非常大。
东土三祖叫僧璨。僧璨得到慧可传法以后隐居江湖,提倡一种放之自然、性逍遥的生活。可见禅宗思想受到当时魏晋玄学老庄哲学的影响很大。这种修行方式,也开启了后代禅宗中以六祖慧能为宗的南宗的先声。
东土五祖的四祖是道信。道信俗姓司马,禅宗在他手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因为在道信之前的禅宗,居无定所,没有明确的场所与组织机构,而是四海云游遇到山水佳处就隐居下来,老百姓们则安土重迁,没有办法跟着云游四海,所以信众不多影响不大。而道信就不一样了,他依山傍林在经济上自耕自足,开辟了修行的农场,大家一边干活一般修禅,影响力越来越大。道信在禅宗思想上提出“”当下即是自然之心,“随心自在”的理论,成为中国禅宗修行的基本态度。
禅宗的基本完成者是五祖弘忍。据说弘忍七岁时随道信出家,30年不离左右。弘忍文化水平不高,但他非常努力,领悟能力也非常强,弘忍倡导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把修禅与日常生活合二为一,倡导“禅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禅”的修行态度,这叫做农禅。这也体现了中国禅宗特有的老庄的风度。弘忍认为众生皆有自性圆满的清净之心,此心不生不灭,无有分别,此心就是真如佛性,而佛性为欲望所迷,因此只有能于日常生活中,观心守心,妄念不生,才能成佛,得道解脱。至此中国禅宗的思想修行方式到弘忍时代基本确立,形成了禅宗的东土五祖的谱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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