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法拉利”爆破事件——饮料的故事
◎黄章晋(媒体人)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关于可口可乐的介绍,是1980年的一期《世界之窗》。
那篇文章说,半个多世纪来,全球无数人试图模仿可口可乐,但都不成功。因为缺了几样含量特别低但又特别关键的成分。而可口可乐的配方平时锁在保险柜里,除了总经理,谁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这个故事,后来被各种报纸杂志转载。
第一次听到关于可口可乐的传说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当时我甚至都没见过真正的汽水,但我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远大理想——将来工作有钱了,我一定不惜代价买它几瓶,一个人躲着美美地喝个够。
我认为可口可乐应该是深玫瑰色的——它是我能想象的最高级的颜色。当时我们已经有冰棒了,但五分钱一根的冰棒多少算奢侈品,消夏解暑主要还是靠自制汽水。
所谓的自制汽水,就是加入了食用色素和糖精的凉白开,灌入各式各样的空瓶子。食用色素的源头是兵团的冰棒厂,总共只有两万人口的团场,团部的孩子一定能通过各种关系搞到浅红、浅蓝、浅黄的色素。下午第一堂课,每个书桌上都摆着一个带颜色水瓶,像是集体开了化学课。
如果凉白开里放的是白糖,当然要比糖精好得多。但要放很多白糖才有半片糖精的效果,只有家境特别好才用得起。
我喝到的最好的自制汽水,是一个家里是医院的同学调制的。他只允许每人尝一小口,等到所有人脸上都堆满羡慕,他才洋洋得意揭开谜底——他的汽水是放的葡萄糖。
1983年,我第一次喝到冰水。那还是因为我中暑,路上实在走不动,内心挣扎了几十分钟,还是决定向欲望投降——极不情愿地掏出七分钱,在一家国营冷饮室要了一杯冰水。
它其实就是加了香精的白糖水。但喝下第一口,突然感觉整个世界安静了,像是期待我发表意见。我无从表达它的美好,我愿意用整个世界来换第二口。它的美好值得我小口小口地喝,直到喝完最后一口时,冰水几乎都已经变成温水。
很快又出现了冰橘子水和真正的冰汽水。我几乎已经忘记可口可乐了,但偶尔还能从文摘类报纸上看到它。在我的认知里,它显然不属于饮料,它是遥远的平行世界中无法归类的东西。
可口可乐出现在我的世界,比我预计的要早。大概是在1985年,它让我有点措手不及。以至于每次路过,我都要告诫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时,市委隔壁一家商店的柜台货架上,它是唯一的易拉罐装饮料。单独摆在位置很高的一层货架上,看上去孤独、高贵而且遥不可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只是围着可乐转了两年。经常看看它,就像当年的梅西看大力神杯。大概是读初三或高一的一个夏天,我突然决定要买一听可乐。
我一直以善于抵挡各种诱惑为傲。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抵抗诱惑的能力叫延迟满足。譬如,我工作后每月工资差不多一百,但无论天气多热,我都不会去买0.25元一瓶的橘子水。
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有什么奖励自己的理由了。总之,它既像是纯粹的冲动,又像是蓄谋已久的举动。
当时,我老练地从口袋里掏出被汗渍浸透的五元人民币,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可乐,在手里平静地掂了掂。它被烈日晒得滚烫,分量、颜色和光滑的质感,都跟我想象的地道美国货一样。
我甚至连看都没多看一眼,像喝过一万瓶可乐的老江湖一样,随手把可乐揣进肥大的军裤口袋,跨上车,脚下一蹬,绝尘而去,把几个目瞪口呆的笨学生丢在身后。
直接把可乐带回家,显然没法跟家里交代。所以我选了路上一家常去的苍蝇馆子,它安静、人少,适合用来见证奇迹。一碗滚烫的米粉端上桌后,我才从口袋里掏出那听可乐。
桌面很小,脏得看不清油漆的底色。桌子上的可口可乐红得格外耀眼,纯正、骄傲,犹如停在贫民窟的法拉利。周围的人停止了呼吸,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
我双手握住滚烫的可乐,左手缓缓移动,食指轻轻勾住拉环,身体微微前倾,以免错过第一缕传说中可口可乐的芬芳。
“啪”的一声。我的眼睛睁不开了,满头满脸炸得都是热乎乎黏稠的液体。睁开眼,发现棕褐色的液体流淌得满桌都是。我恨不得长出二十个手指去镇压。等混乱局面结束,手里的可乐只剩下半瓶。
我内心平静如水,满怀毁灭地球的愤怒,镇定地站起身来,在水龙头前洗掉身上黏黏的糖浆。又向店家讨到几张新中国第一代餐巾纸,把瓶子周身都擦得干干净净,重新端坐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半瓶可乐,脑子里突然冒出鲁迅在《药》里的一个句子——“十世单传的婴儿。”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意外,其实是命运用来反衬后面美好奖赏的铺垫。
我当时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然而,在那间昏暗的米粉店,我既没有等到后半场的奖赏,更没有见到奇迹,有的只有失望。如果让我来书写历史,在我看来,我第一次喝到可乐的失望,绝对可以排进人类失望史的TOP10。
2023.4.22
供图/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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