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后为何要去印度体检？参差的印度医疗

2022年10月28日，英国快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迅速传遍全球。

标题为《卡米拉女王结束豪华度假返英，所乘英国航空飞机意外遭鸟撞》，英国王后所乘坐的飞机与空中不知名的小鸟发生冲突，小鸟下落不明，飞机受伤不轻，机头受损明显。不过，更多的人关注的还是王后的情况……

据了解，王后本人无碍，只是轻微受到惊吓。不打紧不打紧……

不过，从王后的行程来看，她似乎是刚从印度返回英国。吊诡的是，这次在印度不是为了访问，只是为了去当地的一家健康中心接受整体治疗。

堂堂大英帝国王后，做个体检竟然还要跑去印度，这不是说笑吗？在联想到近日闹得火热的英国第一个印度裔首相，再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一般的印度血脉加持，印度这是要原地起飞的节奏啊。

当然，说笑归说笑，我们开玩笑的前提是，在我们原有的认知里，印度实在难以和英美这些传统的发达国家挂钩，如果实在要扯上点关系，那就是曾经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只不过这样一来更是将两者划上了历史阶层的屏障。

细分到医疗领域，医药技术作为生命科学前沿素来就是传统发达国家所深耕的领域，比如世界上排名在前的制药公司，美国有辉瑞、强生、默沙东，英国也有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所研发的药物在很大程度上也相当于是全球范围内的最高水准，足以证明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医疗是呈正相关的。

反观印度，社会经济上的发展不畅使得民众对于当地的医疗水平难以抱有很高的期待。尽管我们能够了解到印度存在着免费医疗的惠民工程，但是实际上有和有多少是两个方面。这就相当于是某些APP搞个提现活动，钱就这么多，要拉的人却看不到尽头，资源和需求出现严重的失衡。严谨地说，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其实就是政府的兜底工程，所能够提供的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甚至可以用“劣质医疗”来形容。

拿印度北方邦戈勒克布尔县最大的公立医院巴巴·拉加夫·达斯医院为例。在2017年的8月，当地30岁的印度农民布拉姆德夫和他的妻子，亲手把发高烧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交给该医院的医护人员，而就在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得到的是儿子和女儿双双夭折的噩耗， 而这对双胞胎婴儿的死亡原因是该医院氧气供应不足。根据统计， 在这一年的前8个月里，有1250名婴儿在这家医院因为氧气供应不足而夭折。

所以，在印度免费医疗所面向的仅仅只是社会底层真正看不起病的，但凡手头上有点钱的民众，都不会跑到公立医院接受免费医疗，他们不是看不起病，他们是看不起公立医院而已。

与此同时，和公立医院所对标的，是印度私立医院的大放异彩。

眼看着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印度政府也明白要打破仅仅依靠所谓“免费医疗”的幻想，开始向现实低头了。

1990年代，伴随着印度经济的全面市场化，此时印度国内的医疗体系也开始了私有化进程，通过市场的运作方式去协调国内的医疗资源。也就是说，公立与私立可以是两条平行线，有钱的去这边，没钱的去另一边。

这样一来，政府允许资本将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划归到私立医院。脚踩资本，手拥政策，私立医院在短时间内就牵引到大量的人才、设施，将公立医院远远甩在后边。对于此，印度政府方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私立医院确实将国内整体的医疗水平给提上去了。

不过仅仅是这样并不足以让私立医院大行其道，最多也只能在印度国内逞逞威风，更遑论“赶英超美”让大量的欧美发达国家民众也来这边医疗旅游，甚至吸引到英国王后前来体检呢？

实际上，印度私立医院水平之高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赞誉，很大程度还是依托于低廉的制药成本。

《我不是药神》中，主人公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实际上就是因为印度仿制药利润之丰。仿制药价格低廉却有着不输于高价正版药的成效，也无怪乎大家这样疯狂。

可是，为什么印度可以生产仿制药？正版药生产商所在国家又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此时的印度，虽然自诩为大国，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民生凋敝，三分之二的国民还停留在温饱难以自足的状态。

温饱问题都没能解决，卫生状况自然也好不到哪去。比如现如今，有着不少网络博主跑去印度挑战街边小吃，甚至有的说上一句“干净又卫生”，反差感立刻就显现出来。

可见，脏乱已然是印度底层社会的常态。而在脏乱的背后，则是更多的印度平民用生命来买单。

1966年，49岁的英迪拉·甘地正式成为印度的第三任总理，也是印度首位女性总理。作为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此时她所承载着所有印度国民的共同期待。

不过，由于此时的印度仍旧一穷二白且民智未开，远没有条件推进深层次的“清洁运动”，所以英迪拉只能把目光转移到医药产业的改革上。

有病就治病，治病要用药那就制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现在摆在英迪拉面前的又是另外一个难题，1911年版印度专利法。

1911年版印度专利法是英国殖民时期所起草的法案，旨在保障外国公司的发明专利。也正是因为这部法案的施行，尽管在独立之后英国人留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印度国内的制药厂商也始终无法跨越禁区，仿制具有专利保护的药品。

上台之后的英迪拉也清楚，过去的专利法案限制太多，以至于国内的医药缺口极大。在她看来，“在一个良好秩序的世界中，医药发明应该是没有专利的，不应该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谋取暴利”。持着这个观点，英迪拉决定开始制定新的法案以取缔1911年专利法。

1970年，在英迪拉主持下，印度正式通过了《1970年专利法》，这部法案“一改前非”不再承认药品的产品专利，只承认关于制造方法的专利。也就是说，只要在制药工艺上不同，就不算侵权。

比如一家制药公司通过A+B得到药品C，但是其他的制药企业来一个A+B+1=药品C1，那根据新的专利法，这并不构成侵权，而这种不侵权的仿制药的功效几乎就和原药相同，但是因为没有专利成本反而能够让更多的厂商批量生产，大幅度降低市面上的药品价格。

如此一来，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就进入到新的春天，诸多制药公司开始从低端走向高端，迅速成长为制药界的巨擘。当然，这些巨擘的成长，自然也少不了政府在后面保驾护航。

对于印度的这种“流氓”行为，真正拥有药品研发专利的制药公司自然就坐不住。

1984年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所发生的一起爆炸事故，直接导致当地2.5万人直接死亡，55万人间接致死，还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而这次事故就是因为在印度一家美国制药企业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的化学泄露。

也正是在这场事故发生后，印度向美国提出允许印度厂商仿制美国药企的专利药品。美国自觉理亏，也就同意。

其实，印度仿制药品已经成了既成事实，无非就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决定顺水推舟破例一次。另外，印度国内病毒肆虐卫生状况堪忧，如果放任自流恐会造成全球卫生危机，这也是美国当局所顾虑的一点。

与其喋喋不休要求保护专利，倒不如格局拉满做个顺水人情，同时巩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而也正是在美国的默许下，世界各国也逐渐承认印度药品仿制这一事实，仿制药在印度得以大行其道。

正是有着仿制药的加持，印度医疗产业得以迅速成长，尤其是在私立医院，因为医药成本并不高，所以更能聚焦于人才培养以及设施引进。好医生、优服务、低价格成了印度私立医院面向海外医疗市场的一大招牌。

《华盛顿邮报》曾经引述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木匠霍华德·斯塔布前往印度就医的例子。53岁的斯塔布得知自己患上严重心脏病，在无法支付二十万美元手术费的情况下，决定前往印度进行治疗，其治疗费、机票和顺道游览泰姬陵的费用仅为1万美元，其治疗效果却不亚于在美国接受治疗。

于此，印度私立医院得以声名远播，吸引大量国外游客前来购买康养服务，并且推动印度私立医院的业态深耕，比如高档私立医院开始为海外病人推出诸如机场接送、配备能够上网的单独病房、提供印度美食、安排旅游等各式套餐服务。

可以说，印度的医疗事业发展所映射的正是其整个社会的二元分化，富人向上穷人向下。在长达几千年的种姓制度的影响下，阶层意识已然根深于印度的每个角落，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以卫生医疗领域的公私医院的功能归属划分也无不体现着贵贱之别。天堂与地狱，恰恰就是现在印度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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