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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书法最近的酒- 绍兴黄酒

 

一代枭雄曹操曾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实,酒在中国不仅仅是用来解忧,更是日常的常备之物,无论阖家团聚、结婚宴请,都离不开酒。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酒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更为久远,在直立行走的人类尚未出现之前,就有酒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了。这个远比人类更悠久的酒,不是蒸馏酒,而是酿造酒。当地球上诞生了含糖或含淀粉的植物时,在合适温度、必要水分、发酵菌的作用下,酒就产生了。

晋代学者江统提出的自然发酵学说。在《酒诰》一文中,江统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这里,江统提出了剩饭自然发酵成酒的观点,非常符合科学道理,也比较有说服力。自然发酵的天然酒,和现代黄酒的酿造过程,基本类似。

中国地大物博,在这么多的黄酒之中,被中国酿酒界公认的,最具知名度、最能代表中国黄酒总体特色的,首推绍兴黄酒。由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黄酒,日本人统统称之为“绍兴酒”,可见挑剔的日本人对绍兴黄酒的推崇。

绍兴黄酒以当地糯米为“肉”,麦曲为“骨”,酒药为“魂”,鉴湖水为“血”,聚天地之灵气,遵传统之工艺,才炼成“东方名酒之冠”。特别是其“鉴湖水”独有一功。“天下灵泉汇鉴湖,制成佳酿色香殊”。鉴湖水源自会稽山区36支小溪,经岩层与砂砾过滤净化,含有微量矿物质,硬度适中,澄碧纯洁,极宜于酿酒。 按照传统酿制技艺:农历七月制酒药,八、九月制麦曲,小雪做酒酿,大雪前后投料开酿,用独特的复式发酵工艺发酵90余天,翌年立春开始压榨、煎酒,然后泥封贮藏,一般贮存三年以上方可上市。酒,越陈越香,越陈味越甘醇。

酿制黄酒讲究天、地、人合一,即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以及酿酒人对天地神的敬畏。天时,就是绍兴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非常有益于酿酒菌种的繁育;地利,是指水质独特,得天独厚的鉴湖水;人和,是指一代又一代酿酒师傅传承下来的精湛酿酒技艺。

绍兴黄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1973年,余姚河姆渡(曾经归属绍兴地区(府))出土了大量的稻谷和类似酒器的陶器,说明距今7000多年的绍兴地区已有最初的米酒或谷物酒的酿造。2005年,绍兴嵊州小黄山遗址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粮食谷物留存和陶器,证明在10000年前人工种植粮食谷物已有可能,并为酿酒提供了物质条件。黄酒有正式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越王句践时代。《国语》的“越语上”篇中记载越王为增加国家人口补充兵力和劳力,曾采用过一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记载道:“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到了宋代,绍兴黄酒才真正定名。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赵构南逃避难,越州升为绍兴府,绍兴酒作为贡品进入朝廷。明清时期,绍兴酒发展进入第一个高峰期,不仅花色品种繁多,而且质量上乘。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赞美:“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清宣统二年(1910年),绍兴的沈永和墨记酒坊酿造的善酿酒,作为绍兴酒的代表,参加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展览,获得清政府颁发的特等金牌,为绍兴酒争得了第一枚金牌。

绍兴黄酒之高雅,还在于它与中国的“名士文化”紧密关联,特别是东晋王羲之的曲水流觞,更是绍兴黄酒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名士谢安、孙绰、许询、支遁等42 人来到这里修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会。一群文人雅士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列坐曲水两侧,将酒觞(杯)置于清流之上任其飘流,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即兴赋诗,否则罚酒。据记载,当时参与其会的42人中,有11人各赋诗二首,15人各赋诗一首,有16人拾句不成,各罚酒三觞。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乘酒兴写了一篇324字的序文,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 传说王羲之以后曾多次书写《兰亭集序》都不能达到原来的境界,这不仅说明了艺术珍品需要在天人合一的环境下造就,也表明了酒的神力和作用。

书圣、雅集、美酒,三者的完美融合,造就了绍兴黄酒的一代传奇,如果说绍兴黄酒是最文艺的中国美酒,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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