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我的西间房

互推小编 2023-12-06

一、魂牵梦系的西间房

人生天地之间，可能有些东西还真是有感应的。就在这个阴雨不断的凉秋季节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已经好久甚至好几年没有再梦到过祖母以及和她相关的东西了，而那天晚上，我恍惚中又回到了余吾西街南圪廊早已荒芜的二进院里。圪廊是胡同和巷子在本地的俗称。我站在里头院的门口似乎和谁在说话，或者就是干脆我一个人站在石阶上，那两扇小时候觉得很沉重的大木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进去轻车熟路到了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两小间的西间房里。紧挨大炕的青砖炉膛上，铁锅错开着一条缝，滚烫的面汤中，面条翻上翻下。而大炕上，正朝我这边侧躺着头发花白的祖母，那一刻我知道她是在抽空小憩。黑黢黢的光线下，只有形单影只的祖母一个人。我问，我大姑最近没有来吗？祖母说，好长时间了，她没有来。当时的梦境似乎和现实也是相通的，梦中的我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大姑这几年一直住在离县城不远的苏村。我似乎有向祖母解释的意图，也有准备掏口袋拿钱给她的想法，但很快就醒了。正是半夜，醒来的我吧咂着嘴，倾听着窗外不绝于耳的小雨淅沥声，在狭小的斗室和无边的黑暗里努力回想着刚才恍惚中的这一幕。

我要说的重点还不是这个。重点是，昨夜二叔打来电话，说村里让尽快想办法把西间房拆了，免得阴雨中的危房倒塌砸了别人惹下麻烦，南圪廊我们院子前边那一户，也是因为年久失修、无人居住，三间西屋已经倒塌并影响到了紧挨着的东边邻居。而就在前不久，大姑家原先住了很多年的院子里的三孔窑洞也已经被不绝的秋雨洇塌了。今年山西的雨水很特别，到处在下雨，到处都湿漉漉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持续降温潮湿的缘故，我的腰疼提前犯了，被迫早早躺在了硬板床上。自认为在这四十年间掌握了一些规律的我，阴雨天在硬板床上恢复身体的我，潜意识中可能也是有这个担心的，只是不算那么明显。毕竟，我和祖母他们在西间房生活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我十岁左右时，那两间外脸还至少有一半是用青砖砌就的老房子就是岌岌可危的。每次下雨，特别是就如现在这样的连阴雨时，房子就会严重漏雨。每到这个时候，在我面前从未笑过的爷爷不得不在黑箱子上踩着椅子到楼上摆放水桶，而沉默不语的祖母也只能在大炕上、在滚成卷的被褥上放置脸盆。

是的，可能就是如此凑巧，过世已经十五年的祖母再次在梦中将我带回到荒芜的老院、濒临倒塌的西间房。作为一个典型的唯物论者，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吧咂回味着这件事。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不到十年前的那个梦。当时我刚结婚，正住在一百五十里开外的长治县，在一个凌晨突然梦到祖母穿着一身崭新的带传统铜钱和对花纹饰的衣服，表情有些幽幽咽咽，似乎在责怪我什么。这件事当时记得也很清，但仍然不明就里，于是将那个时间在记忆中重新用小刀刻画了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回到屯留余吾后，和其他家人在言谈中一对照，才知道那天是爷爷86岁的生日，而且那是他事实上这辈子最后一个生日，我在无意识中完美错过。像孔子一样，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向只用巧合和“敬而远之”来形容的我，经过这几次冥阳两界的巧合或交流，在狭小斗室的硬板床上，便只剩下了一阵哑然失笑和静静沉默。

（西间房的门口）

二、人生，从此开始

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以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越远就越清晰，因为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人生是一张白纸，就算是几个泥点子或夜晚尿炕的一张不规则地图，都会清晰如昨地刻印在自己的记忆中。对我而言，那两间平常因大多时间见不到太阳而显得黑黢黢的西间房，便是我一生的最初起点。当然如果往前推，我确实不是出生在这里，而是本村后边西圪廊另个小院的西屋里。但是，人的记忆都是从最初有了自主意识后才开始的，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因食道癌去世，我对眼前余吾的灰色世界的系统认识，基本上开始于这个黑黢黢的西间房，开始于祖母的忧伤叹息和爷爷的粗暴喝骂，开始于和外边大院及圪廊里同龄人疯天暗地的玩耍。

向来不怎么给自己取笔名和网名的我，多年来都是以真面目和真名号示人的，这段时间却突然对“余西”俩字产生了好感。我解释说：面则余吾西街，里则余生向西。我不得不承认，寥寥数代的祖先从河北邢台到临汾安泽再到屯留余吾的百十来年之后，西街的南圪廊大杂院确实是我一生的起点，就算当年因为贫穷和自卑再如何想脱离甚至逃离这个灰蒙蒙的地方，都不能在事实上改变这一点。而里外两进院子的大杂院，有地楼、南屋、鸡窝、牲口棚、小树林等各处，但能长时间盛放我这颗敏感孤独灵魂的，便只有里头院那黑黢黢的西间房。自从若干年前第一次在一首诗里用这三个字形容我们当年可怜的住所开始，后来我一想到这个形容词，就觉得它是专门用来介绍我们那西间房的，或在潜意识中一想到西间房，同时蹦出来的限定词便是黑黢黢三个字。事实证明，在一个人的精神和回忆体系中，本不搭界的两个事物完全可以有一致的对等性。我不会画画，没掌握线条、明暗等基本要素，否则我会把记忆中如今依然清晰的西间房仔细画下来，装裱或塑封后让往后日渐苍老的人生岁月也能一直保留着对这个小黑屋最初最本真的记忆。

西间房是里头院五间正房靠西的两间，剩下的三间是李家的堂屋，多年来由我的玩伴小亮的奶奶住着。那老人以前得过脑溢血之类的病症，原本健硕且勤劳、经常早起下地干活的她，突然在一个早晨就摔倒了，后来便成了走路有些颤、说话流口水的样子，这个状态一直保留到她离开世界的那一刻。院里之所以是这样的格局，都是土改分房的结果，这在上个世纪的广大农村很普通。而我年轻的二叔和父亲则是从别人手里买到的，时间应在1980年。西间房只有两间，东边是穿插着铁条的木窗户，西边是进出通行的门。门窗正南因为有黄家的西屋挡着，所以一整天都不怎么能见到太阳，于是多数时间里呈现暗淡甚至幽黑的光景。我记得很清，只有半上午大概十点之前，太阳才会在从东边升起绕至里外院交接的门道上方时，把暖洋洋、明晃晃的光线非常有限地洒进来。而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爽朗的，因爷爷的粗暴和无端谩骂而起的不愉快就会一下子淡下去。事实证明，太阳是这个无限宇宙中人的有限认知范围内最伟大、最慰贴人心的东西，没有之一。这样的时光中，祖母也会暂时忘掉一辈子的艰难和不快，坐在大炕的炕沿边纳着鞋底，偶尔还会轻哼一段小曲。趴在旁边做作业的我和同班的堂弟，就会互相瞪大眼故作很吃惊很兴奋的样子笑几声，而祖母，将在花白头发间正不断摩挲的尖细的锥子和针线活儿放下，眯着近视了一辈子的眼神，朝我们看看，自己也呵呵笑起来。阳光与岁月，便显得更加柔和且温馨。

（余吾西街南圪廊的大杂院）

三、残缺的腿脚和童年

西间房里，一铺大炕占了至少三分之一的面积，上边固定着祖母、爷爷和我三个人的铺盖卷，是的，都是圆筒一样卷着的。祖母在中间，将一辈子对我都很有意见的爷爷隔开，白天我是躲不开他的阴郁脸色和情绪激动的喝骂的，也许祖母想让我紧绷的神经能在夜晚稍微放松一些，但我很不长记性，晚上经常会尿炕。这是在当年很不愿提及的一个隐私，人在小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应该生活得像大人一样有尊严，不是什么事都应该让外人知道，殊不知有些隐瞒完全是不必要的。当一个四十岁的人回头看小时候走过的路时，这些早已不是能让自己面红耳赤的理由。事实摆在那里，屁股下那成片的尿渍也摆在那里、摆在多年后依然清晰的记忆中。就在前不久，在一个没记得名字的英国作家的自传中，我看到一句他为自己小时候的同样行为说的“小儿尿床和白天精神压力过大正相关”之类的话，差点让多年后的自己心酸得落泪。因这事而起的苦恼，曾深刻影响了我的成长和性格养成。如果说还有程度相似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因为腿脚残疾自始至终都没能学会骑自行车，就算到了十年前学驾照开汽车后，我依然会在梦中因少年时的自行车而纠结痛苦。精神绷得紧、心理压力大，也许这不是尿炕毛病的唯一原因，但我也始终深信：从记事起就开始的、爷爷阴郁甚至仇视的脸色和不分场合的粗暴与咬牙切齿，是导致我晚上经常尿炕的一个缘由。父亲在我过完三个生日后就病逝了，是个冰冷刺骨的腊月天，从此以后，过年成为祖母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永远无法抚平的痛，那是她生在安泽罗云、长在屯留余吾的孝顺长子。而养育左腿小儿麻痹尚未学会走路的我，也只能是她的事了。

身为一个三十岁就因病丧偶、当时已年过半百又体弱多病的女人，她也只能无奈地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我的孙姓爷爷商量着来。脱离了具体环境和阶级身份来评说一个人，是不客观的，所以直到长大后，我才对血缘和家族观念以及小农意识特别强烈甚至到了顽固程度的爷爷有了尽可能多的理解。腿有毛病、不能干体力活、还是个男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下，当时谁都知道这是白养。于是，多年后我也能想通一个事实：就算有一万个不情愿，每天都用粗暴甚至恶毒的话在我身上发泄不满，但爷爷终归是在祖母的隐忍下，帮衬着用粗茶淡饭将我养大成人了。有几次，我内心的愤怒被彻底激起，就要扑上去和他硬刚，事后祖母悄悄劝告说，尽量别惹你爷生气，否则我一个人怎么养活你？我要是不在了、你要是性格还是这么硬，你这叔叔姑姑们哪个能帮助你成人？后来在读到金庸小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时，我对祖母这个农村不识字女人的卑微和隐忍或说无奈中的大智慧才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时候，身为老人的他们经常在过年时买一张观音菩萨或南极寿星的中堂画贴在正对门的土墙上，塑料面在大红木桌上方的灯泡的照射下亮堂堂的，我会默默在心里祈祷各位仙家，保佑我晚上不要尿炕。但半夜自己醒来，或感觉到祖母的手伸进来摸时，我的心便又一下子陷入到了无边的黑暗中，第二天爷爷的喝骂、祖母的幽怨责怪、往外头院篱笆墙上搭褥子时的窘迫，又在所难免了。有些事，越在意越提防越紧张，事情还真就越容易发生。似乎，这也是个小小的规律。

除了旁边用一块枣木厚门板搭建起来的床榻，剩下的地方就都是几样老旧的家具了。红色顶箱桌上是黑亮的木板箱，紧挨着朱红色的带双层柜的大木桌，上边摆放着雕花对称的茶几，紧接着又是一个不能锁、只能用木板插盖的箱子。这个位置的下边是一张小时候觉得很沉重的椅子，椅子腿着地的石板下，是一个不太深的地窖，冬天盛放着土豆、白菜还有大姑她们送的红薯，这都是冬天的主粮。地窖在脚地的差不多拐角处，折回来的靠墙位置是两个小面缸，紧挨着的是棕黑色的一口水缸。盖板上倒扣着两摞瓷碗，夹着一个外层毛剌剌的黄塑料碗。旁边早已酥松的泥墙上贴着陈旧的报纸，洋钉上挂着筷笼。快到门口处是最和一家生计有关的做饭案板，下边黑乎乎的便是煤池。我因为腿有缺陷，其他重一些的生活确实干得不多，但冬天的调煤是少不了的。那是一种其实很费力气特别是容易腰酸腰疼的活儿，但因为害怕长辈责骂“小孩子哪有腰”之类的话，只能咬牙硬顶着。我清晰地记得，调煤时的酸困和后来因故躺硬板床的疼痛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紧挨着煤池案板的一个和十岁左右的我差不多同高的大缸，里边多数时候盛放着的是夏收后除了交公粮剩下不多的麦子，而印象中我十四五岁之前，吃白面的机会却还是很少，大多数的中午还是靠红薯小米饭充饥。也正因如此，外头院玩伴小亮碗里经常端着的还加有翠绿韭菜的细粮面条，便以绚烂的色彩、诱人的香气两种形式，一直深刻烙印在我至今依然清晰的记忆中。清晰的记忆中，更有三十年前自己喉头那口眼馋的唾沫。大缸口的石板破了边楞，上边堆放一些大小不等的坛坛罐罐。要知道，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家庭，哪怕就是再穷再困难，家里这些东西也都是挤挤挨挨的，何况我们的西间房还只有那么巴掌大的地方。除此之外，面积很小的脚地上就只剩下紧挨着大炕的青砖火炉和旁边一个瓦缸以及瓦缸上的小红木箱了。从我记事起，这小箱是未出嫁的三姑专用的，里边锁着那件到了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穿的朱红色皮风衣。她出嫁后把钥匙交接给了我姐，红皮衣也十分珍贵地得到传承。小箱子第二年便离开黑黢黢的西间房，跟着考上中师需要住校的我姐去了长治。

（大杂院的里头院）

四、砖炉上的烟火与温情

砖炉之所以给我留的印象深，除了它发光发热、和基本生活一日三餐有关外，还源于几个童年小事。表弟从小一向调皮好动，有一次把我养在玻璃罐头瓶里的两条小鱼偷偷捞出来，放在砖炉的火口上烤，近视眼的祖母发现后一边忙不迭地抢救小鱼，一边拽着打哈哈大笑正要逃跑的他，并强调说让你哥回来知道肯定生大气。而我当时恰好回来了，这一幕完全被看到眼里，脸上又是气又是笑。大约我在一二年级时，祖母花钱买了个长方形的小座钟，除了表盘，我记得旁边是一只用小羽毛堆叠的黑白分明的登枝喜鹊。对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的我们来讲，着实稀罕了好一阵。有段时间她就专门安放在我们的枕头边，以便于晚上或早晨随时拿起来确定时间，并感受那种科技带来的愉悦。有一次，她在拧发条时，将铁钮掉落在砖炉的锅灶坑里，我赶紧大喊，近视眼的祖母光着膀子探头伸手在锅灶坑摸索，很近处便是焰苗升腾的火眼，她又将铁钮安了回去，虚惊一场的我们哈哈大笑。满头花白头发的祖母，那次也像个小孩一样。那种没有任何压力的快乐，不是后来这几十年里一般事情所能比的。

仔细想想，当时的情形就像我后来故意弄丢什么，然后又赶紧找到，表情夸张地借此来逗乐一两岁的女儿似的。是的，那段时间爷爷好像去哪个姑姑家住了，黑黢黢狭小但温馨的西间房里，只有我和祖母。我很清楚这一点，在爷爷的面前，祖母也很无奈，孙子是自己的，却要另个没有血缘的男人一起帮衬着来养活。但面对爷爷对我发自心底的排斥和无时不在的喝骂，她又能说什么或做什么呢？作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她也深知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对我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她才能尽力让我感受到有别于平时的轻松自在。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天或十几天时间，她也想让我这根当时还小的弹簧尽量放松一些，以免过早绷断。是的，多年来她总是在我这里想着办法，尽管大多数时候力不从心。还有一次，似乎还是我更小的时候，是个很冷的冬天，我从外边回来说冷得不行。祖母把红漆椅子搬来让我坐下，安顿把脚摆放在砖炉上铁火口周围取暖，而心急的我则趁着黑黢黢的光线偷偷把右脚伸进了平时用来通风的炉膛眼。眼神向来不好的祖母先闻到了棉絮布料烧灼的怪味，继而我才感觉到脚指头烫得生疼，她紧张地一边吹一边忙着给我脱鞋。那只她亲手缝制的灯芯绒棉鞋，已经不能穿了，前边被灼红的煤火早已烧了一个大洞。

越小的地方，人就会越想办法充分利用起来，就像香港人在鸽子笼中想方设法扩大利用空间一样。砖炉的面积本就不大，祖母他们在靠墙一侧固定着砖头，铺上陈旧灰白的厚垫子，就是冬天坐着烤火聊天的地方。我腿脚不好，不能踩着炉台顺利坐上去，记忆中经常上去坐的是生活在外院地楼的三叔和后边西圪廊的堂兄。就算这样，那方小小的砖炉只要是到了冬天，对小时候的我而言，依然是一方温暖的大天地。这种大，体现在心境上，因为有别人进来坐着参与访古聊天，我平常一直压抑着的世界就会暂时宽松一些。大姑父有一次坐在上边，用手一上一下不停地拉旁边的灯绳，在对面大红桌上方悬着的灯泡数次亮起并最终彻底熄灭后，他知道把灯泡给闪了。祖母后来说，真没治，你姑父一个大成年人，跟个小孩似的。满脸络腮胡子的三叔坐在那里，经常筒着俩手高悬在炉口上烤火，听祖母喃喃着一些琐碎的小事。我看见坐在炕沿边的祖母，这个时候很慈祥，眯缝着的双眼中似乎满是对生活的满足感。慈祥用在这里可能不是特别恰当，但我一时半会想不起其他更好的形容。在她眼里儿女都是一样的、无分别的，事实上她也关注没什么特长的三叔更多一些。堂兄比我大五岁，从小念书就很不行，在我能反复多次瞬间答出表盘上的时间后，他依然咕哝着对时针分针看不懂，但他是祖母的孙子辈中的第一个，是名副其实的长孙。这个长孙常常蹲坐在砖炉上，和祖母絮絮叨叨说些搞笑的趣事。有一次他舅舅结婚了，事后他回来第一时间告诉祖母他的妗子个头很低，祖母笑着问能有多低。堂兄一边烤火，一边用手在大约十岁左右的我的脑袋处比划着说，还没有他高。祖母笑着嗔骂这个长孙，说他太夸张，堂兄和一脸惊喜的我也呵呵笑了起来。

（农村扫帚苗做的洗锅刷子）

五、亲情确实有区别

我不知道西间房到底有什么魔力，那么小的地方却盛放着那么多的故事和亲情。当然，这其中总是夹杂着爷爷当年很多不近人情的喝骂。记得很清楚，有几次他因为我的性格磨蹭而大动肝火，咬着后槽牙张口就是“就你这腿，讨吃要饭也不是个好把式，吃粪都赶不上热乎的。”虽然那时还小，但我深知，别说家中长辈，就算不相干的邻居和旁人，只要没有深仇大恨，一般也都不会用对一个小孩身体缺陷的“揭短”方式来喝骂。一旁的祖母没法吭声，甚至还得轻声责备并催促我一下，让我以后利索点。某个夏天的下午，爷爷和村西岸上另个叫常振虎的老头在院里椅子上互相剃头，祖母提议顺带把我不算太长的头发也剃一下。在热水里浸湿头发后，围裙系在脖子上的我尽力低着头坐在那把大木椅上。生疼的剃刀如何在头上一寸寸刮过，我似乎已经模糊了，但印象深刻的是爷爷当着祖母、振虎爷和我堂弟等人的面信誓旦旦的那句话，“瞧，后脑凸起的这骨头，这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最后这个他口中的定论被他反复强调了好几遍。和我同岁的堂弟长大后都一直是个憨厚人，当时他还饶有兴致地硬凑上去看，低头的我眯着眼就能瞥见椅子腿后他翘起的脚尖。爷爷当时可能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有鬼谷子或布衣神相的对未来人事的洞察力，所以跟诸葛亮一口断定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定叛蜀一样，再三强调了几次。祖母依旧没法吭声，身材矮小的振虎爷也只好含糊其辞地打岔离开。后来我上卫校，知道那是人人脑后都会有的“枕骨粗隆”，据此而先入为主地判定我是喂不熟的白眼狼，也确实让我在轻叹一声后更加心平如水。

小时候没有思辨能力，对周围所有人的认识和判断，我一般靠的都是比较准的直觉，而非理论、主义或推测。前半辈拿羊鞭、后半辈扛锄头，被绑在黄土地上整整一生的有着强烈小农意识的爷爷看不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深信我也会像以往山野村舍间更多的聋残盲哑者一样，没有任何生存能力，最终会毫无尊严地自生自灭，甚至曝尸荒野被狼拖狗拽直至在这个世界上不留下任何痕迹。是的，跟那个时代更多的贫农子弟一样没上过一天学的他，更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角落还有海伦凯勒、霍金、拜伦以及罗斯福等人，就连中国的张海迪他似乎也没听过。他在祖母的苦苦央求下无奈接受我之前的一二年，正是中青报一篇《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使得山东张海迪名噪中华的火热期。即将成人时，我才在病逝的父亲当年的遗嘱中看到他这样勉励我的话：即使腿脚残疾，只要有恒定的目标，也比那些身体健全但毫无目的的人能最先抵达。而且在遗嘱中，他同样也引用了罗斯福等人的事迹来鼓励我不要因此而意志消沉。综上，加之爷爷内心固执的王孙有别、血缘无关的所谓正统宗族观念，所以导致他对我和我的未来丝毫不存正面的希望，也促使他处处都会以负面、消极甚至暴戾、侮辱性的话语来对待我。

后来我的性格和高尔基一样，有时会因某个瞬间的不愉快而突然冲动起来，算不上分裂但至少带着“二重性”的性格特征，可能也和那个环境脱不开干系。大姑和我父亲还有二叔同父同母，经常骑着自行车来接济我们的她，有一次还专门和同一天到来的二姑说起这件事，说咱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动不动就骂这个孩子，要是他有错骂几声也行，我看他没做什么咱爹也黑着脸骂他。大姑的意思很明白，她想在这件事上得到二姑的支持和统一战线，帮我尽量改善或争取一个相对融洽的成长环境。自我记事起，大姑在物质上经常想办法接济我们，如送红薯、苹果，年前送黄蒸、瓜子花生、油炸东西，也送一些当时的奢侈品如散称的大米。如果某个午后，圪廊里的玩伴家长问今中午吃的什么饭，我会挺起胸着重而神气地回答，大米。然后邻居就会顺口来一句，呀，好饭啊！除了这些，一向明事理也重感情的大姑也跟祖母一样，深知极端压抑的家庭氛围和精神环境对本就腿脚残疾又性格敏感的我的成长极为不利，她也一直在想办法疏导爷爷直到最后一刻都未能改变的对我的敌对情绪。想想现在社会上那么多幻听幻视、精神错位或干脆跳楼的年轻人，我也不禁为当年的自己捏一把汗。没娘孩子天将就，冥冥中上苍可能就已注定，我这辈子要用残缺的身板、超硬的骨气来毫不妥协地应对世界，并死死扼住命运的咽喉。二姑是原在西部山区放羊的爷爷到这个家庭后的第一个孩子，那一次她沉默着自始至终没说什么。而当时是个夏天的中午，剧毒环境中早已百毒不侵且自谓一向刚硬的我正坐在门外的小木凳上端着碗吃饭，夺眶的泪便没出息地溢了出来，流在脸上，流在碗里，也流在三十年前那个湿乎乎的一想起就心里不舒服的永远的夏天。

我从小对所谓的未来是没有期望的，就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因为腿脚残疾，所以也没有任何接地气或带点实际意义的人生规划。无论好坏，跟着两个老人，最基本的衣食保暖是得到保障了，精神领域还能有什么奢求呢？尽管做人的底线已经踩得这么低，但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向来不会以血缘远近来区别对待所有亲戚，那一次二姑的沉默和不接茬，却让我真切感知到血缘这个含糊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不针对谁，也不说对错，我只在客观陈述一个事实。多年来我觉得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哪怕就是左邻右舍和学校同学都是这样，何况是为数不算多的亲人。但有些人也许是性格使然，始终在一些问题上会坚持自己的固有立场，也许这也是不同思潮的存在才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的一个原因。二姑在六年前那个奇冷的冬天也因心脏病去世了，我完全没有对一个亡人不客观的评判和不恭敬的必要。想到记忆中黑黢黢的西间房，就想到很多温馨与残酷交织的过往。不只是我十来岁这次的事二姑没接茬，差不多二十年后一次给祖母祭扫上坟回来，大姑趁着人们都在场的机会，提议已经八十好几的爷爷在给儿孙分南圪廊那半个院时稍微朝我多倾斜一点时，依然想让二姑他们给帮衬着添句话。那一次，二姑除了自己仍旧没接茬外，顺带把三姑也叫离了现场：“走，咱当闺女的，不搅和。”在爷爷对大姑的一句“凤啊，你总是叫我为难”后，气氛凝重得陷入僵局，她和二叔的努力也在立场依然坚定的固执老人的跟前再次失效。那次我因故没有回去，当时不在现场。人都是有阶级属性的，往小里说，则体现在亲疏远近上。从这一点上讲，想实现无差别的共产主义会有多难。最小的三姑也是个对谁都不巴结、不奉承、不摇唇鼓舌的“怪人”，这一点跟祖母很相似。但她不同于二姐的是，她相对而言更有人情味一些。从黑黢黢的西间房手推绑着大红花的自行车嫁出去后，她连续给我买过几年的过年衣服，而尚未出阁前，就给外头院李村长家在村西盖新房搬砖时挣过五块钱，称了毛线给我织过毛衣和一顶浅檐元宝帽。我三十岁婚后有了闺女，别的不说，光她家的土鸡蛋也确实吃了不少。

（地楼后和西屋之间）

六、关于电，关于贫穷与黑暗

那时候，余吾一带甚至全县的农村大多都不是“长明灯”，也就是电能供给不足，经常会停电。就算在有电的时候，因为贫穷而省俭了一辈子的祖母爷爷，也不会有意浪费哪怕半度电，他们是识时务的也是心疼钱的。那时候和外院的村长李家共用一趟线，到了年底，李村长和爷爷要五块钱的电费，爷爷便感恩戴德，逢人便说村长的好。大约还是在我十岁时，电管站要整理分户，不搞以前混乱无甄别的一套了，而且每户要安电表，精准计量。就在那一阵，比二姑小三岁的三叔，直接从他的电表上剪断了通往西间房唯一灯泡的那根线，从此，黑黢黢的西间房更加名副其实，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导致我每天不能正常写作业而只能下午放学后趁着微弱的天光赶紧完成。一辈子隐忍总是在息事宁人的祖母还是没吭气，一整天一整天的沉默中，我深知她的心酸失望和左右为难。后来她从缸缝旮旯摸出了那个落满灰尘的淡青色长脖子玻璃瓶，淡淡地说，以后还是去街上供销社打煤油吧。点煤油灯的日子我再熟悉不过了，做饭时油灯挂在砖炉附近的墙上，离灯绳很近的一个四棱铁钉上，我写作业时挪到大红桌上的雕花茶几一角，剩下的时间大多摆置在黑木箱的一个角上，那个位置算是接近屋子中央，光线能更好利用起来。如豆的灯头摇曳着，昏黄的光线吃力地铺满力所能及的小黑屋，童年的我，时不时就会在对灯头和光晕的仔细打量中逐渐变得神思迷离起来。这个时候的脑海真的成了脑海，波涛翻滚、浪涌风急，或者一望无垠、水光潋滟。

因为父亲死的时候我刚满三岁，为了不加重我的心理负担，祖母一般很少会像别的老人一样絮絮叨叨讲关于他的一切，于是，我对父亲也几乎是没有过多的想念或想象。而面对淅沥湿冷的连阴小雨和昏暗如豆的煤油灯头，我会破天荒地想象参过军、也当过副支书的他如果现在还活着，眼前的光景会是什么样的。我从迷离的光晕中回过神来，外头院李村长和三叔家的灯光正透出窄小的后窗，穿过小院浓重如墨的夜色朝这边漫溯开来。那段时间，和祖母他们一样，年幼的我也曾一度陷入对未来的无限恐慌中。因为在余吾这个大镇甸，在早已通电的九十年代初，如果我重新过回到每个夜晚都只能点煤油灯的日子里，将会是多么让人难堪、压抑和绝望的一件事。但据我当时的判断，几十块的电表钱确实是个巨款，祖母他们可能真掏不出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很多农村家庭的正常运转而言，开源节流是正常办法，但祖母他们老了，没有开源的资本，那么，无论想多少节流的办法也都还是行不通的。人们常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当时我们的家当很可能真的安不起电表。没错，还是大姑积极出面，动员包括她在内的三个闺女凑钱给父母安电表。那一次最终还是没弄成，应该是通情理的祖母硬挡着不忍心让三个闺女什么事情都出钱，但好歹是电接通了，那根只连着唯一一个十瓦灯泡的外皮早已风化的黑皮铝芯的旧电线重新接到了外边三叔的电表上。那一次，大姑无奈地摆出当大姐的姿态，面上咋咋呼呼实则内心纠结地在三叔的地楼里做了很多工作。至今我还记得三叔他们阴沉了好久的脸色，从里头院到外头院，走到地楼边的过道时，就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难这么现实。

因为晚上趴在大红桌上写作业要用电，我更是没少被爷爷骂过，反正早就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被骂得见怪不怪了，我早已像少林扫地僧一样在和他之间形成了三尺气墙。但有一次表妹在场，也正趴在桌上看作文书还是干什么，她受不住了，连珠炮一样激烈地回怼了几句，爷爷干瘦的脑袋缩在被窝里不再吭声。后来到了大概98年时，十七岁的我当时已经去长治念中专，尽量不和爷爷他们在一起了。那时候表弟在余吾上初中，作为跑灶生吃住在这里，大姑就让骑自行车的他将家里那台朱红色的老式唱机拿来，说给连个电视都没看过的俩老人听，也能解个闷。祖母他们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一周后，还是坚持用绳子绑在了表弟的车后座上，让带回到大姑家。当时我在场，站在堂屋附近冷眼目睹了姥姥姥爷和外甥之间争执不下的全过程。能看出来，自小就调皮好动但心地善良的表弟那次很难过，嘴上一直嘟囔着，我妈让你们听，我妈让你们听。祖母使个眼色，警惕地打断他，嘘，悄悄拿走，让你舅知道，还以为又浪费了多少电哩。冷眼旁观的我，已经成年的我，当时鼻尖发酸，只好转身回避。我确信，当时哪怕表情再冷心再硬，但只要有泪，也会是滚烫的。黑黢黢的西间房门前发生的这件事，过去也至少二十几年了，当时的我就像开启了上帝视角，似乎是站在里头院的半空中全程俯视的，所以当时的情形，甚至小到他们的任何一个表情、捆绑唱机用的细绳哪里有个线头等具体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农村常见的电灯泡）

七、危房·老相片

西间房尽管黑黢黢的，但由于是解放前本村某地主的产业，所以还是个部分门脸由青砖砌就的上下两层。很遗憾，跟着祖母他们在西间房前后生活了十几二十年，我却一次也没上到过楼上。被烟火水汽熏黄熏黑的楼棚板很敦实，横贯前后的那根大梁更是至少有一抱之粗，但却没有梯子通行。想上去，只能先在大黑板箱上摆放椅子，然后顶开楼板上能活动的那一大块，双手托着上楼。一辈子干瘦的爷爷往上拿东西或往下取物件，就都是这样通行的。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但祖母近视眼又很体弱，印象中没有见她上去过，我就根本没了满足好奇心上去瞅一眼的机会。现在努力回忆，我可能也趁着爷爷在上边干活专心，悄悄踩着箱子椅子探头环顾过那么一半次，记得上边除了堆叠的干玉米，也有一摞粗瓷碗，还有盛放粮食的“长条木箱”等另外一些杂七杂八的破旧东西。而三姑结婚前二三百块陪嫁的那辆女式自行车，是用结实的粗绳悬吊在楼上的。那几年他们刚结婚，由于对方老人的参与和无理取闹，两口子常打架，而打架这种事，一般都是女方吃亏得多。爷爷就把自己陪送的最值钱的自行车搬到楼上，十分珍惜地悬吊起来。

西间房的门脸现在想想也有些特殊。除了地面往上半人高和门窗附近砌垒着青砖外，剩余的地方一律是土黄色的泥坯，外刷灰白色的泥浆。墙上的砖缝和土坯上，钉满了各式各样的长钉，以容易生锈的四棱土铁钉为主，上边悬挂着锄头、镰刀、筛子等老式农具和一些废旧铁丝。晋东南卫校毕业后，我曾借用别人的胶卷相机，给两位老人和这所残破斑驳得无法形容的西间房留下一些最后的相片。记得去长治一家拍摄点洗相片时，店主一脸震惊，就差说这是哪里的危房和收破烂老人了。直到现在，敏感但已不再孤僻的我仍然会在一个人时，或外边下雨内心忧郁时，独自翻开以前的那些陈旧的照片，寻找那一张张泛黄的光影背后的过往和沉重的故事。那些故事其实大多都带着霉味，至少是心理上多年的不快。这些不快，跟残疾的腿脚有关，跟从小就知道家庭与别的玩伴不同有关，跟贫瘠灰白的生活有关，更跟无数个日子里爷爷粗暴的喝骂声中祖母的无奈有关。但客观来讲，多年之后回过头，我仍然真切地发现，任何经历，无论好的坏的，对一个人而言，都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和意义的。就像对我影响最大的爷爷的浓稠得化不开的阴郁脸色、随时随地都会陡然而起的暴喝辱骂，当时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所以才会有被彻底激怒后和他对打甚至拼个你死我活的冲动。多年后我觉得这些经历的存在都有其客观性，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让我更早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免于沉浸在幼小的对亲情的虚无感觉中不能自拔。佛祖之所以能成为佛祖，就在于敏感的他能尽早经过生老病死的四门，尽早去感悟并实证宇宙真相。就在不久前，生过我的母亲歇斯底里地要跟我断关系，让把我结婚时给的一万三都还了回去，另外，我上卫校时她粜土豆资助的五百块钱也一并要了去。四十岁的我早已不像幼年时那么冲动和易怒，这段时间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反复权衡考量她说的“断亲”这件事，最终也只好轻叹一声，从事实上承认。基于这事，我反而觉得当年没有任何血缘的爷爷能在喝骂声中帮衬着养大我，最后也没有硬要求我还钱，毕竟还是有点人情味儿的。因为我深知，我在外打工回来总共给他的不超一千块钱，就算再加上在民政局给祖母办的只领过四年的优抚款，也不一定能将他十几年夹杂喝骂的养育之恩给彻底还清。只是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亲疏意识，那些年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人只要翻来覆去能想通，就什么都不是问题了——人活着，总要承受些什么。

说到相片，西间房门口正对的墙上斜挂着的一个木楞玻璃相框不能不提。由于无数个日夜的烟熏火燎、水汽蒸腾，那个相框变得有些旧和脏，有裂纹的玻璃也看不清了，破损处及紧挨着的相片都被熏黄。祖母去世几年后，那时我早已在外地打工，爷爷跟着三叔住到了新房，包括相框和大红桌等在内的一些老物件也跟着搬了去，我对它的记忆便只能停留在搬离前的07年左右了。那个相框里有几张祖母及其高平姊妹们的合影，大老姨还是个典型的小脚女人，也有祖母抱着我堂兄、她长孙的小照片，还有表妹和表弟几岁时可爱的单影，更多的则是她和我父亲当兵前后的母子合影，另外有一张内蒙战友原锁富伯父骑马端枪、头戴“火车头军帽”的戎装照。事实证明，读书较多、当兵入伍、眼界更开阔的我父亲当年是个有情怀的人，哲学、文艺、政治热情很高。这一点，加上他病逝后留下的大量书籍、当年和战友们的往来信件、西街村民的口耳相传等，能得到更立体更全面的佐证。入伍前他带着祖母去合影时还没戴眼镜，当兵期间在长治国营照相馆的合影里已经架上了一副黑框镜。笔管条直外加儒雅气质的他曾担任多年的部队文书，退伍后也长期干着村里副支书、民兵连长，但在我三个生日刚过完不久，他再也抗不过已经好几年的食道癌，最终在那个干冷的腊月撒手人寰。很小时候的一次，表弟和我抬头看相框里的相片，似乎疑惑又专门强调地对我说了句类似“这是我姥姥家”的话，我心里一沉，正不知道该如何对答，一旁的大姑立即扭脸，郑重地向他纠正说，这是你姥姥家，也是你哥家，记住了没？！大姑现在也已是六十六七的老人了，说话做事依然风风火火，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这一点，而更在于没念过书但敏感善良的她时刻都能尽量照顾到周围每个人的情绪，甚至能做到帮人之后都毫无痕迹。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时，一个老师问过我，想不想你爸？回去后我就跟祖母说了，祖母叹口气说，以后不管谁问，你就说不想，因为想也没用。她着重地安顿这句话时，我斜脸抬头，相框里一张军装站相上的父亲正一脸坚毅望向我。这声安顿、这个瞬间、这个眼神，从此也被我深刻地记在了心里。

（已然坍塌的西间房）

八、事关经济的两个卑微想法

关于这两间黑黢黢的西间房、关于一辈子都在隐忍着勉强生活的祖母，其实还有两件当时似乎像陈年墨汁一样浓稠得化不开的事，让年届四旬的我至今想起依然会十分感叹。余吾自古是个地广人多的大镇甸，我的儿时印象中一直同时有着屯留四中、余吾镇中两个初级中学，当时按照地理位置的不同分别称为东校、西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类学校，其基本条件都是比较差的，特别是住宿、吃饭这两件跟乡下学生密切相关的事。不说更早时候，就算我95年左右在初中时，四中的宿舍还是一长溜通铺土炕，男学生们撒尿，甚至有一半会流在炕上，那种怪味和阴寒湿气极易让人生病，冬天的煤火打理不慎还可能闹出人命大事。外边的厕所更是浊气熏天，甚至连个插脚的干地方都很难找，像我这样的腿脚不便者，每次下课去厕所都很紧张，生怕滑倒在那一片比西游记烂柿林还要腌臜的地方。学校后边因为是数百人的大灶，所以中午泡囊了的“焖锅”面条和早上夹带着老鼠屎的小米稠饭更是令人难以下咽。吃住条件的恶劣，让很多在余吾稍微有点亲戚的学生索性就离了校，没亲戚的也想法在外找个吃饭处所，成了跟镇上同学差不多的跑灶生。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一些亲戚或给学生做饭的家庭有了一些额外的收入，说得专业点，带动了地方经济。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除了给定量的麦子和米粮外，每月还会交五块钱的费用。但前段时间听一个年长我六岁的仁兄的说法，跟我记得的稍有出入。不管几块钱吧，说实在的，祖母那些年其实一直有给人做饭挣点钱补贴家用的想法。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她似乎和我几个姑姑还有正上初中的姐姐说过好多次，意思是一只羊要放、十只羊也要放，还能多少挣点钱。她还提前打听过，知道这些初中生们还有义务每天给主家把水缸挑满。但这件事直到最后，也未能真正实施。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家里的地方太小，稍微来个人就挪转不开身子，到时候真怕没有学生愿意来。而我心里的分析还有更多的一层原因：和我一样，祖母也是个敏感而自卑的人，尽管把家里打扫得一向干净整洁，但我们当时的一天三顿饭整体确实不很行，除了必须足量的盐，她甚至很少放醋，罐头瓶里的固体黑酱也不多，导致菜色经常很浅，味精更不用提，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味精这种东西的存在。学生们如果来吃饭，交粮交钱自不必说，但祖母可能也担心自己多年的做饭风格不会符合乡下正常家庭孩子们的口味。当然，这一点是我猜想的，祖母从来没有说过，但对她很了解的我觉得，事未办成似乎还真有一点点这个原因。祖母确实是个可怜人，从十二岁遇上北方大灾荒而被卖出高平家门开始，一辈子就几乎再没有顺利过一天。在她不得不为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孙辈、外甥起早贪黑做饭的年代里，确实也曾很激动地谋划或准备实施过给其他初中生做饭这件事，但黑黢黢面积太小的西间房首先在基本硬件上便无情地阻断了她卑微而热烈的想法。

不只是家里地方太小，就算是跟黄家西屋之间的过道也不宽敞。之所以提这个，也还是因为爷爷当年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没指望”的责骂。人都是会互相比较的，事实证明，没有比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存在。多年来和他关系都很不错的村西一张姓爷爷的孙子比我大两三岁，学习不好，但从小就知道想办法挣钱，是个在我爷爷眼中很“懂事”、很“知道闹腾”的好孩子。我记得夏天里他脖子上挎着小木箱卖过冰糕，有几年还在院里坍塌的西屋处养过兔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用长长的钩镰摘取槐花、榆钱、树叶。因为自小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我其实很早就深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一个“钱”字上。从中圪廊街口的郭家趸卖冰糕很不现实，毕竟我连自己走路都很困难。于是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左右时，我也曾像祖母准备做饭挣钱一样豪情满怀地准备养兔子，并多次到张家实地调研、仔细询问相关事宜。我确信只要手中能有一把长长的钩镰，城壕沟甚至村西岸上那些公家树木，是撑得起我这个小小的养兔愿望的。回去后，我低着头四处选址，外头院的菜地、鸡窝处都不行，坍塌后常年露天的南屋处也不行，那里离西间房太远，既怕黄鼠狼也怕晚上有人偷，不安全。只好在里头院西间房和黄家西屋间的过道处想办法，这里除了人行通道，靠墙处的石板上摆置着挑水用的两只大铁桶，还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狭小的空间几乎就没有再可以拓展的余地了。当时的我，心里长时间保持着一些小兴奋，甚至那种兴奋来得久了，都漫溢到了如今已四十岁的我的现在。只是慢慢地，这个兴奋又变作了失望和苦涩的心理：深知想法不现实、操作起来会有各种困难的祖母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然后叹口气，及时阻止了我的行动，而爷爷那段时间也一直没怎么吭声。那是我跟着他们在成人之前所做的唯一一件更接近现实、更可能让爷爷转变一点对我看法的事，但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沮丧却如释重负、无奈又理所应当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充斥着我的内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物质条件的是否具备是决定一件事能不能往后推进的先决条件，祖母想做饭挣钱、我想养兔子补贴，两个几乎已卑微到了尘埃中的小小愿望，就这样，在黑黢黢的西间房里还是被无情掐灭了。

（大院的鸡棚、鸡窝）

九、紧锁的老屋·悠长的记忆

婚后在女儿尚未出生前，我和挺着大肚子的媳妇专门回去过大杂院一趟，让她实地感受我当年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当时在西间房门口、窗户边、门外炉台、地楼旁的木梯边、里头院大门口、外头院的鸡窝、水井、坍塌的南屋等地方也拍下不少相片。从情感上讲，门外那个高高的炉台也是西间房的一部分，但从结构上说，它恰好位于西间房和黄家西屋山墙的中间，爷爷在上边也简单安着一个塑料布棚子。当年无数个日子里，尤其是在夏秋两季和后半个春天，祖母做饭、我烧火的事，就发生在棚子下的这里。一个夏天的某中午，放学回来的我脱下书包，从外头院井边的柴草垛上抱回麦秸，一个人点火烧水。当时祖母他们都在地里还没回来，可能去收夏了。外头院小亮的二姐玲玲进来，一脸赞许地不住夸赞，并问我铁锅里的水已经开了，你咋还在烧？我怔了一下，随即在脸红之前顺口就说，我想让它更开点。这炉台的另个炉膛里时常坐着一口炒菜用的黑铛锅，分量很重，天气热时每次揭开盖子，里边会因残留的油香而吸引一些蚂蚁。我和媳妇去时，因为爷爷也已搬离了好几年，炉台西边的半面墙都快倒了，塑料棚也早就掉落下来，两个圆形的大炉膛像睁开着的两只大眼。一旁的墙垛就在门口，上边依然是四棱铁钉，挂着那把扫帚苗做的荡满灰尘的洗锅刷子。黑色的两扇门板被一把铁锁连在一起，透过穿插着铁条的玻璃窗，屋里边就是那铺大炕，只是光秃秃的，连一张破旧的席子都没留下。

西间房里，连着砖炉故应有“通暖”功能但事实上堵了多年的大炕是我儿时的温床，这一点，不只体现在它能睡觉休息的价值上。有一段时间，我晚上一闭眼就感觉脑海中或眼前有规则、不规则的“更黑暗的存在”和无法言表的东西在旋转翻滚，而我本人则像正快速掉落黑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一样。我一次次被吓醒，脑门上全是冷汗，爷爷气呼呼的，祖母则叹口气，轻声安慰我不要乱想，并伸胳膊拽亮灯泡直至我再次睡着。这是我大概六七岁时的事，而等我十几岁甚至接近成年时，年高觉少的祖母则在临睡前或早上刚醒时，会经常喃喃着提起她儿时在高平老家的一些亲人和趣事。能听出来，祖母对她高平、潞城、安泽、屯留的坎坷一生和当年还算不错的童年充满了喟叹和神伤。每到此时，窗外夜凉如水、夜已很深，窗户下的蛐蛐都停止了低低的吟唱，或者天刚微明，见多了生离死别沧海桑田的太阳正准备从东屋的泥墙后露出脸来。在她七十多岁时，表妹也曾陪着她最后一次回到高平娘家，圆了她“在爹娘坟前磕几个头”的最终梦想。那些年，因为要尽量提防我晚上尿炕，祖母在我和那个礼帽样的黑尿盆之间操碎了心，伸手摸褥子和探胳膊快速拎盆，几乎快成了她睡觉时潜意识中的应激动作。

从早已不再明亮的窗户玻璃望进去，隔过大炕的一角，便是那张带着两层橱柜的大红桌子的靠墙位置，只是大红桌当时已随着爷爷搬离西间房。曾几何时，它在年少的我印象中是相当厚重或笨重的。我每天趴在上边写作业，明显细短的左腿便顺势搭在一旁的椅子上，只用右腿站在地上。仿佛那是一条假腿或一根拐杖，不用时就顺便仍在一边。我趴桌子写作业的姿势，也更像外边院子里一只单腿站立的沉思的公鸡。桌子上的靠墙处便是那个长条红漆茶几，雕刻着好看的镂空花纹，上边除了喜鹊登枝的长方形小钟表，还左右对称地摆放着三对瓷制用具：两只能上下分开的瓷苹果、两把头能取下来的棕黄色猫形调味壶、两个能放点小东西的白色凹盆形瓷具。而一边的绿皮暖壶时间太久了，里边积了厚厚的一层水垢，瓶胆容量明显降低。祖母每天中午先把暖壶里的水倒进锅里，把剩下的浑浊底子泼在煤池或门口，开锅后不用几下就灌满了。后来，年纪越来越大的她，活得也更加通透，而从表面上看，则更像个特别容易满足的小孩。二十岁后的我帮她办理了烈属优抚证，尽管只领过四年抚恤金她便与世长辞了，但那时候，她除了在想起半个世纪前阵亡于淮海战役的二祖父便有所伤感外，也算着实高兴过几个年头。特别是第一次领钱后的不久便是过年，她给年龄更小一些的外甥、曾孙辈们发的压岁钱，直接从五块钱变成了二十。她的长孙、我的堂兄当时已经有了孩子，他后来满脸惊喜地对我说，好家伙，奶奶的压岁钱突然翻了四倍，我才听说年前你在县里给她弄通了什么钱。心情这个东西很奇怪，那几年已经二十出头的我其实正处于人生的激烈彷徨期，找不到工作、没有就业和收入、压力很大，想在余吾娶个媳妇更是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但祖母这点喜悦还是无可阻挡地感染了我。对她而言，儿孙都是好的、亲的、可爱的，在对后辈的无私疼爱中，面相和蔼、身体羸弱的她却一往无前、勇猛异常。

那段时间，她经常也会坐在大红桌旁，跟正无聊地看旧《诗刊》的我说一些细碎的小事和趣事。能看出来，有时她甚至在没话找话，目的就是让我看开些，不要思虑过重。我某次从长治拿回一本当地某作家的散文集，这人曾和我父亲一同在内蒙当过兵，后来转业地方成了副处级领导。不识字的祖母在灯光下翻着印有作者照片的扉页定定地一直看，在赞许声中又夹着几声若有若无的轻叹。当时距我父亲因病离世已经快有二十年时间。有一次也是个晚饭之后，当时我好像已经在晋中榆次打工，可能是快过年的时间，祖母眯着眼托着腮帮子靠在大红桌上，小声问我，喝不喝酒？长大了，喝点吧！她脸上还是一片慈祥的仁和之气。我稍有些吃惊，这在以往的印象中是根本没有的，烟酒都算不良嗜好，长辈们一般是绝不会主动提倡的。祖母那次还说，你爸像你这么大的那几年在内蒙当兵，回来探亲偶尔也少喝一半口。我算个理解力不错的人，知道祖母其实是在尽量告诉我：你成人了，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挣钱养活自己，有些事，不管对错，你自己决定。而这一意图的表达，她是试探性地从少量劝酒开始的。只是我当时没有料到，闪过年的正月，或者是再过一年后的正月，祖母便溘然仙逝与世长辞了。就像文章开头说的，有些蹊跷的事，冥冥之中可能会有一些预感，七十四五的祖母也许真的预料到了来日无多，于是她才趁着我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有限时间，絮絮叨叨地安顿这、安顿那。最后那次，她也着重提醒过我三个事：二姑心脏病做了大手术，你该去看一下；成人了，脾气不要太犟，凡事看开些，在外更要善待自己；过年了，给你那外地小对象个钱，让人家买件新衣裳。而这一次后的闪过年的正月——这个时间我很确定——祖母便于一个清早去世了。

祖母最后就是在那个正月的早晨于小黑屋的这个炕上离开世界的，远在晋中的我到晚上才赶回来，并在轻抚她已然冰凉的脸颊后，将自己的一张免冠照放进了她的棺木中，就搁置在她安详睡去的脸旁边，等她一觉醒来，一扭脸就能看见让她养活、为难并心疼了多年的我。一辈子的缘分、几十年的亲情，在永别之前互相还是要留点东西作纪念的。这是我和祖母两个人的小秘密，其他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永别，有的只是一定意义上的暂时的时空阻隔，最终我也会长眠于黄土地下，像《寻梦环游记》一样，和自己挚爱的亲人在另个世界再次团聚并永远不分开。是的，往事并不如烟。我鼻尖一酸，努力将心绪放平，在跟祖母有关的大杂院的每个地方走走，尽量想一些关于她生前的愉悦开心的瞬间。如春夏之交她花每只五毛的价格买来养在纸箱中的黄绒球样的小鸡，到了晚上还得端回到家里免遭老鼠坑害；如我在小亮家吃醋柳（沙棘）过多而跑肚子，她从西间房拽着我胳膊赶紧往院外厕所走，刚到了地方我却说我已经拉完了；如过年前打扫了卫生，我会兴奋地将别人家用过的旧挂历一张张拆开，用图钉固定在酥松的土墙上，女演员林芳兵正是借此被年少的我深深记住的；如西屋老黄头去世那几天，毫不迷信的她却也学着别家老人的样子，将折回来的桃树枝掖在我的枕头下；如她担心我体质弱容易感冒，总是在每个炎热的夏季中午在院里喊，让我别大汗淋漓就躲在阴凉的风口……想着想着，关于西间房、关于祖母、关于我童年的的一切，还是忍不住让人迷蒙了双眼。

记忆中的西间房，从很早之前就是漏雨的，可能那时候我太小，刚开始觉得并不算厉害，只记得祖母会用一块块油布苫挡在被褥和炕上。后来长大些，才明白天上的雨水能先透过房脊房坡、后渗过木制楼板而嘀嗒在屋内炕上，其实已经漏得很严重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只要爷爷不怎么责骂，有些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夜晚我睡得还是比较放松的。等到十几岁有了更多的常识后，也跟祖母他们一样，曾经对房子的居住安全产生过比较严重的顾虑。爷爷精瘦的身板常常踩着黑板箱上的椅子，到楼上摆置一些盆盆罐罐用来接水，有时候雨实在太大，我们那个用几分钱铝币修补过好多洞的洗脸盆都用上了。记得祖母有几年埋怨过爷爷，嫌他一直拖，不趁着天晴的时候早点修补。爷爷用羊脂玉嘴的黄铜烟锅啪嗒啪嗒抽着旱烟，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后来确实修补过一次，是他和外院地楼的我三叔一起进行的。从学校回来，我看见地上堆着一大滩拌着麦秸的黄泥，旁边是一摞平常保存在坍塌南屋角落里的旧瓦，窗户外也正竖着那架厚实的木梯，再一抬头，看见父子俩正在房坡上忙碌着，他们的背后是碧蓝的一望无际的长天。尽管小黑屋早已经破败如斯，但修补总是要好于就那样放任自流的，那一刻，我像临近过年要穿新衣裳一样，心情缥缈舒畅甚至有些莫名的兴奋。从塑料棚下到了屋里，祖母正站在案板前低着头擀面，嘴上也正哼着平常难得一听的小曲。老人和小孩的心情是最容易被满足的，对于生活困窘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

（里头院的大门）

十、不是结尾的结尾

是的，不短了，该收尾了，但林林总总记录了这么多人和事，却依然忘不了地处余吾镇西街村南圪廊大杂院里特别是事关西间房的一些细节，尤其是那些年秋收后剥玉米叶子的情景。陈旧的房檐下、院子里，每一个干爽或湿冷的秋天，我和家人或我单独一个人坐着小凳不停地批着玉米。窗台下的长条砂石上，或院里成堆的玉米叶旁，祖母经常会提前给我放下一个月饼、苹果或梨。北方内陆的这个小地方，每年的秋收都错前错后地紧挨着本该团聚、喜庆的中秋时节，这也让我小小的伤感的心很自然便将月亮的清辉、院里的玉米、条石上的苹果月饼、祖母濡热的亲情以及“父亲离开又多了一年”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串联在一起，并一直延续在几十年后仍然清晰甚至更加历久弥新的记忆中。刚从地里用平板车拉回来卸下的玉米穗子，需要将层叠的外皮剥掉，只剩最结实的两三叶，每四个或每六个编系在一起。遇上淅沥不断的连阴雨天，我们只得把玉米用箩头拎回到西间房门外的小棚子下，靠着那个夏秋两季的炉台，在极其有限但稍微干燥的地方剥叶编系。天光暗淡，老屋沉默，玉米叶滴着水，也更加难剥，我的左腿也会因长时间坐凳子和天气原因而很快失去知觉，所以儿时的那些记忆充满了惆怅无奈甚至哀伤，是冗长的、潮湿的，也是阴冷的、深刻的。编系好的玉米穗要全部悬垛在外院井边的大槐树上保存和风干，永远阴沉着脸的爷爷年事已高，但又不得不扛出梯子爬上大树。不断往上拽着的粗绳、铁钩和玉米穗下，是我仰望的却对未来早已失去任何奢望的脸。青春之面容和苍老之表情，就那样硬生生合并展现在水井边槐树下的一个个湿冷或干爽的秋天里。

人都是这样，在熟悉时很少会去着重地端详一个人、一个事物，但当吃惊地发觉岁月和时光永远都回不去时，才能深刻感知它曾经存在的意义。十五年前祖母临去世前那个春节，她安顿嘱咐的几句话我至今记得都很清楚。也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尽量让自己变得平气一点，“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大而化之，我也在力所能及地将仁爱之心尽量施于这个世间。这些年我看过一些佛经，很多事上，能行更好、不行拉倒，努力过即可，内观的心变得更加平和。我活得并不“佛系”和消极，而是在保证物质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会努力追求内心的充实和精神的丰盈。人只要饿不死、冻不着就行，这些都无所谓，自幼在那样拮据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很能看开，这也是周围有些人说我活得还算通透、达观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但从小养成的敏感性格，依然让年届四十的我对自幼成长于斯的西间房及关于它的一切充满了怀旧的情愫和越久越深的喟叹，因为哪怕我至今依然都还只是在人生的苦海上飘荡的一叶扁舟，但也深知并能牢记自己是从哪里启航的，最初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

二叔打来电话说村里提议让尽早推倒西间房后的不久，就是十月初一的祭祖节日。从祖母他们的坟地烧纸回来，我专门把车开到了中圪廊我们的房后。西间房和小亮家的堂屋是连着的，昔日里青砖灰瓦黄泥墙的总共五间房舍，已然作为一大堆黄土的形态呈现在我的面前。越过黄土再往南看，原本青砖铺就的里头院却早已长满了细槐树一样高的木本植物。人与自然，可能真就是进退相宜的共生关系。圪廊很窄，我没有停车，在缓慢前行中始终将视线牵系在属于我的人生最源头的那堆黄土——不，那个已然倒塌却终归不朽的曾经黑黢黢的西间房上。不需要努力搜寻，时光旧影和童年的碎片便齐刷刷闪现出来。个人的一生、家族的源流，一定会经历不少的迁变和留驻，就如邢台王姓翻越太行又寄居安泽最后落脚屯留一样。我知道自祖母离世后，余吾西街早已不再是我的栖身之地，但南圪廊大杂院特别是那两间黑黢黢的西间房，曾经它是那样窄曲、渺小、破旧、寒微，却足以用像祖母一样忍辱负重的低姿态、柴米油盐的烟火气、掺杂幸不与幸的旧时光，来成为我心中永恒的丰碑和圣地。

2021-10-13起笔，2021-12-15截稿